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Jun做了一个不太主流的决定——从内地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裸辞，来到香港工作。
Jun本科就读于北京一所大学，研究生毕业于香港一所排名前三的大学。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在内地一家互联网公司，成为一名程序员。
硕士毕业时，他回忆那时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基本上都回了内地”，互联网行业的薪资诱人，职业前景十分清晰。在Jun看来，香港，物价高、房子逼仄且租金高昂、科技氛围远不如内地，怎么看都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Jun做出这个决定的时间点，恰恰是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式增长的时期。自OpenAI推出ChatGPT以来，生成式AI迅速席卷科技行业，中国内地的AI创业公司和头部科技企业纷纷加码布局，大模型人才供不应求，百万年薪的offer层出不穷。对于程序员而言，内地的发展机会之多、薪资涨幅之快，可谓前所未有。
在这样的背景下，离开内地、前往科技氛围相对薄弱的香港，更显得“非主流”。但Jun还是来了。
他是广东人，讲粤语，香港离家近。但真正驱使他离开的，远不止如此。
“看不到35岁以后的路”
在内地互联网大厂待了一年半出头，加班是常态。Jun并不是不能吃苦的人，但真正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在35岁失业之前，他可能根本赚不到足够多的钱。而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却始终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
“职场斗争、PUA这些事一直都在发生。”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因为这些负面情绪在他内心里早已经完全消化掉了。
回忆起七八年前的互联网行业，他认为在互联网公司觉得累，至少知道累是有收益的：“干到某个职级，收入会增加，可以买房，甚至接近财富自由。”但到了他所在的这两年，情况变了。“即使非常努力，也升不上去。上升变成了一张大饼。”
作为程序员，35岁焦虑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剑，每个人都看得见，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来。Jun说，他完全看不到在35岁之前，能在财富上实现比较多的收益。而与此同时，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却一天比一天重。
他所在的公司绩效导向极其强烈，个体之间的差异被拉得极大。绩效好的时候，年终奖可以有十个月；绩效不好的话，后20%可能直接就被裁员了。
“当利益被拉得这么大的时候，”他说，“自上而下、平辈之间，都会催生出很多压力。职场竞争、办公室政治，全都来了。即使你不去争最好的绩效，你也担心自己被裁掉。如果你背了房贷，那种恐惧感会更强烈。”
他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同事。收入看起来不错，咬咬牙上了车，结果房价跌了，裁员潮又来了。他说，“即使看起来收入很高，但生活压力各方面都挺糟糕的。”
也是在这份工作中，Jun的身心开始发出警报。他患上了轻度抑郁，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经常胸闷，有时候会发抖，想到工作上的事会觉得恶心。他太累了，没有自己的生活，也看不到希望，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越累越想逃离，但因为太忙，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怎么逃离，结果变得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要何去何从。
公司当时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他去看了。但后来他发现，那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我需要的是打破那个循环——没有个人时间，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Jun裸辞了，但他选择香港，背后有三个具体的原因。
第一是工作强度。“在香港基本上是6点下班的占大多数，在内地好像很难找到一个不加班的公司。”在内地，所谓“965”只是理想状态，更多时候是“995”起步，周末还经常有事。
第二是职业寿命和压力。“内地的职业临界点就是35岁，在香港会有一种资历越老越吃香的感觉。”他讲了一个故事，一家香港互联网公司来港中文大学招人。上台的是一个看上去50多岁的程序员，“头发都白了，但是精神比我们更好”。那个画面在他脑海里留了很久。
第三是发展可能性。Jun并不否认，科技行业里，内地工资高于香港，技术发展也更前沿。但他觉得，香港的发展可能性更多——在各行各业，不一样的发展路径，甚至会有不一样的可能性。“它不是科技行业发展的地方，但地产、金融、零售这些支柱行业里，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机会。”
Jun的家人、朋友和前同事都很支持他离职：“大多数人都想逃离高压的工作环境，天天说‘我要离职’，但真正找到别的出路的人不多。所以我的选择，看起来还有点意思。”
他补充道，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他所在的公司就有很多员工建了好几个微信群，讨论怎么去香港工作。
“工资没涨，时薪涨了25%”
Jun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Jun的月薪与内地相差不大，但由于加班少，工作时间明显缩短，税收政策也有所不同，折算下来，他的时薪反而高了约25%。
他算了一笔账：假设在内地互联网大厂做到年薪100万元人民币，高收入人群边际税率较高，再加上社保等支出，“到手没剩多少了”。而在香港，最高税率大概在13%到17%之间，再加3%的强积金，还有各种抵税项目。
另一方面，要在大厂做到年薪百万的高管难度之大，即使达到了扣税后所剩无几的水平。
但他也承认，香港的生活成本确实高。最大的开支是房租——他住在一个有补贴的地方，月租近一万港币，如果没有补贴的话，就要一万多，而且房子非常小。《东京8平米》里的境况，也是他目前的生活状态。
“房间很小，但其实住得很舒服，我也没有多少时间在房间里。”为了节省开支，他主要做的是“降低物欲”：“香港这个地方，你只要物欲高，想怎么花钱都行，控制一下奢侈品消费、外食以及聚餐频率，主要开支就是房租。”
采访中，Jun好几次强调，钱不是他做决定的主要原因。真正重要的，是他从内地跳到香港后，整个人的状态变了。现在，上班时间是朝九晚六，偶尔遇到紧急项目需要加班，也会有补偿或调休。“整体职场氛围更加规范，”他说，放假、年假各方面都更友好。
很多香港企业，尤其外企，年假普遍在14天左右，加上各种节假日，很多假期和内地刚好错开。这对喜欢旅行的Jun来说是一个重大利好——拼一拼，一年能出去旅行七八次。“有时候三天的假，甚至一个周末请一两天假，就可以飞一个地方。香港机场太方便了，飞国外、飞东南亚、飞日本，经常比内地飞上海还便宜。”
在内地的时候，他的生活节奏是完全不同的。周末起码要躺一天，剩下一天不知道干啥就过去了。现在，他每天下班后都可以想自己要干什么——哪怕只是去做个运动，或者去玩点什么。
以前的他不敢运动，“太累了，网上新闻看多了，觉得运动会猝死。”现在基本保持一周三次锻炼，“整个人精气神都好了”。他的朋友也发现了他身上的变化——“精气神不一样了，整个人开心程度完全不一样。”
他对“购买力”有一个独特的看法。如果只谈实际购买力、性价比，那内地有些地方消费力更高。但他提出了另一个概念：“钱能买到开心的水平。”
之前，他的工作时间至少是“995”，周末还经常加班。因为没有个人生活，赚了钱往往会报复性消费，填补内心的窟窿。他身边的很多同事会买大额物品—奢侈品、电子产品、很贵的食物。“但那些钱真的买到那么多开心吗？”他不确定。
“香港整体消费水平更高，但我觉得每一块钱能买到的开心的水平是更高的”，他有足够多的时间去支配自己的生活，每一分钱花出去，都能带来实实在在的体验——一次旅行、一场运动、一顿和朋友的聚餐。
当一个程序员转行金融业
“如果志向要在AI领域有大成就，那肯定要选择内地，”他承认，“从打工人的角度，我觉得打工和生活要平衡，香港更适合我。”
他不回避香港的短板。“香港没有技术氛围”“香港的科技就两种：一种是科研导向的，依托高校，水平很高；另一种是业务导向的，就是在金融、零售、地产这些支柱行业里应用技术。”
近期，Jun转行入职金融业。他目前的工作，恰恰就是第二种——在金融行业里，用AI去给金融业务提效，挖掘增长点，“这也是香港可能性更多的一个体现。”
这种感觉，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适应。
Jun给想要走同样道路的内地程序员一个忠告：不要把香港想成乌托邦，刚在这里上班，工资和机会没有那么多，这里不是（身心俱疲的大厂人）唯一的“解药”。
在港中文大学读研时，他的内地同学们，大概有30%的人受不了香港——太窄、太挤、什么都贵，经常跑去深圳；但也有20%到30%的人觉得香港真的很好，一定要留下来。
Jun是广东人，他在香港面临的文化冲击比大多数人小得多。但要融入香港本地并不容易，港漂之间更容易一起玩。
如果重新选一次，你还会来香港吗？
“肯定会，”他从未后悔这一决定。他甚至有意地屏蔽了内地科技公司的招聘信息。“我知道内地现在AI很火，最近一两年也能开很高的工资和涨幅，但我选择不去。我不听，我不看。”
的确，香港不是一个乌托邦。它小、它贵、它的技术氛围远不如内地。但对于一个想要在30岁之后重新学习生活的人来说，这里可能是比深圳更好的选择。
一个程序员可以在六点下班，然后去运动，去旅行，去看看那个他曾经因为太忙而忽略的世界。
采访/撰文：明亮
编辑：Sebastian
文中插画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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