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届戛纳电影节于5月23日落幕。这是一场主竞赛4部影片入围的日韩电影大年，最终日本导演滨口龙介的《突如其来》诞生了两位最佳女演员奖，日本女演员冈本多绪也成为东亚第三位戛纳影后。备受瞩目的德国女演员桑德拉惠勒主演的《故土》也摘得戛纳最佳导演奖。我们邀请了三位前线影评人，来聊聊这几部电影。
突如其来 ⭐️⭐️⭐️⭐️⭐️
影评人：德小科
日本导演滨口龙介正处于势不可挡的事业上升期，过去五年，他凭借《偶然与想象》《驾驶我的车》《邪恶不存在》接连获得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的重要奖项，其中《驾驶我的车》更摘得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今年五月，滨口龙介携长达196分钟的新作《突如其来》重返戛纳电影节，向金棕榈发起冲击，这亦是他首次尝试与法国演员合作，采用法日双语拍摄的作品。
影片改编自书信集《突然感到不舒服》，作者是日本哲学家宫野真生子与人类学家矶野真穗，宫野真生子因癌症去世，本书凝结着两位学者关于死亡与偶然性的深刻哲思。滨口龙介将故事背景移植至法国，《突如其来》不仅是一部关于女性精神联结的公路漫游，更是一次极具野心的跨文化对话实验。
影片的叙事锚点建立在极其扎实的医学人文视域之上。法国凯撒奖影后维尔日妮·埃菲拉饰演的巴黎养老机构负责人玛丽-露，正致力于推行一种名为“人本照护”的前卫临床理念。在这个缺乏人手、受利益制约的医疗体系中，她试图将老人从被管理的衰老肉身，还原为拥有基本权利的个体，然而这些改革遇到了来自养老院内部资深护士的反对，电影抛出的第一层问题便源于生动的职场生态考察——在资源匮乏的系统性衰退面前，理想主义的个体关怀究竟能走多远？
当玛丽-露偶然结识了由冈本多绪饰演的日本实验戏剧导演麻里后，影片正式切入了滨口标志性的文本场域：戏中戏的同构，肢体表演的延展，对“第四面墙”的打破与重塑，这些带有强烈作者印记的手法不断出现。
麻里是晚期癌症患者，在生命的倒数时刻，她平和地面对风险，甚至坚持戏剧创作，追求充实而无悔的生活。影片的重场戏包括一段漫长的对话，两位女主角迅速热络起来，通宵畅聊，在法语与日语之间无缝衔接，交换对于宏大抽象议题的深刻理解。
不可否认，庞大的文本对观看构成了挑战性。世界首映期间，有不少缺乏耐心的国际观众在开场90分钟左右便因这段超长的对话而纷纷早退离场。但对于真正沉浸其中的人而言，这绝非一场枯燥的“学术讲座”，反而充满了节奏性与趣味性。
在这个效率至上的焦躁时代，滨口龙介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缓慢地阐述着更具争议性、甚至更为激进的照护伦理。面对一个明知不可能被撼动的庞大系统，面对注定走向衰亡的不可能的生命，我们凭什么在此时此刻依然选择依存与相信？滨口没有给出虚假的乌托邦承诺，他只是温柔而决绝地剥开世俗的沉疴，展现了个体如何在看破这一切后，依然选择带着尊严前行。正如片中麻里所讲的的两句台词，一切宏大的探讨最终都坍缩为对具体生命的无限眷恋，足以穿透所有的理论与雄辩：“我始终还是对你一无所知……我想活下去。”
奈义日记 ⭐️⭐️⭐️⭐
影评人@圆首的秘书
日本导演深田晃司的新作《奈义日记》作为今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第一部作品进行展映，可以说为整个电影节带来了非常好的氛围，预示了戛纳“大年”的诞生。
深田晃司从十几年前起就已经是国际电影节的常客，2016年，其作品《临渊而立》入围“一种关注”单元，2025年的新作《恋爱裁判》入围戛纳电影节“首映”单元，到此距离主竞赛只有一步之遥。而今年的《奈义日记》无疑是深田晃司近些年来质量最高、最值得玩味的作品之一。故事讲述在东京与台湾作为建筑师活跃的友梨（石桥静河饰）前往奈义町，与雕塑家寄子（松隆子饰）相会之后发生的故事。友梨的前夫也是寄子的弟弟，二人在友梨婚姻破碎之后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此次友梨前来担任寄子的雕塑模特，同时也与寄子的青梅竹马、早年丧妻的好浩（松山研一饰），好浩的儿子春树及其挚友圭太相遇，逐渐发展出一段段美妙动人的故事。
令人玩味的是，电影节艺术总监蒂耶里·福茂似乎是有意将法国导演夏琳·布儒瓦-塔凯的作品《一个女人的生活》放在《奈义日记》之后一个进行放映，大概就是想让观众和影迷看到东西方的情感表达方式之间存在多大的区别——在布儒瓦-塔凯的镜头里，西方人的情感是那样直接充沛，而东方人的情感又是这般内敛含蓄。
对笔者来说，恰恰是这种特点造就了《奈义日记》的精彩纷呈：无论是友梨和寄子，还是寄子和好浩，抑或是友梨和好浩，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初看上去既没有明确的走向，也没有表情上的暗示，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又觉得每个关系都有更多的可能性；实际上，创作者早已暗中开始编织，人物的情感和欲望早已乱流涌动，只待一个机会就可以迸发出来。
正如影片第一个场景：一片草地，一条道路，一间房屋，画外飘出几个简单的音符。就在观众以为电影的主题旋律已经响起时，深田晃司切换了镜头，我们发现那些音符只是调音师在钢琴上随意按下的。《奈义日记》的基调在此已经确定：没有哪几个人物之间会涌现出确定的情感（无论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在一片盎然的自然生机中，只有慢慢生长的突触，游走、交织、试探，直到影片的最后一刻。
盒子里的羊 ⭐️⭐️
影评人：马光辉
《盒子里的羊》故事设定在近未来的日本小镇：一架运输无人机将包裹精准送至绫濑遥饰演的建筑师家门口，里面除了她预定的商品，还有一份来自REBirth公司的“精准投放”广告。这家借助人工智能开发人形仿生机器人的企业，向三千个因意外失去亲人的家庭提供免费试用机会：“复活”死去的亲人。对绫濑遥与丈夫大悟而言，被复活的是两年前去世的儿子翔。至此，影片几乎穷尽了其科幻表皮，而进入到是枝裕和的舒适区：代际之间必然产生的遗憾。为此，他搭建了一个看似平静、却略显诡异的小镇：临海，却被山遮蔽海景；流浪猫经常出没（这在日本并不常见）；废弃学校成为仿生机器人的聚集地。
片名出自《小王子》：小王子始终不满意飞行员画的羊，直到对方干脆画了一个盒子，说“羊就在里面”，他才终于满意。盒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看者如何去想象其中的羊。这也是一种对作者权力的放弃，意义的完成，被交给了读者。放在影片中，翔就是那个“盒子”。“父母”不断把自己对于“儿子”的记忆与亏欠投射其上：绫濑遥迅速接受他的存在，但渐生疑虑，而大悟则从抗拒逐渐转向接受。这是影片着墨最多、最典型的是枝裕和路径。
但影片真正耐人寻味的，其实是另一条被轻轻触碰的线索：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具备某种主体性，那么谁才是“盒子”？或许翔也可以是阅读者，而所谓“父母”，不过是等待被理解的人类容器。
问题在于，这条“非人视角”的线并未真正展开。影片中反复提到却从未在家中现身的猫“奥赛罗”，最终与其他流浪猫出现在机器人聚集的学校里。猫这种高度独立、始终无法被彻底驯服的动物，在这里几乎成为仿生人的镜像。
当影片最终以一场出走收尾时，本应通向“人工智能如何理解人类”的第二条线，也只能浅尝辄止。这让《盒子里的羊》停留在了一部关于人类失去与哀悼的作品，而没有真正迈向更危险、也更迷人的未知地带。虽然这个未知地带必然导向一个难题：作为创作者的人类如何去想象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能动性？
希望 ⭐️⭐️
影评人：马光辉
罗泓轸的《希望》究竟能给什么带来希望？影片从调查一头离奇死亡的牛开始，由在《哭声》中似曾相识的笨蛋警察开启一场充斥血浆、误判与无厘头行动的冒险。
《希望》能给某种新的电影带来希望吗？开端即高潮的结构确实另类，但当高潮持续一小时，惊悚调度也不可避免地滑向重复：相似的追逐、相似地进入蕴含着危险的黑盒子、相似的血浆喷溅。在一前一后两大段打戏中，那些怎么都打不死的人类主角，和永远追不上人类的运动频率已接近鬼畜的外星人，共同构成了一种看似失控、实则相当机械的类型运动。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某种新的邪典，但影片里的无厘头段落始终只是主叙事上的装饰，无法真正带出危险的分叉，也就很难生成真正的“邪”。新意往往诞生在岔路上，而不是不断展示岔路，却始终沿着主路前进。
《希望》能带来一种新的未来想象吗？面对可能在未来降临的外星人，影片仍然给不出敌我二元之外的阐释。这条路早已被好莱坞反复走过，也正因如此，维伦纽瓦才需要用《降临》重新打开“沟通”的可能。但在《希望》中，沟通先是被各种插科打诨不断延迟，随后又被暴力彻底抹除。问题并不在于角色所代表的人类有多么贪婪，而在于创作者的类型惯性最终压倒了想象力本身。
那么，《希望》能给戛纳主竞赛带来新意吗？作为戛纳第一周周末的最后一部首映电影，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怪物，一种异类，以一种出其不意的策展方式冲出重围，用一部并非喜剧、却令人频频发笑的电影，强行改写了记者们的观影体验。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这部电影不是出现在戛纳主竞赛，它是否还会如此轻易地被冠以“邪典”的美名？那些围绕它产生的两极化讨论，究竟来自电影本身，还是来自主竞赛光环对观看方式的重新塑形？
故土 ⭐️⭐️
影评人：马光辉
黑白摄影、精致构图、4:3画幅、精简叙事、古典音乐……这些常被贴在波兰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电影上的标签，在《故土》中几乎一应俱全。
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冷战初期的1949年夏天，移居美国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重返这片被纳粹洗劫过的“故土”，从法兰克福到魏玛，穿越“两个德国”，并在歌德诞辰200周年之际，分别出席两场歌德奖授奖仪式。一西一东，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共产主义。托马斯·曼与桑德拉·惠勒饰演的女儿艾莉卡开着一辆轿车，从法兰克福的开放、自由，驶向魏玛的谨慎、审查。
只可惜，这样一部距离历史现场已有近80年的冷战叙事，能够承载的历史想象实在有些捉襟见肘。影片几乎无法提供刻板印象之外的任何信息，叙事也被封闭在“两个德国”的二元对立之中。
托马斯·曼的儿子克劳斯在二战浩劫之后发誓再也不踏足“故土”，却仍在法兰克福的观众席上远远旁观父亲在“废墟”之上慷慨陈词，随后服毒自杀。那是一个信仰全面坍塌的“无法再写诗”的时代，克劳斯唯有在巴赫的音乐面前，才能感到某种残存的神圣性。因此，电影在东德一座乡间废墟教堂中，以走调的管风琴演奏巴赫众赞歌《耶稣，人类渴望的喜悦》作结，的确是最自然的选择；当然，也是最顺拐的选择。艺术再次被推向了解药的位置，成为意识形态的、符号化的、宗教化的安慰，却恰恰不再是艺术本身。
编辑：Be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