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源没结过婚。
年轻的时候，他没打算独身。“多种因素吧，一个是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好，另外一个可能是我的性格比较孤僻，没找到合适的。年轻的时候想着赶快挣点钱，忙着忙着就把这事给耽搁了。”
他是真的一直在忙着挣钱。张善源自学了工业缝纫机维修，起初在服装厂上班，后来调到了一家职业学院。上个世纪，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赚外快”。一家农村服装厂刚购置的做西服扣眼的机器在运输途中摔坏了，在当年，那是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值好几万元，没人会修。有人找到他，他把机器拆了，打磨，再用电焊、气焊焊上，校正，硬是给修好了。“从那之后，北京市好多缝纫机商店，卖出的机器出了问题就找我维修。”
当时修一台机器可以赚两三百块钱，最多的时候他一天修过11台。他白天在单位上班，下班后就骑着车满北京跑，平谷、石景山，哪儿有活儿去哪儿。有一回，他下班去安装机器，干到第二天早晨6点，回来上班；下班再去，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睡了两小时，又去上班；下班接着去，又是一宿没睡。到第四天活儿干完，他算了算，三四天里只睡了三个小时。
这么拼，是因为穷怕了。1952年出生的他，赶上过困难时期，“差点没饿死”。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因为高血压提前病退，母亲没工作，家里四个孩子就靠一点补助生活。“穷过，我就想着学个技术，不至于饿死。”
年轻时，他去过兵团，在内蒙古磴口县拉过船——30吨的船，在黄河上弯弯曲曲拉120公里，4天拉上去，“一天走30公里，劳动强度特别大”。那些苦他都扛过了，“后来的苦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
开始赚“外快”后，只要有人喊他，他就去，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那时候忙着工作，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也没觉得孤单。”张善源说。
后来，母亲生病卧床，他照顾了十年，几乎没出过门。“晚上最少得起来三次，给她换尿布、擦身子、翻身，不然就会得褥疮。”他虽然也雇了保姆，但保姆晚上起不来，他就得自己起来照顾。
2003年张善源的母亲去世，之后因为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找他干活的也少了，他才开始每年出来旅游。年轻的时候他喜欢旅游，但那时穷，“咬着牙去了一趟威海”之后就没怎么出去过。退休后，时间就更多了，夏天去内蒙、东北自驾，冬天到云南、海南过冬，一待就是几个月。
他的旅伴大多是在路上认识的。骑自行车的时候，一开始还有两个人搭伴，“现在伴儿越来越少了，自己玩的时候多”。有的人要回家带孙子，“好几个人也因为年纪大去世了。”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经济状况好了之后，张善源也没想过再找个伴儿，他觉得自己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找个适合的不容易，两个人在一起需要磨合，这方面是我的弱项，我要结婚的话恐怕就得弄得一塌糊涂”。
母亲去世后，张善源突然觉得“像是没有家了”，那段时间，他用忙碌的工作来冲淡悲伤。对于独身，张善源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觉得自己有些“另类”，甚至有点“脱离人的本性了”，“人都得有家庭、有幸福、有亲情，我就没有”。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这一生最大的宽慰，是在母亲卧床期间好好尽了孝：“如果成家的话，要承担更多家庭和孩子的责任，可能就没办法全心全意照顾我的母亲。”
转折发生在几年前。张善源的腿出了点问题。
“去旅游的时候可能受了点凉，再加上常年骑车，腿不好。”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拄拐杖出行，后来发现热敷一下会好很多，“可能就是老寒腿”。
“也70多了，想着我最终得有人管啊。就一个人，到时候出点问题都没人管。”他开始认真考虑养老的问题，也考虑一个更具体的需求：万一住院做手术，谁给签字？
这个念头不是凭空而来的。他年轻时骑摩托车摔断过腿，又摔断过肩胛骨。两次手术，都是他三姐去医院签的字。
但两个姐姐相继去世，剩下的一个兄弟现在坐着轮椅，身体还不如他。他也不愿意麻烦侄女辈，“她有自己的妈妈爸爸、公公婆婆需要照顾，我也不想再麻烦她抽出时间来管我的这些事儿”。张善源害怕麻烦别人。
另一件事是他大姐的遭遇。大姐也是单身一人，有一次晚上摔下床，年纪大，再加上体型胖，起不来，就在地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努力用拐棍把电话勾下来，给他和三姐打了电话。这件事之后，他们开始考虑大姐的养老问题。
找了个养老院，但大姐住进去没几天就闹着要出来，养老院不愿意再接收了。可当时他们也年纪大了，没办法负担大姐的养老。最后他们只好写了个“不追究养老院责任”的书面文件，养老院才同意继续接管。“那是一家普通的养老院，大姐在那里过得也不好。好多乱七八糟的事，没法细说。”张善源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下去。“后来我就想着要找一家高档的养老院。高档养老院怎么着也不会虐待老人吧。”
此外，他还需要找到一个能在他出意外时，帮他处理事情、签字的人。“我出来玩，骑行、自驾、自由行、参团，都有一定危险。需要有一个人，比如我中途得病了或者受伤了，能帮我处理事情。”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需求越来越迫切。“等到我不能自理的时候，尤其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帮我。”
张善源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2025年底，上海一位46岁的独身女士蒋某因病离世，引发全社会关注。从手术签字、医疗费用垫付，到身后丧葬与遗产处置，一连串现实问题在她病倒后迅速显现。在两个多月的治疗过程中，因陷入昏迷状态，蒋女士的存款无法用来支付医疗费用，远房表弟和朋友没办法决定蒋女士的治疗方案，向属地居委求助，居委在与银行、保险公司等多方接触后也屡屡碰壁。原因是远房表弟吴先生不在法定监护人序列。
蒋女士去世后，按照她的口头遗愿，朋友、家人想用她的遗产给她买块墓地，但被告知在没有监护人和继承人的情况下，遗产依法将由民政部门接收，丧葬形式偏向海葬和生态葬。远房表弟吴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的后事还不能用自己的钱去善后，我想谁碰到，谁都有可能想不太通。”
最终，蒋女士留下了200万元的遗产，她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求生意愿，她缺一个在关键时刻被法律认可的身份——监护人。
业内人士曾指出，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例。无伴侣、无子女等独居者面临的困境是结构性的：突发疾病时，谁来签字做手术？失能失智后，谁来照护？身后事，谁来安排？
有了大姐的前车之鉴，张善源选了一个以“三高”——高干、高管、高知——为主的养老社区。他目前完全自理，属于“活力老人区”。养老院一个月的费用是1.5万元，需要缴纳200万元的押金。等到他不能自理后，再加7000元请人护理，这些都在他的可承受范围内——年轻时的努力工作，让他错失了成家的机会，却有了晚年的资金保障。
养老院解决了谁照顾他的问题，但还需要找一个能帮他“决定”的人。突发疾病手术，谁来签手术同意书？需要长期照护时，如何保证按照他的意愿获得医疗救治？当生命走向终点，遗产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妥善分配？
张善源咨询过社区，社区不管这类事。他也接触过一些人，对方提出的模式是把财产给对方，对方给他养老送终。张善源觉得不靠谱。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员李青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论过个人监护：“从扶养人角度看，老人寿命越短，扶养人反而能够更快得到财产。”这意味着，仅凭单一法律手段，老人的人身照护质量与财产安全性均难以得到稳定可靠的保障。
后来张善源听人说，北京有专门做“意定监护”的组织。他先是咨询了律师，了解了什么是意定监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意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安排生活、照管财产、做出医疗决策，乃至处理丧葬事宜。2015年，意定监护制度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今年两会期间，李秋、姚卓、周燕芳等多名人大代表都针对意定监护做了提案。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李秋建议，在全国层面出台《老年人意定监护实施条例》，明确意定监护的适用条件、监护人资格认定等内容。她关注到，近几年独居老人显著增加，但意定监护制度推广滞后，老年人权益保障缺位。
2026年1月，北京、上海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就意定监护作出相关规定，但全国层面仍缺乏统一制度设计。
2025年，北京市通州区成立金融创新工作专班，向社会推广普及以“特殊需要信托+意定监护”为核心的终身照护模式。
72岁的秦女士就在通州区完成了一套“特殊需要信托+意定监护”的完整安排。秦女士是北京一著名高校附属医院的退休医生，独身无子女，2025年丈夫离世后彻底孤身一人。“最担心的是突然倒下，身边没人能做主，有钱也用不上。”她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为担忧，她不敢出门和朋友聚餐，不敢旅游。
通州区给她提供的方案是“三方服务、一方监督”：中国外贸信托担任信托受托人，负责财产的专业管理与支付，确保资金安全并专款专用；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担任意定监护人，负责日常生活事务与医疗决策；秦女士的堂侄女担任监督人，对前两方进行监督。
针对身后事安排，还有“身后事务特别授权书”，明确殡葬意愿、财产处置细节，确保“身后事”也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执行。“现在安排明白了。”秦女士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方案把她的意愿都变成了白纸黑字，“无论是看病养老，还是身后事，都有了清楚的安排，心里踏实不少”。
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越凡说，自从上海蒋女士的事件之后，打电话找他们了解意定监护的人越来越多了，最年轻的是一个28岁女孩。“她说自己是独生子女，不婚主义者，需要考虑这些事情。”从2018年开始，他们累计接待超1000多例有监护意愿的老人咨询。赵越凡介绍，这些老人并非全是独居，但核心都是监护缺位：包括无子女、失独的纯独居老人，子女定居海外的空巢老人，有子女但权益受到侵害、家庭纠纷频发被遗弃的老人，或是“老残一体”的特殊家庭。“独居只是外在状态，没人管、没人替自己做决定，才是他们最核心的困境。”
张善源最终决定选择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做他的“意定监护”组织。他们签署了一整套协议，包括医疗预嘱（明确生病怎么治、是否做过度抢救）、财产管理授权（明确财产怎么用、谁来监管）、身后事特别授权（明确骨灰安置、财产捐赠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安排，是一生独居后张善源给自己的晚年保障。
之后，他还想着趁自己身体好，继续旅行，“每年出来都是抱着最后一次的心态。死不是很恐惧，但谁也不愿意死，不过这个东西害怕不害怕都免不了”。他随身带着一张小卡，是养老院他自己单间的门卡，卡片背面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他的血型，紧急联系人的电话。现在每次到一个新地方，他都会给赵越凡发个定位，“心里踏实多了”。
张善源还在继续旅行。采访时，他正独自在三亚旅居过冬。2月底的海岛，中午有二十多度，太阳直晒得让人难受。他保持着多年养成的习惯：早上6点多自然醒，吃完早点就去海边遛弯，中午回来休息，等晚上天气凉了再出去走走。
“三亚这地方，公共交通很方便”，他在电话里语气平淡，像在描述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他打算待到3月底天气热起来再回北京。他每天坚持走路，“10公里8公里的”。他的身体也还不错，早上可以吃两个馅饼，喝一碗咸汤。除了膝盖的老毛病，就是血压高，体检还查出动脉血管有点狭窄：“多运动会好一点。”
吃完早点，74岁的张善源独自一人，又一次汇入了三亚清晨的人流里。
采访/撰文 瞻宇
插画：湾湾
编辑：Oliver，TAN（本文来自专题报道《与孤独感共处》，完整专题请见四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