在很多中产家庭家长眼中，重点高中尖子班意味着一种确定的人生路径：成绩、名校、未来。
但在这条看似笔直的道路上，有一些孩子选择停下来。他们不是不想努力，也不是吃不了苦。
他们曾经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却在某一天发现，自己再也无法走进校门。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位北京海淀区重点班的高一学生告诉他，班上30多人，像他这样不上学的有两三个，“还有十几个在硬扛，随时可能崩溃”。
南方都市报曾采访过一个关注青少年抑郁及家庭支持的心理平台，负责人透露“在我们开展的休学青少年复学项目中，来自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孩子占到了三分之二。”
我们找到了几个曾经从重点高中“消失”的年轻人。离开之前，他们都是那个最被看好的孩子，但某一天，他们中有人选择休学，有人选择退学，有人开始寻找另一条道路。
妈妈说：我架着你去上学
白灵清楚地记得那天她从学校回到家，喝了两口常温牛奶，直接吐了。半夜又爬起来吐了三回。第二天早上，她穿上校服，喝了点药，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想到去上学，我就非常恐惧”。
白灵的母亲坚持要她去上学，以为像小时候不想上补习班那样，把她拽过去就行了。“人家其他同学的家长都架着孩子去”，妈妈说，“我也架着你去。”
白灵躲进家中衣柜，全身发抖，嘴里反复说：“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白灵是某省实验高中尖子班的学生，年级前五十，有冲击清北的潜力。多米诺的骨牌从高二一次网课上的“跑神”开始——没跟上进度，作业也没交，老师点名批评，巨大的愧疚感涌上来。她开始逃避，用网络小说填满生活的所有缝隙：“如果我不看，脑子里全是我什么都不会，我要死了，我要被所有人抛弃了。”
回学校参加测试，她已经从年级前五十掉到两百多名。退步的痛苦，只能继续用“沉迷小说”来抵抗。
后来，做了很多次心理咨询，白灵才慢慢理解，自己当初崩溃的根源在于一种“完美主义的崩塌”。这个词藏在她成长的每一个缝隙里：小时候不想刷牙，妈妈会打她；一次小测考了80分，妈妈会一直催她把错题整理好，不会的赶紧去问老师。
“完美主义的意思是，害怕做不到。做得好才配被爱。”
白灵把母亲的要求内化，母亲是对的，高中就是来学习的。高中前两年，她没有休息时间，周末用来补课，作业只能利用课间的时间写，连跑操的时候脑子里都在复习上一节课的知识。
“但还是觉得不够努力。现在想想，到底要把自己压缩成什么样才算努力？没有人教我要怎么没有愧疚感地和自己相处。”
程风也有类似的经历。程风形容高二那年夏天，南方的闷热潮湿黏在皮肤上，像一层揭不掉的膜。教室里的灯管永远是冷的，白惨惨的光照下来，冷漠无声。
一次小测没考好，数学老师把她叫到了走廊上。走廊上偶尔有人经过，投来匆匆一瞥。“你为什么做成这样？”老师说了很多，她只能看见老师的嘴一张一合，脑子里重复着一个念头：很丢脸。
从小到大，程风都是让父母骄傲的孩子。中考失利，没能去全省第一的高中，最后上的依然是一本率百分之百的名校。她不服气，想在高一下学期分班时冲进尖子班。每天学到凌晨十二点半，早上六点半起床继续。“纯靠浓茶吊着，喝到最后已经对浓茶免疫了。”
进了尖子班，她所有时间都用来刷题，但不管怎么努力，依然是吊车尾——全班五十五个人，她考四十名。她承认自己可能真的不是特别聪明的学生。
更让她窒息的是班级的氛围。同学们按成绩抱团：数学好的扎一堆，化学好的扎一堆。她成绩垫底，不属于任何小团体。每天都有考试，每次都有排名，考完之后大家就凑在一起打听分数，哪怕平常根本不讲话，“生怕你比他高一分，排名超过他。”
“往往是优等生才容易得抑郁症。”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许多成绩好的孩子往往有完美主义、强迫行为。孩子如果为了追求完美，过于紧张，情绪就会大量消耗，影响他把能量放在学习上，然后出现恶性循环。”
孩子的问题，往往是父母的问题？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程风在看到一篇网络上的文章后，一个念头转得飞快：也许可以试试出国。
父母最初不同意，担忧她出国没办法照顾好自己。但最终，爸妈妥协，允许她“对另外一条路做尝试”。程风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去上雅思课，“学校的课程我也没有松懈，只是多准备一条路。”雅思成绩6.5分，不算亮眼，“但足够让这条路走通”。
收到澳洲学校无条件录取通知的时候，程风刚结束一场大考。她借口肚子疼向老师请假，独自坐上地铁回家。晚上妈妈下班回来，她躺在家里说：“拿到offer了。”
妈妈问：“你想好了？”
她说：“想好了，明天就不去学校了。”
程风承认，当时退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逃避，离开学校时，她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那座校园：“她很美，是四大名校之一。”
白灵的离开过程更加漫长。母亲每天都在哭，她不明白一直好好学习的女儿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儿沟通，“感觉她的头发都白了好多”。
直到白灵躲进衣柜发抖那次，妈妈终于意识到：孩子可能是生病了。妈妈带白灵去做心理咨询，她让咨询师帮白灵做学习计划，想方设法把女儿推回学校。
心理咨询师说，孩子的问题，基本上是父母的问题。之后白灵的父母也开始做心理咨询。她的母亲也不再要求白灵去上学了。
高三上学期末，父母和咨询师建议白灵休学。“我当时松了一大口气。”如果不休学，6月就要高考，“我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
杨东兴在高二选择离开学校，在家自学参加高考。高二那年，他考进了学校里的尖子班。但在新的班级，他被针对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带头给他起外号，孤立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娘炮’。”
另一方面，他觉得班主任在区别对待。杨东兴记得在班主任任教的历史课上，他站起来讲一道题的解题思路，刚开口说了三个字：“我觉得”，班主任打断他，“你不要说什么‘你觉得’，题干是这么觉得的吗？”然后让他到教室后面罚站。
杨东兴心里很不服气，别的同学也这么说，甚至表达更随意，但班主任会夸那个人，“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少年的敏感与自尊心让他难以忍耐，最严重的时候，他看到班主任，双手忍不住发抖，“笔都拿不稳。”那门课完全听不进去了，“脑子里全是这个人。”
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高二开始自学，考上了北大。他觉得自己也可以。经过一周的思想斗争，回去跟妈妈说。妈妈不同意，但没拗过他。“我觉得休学的决定是我在对自己进行自我保护，当时在学校已经很难再待下去了。”
杨东兴是“偷偷”休学的。妈妈觉得很丢人，不让他告诉任何人，包括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家里有人来做客，问起“怎么没去上学？”妈妈就说他等下要去补课，搪塞过去。而杨东兴在心中暗暗卯劲，自己一定可以靠自学考上一个好大学。
接纳不完美
高三冬天休学后，白灵在家里躺了几个月，做了些“没有任何意义但觉得有点有趣”的事。
母亲每天早上出门前在桌上留一张纸条：有时候写“爸爸妈妈最爱你了，不论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有时候写“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你自己”；有时候写“我们永远在背后支持你”。
父母的变化是白灵后来能好起来很重要的因素。那一年，母亲也在学心理学、做咨询，她没有给白灵的休学时间设置限制，父母给了白灵极大的安全感。
那年暑假，心理咨询师给她办了一场成人礼生日会，请了她所有的同学，同学们都已经结束高考。每个人都录了一段祝福视频，很多人说：“我也能理解你的痛苦，我或多或少也有。”白灵知道自己不是孤例，父母、老师也没有提让她上学的事情，“他们没有给我压力，我开始给自己解绑，可以接纳自己不那么完美。”
她开始觉得自己需要回到学校了。当时她看电影《热辣滚烫》，胖女孩走在街头，看见各种各样的小吃店，大妈在跳广场舞，“她只是在围观别人的快乐，与自己无关。”白灵看那段就哭了，休学就是这样，没有人际关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与世界游离，“我需要一种被认可的安全感。”白灵决定复学，跟着下一届重读高三。
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有没有考上重点高中之后辍学，或者转学去普高职高？”的提问，下面一百多条评论，学生们书写自己的经历和痛苦，最终复学回到重高的寥寥无几。
杨东兴坚持在家自学。脱离群体后，他发现很难把握学习的节奏，“没有参照物，不知道同学们的进度到哪了。”孤独感也涌了上来。最初，他把自己逼得很紧，一天布置了三天的任务量，拼命去做也没有完成，“很崩溃，很烦躁。”
他就用看小说、刷手机来逃避，“当时就是不想学，但其实也不想玩。独自在家学习的大多数时间是不顺利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情绪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带着情绪去学习的。”
后来，他找了个方法，坚持回学校参加月考，“可以通过排名来衡量自己的复习情况。”他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年级的二十名左右，就这样坚持自学到高考。
休学也可以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
一次心理咨询中，咨询师给白灵设计了一个场景：和儿时的自己对话。白灵看见很小的自己，一个人站在广场上玩，没有人陪伴，很孤独。那个小孩子抬起头，问她：“你为什么不选文科？”
白灵哭了。“我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感觉，克制我对理科的厌烦，只为了一个更高的分数。那一刻我觉得很委屈。之前两年取得的好成绩，只是为了别人的赞赏，我把自己抛弃了。”高一选科时，家里专门请了选科指导。那个人拉了一张表，说：“选理科，这些专业你都能选；选文科，只有那么一点。先考进去，把分数考高点再说。”
白灵意识到自己喜欢语文，她喜欢老师讲苏东坡、屈原，士大夫们的情怀，她记得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里描写的叶子“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在语文的世界里，它以美为准，以人性是否自然为准。评判标准不再是你考多少分、能不能上好大学。”
等新学期开学，她转到了文科班。新班的班主任出于保护，只把休学的事告诉了她的同桌，但白灵自我介绍时主动说，自己是休学回来的，“我当时已经比较能接受休学这件事了”。
但每天早晨，她仍然需要鼓起巨大的勇气，“硬着头皮坐上电动车，赶紧进学校。要不然，看见省实验那个门就会开始难受。”但想到以后可以去读中文系，她又有了力量，“它支撑我每天中午从午休床上爬起来。”
她的成绩回不到从前了，一次小测二十道题错了十五道成了常态，“我一遍遍告诉自己，不要太在乎成绩，不要因为考得不好而嫌弃自己。”整个高三，她都在做一件事：和过去的自己切割，“我告诉自己，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我已经不一样了。”
去年6月，白灵高考考了634分，“如果我高一考到这个分数，我会觉得考得太差了，会崩溃。但高三的我看到这个成绩真的很开心。我知道自己可以读一个不错的中文系”。白灵最终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读中文专业。“现在回头看，休学变成了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它改变了我的家庭环境，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感受，找到了喜欢和愿意做的方向，多了很多新的思考和体验”。
杨东兴最终去了一所211高校，身边的人都觉得他考得还不错，但在他心里，他没考好。他一度无法与自己和解，为什么当初被霸凌时自己没有更勇敢一点反抗？休学的规划考虑得还不够周到。在大学读了一年后，他终于写下，“17岁的小孩，我不怪你。”
那年9月，程风踏上了去澳洲读书的道路，预科过得如她预想的轻松，“几乎是玩了一年”，她顺利升到了一所排名还不错的大学，“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的成绩可以申请澳洲所有的大学。”
但生活上的麻烦不断。最初她住在学生公寓，遭到德国室友的歧视，经常冤枉她弄脏公共区域，程风忍不住大吵了一架；后来她自己找房子、租房子，搬家时买了冰箱，跟搬家公司说送到“67栋10单元”，结果对方送到了“10栋67单元”，冰箱没了，对方不给赔偿，还让她付运费，她只能不停地写投诉信，“后来也不了了之，重新买了一个”；今年还遇到入室抢劫，电脑被偷走了。在澳洲，她学会了一种心态：“有困难来了就解决困难，允许一切发生，接受一切。”
她依然会焦虑，刷国内的社交媒体时，看到大家都在讨论大学生要怎么实习，那些求职规划的主播，说“学历评分，需要什么实习，几段......”她打算等澳洲放暑假时，回国投简历，争取搞一份实习。
程风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发到社交网络上后，有很多高二的学生找她，表达自己压力很大，很迷茫。“我只能告诉他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但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他们不要轻易放弃读书。”
采访、撰文：Ya
编辑：Seba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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