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工作那两年，我办公桌上出现过两袋洗衣粉，几张优惠券，某年夏天还有一箱可乐。这些恩惠据说来自工会。虽然我从不知道自己也是工会成员，但它一直惦记着我，这让我很感动。有次开会，我看到了坐在高处的工会主席。他亲切地看着所有人，每个人都觉得他在看自己。我想，就是这个人，给我送来了洗衣粉、优惠券和可乐，却从未索取回报。可惜后来换了几次工作，我和工会失散了。想必工会也曾一直找我，无奈人海茫茫，我们各自神伤。没想到工会在巴西等着我。
虽然飞二十多个小时的是飞机，我还是感到无比疲惫。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即将入夏的城市到即将入冬的城市，这不只是几万公里距离，而是新刮的胡子又长出来，是从金砖国家字母表上的C推进到了B。
在时差发作的那个早晨，我的同事Nabokov兴高采烈——他经常毫无征兆地爆发出可怕的激情，对花卉、矿物、暴力、色情都满怀兴趣又缺乏章法——他几乎是捶开了我的房门：“快看！巴西工会！”
上万人正挤在24寸的电视屏幕里游行，圣保罗的一场罢工。葡萄牙语我一个字都不懂，但标语横幅、振臂疾呼、愤怒表情这些语言世界通用。他们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我想。我换了个频道，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进了某个贫民窟，下一个频道里总统女士在演讲，再下一个频道是教堂的弥撒，下下个频道里在播色情电影。我太累了，就没再换频道。
Nabokov分析，我们当天下午就满血复活完全是因为Acai。这种来自亚马逊丛林的果汁，具有母乳和催情剂的双重功效。喝饱之后他就去了巴西利亚。后来他觉得去错了地方，因为巴西利亚一点也不性感。
在奥斯卡·尼梅耶拍脑袋想出来的某栋建筑里，一位谨慎的官员接待了他。纵然由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前一秘担任翻译，也无法将那些陈腐的外交辞令译成动人的诗句。作为一名诗人，他受不了。我倒表示理解，毕竟是巴西公务员全国总工会，毕竟我们也来自一个公务员的国家。
我留在了里约。半夜里我下楼再上楼，放下手机和钱包之后才敢走向卡帕卡巴那海滩。据说这片富人区到了夜里也不安全，而里约有大片的地方即使白天警察也进不去。我早就习惯了强力的中国警察，对里约的情况深感困惑。当我去了老城区那间破房子，真的遇到了满屋子警察时，却不好意思再抛出尖锐的问题。毕竟班德拉主席代表一万多名警察，向我热情地伸出了右手。
我没能实现去马拉卡纳大球场看球的愿望。作为补偿，里约职业球员工会主席桑帕约给我揭示了巴西足球的奥秘。就是他，把罗纳尔多从贫民窟带到了球场上，所有大牌球星跟他称兄道弟，所有俱乐部对他礼让三分。他分分钟能从运动品牌那里弄到大笔钱，敢跟济科、贝利拍桌子骂娘。他和很多人站在一起，又跟很多人站在对立面上。
后来我们去了贝洛奥里藏特。这个拗口的音译名字，完全不如它本名“美丽地平线”那样传神。落日时分我们站在山顶俯瞰全城，天边的火烧云和远山里的钻石矿、黄金矿、各种矿一起，给地平线镶上了金边。
那个夜晚我们上街游荡，据说夜色里埋伏了八万性工作者大军。想到自己已深陷重围，Nabokov悲壮地四处打望。后来他坚持认为，我们第一次和米瑞拉小姐相遇很可能是在这夜的街头，而不是在第二天中午的办公室里。米瑞拉小姐白天是贝洛奥里藏特市性工作者工会的主席，晚上有时候去表演艳舞，还会去我们路过的那条街上站街拉客。她带着姑娘们学英语，给姑娘们组织选美大赛。她每天发放7200个免费避孕套，自己只消耗很少几只。她是八年党龄的巴西共产党员。
中文媒体很少报道巴西，从中发现米瑞拉小姐是件幸运的事。我们试着给她打电话，她一口答应了采访请求，最后问“你们要姑娘吗？”
我们当然要姑娘!就像我们要球员､要警察还要公务员一样｡大家用各种美妙的词句描述了一个阳光､海滩､桑巴和狂欢节的国家，现在我们由另一个途径通往巴西｡
那段时间巴西发生了很多场罢工——它其实永远都有罢工｡是罢工把跨国资本弄得焦头烂额，是罢工把工人运动领袖卢拉推上了权力顶峰。两万多个工会组织，1700多万工会会员，强大而独立的工会组织是这个金砖国家的另一面｡
巴西的工会一方面得益于南美解放斗争的精神遗产，另一方面得益于这个桑巴民族坚决的民主与现代意识｡这使我们体验到，巴西工会的独立性，使得它完全不似中国工会那般温情脉脉｡初来乍到的中国企业若轻视了这个山头，将会吃尽苦头｡巴西员工很难捉摸，他们似乎随时打算跟雇主翻脸｡节假日被要求加班？告；下班后接到公司电话？告；办公室里没有咖啡机？告……甚至座椅没有扶手，也要告。由工会出面告上法庭，企业通常败诉，赔偿一大笔钱。只是苦了那些中国员工，我们遇见了一位华为驻里约的员工，上司总命令他加班，却不敢在18点以后给巴西下属发任何邮件。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保护，也使我们体验到了几乎所有遇见的巴西人总是慢悠悠的｡点单到一半。漂亮的咖啡店女招待转身向女伴炫耀起新做的指甲;海关入境处的大妈盖完戳后在椅子上挪了又挪，才想起把护照还给我；酒店前台的女经理被一位男同事逗得花枝乱颤，她办理五个人的入住手续花了半小时，还三次弄错了我们的名字……
不追求完美的速度是巴西人的生活状态，但很可能也是他们的历史经验｡
这个从葡萄牙殖民时代开始就饱受劳动力匮乏之苦的国家，没能在早年间挖光埋藏在地下的大量资源。这反而成了它的福祉，全世界都贫瘠了，它依然丰饶。而由于工会的存在，巴西必须向他的劳动者释放一部分红利。这很可能，巴西存在着当今世界最明确最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但这些工人阶级亲弟兄，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贫民窟已经是一个旅游项目，大部分游客坐在大巴车里游览，他们甚至不需要下车。就像参观的是一座野生动物园。我们跟着一位年轻人走进了巷道——他没有名片，我们不懂葡萄牙语，最终他只是佚名的导游。在一些路口他抢先跑去跟疑似毒贩打个招呼，然后叫我们收起相机加快通过。少年时有玩伴叫他一起贩毒、贩枪。他闷头上学｡每1700个贫民窟孩子，像他一样完成高中学业的只有15个｡他学会了口音很重的英语，拿上了每个月七百雷亚尔的最低标准工资｡依然会有人拉他贩毒、贩枪。他依然闷头自己走｡就像那天上午，在贫民窟幽暗的迷宫里，他黄色的上衣就是我们的领骑衫。
贫民窟太过震撼，回到富人区后Nabokov看什么都觉得扎眼。那些湖边的居民，动辄月薪七八千雷雷亚尔，每天起床就跑步，环湖一圈7.5公里｡一边跑一边能看见山顶的基督云蒸霞蔚｡他们白天上各自的班，晚上去“荡妇”酒吧消遣……他们居然也参加工会，居然也罢工游行？那晚在“荡妇”酒吧，Nabokov反复念叨着“荡妇”的英文单词，忽然发问：“无产阶级怎么办?”唯一明确且永远明确的，也许只有无产阶级｡
我们离开巴西之后，那里又爆发了好多场罢工｡远隔重洋，我们才得以重新审视｡大概我们对贫民窟抱有过于深沉的同情，对于工人运动有过于浪漫化的想象，对阶级分析有过于偏执的爱好｡
这一切归根到底，其实源于我们对工会的陌生。我们的摄影师Alex可能是全巴西唯一没有加入工会的人，他为我们加班到半夜｡他是自由职业者，经常冒险，经常受伤｡为防万一妻子给他买了很贵的保险｡有天夜晚，他在路边排挡喝下两杯啤酒，从一个满嘴“法克”的小杂毛手里接过一把吉他，开始自弹自唱｡
在里约街头随处可见的涂鸦，而涂鸦中随处可见的足球文化，似乎巴西有一种宗教教足球。
第1章
里约职业球员工会
世界杯需要球星，球星需要工会
小罗转会是因为整整一年的薪水没拿到，罗纳尔多人生第一次转会是因为下家给他报销每天的地铁票，大卫·路易斯的父母分三十次才还清了儿子第一次去俱乐部报到所欠下的机票钱……90%的巴西球员出身贫民窟，98%的球员靠数百到数千雷亚尔不等的月薪糊口，近乎100%的球员退役时都有伤病｡在足球这桩大生意里，品牌､足联､俱乐部､电视转播机构，还少不了球迷，大家联起手来尽可能压榨球员的价值。在十五年左右的运动生命中，他们的对手不只在球场上。世界杯需要球星，而球星需要工会。
采访､撰文：马俊 摄影：ALEXRIBERO
我来晚了一天，没遇见孔卡。孔卡在中国有数以千万的粉丝，我也是其中之一｡他宁可把在中国的保姆和司机都带回巴西，也不愿意继续留下来，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要知道，回巴西踢球他的年薪只有中国的一半｡
但据说孔卡在巴西的确过得开心｡里约职业球员工会(SAFERJ)主席Alfredo Sampaio说，就在前一天下午，孔卡和他弗鲁米嫩塞的全体队友喜笑颜开地坐在工会的会议室里，瓜分巨资。
孔卡把85000美元揣进了腰包，其他人也大抵相当。对于在广州恒大拿过千万美元的孔卡，这点钱不算什么。但对有些球员来说，这可不是小数目。这是个好日，他们走了没多久，博塔弗戈队的球员也来了。
拿钱总是件愉快的事情，尤其这笔钱以前不属于你。
Alfredo Sampaio主席很是骄傲地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多年前斗争的成果。跟足协､电视转播机构进行了漫长的谈判､在巴西利亚进行了复杂的游说和合纵连横之后，巴西职业球员才跟欧美球员一样，能从电视转播收入当中分到5%的肖像权收益｡
Alfredo Sampaio视之为自己的主要政绩之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二十二年来能一直当主席。主席职务每年都要由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今年他第二十二次当选。凭什么？凭的就是他能给球员争取到利益，球员因此更加信赖工会。
工会当然能从中获益，它收取1%的管理费——这是一笔巨款。从走进这幢楼开始，我就感觉到了它的富足。之前我已经去过一些潦倒的工会，这里的光鲜程度让我刮目相看。光洁的大理石地面，考究的存包间。等候区有饮水机和时尚杂志，还有工会自己发行的报纸，进电梯间要刷卡通过闸机……还在施工。一楼增加了牙医设备，二三楼的健身中心还要扩张。另外还在造一幢楼，站在模型前，Alfredo Sampaio介绍说，那是一个训练中心。可以肯定的是，它的设施远比一些俱乐部先进。暂时没球踢的和一些轮不上使用俱乐部健身房的替补球员，可以来这里保持状态。
里约球员工会的办公区里挂满了历届大牌球星的照片，他们都是工会的支持者与收益者。
我想起了里约警察工会，他们租了一幢破房子，坐在里面抬头就能看到天空。他们用一次性杯子倒咖啡，而不像这里使用精美的瓷器;我想起了贝洛奥里藏特妓女工会，它藏身于一间停车库的后面，阴暗潮湿，玻璃门上沾满油垢。在谈话时我呼吸着尾气，不断因为汽车的轰鸣声而停下来。
同样都是工会，这个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工会既然是一个脱胎于阶级划分的社会主义概念，为何今天的工会需要用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方式经营才能成功？
“我赞成工会属于社会主义的说法，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才是未来人类社会的方向！”Alfredo Sampaio的坦率令我吃惊。我听过太多否定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法，他这么直接反而让我生疑。但他认为依然存在两种可能，那些工会生存状态不理想“要不他们不思进取，要不就是所属的行业太穷了。”我琢磨了一下，警察工会和妓女工会的负责人都很努力。但他们确实得不到像样的资金支持。职业球员工会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足球是桩大买卖｡
在足球这桩大买卖中，全球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跨国资本､运动品牌､体育传媒､经纪公司，甚至球迷组织，都交错在这个以身体竞技为核心的领域｡足球是性感的金钱游戏，绿茵场也是聚光灯下的名利场。
但这个看法刚说出来，Alfredo Sampaio就迫不及待要纠正我的偏见。“没错，”他说，“这个行业里有少数人每年赚很多钱，几百万上千万都不在话下｡但大部分球员并非如此｡”职业球员不等于球星。这个行业里有大款，也有屌丝。按照他提供的数据，大约只有2%的职业球员能够成名。绝大部分人其实和上班族一样，靠工资养家糊口。他们需要收入，担心伤病，在强势的俱乐部面前战战兢兢。
在二楼理疗中心，我们遇见了一位球员。按照我们的划分，他是一个黑人。但按照巴西人复杂的人类学分类法，他应该被称作“穆拉托人”——对不同混血程度的有色人种，巴西人发明了几十种称谓。
他是Alfredo Sampaio当教练时期的弟子。健壮，目前没有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羞涩，他说话很慢很少，但手腕上的金表闪耀逼人。巴西人在审美上对金色有着特殊偏好。可能是因为巴西历史上以金矿闻名，现在又成了金砖国家吧。
这位前锋球员和内马尔踢一样的位置，他希望自己成为内马尔。有梦想永远都是好事。但18岁时他就已是职业球员，十年过去了还只签约于里约一家中小俱乐部。也许这么说有些冒犯，可他毕竟28岁了。成为内马尔那样的巨星可能性越来越小。虽他很勤奋，这段休假时间还每天开一个小时的车，从里约西北部来工会训练以保持状态。
我完全不懂葡萄牙语，所以很抱歉没能记住这位球员的名字。翻译告诉我，他来自的地区是个贫民窟。他每个月从俱乐部领到的薪水是三千雷亚尔(约合1500美元)。我设想，如果有几个月他没能从俱乐部的财务那里领到三千雷亚尔，他的家庭会如何？
其实这不是假设，而是Alfredo Sampaio讲述的巴西球员常见的遭遇。
穆里奇前两天在Facebook上跟Alfredo Sampaio说，有几家巴西俱乐部和他接洽，希望他回来踢球，但穆里奇拒绝了。在接收中国媒体采访时，他说作为球员在巴西没有安全感，输球以后可能会有过激球迷去家里打砸，在路上也会遭遇不友好的举动。但这只是一部分，更让穆里奇担心的是欠薪。中国有些俱乐部也欠薪，也有阴阳合同，但穆里奇在恒大俱乐部至少没有这些困扰——穆里奇最近逐渐在恢复状态，我希望他别回巴西。
“博塔弗戈俱乐部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水了。”Alfredo Sampaio透露。大俱乐部都不按时发钱，何况中小俱乐部？此外，小罗转会米内罗竞技的真正原因，是之前的弗拉门戈俱乐部拖欠了他一年的工资。前世界足球先生小罗都遭遇了欠薪，就更别说没名气的球员了。
欠薪不是件小事，尤其对职业球员来说。“一个球员的职业生涯平均只有十五年，当中如果有两三个赛季没拿到钱，他怎么办？”这行当吃的是青春饭，过了三十岁大多数就走了下坡路。大牌球员会被豪门俱乐部甩卖给中小俱乐部，在欧洲踢球的就会回到巴西发挥余热，或去中国、中东的富有俱乐部淘金。每个球员都必须在这个年纪到来之前，把自己的全部天赋变成收入，他们一生的境遇都寄托在这十五年时间里。
所以，工会得帮球员讨薪。巴西和中国在讨薪问题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有完备的程序。球员不会像无助的中国民工一样爬上楼顶，威胁要往下跳；也不像南京某个俱乐部的球员一样，穿着讨薪T恤站在总统府前示威——那是中华民国时代的总统府。
巴西通常由工会出面向劳工部备案。问题在于，劳工部的效率很难让人满意。在里约世界杯的时候提出讨薪，如果能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时拿到钱，简直就值得大肆庆祝一下了。
所以，出国踢球才是最好的出路。虽然巴西联赛的水平因此下降了不少，但对球员来说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保障。他们耗不起青春，一大家子人眼巴巴指望着他们的双脚跑过绿茵场，跑出财富，跑出贫民窟、跑离底层社会。
在里约，90%以上的球员都来自贫民窟。这是Alfredo Sampaio告诉我们的数据。其实何止在里约。细究一下历届巴西国家队的名单吧！还有孔卡，他虽然是阿根廷人，但也是个出身贫寒的阿根廷人。
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卡卡是巴西球员中的异类，他单纯地热爱着足球。而那么高比例的贫民窟球员，踢球的动机从来都不纯粹。足球当中混杂了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足球是巴西社会中为数不多的从贫民窟流向上流社会的通道。
足球工会设施完备，任何一位会员都可以享受免费的服务，比如理疗受伤的大腿，来进行速度测试等。
如果需要的话，在这里可以罗列一份极为冗长的名单，介绍几十年来来自贫民窟的巴西球星。贝利、罗马里奥、罗纳尔多、小罗，还有即将在世界杯上登场的大卫·路易斯——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是少年时代为了去东北部加盟一支职业球队，买机票欠下的债务最终由他父母亲分三十次还清。
在里约，我们曾乘着缆车从上空掠过贫民窟。在这个叫做Alemao贫民窟的地方，破败的屋顶连绵了好几座山头、几十平方公里。即使在这样密集的贫民窟里，也时不时能看到球场。在贫穷屋顶形成的峡谷之间，这些球场就像被祝福过的盆地。它们富饶，有梦想。它们风调雨顺。
正午时分，我们从缆车里俯瞰着几个孩子赤脚踢球，他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爱运动可能是这些热带孩子的天性，但他们的方式很不一样。足球刚传到巴西时，几乎被来自欧洲的上层阶级垄断。他们讲究严谨的战术，讲究场上的纪律。一旦这种运动进入了贫民窟，就成了个人主义的表演。巴西球员喜欢炫技，个人技术和想象力是他们在街头足球中获得尊重的前提。这甚至成了桑巴足球的风格源头。
但贫民窟出身也会给球员的职业生涯带来弊端。“他们普遍缺乏良好的教育，他们对贫民窟以外的世界缺乏客观认识，他们和人的沟通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Alfredo Sampaio的描述不是歧视，而是现实。球员面对的商业世界，给他们准备了越来越复杂的职业合同，越来越多附加条款的法律文书。只要签字，就可能掉进陷阱。所以“他们尤其需要工会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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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里约职业球员工会靠十万美金崛起。那是很多年前了，Alfredo Sampaio当时担任一位著名球员的教练——他的名字也叫罗纳尔多。一次去欧洲的时候，由这位罗纳尔多牵线，耐克公司赞助了十万美元。回到里约之后，Alfredo Sampaio就拿这笔钱盖起了我们所在的这幢楼房——工会的Alfredo Sampaio时代开始了。
5500名职业球员是工会的固定会员，有时候还会更多。这是巴西复杂的赛制造成的。里约有四大俱乐部，还有一批中小俱乐部，注册的现役球员是七八百人，整个巴西也只有17000多注册球员——中国目前有8000名注册球员，等于巴西的零头。
“那些数据其实并不准确。”Alfredo Sampaio说。每年州际联赛时，里约地区会忽然冒出来二十多支球队，注册球员的数量也成倍增加。而等全国联赛开赛，就只剩下六支球队，很多没比赛可打的球员就失去了合同，就从注册球员的统计表上消失了。
“你知道巴西俱乐部的主力球员一年要踢多少场比赛吗？”Alfredo Sampaio发问。中国并不转播巴西联赛，我只能照欧洲联赛揣测，“也许有五十多场？”“不，是六十六场。”巴西的职业球员很辛苦。他们遭遇欠薪，担心失业，如果有了长期合同还得面对全世界最密集的赛程。
六十六场比赛，平均每周不止一场比赛。这个数据最直观地展示了足球产业对球员的摧残。为了让球员能够多喘息片刻，巴西联赛进行了天才的设计，他们将全世界通用的每场球赛上下半场分割成了四节。
赛事转播、电视广告、品牌赞助、出场费、比赛奖金……商业想把所有球员都变成奴隶。球员被迫踢越来越多的比赛。密集的赛事不仅导致球员伤病，还会让他们失去对足球的激情。这种情况其实在全世界都存在，但巴西尤为严重。很多俱乐部都负债运营，他们需要更多的比赛场次，以保证俱乐部的出场费。如果取得了好成绩，他们还有大笔奖金去改善糟糕的俱乐部财政状况。
里约的贫民窟犹如一座大山，重重叠叠的房子，几无立锥之地，但令人安慰的是无论多么拥挤，总有一个足球场，孩子们唯有从踢球中享受生活的乐趣。
足球当然已经是过度商业化了，这个问题不存在讨论的价值。但如何面对这种情况的讨论是有价值的。Alfredo Sampaio主张用两分法看待。有些球员身上的确背着太多的商业合同，参加了太多的商业活动。“他们付出劳动，他们改善个人生活。这很公平。”Alfredo Sampaio认为只能呼吁他们不要影响竞技状态，不要让场外因素干扰比赛。但联赛场次的数量如此夸张，他主张诉诸法律，因为这“已经到了违背人性的地步”。
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和Alfredo Sampaio相对而坐的那个下午，巴西利亚正在进行一次投票，对工会提交的一份法案进行表决。
巴西联赛的开赛时间能否从三点推后到五点，两场比赛之间的间隔时间能否再拉长一些，每年联赛的场次能否削减，就取决于这次投票。“最快在2015年，这个法案就能实施。”Alfredo Sampaio看起来很乐观，但还是加上了一句，“如果巴西利亚那些人明智的话。”
球员工会的办公楼在里约，但巴西利亚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从Alfredo Sampaio的谈话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职业球员工会其实是个高度政治化的机构，要推动任何事情，都必须拉拢实权人物，整合派系关系。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事实。”做很多事情，如果得到了济科、贝利这些重要人物的支持，成功的希望当然就会变得更大。但必须明白一点，工会很多时候和俱乐部站在对立面上。俱乐部也拥有强大的资源，他们也会采取各种办法阻击工会。所以二十二年来，Alfredo Sampaio无数次坐到了谈判桌前，无数次妥协，被迫接受一些交易。
那有没有最具威慑力的手段呢？比如罢工？
球员工会很少作出罢工的决定。原因很简单，球员并不希望罢工。里约球员的上一次罢工还要追溯到1989年。那年的联赛空前漫长，蔓延到了全年。这触动了巴西人视为核心利益的每年一个月的假期。
但这一次很有可能，球员罢工会在停歇了二十多年后重现。两个星期前，Alfredo Sampaio策划了一次罢工。他的初衷是用威胁举行罢工的方式，推动此刻正在表决的那一揽子法案的通过。再三斟酌之后，罢工还是取消了。Alfredo Sampaio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胁迫的意味太强烈了。他打算耐心等待结果。假如巴西利亚的政客们无视工会的要求，那么在接下来的某个时间点，罢工议程仍有可能重新启动。
“小罗这次深入参与了我们的行动。” Alfredo Sampaio指出了近年出现的这个“好现象”——明星球员开始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资源跟工会合作，推进一些对球员有利的事情。眼下在巴西联赛的球员里，最大牌的球星就是小罗。虽然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小罗，但他在巴西利亚还是有很多朋友，他在巴西人心目中还是个英雄人物。设想一下，如果真的罢工，小罗举着横幅标语走在队伍前，那是怎样的景象！？
还有杰弗逊，他当然也会参加罢工。这位博塔弗戈队主力门将，即将在世界杯中作为巴西队第二门将出场。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里约职业球员工会的审计部部长。这个职业当然不会占用他太多的时间，在训练和比赛之余他才会来到工会。他会参加会议，不少的重要文件得他签字才能生效。也许退役之后，他想成为下一个Alfredo Sampaio吧。
前职业球员Alfredo Sampaio当年辗转于中小俱乐部之间，十五年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候在欧美度过。作为一个后卫，他没有取得过骄人的俱乐部成就，也从未入选过巴西国家队。显然他的职业生涯比不上杰弗逊，更比不上小罗。但这段履历带来的好处是他清楚知道了普通球员的难处，“俱乐部总是围绕着大牌球员展开工作，普通球员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如果当年他是个球星，退役后没准会时不时盛装出席一些慈善活动，或者去做国际足联的颁奖嘉宾。但幸好他不是，所以他当了工会主席。一当就是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前，罗马里奥常来这里——罗马里奥和埃德蒙多两个人跟Alfredo Sampaio之间似乎有过一段复杂的合作关系。后来是罗纳尔多，再后来是小罗。二十二年，一代代巴西球员从无名之辈变成天皇巨星。有的球员成名了，他们去了欧洲，有了自己的经纪人，就再也不需要工会了。但有的球员回来了，他们还得走进工会的大门，从这里领肖像费，从这里提交欠薪的申诉材料——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他们总得跟工会打交道。
绝对不是为了炫耀，是我们对罗纳尔多很有兴趣，频繁提及这个名字，Alfredo Sampaio才说起，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前锋是他发现的。
那年罗纳尔多才16岁，在少年组比赛中进球如麻，所有的后卫和门将恨他。那是1991年，Alfredo Sampaio成了罗纳尔多的第一个职业教练。罗纳尔多当时住在离里约市区很远的一个贫民窟，每天坐地铁来训练。他离开弗拉门戈少年队转投圣克里斯托旺的原因很简单，前者拒绝给他交通补贴而后者愿意负担他的地铁票。有一天，罗纳尔多对Alfredo Sampaio说，他梦想吃一次麦当劳的汉堡。因为麦当劳是发达国家的象征，吃汉堡是有钱人的生活方式——他那时候还不知道有钱人根本不吃麦当劳。
1993年，罗纳尔多第一次进了国家队。很快他被职业球队签约，拿到了33000雷亚尔的年薪。罗纳尔多有了车，他不再需要坐地铁了。第二年，罗纳尔多参加了美国世界杯。虽然他一分钟都没有出场，但作为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这位未来之星被荷兰的埃因霍温队带去了欧洲。还不到20岁，他已经拿着200万美元的年薪。有一段时间他跟Alfredo Sampaio说，我都这么有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啦！
罗纳尔多最终还是知道该怎么办的，他在自己踢过球的每个城市都购置了房产。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来里约没有预定宾馆，而是住在罗纳尔多的家里。据说国际足联将会付给他50万欧元的租金。
回想那个坐地铁来踢球，渴望吃个汉堡的孩子，真像做梦一样。但对大多数球员而言，这永远都是个梦。
几年前曾有中国记者在里约街头偶遇了一位会说一点中文的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是四川全兴队1995年的外援法比亚诺，他至今被人记住更多是因为曾救起过一位落水儿童。当年四川全兴一共引进了三位巴西外援，除了这位“巴西活雷锋”和进了好多球的马麦罗，还有一位叫马科斯。马科斯在中国没怎么出场，只待了半年就回国了。
那天下午，马科斯躺在球员工会理疗室里，他腿上缠了一些电极。如果不是Alfredo Sampaio介绍说他在中国踢过球，我们大概不会注意到他。他很瘦小，貌不惊人，带着明显的疲态。
去中国踢球的经历已经太久远了，马科斯有些淡漠。他四十岁，早已退役。膝盖上有点伤，还好工会的这些恢复设施可免费使用，以安慰他积劳成疾的身体。马科斯在中国没赚到很多钱，回来后又四处踢了几年，还是没到很多钱。马科斯职业生涯存下的钱，刚够和朋友合伙做点小生意。事实上后来我们都知道，四川全兴当年这三位巴西外援的水准，只介于职业和业余之间。
几十年来，巴西一直向世界出口咖啡和球员。但除了Alfredo Sampaio所说的2%的球星，98%的球员其实都面临着甘蔗的命运。这种甘甜的植物富含汁水，街头有得卖。三雷亚尔一杯，你一饮而尽。而榨干之后的渣滓，就被随手丢进了垃圾桶。
和马科斯一起躺在理疗室的有六七个球员，我们采访马科斯和另一位不知道名字的球员时他们看着热闹，无伤大雅地起哄，然后转过头专心看球。那天下午正在直播拜仁对皇马的欧冠半决赛，拉莫斯进了一个球，然后又进了一个球。大家有些沉寂。可能因为拜仁有个叫丹特的后卫——丹特是巴西国家队的主力后卫。他出身贫寒，从巴西去欧洲之后流浪了好几家小俱乐部才加盟了豪门拜仁。
大家都是职业球员，惺惺相惜。此刻丹特在踢欧冠，他们只是伤病累累的观众。
Alfredo Sampaio
杰弗逊
巴西国家队第二门将，在工会担任审计部长一职。
罗纳尔多
被从贫民窟发掘，后成为史上最伟大前锋。
FIFA
阻止世界杯开赛时间设在下午一点，为此可能在近期发动罢工活动。
孔卡
曾在中国广州恒大踢球，后回到巴西联赛。每赛季从工会领取肖像权收益数万美元。
贝利
经工会游说，支持了一项以他名字命名的《贝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规定巴西球员可以自由转会。
马科斯
退役球员，曾在中国四川全兴俱乐部踢球。作为会员，可免费享受各种工会设施。
小罗
前世界足球先生。利用人脉关系，帮助工会推动有关球员权益保障的法案。
98%非著名球员
工会帮助讨薪，限制过多的联赛场次等。
里约球员工会主席Alfredo Sampaio接受了我们两个半小时的专访，他之前也是一名显赫的球员，后从事足球教练，现在作为工会主席经常与跨国资本､全球体育工业和电视转播财阀大规模作战。
Alfredo Sampaio专访：
ELLEMEN：许多职业球员都是由经纪人包办一切，职业球员工会和经纪人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吗？
Alfredo Sampaio(以下简称A.S)：里约职业球员工会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不同之处只在于这个行业里有少数人，每年能赚很多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确，他们的大部分事情都可以交给经纪人公司去处理。但绝大部分的巴西职业球员，其实跟上班族一样靠工资养家糊口。他们很需要保证自己的收入，需要工会替他们出面跟俱乐部打交道。职业球员面临很多问题，怎么跟俱乐部签合同、怎么处理各种商业合作中的分歧、怎么解决法律上的纠纷等等。我们工会属于全国球员总工会之下十八个州工会之一。但里约有很多球员。
ELLEMEN：能否举例，工会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
A. S：你看到了，我们的工会设施很不错。有健身设备，室内球场，还有游泳池。眼下我们还在建造一个训练中心。所有都给会员免费提供的。不谦虚地说，甚至比一些俱乐部的设施还要好。其次，1991年之前哪怕一家俱乐部跟一个球员只签了一两年的合同，期满后他也不能自由转会。因为我们的努力，巴西终结了问题。就像《博斯曼法案》让欧盟球员可以自由转会一样，《贝利法案》也让巴西球员自由了。第三，巴西专门处理体育案件的体育运动法院，现在在审理期间允许一位球员参加陪审团。如果案件进入全国最高法院，球员将有两个陪审团席位。也就是说，我们帮助球员在诉讼中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机会，让法官知道球员怎么看问题的。
ELLEMEN：足球已经是个很大的买卖｡俱乐部和品牌会试图拉拢你们，利用工会的影响力推动一些事情吗？你怎么看足球和球员的过度商业化？
A.S：工会和俱乐部、经纪人、足协还有体育品牌的确已经共事了很多年。很多地方我们的利益诉求都是相反的，大家都有得有失。但我不会把这种关系理解为敌对，我们是一种存在着分歧的协作关系，有妥协也有合作。毕竟大家都热爱足球。足球现在的确过于商业了。欧洲的球员每年要踢五十多场比赛，而巴西的球员甚至要踢六十多场。这样密集的赛程，压榨了球员的体力，会有很多伤病。一些球员也失去了激情。对于比赛场次问题，我们正在谋求用法律手段进行限制。但球员的商业行为，我们只能呼吁。毕竟他们需要赚钱，改善自己的生活。
ELLEMEN：眼下，对于工会来说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A.S：此时此刻在巴西利亚，正在进行一场重要的会议。会后将会投票，对我们提出的一揽子法案进行表决。这当中就包括比赛场次太多的问题，希望有一定的削减。还有巴西联赛开赛时间，我们希望从过于炎热的下午三点改到五点，以保护球员的健康和经济水平。现在全世界大概只有巴西联赛是把比赛分成四节的，不然球员根本没有体力。我们还希望对于两场比赛之间的间隔时间作出基本的限定。总之，这次的投票很重要。一旦通过的话，明年你就能看到巴西联赛发生的巨大变化。
ELLEMEN：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巴西的球员工会｡因为你们试图更改世界杯开赛的时间，而站在了国际足联的对立面。那么，你们的斗争成功了吗？
A.S：实际上，你所说的这个事情就是由我们工会发起的。从2012年起我们就开始申诉开球时间过早的问题。国际足联规定的开球时间是巴西时间下午一点，这个时间巴西天气还非常炎热。亚马逊地区的玛瑙斯赛区虽然在下午三点开球，但那时候湿度又太大。我们专门组织了人体研究专家，去所有举办比赛的城市测试气温并评估对球员身体的影响。根据他们的专业结论，这个时间是不适宜球赛的。我们希望比赛推后两小时，但国际足联更多考虑的是欧洲的电视观众，全球电视转播的收视率，他们罔顾球员健康。我们都知道挑战国际足联很难，他们太强大了。但这个重大战役就算失败，也表达了我们的主张。我们是里约职业球员工会，但并不只是保护里约球员。世界杯期间，国外球员来到里约，我们也应该为他们提供保护。
ELLEMEN：请你预测一下世界杯冠军归属吧｡
A.S：我当然希望是巴西队。巴西队实力强大，主教练斯科拉里很有经验。我唯一担心的是夺冠对国家却未必是好事。因为巴西即将迎来大选，那些政客会跳出来说“你看，我们多么英明。巴西队拿到了世界杯冠军”。这样，他们就能跟着庆祝夺冠的花车一起蒙混过关。一场盛宴会掩盖、稀释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胜利的果实万万不能被政府窃取。
罢工是工会最主要的一种斗争形势，图为工会组织反世界游行罢工场景。
2章
里约警察工会
国家机器也得上上油
一万多名警察镇守里约。这个城市区域广大，警察能进入其中的约三分之一。连绵的贫民窟据说是全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与此相对，里约据说是全世界破案率最低的地方之一，6%。无论如何里约警察的形象都不算光辉，即便如此他们还在策划一次世界杯期间的罢工。警察是国家机器，但机器也得时不时上点油吧？巴西人不讲牺牲精神，在里约警察工会的逻辑顺序里，城市安全也不必然优先于警察队伍的待遇。
采访､撰文：马俊 摄影：ALEX RIBERO
我这辈子遵纪守法从没招惹过警察，一看见那身威严的制服就有些屁滚尿流。我们这代人大多畏惧警察，畏惧高音喇叭和打红叉的街头布告。这大概根植于童年记忆，那时代的大人们用一句“警察来了”解决孩子的哭闹问题。也未尝不是种教育，从此我们就对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敬而远之。
但我现在忽然面对了一屋子的警察。虽然这是在里约热内卢，虽然他们穿着便装，虽然他们集体冲着我笑，我还是有些发懵。
我迟到了十五分钟。在里约老城的街头，我路过了此地却没有进去。走了很远再折回头，一再确认门牌号码之后才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这幢破旧的老房子，既没挂巨大的招牌，也没有全副武装的岗哨，那我怎么知道这里会是里约警察工会？
一个，两个，三个……我数了一下，对面一共六个警察。面对他们一起伸出的手，我受宠若惊，不知道该握哪个。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从来没跟警察打过交道。现在，抽象的国家机器忽然变成了六双具体的手，六个笑脸如花的人，我很不习惯——他们甚至给我端来了咖啡，巴西的咖啡很香。
“这地方不错。”我言不由衷地寒暄着，装模作样环顾四周。其实压根没什么可看的，一幢真的很破的房子，抬头不是天花板而是雨棚，漏出一片湛蓝的天。一堆纸箱子，一块透明玻璃隔出的十平米的办公区域，一长条写着葡萄牙语的游行用的横幅，几张塑料椅子和两张拼在一起的塑料桌子。桌子后就是一排警察，他们热忱地看着我。
我毕竟也见过些世面，很快镇定了下来，决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工会真的能给警察带来好处吗？”
没人回答我。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忽然开始自己讨论，还颇为热烈。一串串葡萄牙语冒出来，空气里震颤着密集的小舌音。他们瞪眼、皱眉、耸肩，双手大幅度挥舞，互相挤眉弄眼。末了一阵大笑。然后，工会主席Fernando Bandeira转过身来，就像一位主角在热火朝天的舞台上发现侧幕边还有个蹩脚的演员。
“当然能。”他扳起了手指。工会提供法律咨询，工会不定期组织商家给警察们搞些团购，尤其如果你遭遇了工伤、惹上了官司，或者希望拿更多工资……总之，只要你是个警察，找工会准没错。
里约警察工会陈旧不堪的办公室，但它肩负着里约23000名警察会员的权力保障。
好处实实在在，所以里约警察工会有三千多名警察会员，全市三分之一的警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但必须搞清楚的一点是，警察和工会之间并非隶属关系。事实上它更像是一种广泛个体结成的同盟，工会组织只是被遴选出来为大家服务的。听起来很美好，但所有的政府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照例，每个警察会员每个月需要向工会缴纳35雷亚尔（1雷约等于3元人民币），这也是他们对工会承担的全部义务。而里约警察工会依靠这一笔钱——约十万多雷，维持工会运转，并代表警察争取权益。
里约地区唯一合法的警察工会就是里约警察工会，所以理论上这个工会应该吸纳全部的警察才对。那为什么还有三分之二的警察没有加入呢？“我们也面临竞争。”Bandeira语气有点沉重了。其他的组织可以不叫工会，可以以其他的名义提供同样的服务内容。所以工会最大的威胁其实不是政府，而是会员的流失。工会本身什么也不是，会员才是力量的源泉。如果你只代表了几十个人，你就是散兵游勇，你跟政府谈判的时候就没有底气。但如果你代表了上百万人，天知道你会干出点什么事情来？
里约贫民窟常常为一些毒枭所盘踞，势力巨大，里约警方对付它们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图为里约“精英部队”装甲车开进贫民窟｡
归根到底，这是个群众运动。所以，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很重要。
这些人当中唯一穿着制服的Daize Rosa一直含笑坐在我对面，其实她满腹怨言。这位低阶女警，对于自己目前在警察队伍中的地位很不满意。她给我们看手机里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对夫妇幸福洋溢的合影。然而，妻子被人奸杀了。罪犯在逃跑的时候还对试图阻拦他的人开了枪。
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是Daize Rosa。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她画出了罪犯的肖像，并很快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这个人。这个所有人眼里的老实人被拷起来之后，一股脑交代了五桩悬而未决的凶杀案。Daize Rosa立下了大功，但依然拿着警察队伍里最低的工资。“他们说我甚至不算一个技术人员！”她愤愤不平。
对此，警察工会高度重视。就在我到达之前，工会报纸刚刚对她进行了一次采访，准备刊登在下一期的工会报纸上。将画像师列为警察内部高技术工种的诉求，也将很快向主管部门提出。如果不被采纳，那接踵而至的将是游行、罢工。
里约工会办公室内破败的景象｡
“发动一场罢工就这么容易？会有谁因此而付出代价吗？”不知道为什么，对于罢工这件事情我的心总感觉是悬着的。“只要符合程序，一点问题也没有。”Bandeira主席回答我。工会和政府之间存在这样的游戏规则。比如说去年，工会向政府提出了十条要求，却像大多数时候一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警察就罢工了。政府这时候才会认真对待，才会装模作样去解决问题。
也有例外。2012年的一场罢工结局就不太完美。那是举世闻名的里约狂欢节前夕，Bandeira主席在一片横幅和旗帜的海洋中登上一辆车的车顶，仿佛一块顽固的礁石。他拿着高音喇叭演讲，他的听众是参与罢工的警察、消防队员、三三两两好奇的路人，以及沉默的政府大楼。他从来不管最主要的听众——那些官僚，是不是听见了他的声音。“最终他们会听见的”，因为这不是Bandeira一人的演讲，“而是里约的全部警察在申张自己的权利”——那一次，他们要求把警察的起薪调高到3500元雷亚尔。
70%的里约军警和消防队员都离开了岗位，城市忽然没有了警察。偏偏还是里约！我们没有得到当时里约犯罪案件的数据，但听说在更早开始警察罢工的巴伊亚州，一百五十多起凶杀案发生在这个威慑缺席的真空期。
穿着制服的Daize给我们看手机里被害人的照片｡
一部分警察和消防队员因为抵制上级的出勤命令而被捕入狱。五天之后工会作出了妥协，Bandeira宣布结束罢工，以换取那些正在遭受牢狱之灾的同伴重获自由。某种程度上来说，罢工失败了。但Bandeira说“不，我们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总结下来发现，工会诉求被满足的情况都发生在罢工之后。“所以并不是我们好斗，不是我们喜欢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而是政府逼迫的。”在这么多年的互相拉锯之后，政府也已经进化了。他们变得更狡猾，更懂得运用各种手段。比如说拖延。去年罢工的十条要求里，包括了给每个警局增加警力、给办公室增加座椅、电脑，政府答应了。但后来发现，预算里并没有这些内容。工会被欺骗了。“警察好像不是亲生儿子一样，从来都没有被重视过。”Camila Antones沮丧地说。
里约警察每天都要遭遇大量的贫民窟儿童｡
Camila Antones是一位管理档案的女警，如果你在里约的某个旅游区被抢劫了，帮你做笔录的很可能就是她。在她所属的警局里，到处都是装满卷宗的纸箱。“巴西警察局的档案管理真是混乱不堪，”她说。因为缺人手、缺少电脑、缺少座椅。
斗争是唯一的选择。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人，找到一切可以找到的主张。女警画像师Daize Rosa其实成了一个被不公平对待的警察的典型，挖掘出这样的典型对于工会的号召力至关重要。
只有出现了弱者，保护者的形象才能够成立。Claudio深谙这一点。邀请Daize Rosa前来参与我们的采访就是他的主意。他的职务是媒体专员。除了工会报纸的采访写作之外，二十二年来他一直在各个警局之间进行信息联络，还要对大量会员进行随访。他必须清晰地知道基层警察的思想动态，他们对什么不满，他们需要什么。
有时为了剿灭贫民窟的毒贩或黑帮团伙，里约警察不惜直升机作战。
Claudio的搭档是新媒体专员Bruno，这位年轻人有一双活泼的眼睛和深棕色的中产阶级肤色。大学新闻专业一毕业他就投进了工会的怀抱，至今已经十年。他娴熟地操纵Facebook之类的社交媒体，确保工会的声音尽可能多地传达到会员耳朵里。问他对工会工作的体会，他回答说“媒体真的是太重要了。”
严格说来，Claudio和Bruno不算警察，他们是工会全职人员。和他们一样在工会预算里领工资的还有一位接待小姐兼文员，据说还有一个司机。四个人，这就是里约警察工会聘用的全部工作人员。而其余的人，包括Bandeira主席在内都不能在这里拿到任何钱。“义务工作？”“对，义务工作。”Bandeira主席说。那么，为什么这几位就乐意坐在这个破旧的屋顶下，成了三千多里约警察的代言人呢？
“志趣相投。”Bandeira说。过去的几十年来，他是一个职业的工会运动领导者。他辉煌的履历包括了1982年作为PDT党（巴西工人民主党）成员当选里约州州议员，1983年推动政府颁布699/83号法律——这条法律正式确立了里约州每个警察对应23000人口的配置标准，并让警察的收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在这个漫长的斗争过程中，Bandeira明白了一个基本的道理：人多力量大。所以他逐一指向他的战友们。Camila Antones每次都参加工会罢工游行。Bruno的母亲是一位警察，他本人对工会工作充满热情。至于Eliseu，这位三十年警龄的退休老探长，是主席的老同学。
缴获的触目惊醒的毒品场面。
“三十年的警龄，应该有很多故事吧？”我随口问了句。Eliseu先推说遭遇的事情太多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家就一起七嘴八舌地劝他再想想。“有人袭警，开了好多枪。”“然后呢？”然后就没了。那些危险的事情，Eliseu经历过，但说不出来。
“要是中国警察抓到了一个嫌犯，会发生什么？”他忽然反问。我一时语塞。“巴西警察面对嫌犯，就算你认死了就是他干的，却动也不能动他。”所以经常在贫民窟发生了交火，警察却不知道为什么。与此相对应的是，巴西的破案率只有6%！这也验证了Camila的说法，陈年悬案的卷宗已经塞满了每一个警察局。
采访结束后我走上了里约老城区的街头。一天前的周末这里空荡荡的，似乎弥漫着不祥的安宁。偌大的城区暂时由三三两两晃在街头的半大孩子主宰。还有公园躺椅上的流浪汉，我看见一个流浪汉百无聊赖蹲在街角，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慵懒姿态，认真而傲慢地翻弄着阳具。据说他们很危险，因为他们不仅有激情，还可能有枪。舒适的微风或者一个女孩鄙夷的笑，都会让他们来一场即兴的抢劫。我没有胆量去测试，我坐在车里滑过了画满涂鸦的墙壁和洒满阳光的碎石路，这里却到处是人。西装革履的白领，丰乳肥臀的欧美女人，穿着夹脚拖鞋的游客，和偶尔遇见的执勤的警察。
至少在里约贫民窟之外的地方，没有人希望警察罢工吧，我心想。我们当然希望世界有序运转，足够安全。打心眼里我并不赞成警察罢工，但警察的权利和我们的安全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里约警察工会主席Fernando Bandeira说，“每次罢工我们都会确保30%左右的警察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确保城市不会陷入一片混乱。”
里约警察工会主席班德拉
Fernando Bandeira专访：
ELLEMEN：在巴西如何成立一个工会组织?里约警察工会是怎么建立的?
Fernando Bandeira(以下简称F.B)：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去申请成立一个工会，但你必须符合一些条件。首先你想成立的工会必须对应巴西劳工部认可的工种，其次每个工种在每个地区只能有一个工会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想在里约成立一个警察工会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有我们了。
警察工会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根据之前的宪法，包括警察在内的公务员群体不允许成立工会。直到1988年修宪之后，公务员、警察、消防队员甚至私人公司的保安才有了自己的组织。我们的工会成立于1993年3月23日，它是在一场罢工行动中诞生的。当时罢工的领导者也是我。实际上我们工会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我本人1978年就加入了警察联盟COLPOL参与组织一些运动。那时候我们还不叫工会，但可以把它看成今天这个工会的前身。
ELLEMEN：警察工会可以被视作对政府的一种牵制力量｡那么政府会不会通过一些手段来影响､控制你们呢?比如说对工会的领导者暗地里示好,或者用行政手段压制?
F.B：的确，政府一直在试图影响工会，影响我们这些工会的领导者。他们的目标是阻止工会的迅速膨胀，甚至希望在社会中将工会力量边缘化。他们使用了各种手段。比如说，巴西法律规定每个人每个月都有一天的工资会被自动扣除，这笔钱会被转到各级工会组织的名下，以支持它们的运营。但在里约州，政府机关和警察部门拒不执行这条法律。我们减少了一笔资金来源，所以很拮据。这正是里约州政府想要的，削弱工会。
ELLEMEN：工会组织接受监督吗?如何保证工会本身不出问题，如何保证透明､廉洁､公正?
F.B：我们工会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每一次罢工或者游行都是集体决策的，我们所有的会议纪要等材料都要备份，因为事后会接受司法调查。司法部门要确认我们的行动是符合程序和法律的。一旦我们遭遇任何诉讼，都要接受劳工部的仲裁以及司法部门的调查。在我们的组织架构里还有一个类似于企业监事会的机构，他们会在内部进行监督。警察工会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会员都是拥有调查权的警察，他们每个人都能随时调查工会。坦率说，我们必须很小心。因为工会的全部经济来源和力量来源都是我们的会员。如果我们有很多负面新闻，会员就会失望，就会流失。那我们就什么也不是了。
ELLEMEN：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一场罢工吗?你们能确保罢工过程的有序和可控吗?
F.B：我们并不谋求对抗政府，我们的罢工都是深思熟虑的。我们一直在基层警察中间进行广泛调研，收集他们的声音，发现他们的不满和诉求，然后我们会把这些诉求提交给政府。但很遗憾他们从来不理睬。于是我们只能发动进一步的行动。尤其要说明的是，罢工不意味着暴力。尤其我们工会的会员都是警察，是有高度纪律性的队伍，也是社会暴力的受害者和反对者。顶多会有人焚烧几面旗帜，但激烈的暴力几乎不会出现。
ELLEMEN：在发动罢工时，该如何处理警察诉求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罢工的可是警察，尤其在里约｡
F.B：这个问题我们每次罢工都会认真考虑。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并不谋求对抗，我们只是申诉自己的权利。所以，每次罢工我们都会确保30%左右的警察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确保城市不会陷入一片混乱。但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是警察工会来考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怀疑政府的诚意。他们似乎并不希望提高警察待遇，不希望提高破案率。警力不足、整体素质不高、硬件设施很差，这些情况也许对他们有利。政府里有些人可能在担心，万一警察的效率提高了，没准就会把他们干的那些事情都抖出来了吧。
巴西全国公务员联合会副主席JOAO DOMINGOS认为，热带气候和拉美解放精神让巴西人更善于争取自己的权益。
第3章
巴西全国公务员联合会
“那些管理层是我们的最大敌人”
“保护我们的自身权益，伸张我们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也是一场革命。”在充满未来主义风格的巴西利亚，我采访到了巴西全国公务员联合会副主席JOAO DOMINGOS。
采访､撰文：波塞冬 摄影：席尔瓦
巴西利亚更像是巴西人在月球上开垦的工作站，空旷而充满未来感。我在采访的前一天提前到达，只为有更充分地体验这座未来之都。我住在巴西公务员联合会办公大楼旁，也是“大飞机”的南翼。而采访就约定在翌日的公务员联合会大楼内。
而今，人们从地理上将新都巴西利亚比作一架“大飞机”，“头等舱”住的是总统府､议会，以及最高法院等，而“商务舱”是各大部委，“经济舱”就是南翼和北翼，是酒店､大学和商贸区，尾翼则是普通市民居住区｡
若是没有车，你穿行在巴西利亚，就像穿行在沙漠中，非常绝望。这完全超出了它的设计者卢西奥·科斯塔和奥斯卡·尼迈耶的想象，他们于上世纪60年代只为了展现巴西惊人的乌托邦想象。
得非常感谢我们的翻译兼向导邸老师，他之前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外交官，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巴西通”，他为我介绍了不少有关巴西工会的知识与经验，近二十年生活在巴西，他太了解每一位巴西人怎样为自己的权益作斗争的历史，也深刻理解正是这样的权益斗争推动着巴西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今巴西作为成色十足的“金砖国家”，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国家和人民学习。
巴西全国公务员联合会就是这样一个工会组织，它旨在为维护全国公务员的权益和福祉，关注他们的社会行为､工薪待遇､政治诉求等，或者在这些因素受到损害时，该会将通过一系列的方式予以反击，谈判､法律诉讼，甚至罢工等在所不惜｡
在采访中，我问联合会副主席多明格斯先生，“巴西全国公务员联合会的最大敌人是谁?”他用低沉而浑宏的声音回答说，“是政府的某些部门!某些混蛋!”
作为一名中国媒体，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困难，在我们的语境中，“公务员和政府部门”，这多么像一棵树和它的名称，但这就是巴西，一种充满着自我革新的现代性意识，始终与生俱来，就像第一任巴西国王，甘愿交出权杖而实现民主宪政｡
巴西利亚是一座新都，上世纪60年代，为了开发中部巴西，才从里约热内卢迁徙过来，而今它作为政治中心权威日隆。巴西全国公务员联合会总部也设立于此，该联合会成立于1958年，历经斗争的磨难，而今它在全国有40多个成员协会，共计下属1500多个工会组织，但它与中国的全国总工会完全有别。它服务的对象是巴西全境内的350万位公务员｡
神奇的巴西利亚犹如巴西人建筑月球上的一个站点，充满了未来感。
巴西全国公务员联合会副主席
JOAO DOMINGOS专访：
ELLEMEN：能否介绍一下巴西全国公务员联合会的具体工作范畴?
JOAO DOMINGOS(以下简称J.D)：我们关注的也是公务员或者劳动者的权益，主要关心他们的社会行为、工薪待遇、政治诉求等，力图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比如谈判、法律、议会立法等手段维护公务员或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同时通过出版相关杂志，制播电视节目等宣传提高公务员或劳动者的素质，正面宣传公务员的形象。
ELLEMEN：公务员联合会组织过罢工或抗议活动么?通常是由于什么原因?如何组织一场罢工或抗议?你们的诉求最后得到了满足么?
J.D：与完全的私人企业组织的罢工不同，我们公务员联合会的表达或诉求方式都是严格按照巴西法律，和国际劳工组织的151号协定的相关规定来进行，我们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意图也是吻合的，我们由于本身是公务员，有很多特殊性，不像其他工会组织一样，更频繁地利用罢工来达到诉求目的，我们更多的是利用法律或谈判来达成诉求。
ELLEMEN：我们的理解是公务员是政府力量的体现。而公务员的职业诉求会不会与其自身的工作原则有矛盾?当矛盾出现的时候。如何选择?
J.D：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公务员本身是政府机构的工作成员，是这个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巴西全国公务员联合会本身是一个独立机构，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我们的目的很单一，即维护公务员的利益，我们知道中国的公务员也十分庞大，但我们有350万公务员队伍，这个队伍也需要一个合理的机构或组织，来伸张或表达我们的利益。
ELLEMEN：在中国。公务员有时会让这个职业蒙受污名。在巴西社会有这样的情况么?当公务员联合会争取权利时。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舆论同情么?
J.D：我也理解这个情况，巴西是发展的，也是进步的，巴西也有类似情况，很多人抱怨公务员挣的钱多，收入多，工作时间少，办事拖拉，浪费国家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公务员这个形象也受到损害，甚至污名，因此他们举行一些罢工、游行等诉求，都得不到民众更广泛的舆论支持和回应，于我们而言，这的确需要一个教育行为，来提高公务员的素养，在净化公务员队伍，我们也需要做很多事情，而这本身也是我们全国公务员联合对内的一个职责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正面宣传公务员的形象。
ELLEMEN：你觉得巴西全国公务员联合会的最大敌人是谁?
J.D：是政府管理层！某些混蛋效率低下，不让人满意，他们制约着我们的民主发展，给我们的收益也不让人满意！
ELLEMEN：在全球工运中。巴西工会始终有一种不妥协的斗争传统。这是否与拉美民族革命精神中的左翼传统遗产有关?这种斗争精神的根源是什么?
J.D：虽然不完全称得上是拉美传统或拉美风格，但在保护我们自身的权益方面或者说保护我们国家的民主方面，也可以说，它是一场革命。某种意义上，在我们拉美人民的血液里，的确也存在这样一种传统，这样一种气质。
ELLEMEN：当今全球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也有广泛的市场。你们怎样评价它?
J.D：新自由主义的确全球盛行，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它是资本主义意识文化很流行的传递形式，很多人想挣钱，希望自己的劳动获得好的回报，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掩盖很多不公平。
ELLEMEN：对中国工会组织你有什么建议?
J.D：中国工会是全国性组织，代表了全国劳动阶层，我也知道中国工会力量并不是很强，也是因为它代表得很广泛，越是代表得广泛，越不能体现工会的作用，因为受行业的不同，职业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它诉求对象不一样，而你谈判的对象只有一个，政府，或是相关管理机构，因此很难获得成功。
里约是一座充满奇幻色彩的放荡之城，红灯区随处可见。
第4章
巴西性工作者工会
从里约到贝洛：发生在热带的危险与愉悦
在南半球的秋季，我们探访了藏在里约深处的隐秘地图，在比拉·米莫萨红灯区，在半人马俱乐部，以及在科帕卡帕纳海滩，我们体验到了热带之城的危险与愉悦；而在另一座巴西高原的贝洛·奥里臧特，我们则通过米纳斯州妓女协会主席Cida Viera的深度访谈，了解到了她们为争取妇女权益保障而充满传奇色彩的抗争与救赎之路。
撰文：黑噻马 摄影：ALEX RIBERO
里约的隐秘地图
里约的红灯区虽非举世闻名，但世界各地的感官主义者如同神秘的偷油婆一般，总是乐此不疲地悄悄降临。而在他们心中，里约就是一部南半球热带主义的邪恶经典。
比拉·米莫萨街
忙了一天，晚上九点，Alex上校（我们对摄影师的昵称）才空下来，然后开着他那辆陈旧的菲亚特带领我们驶进里约的隐秘地图。犹如驾着一只发狂了的“小飞艇”，极速穿越一段山洞，再过一段海滩，里约总是这样，山靠着海，湖靠着山，隧道山海相连，过一个山洞，就像小说换了一个章节，尤其是晚上，不断转换的场景，让人略感恍惚。
Alex上校是一个地道的里约人，出生于城郊乡村，他有着既朴质又疯狂的里约性格，作为一枚迷恋深度的独立摄影师，他曾因拍摄贫民窟，挨过一块炸弹，至今腰部还有疤痕，但正是各种经历，让他成了一部另类的里约辞典。
他一边快速地旋转着方向盘，一边吐露真情，“相比过去，而今里约的红灯区，越来越分散化，尤其是几个观光胜地新兴之后，情色酒吧和艳舞厅不断增加，即使本地人也难以窥其全貌。”众所周知，里约是座放荡之城，这不仅源于它处于难以躲避的赤道热量，更源于南半球普遍奔放的性意识。茨威格就说，“这是巴西的自然禀赋所赐，人们太容易获得食物，而蓝天、沙滩、山峦、花朵又这样随处可见，为什么不呢？”
“小飞艇”在旗帜广场附近减慢了下来，然后跌跌撞撞拐进一条巷道。已近深夜，这片工厂的废墟赶走了白天谋生的人群，而置换来更谙熟夜生活的另一群。一进入狭窄的街巷，边上立即有穿着百慕大短裤，赤裸上身的里约大汉上来，挥舞着粗壮的膀子，指挥我们如何倒车。付出八雷亚尔后，我们开进了临时车库，熄火时，Alex上校告诫我们收拾起任何拍摄器具，甚至手机。“不得拍摄！”他低声而严正地说。
贝洛奥里藏特市有将近八万名性工作者，巴西《劳动法》承认合法的个体性工作者。
黑暗中，我们打开车门，车库里潮湿得有点令人反胃的邪恶之味即刻弥漫上来，第一只脚踩上去即感触到了柔软的东西，Alex上校说，“是用过的避孕套。”因为我们的车停在车库最里面，是此物丢弃最集中的角落，每走一步，即可触及，遍地皆是。
刚才还在车上用奇思怪想喂养笑话，但此时突如其来的黑暗中的怪味精液，我们的态度立即严峻起来。车库门口另一个赤裸着上身的黑人大汉正指挥着又一辆车进入，灯光扫射过来，我们脚下的地上有无数个撕破了的避孕套，或泄漏着，或耷拉着，或横七竖八地漂浮着。车库里已停满了大半的车辆，显然，此刻还未至夜生活的高潮时间。
出了车库，我们在街角拐了个弯，意识中似乎是到了旗帜广场的背面，夜风习习，我们的倒影在里约最地道的红灯区比拉·米莫萨街上被拉得又长又瘦，Alex上校走在前面，神情自若，步履迅速，我们紧跟其后。显然还未等及这些来自北半球的好色感官完全开启，而迎面而来的赤裸裸的肉体和震耳欲聋的尖锐电音，立即将我们投入了一个沸腾如油的世界。
就像你小时候所见到的最古老和嘈杂的集市，一种原始的交易方式，和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在这里广泛展开。中间一条街道，两边是林立的铺面，每一家铺面第一层大都被改建成SEXSHOP或夜店，各类年龄的女郎在此招揽客人，而二层则是低矮、无窗的小隔间，是她们为客人提供服务的地方。这些店铺几乎没有招牌，用具简陋但实用，而金发的、黑肌肤的、巨型肥胖的、树枝般苗条的，各色女郎，一个个玉体横陈，或抚胸狂舞。每家门口都竞相释放出一个比一个更猛烈的拉丁电音，或夹杂着惠特尼·休斯顿那尖锐的嗓音，走进比拉·米莫萨街区，你几乎听不清任何人说话，语言开始退位，另一种东西开始壮大。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极乐世界。
比拉·米莫萨红灯区长不到一公里，如果在白天看，它实在像一间间东北的饺子铺，或四川老街上的杂货店与洗衣店，但此时每个店铺里都站着四五位小姐，或者多则十多位小姐，她们大胆得让你吃惊，全身只有一条水草般光滑的三角裤，有几位性情大发者甚至连这根水草都没有，裸着阴部，晃动着巨乳，邪念坦荡。热带夜晚的强光，照着如同鲶鱼般的赤身裸体，也照着两枚来自北半球的被打萎了的年轻人，这些突然而至的一幅幅肉体景观，恍然间让他们产生视觉上的眩晕感。
Alex上校说，“这里少有外地人进入，更多的是里约本地人，七十雷亚尔享用一个小时。”里约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仅供本地人进入，我们在阿莱芒山脚下的贫民窟里就见到这样一处，一到下午四点，外面人不许进入，违进者极有可能被乱枪打死。这时我正好亲眼所见一位矮个子的客人怀搂一枚巨乳女郎登上青楼。Alex上校补充说，也有当地人喜欢带着这些巨乳女郎到那个车库，就在里约那千姿百态的小汽车的狭小空间内颠簸一番，然后享尽春光。
在里约，性通常没有北半球那么多的禁忌，不同的是在此它少了些道德的矫饰，它也似乎暗合某种传统背景，你知道，巴西奴隶制比美国晚结束二十三年。这个不到一公里的街巷，存在了上百年，Alex上校称，“虽然它的精确位置也许有了些游移。而今这里不仅是年轻人的天堂，也是中年人的乐园，即使很失败的中年人，在这里也可以轻易地找到安慰。”
我们面前的人群，仿佛一条不安分的河流，不断地有分支，又不断有新的汇入，大家摩肩接踵，像疯狂的热带植物一样肆意地张开着所有感官。两位挤在我们前面的头发卷曲、身体也已有些松弛的“大龄”客人，尖锐的电音并没让他们不适应，反而如鱼得水，看上去，他们都超过了六十岁，而各种性表演奇观，让他们兴奋得哇哇大叫。
这里的愉悦是不设防的，当然也是危险的愉悦，假如不是Alex上校这部“里约辞典”，我们可能很难进来，甚至吃不少亏。刚进入比拉红灯区时，我们就被一个又黑有粗的壮汉撞了一下，然后Alex上校上前交涉了几句，后来才知，那人是个毒贩，他希望我们照顾点生意，Alex上校表示我们是他的朋友，只是来见识一下风情，才得以脱身。
性、酒精、尼古丁、毒品，在世界各地这些因素都容易在极端状态下联系在一起，比拉·米莫萨街也不例外，甚至在这里它们具有天然的联盟性，这里还枪支泛滥，去年曾在这条街道的另一端发生过短暂的火拼，并致两人丧命。“但第二天人们就忘记了这事。在里约遗忘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本领，而寻欢作乐才是持久之事。”Alex解释道。
还有就是，我们所目睹的比拉·米莫萨街确实充斥着诸多未成年少女，她们纤细苗条，一脸稚嫩，大多从贫民窟而来，她们不知道这是从一座社会丛林，翻越到另一座社会丛林。
离开旗帜广场时，在那个废墟改建的停车场，我们看见了至少三对从里面走出，擦肩而过，他（她）们身上散发着难以遣散的荷尔蒙气息，就像你随处见到的热带植物一样，茂密，野性气息长势逼人。
科帕卡帕纳海滩
如果说起比拉·米莫萨街，是里约隐秘地图上的一处充满本土风情的狂欢地，那么如同一弯新月般的科帕卡帕纳海滩简直就是一个性的秀场。这得益于它遐迩闻名的沙滩、海浪，得益于它的广阔与优美。
这座世界上最知名的海滩似乎难以企及尽头。Alex上校介绍说，“最多时候，海滩上可同时容纳10万人，一座无边的海上长廊。”当然夜晚时分，从大西洋遥远的深处滚来一排排震耳欲聋的巨浪，拍打着沙滩和裸躺在此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零星里约客，这时总有一些身材妙曼气息迷人的里约夜莺，踊跃地上前搭讪，相比于比拉·米莫萨街，她们身材更为火辣，装束也颇为妖艳，她们用带有浓重里约口音的英语，千娇百态地勾引你，最后无比直接地问你需要sexy服务么？在你犹豫的时候，甚至她们还漫不经心的故意拉伸一下胸衣，在月光下露出一对山峰般的巨乳，然后紧身胸衣猛地回弹，那对巨乳随即也晃荡不止。300雷亚尔至500雷亚尔，这是科巴卡巴纳海滩上的交易价。然而Alex上校说，这里也常常潜伏着危险，正是这块天堂般的海滩，几乎每周都要发生几次抢劫事件，iPhone、相机、腕表、名牌包，甚至钱夹子，都是他们打劫的目标，往往是一些也赤裸着上身的黑人男孩，十一二岁，两个或三四个围上来，他们甚至有的还光着脚，也许你正在回味刚才晃动的那对巨乳时，他们中的一个突然从短裤里拔出一把手枪，用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你，同时用瘦小的手指着你手中的iPhone手机，或者嘟嘟囔囔要你乖乖交出钱包。Alex上校说，在这个时候，iPhone或钱包就是唯一的救赎品，不得有任何质疑或反抗，他说因为里约人从不玩弄玩具手枪。
贝洛市红灯区场景
大西洋大道
与科帕卡帕纳海滩相连的大西洋大道，也是这些里约夜莺最集中的地方。宽阔的大西洋送来夜晚的海风，道路边上的高层公寓里，富人们此时已不再折腾了，那些面朝大海的窗户此时沉入黑夜，而在下面大西洋大道两边的古老的热带阔叶树下，应招女郎若隐若现，当ALEX的“小飞艇”减速足够慢时，她们就像小鹿一般笃笃笃地主动迎上前来，面若皎月、秀发披肩，光洁的长腿几近舞者般妩媚。
“晚上好！”“晚上好！”“请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谢谢！”对方很爽朗的回答，声音柔美。Alex上校熟练而简短的一套路数，将我们带入了一条迷幻的风情大道，他告诉我们说，大西洋大道有很多LADYBOY出没，你若找应召女郎，一定要开口问一下“她们”的性别，仅凭“眼睛”你难以区分，甚至更容易被“她们”的美丽所俘获。然后，他向我们讲起了罗纳尔多前不久的一桩囧事，这位退役了的“外星人”周末找了一位尤为火辣的应召女郎，兴冲冲地带回酒店，深夜里，气急败坏地发现居然是个LADYBOY，一怒之下随即将之遣走，哪知这位LADYBOY不依不饶，第二天就主动曝料，对一家八卦媒体和盘托出，最后弄得罗纳尔多声名狼藉。
离开大西洋大道后，“小飞艇”又来到紧邻科帕卡帕纳海滩附近的几条街道，Alex上校介绍说，如今这里也开了好几家情色俱乐部和艳舞酒吧，名声在外，有些简直能与著名的“半人马俱乐部”分庭抗礼。“半人马俱乐部”是里约南区一处高层次的情色俱乐部，据说贾斯汀·比伯就常飞抵里约，尤其爱在诸如此类的地方横渡春光。
“30雷亚尔一张门票。”然后我们进入，就在科帕卡帕纳海滩后面第二街附近的一家艳舞酒吧，仿佛进入了一个镜子迷宫，但音乐真的不错，从“热带主义”到牙买加雷鬼，最后到里约FUNK，拉丁气息浓郁，这里可以说是另一种以性为主题的桑巴表演，其中还夹杂着充满复杂难度的本土柔术，舞台与我们之间几无距离，那凌厉的身段，棕榈般紧致的四肢，张开又闭合，简直把性与幻想发挥到了尽致，直至闪光的汗水颗粒般在她那凹凸的黑肌肤上一粒粒滚落下来。
花生街上著名的红灯区大楼，红灯区门口及内景。
贝洛奥里藏特市的妓女工会
在里约，我们遗憾未能见到妓女工会的成员，世界杯让她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忙乱中，完全无暇环顾两枚来自北半球青年的采访请求。
但贝洛·奥里藏特市却时来运转，在这座巴西高原一度盛产金子的最富庶城市，干练而理性的妓女工会主席Cida Viera早就在邮件中欣然同意我们的造访及拍摄，并在该市最富争议的红灯区非常大方地接待了我们的专访，而此前只有CNN走近过谜雾一般的她们。
性工作者工会
下午一点，在贝洛市繁忙的火车站附近，秋日的巴西骄阳给一条拥挤不堪的旧街带来不可低估的热量，四散的阳光犹如锐利的碎镜子，让人不敢直视，我们一行呆在约定的一座车库门口等待着。很快，金发披散，身材高挑的妓女工会主席Cida Viera过来了，于她们而言，这应该是一天中比较早的时刻了，因为习以为常的夜晚工作，使得她们似乎有意躲避上午的阳光一样。而见到我们，Cida Viera立即上来热情地握手，“来自中国的朋友！”她称呼我们。
Cida Viera涂着妖艳的蓝色眼影，深红口唇，看上去安静但言辞里却有无限的活力，尤其是她眼帘忽闪的一刹那，那妖艳的蓝色眼影，犹如热带雨林飞过的一只蓝色光明大闪蝶，极为摄人心魄。她还开玩笑地提及她右下巴上也有一颗痣，我们都会心地笑了。然后稍微停顿了一下，她开始了自我介绍，“我是巴西共产党员，已有八年党龄。”
她说她做妓女已二十多年，以前曾在巴西央行工作过，后来也有机会做警察。“但我热爱妓女行业，现在，我白天中午学法律，做针灸，或来这边工会上班，晚上依然去艳舞酒吧跳舞，今年47岁了，我喜欢这个。” Cida Viera自我介绍道。
我们都称之为米纳斯州妓女工会主席，但Cida Viera称，虽然巴西《劳动法》早已承认妓女这个劳动工种，也承认妓女属于合法化的职业范畴，但巴西其他法律只承认个人行为而禁止有组织的从事妓女卖淫，因此要成立属于妓女的工会组织，在巴西还存在诸多困难。为此她们每年一直向议会提出议案，申请和斗争从未停止。
我们得知，由Cida Viera领导的这个PROSMIG组织（是葡萄牙语“妓女基本权益保护组织”的首字母缩写），实际上是一个取得合法权的类工会的NGO组织，旨在保护妓女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因此外界也同情性地称之为“妓女工会”。她还补充说，巴西北部的几个州以及沿海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城市都是如此，也都早已成立了这个意义上的妓女工会组织，并且她们之间也频繁联系与交流。
Cida Viera邀请我们到妓女工会的办公室，她还介绍了该妓女工会副主席，也是工会的总书记Rafaela女士，她年龄稍长，一头弯曲的黑发，性格爽朗而幽默，至始至终拿自己开着玩笑，并极富热情地回答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Rafaela说她自己从事妓女已经三十多年了，在酒店、红灯区、站街女郎等都做过，而她也一直是一位单身母亲，她通过在酒店或红灯区工作挣钱供养女儿上大学，目前女儿正在里斯本大学就读地质专业，她既为自己妓女工作自豪，也为自己女儿而骄傲。目前她还担任妓女培训班的英语老师。
工会办公室是一座车库的后半部分改建而成，有两个房间，空间都不算大，贴着花色瓷砖，办公室四壁招贴着PROSMIG组织的宣传单，或者有关红灯区的色情广告，地上堆满了大纸箱，里面全部装满了避孕套，足足堆满了半个房间。旁边还有一台用旧了的绿色大冰箱，Rafaela打开双门向我们展示，里面也是一层层冷冻着满满当当的性用品，有些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怎么使用，但看上去十分先进。
而Cida Viera提供了一个数据，“我们平均每天要发放7200个避孕套。”她说。这半屋子的避孕套根本用不了几天。“而这些避孕套主要是从巴西国家卫生委获得的，有的是米纳斯州卫生委给予的，还有一部分是公益组织赞助的，推广避孕套，是我们的重要职责之一，这是避免艾滋病及其他性病的必要保障。”而就在我们采访的两小时内，前后有三位妓女前来领取避孕套，她们每个人领取两箱，大约两百个，每位领取人随后都在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其中一位还欣然接受了我们的拍照。
因为Cida Viera的神奇经历，又精通法律，她在妓女中拥有崇高的威望，并一举选为米纳斯州的妓女工会主席。Cida Viera解释说，“妓女工会的目的，并非要将这个行业做到多大或多强，而我们的意图是要保护已经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在服务过程中的人权保障和人身健康安全。”
Cida Viera一直认为巴西刑法或警察在对待妓女方面存在不合理之处，比如在一些酒店的电梯间或其他地方，警察发现妓女后，常常要求她们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从事违法的事情。警察还在执法过程中对妓女进行施暴。Cida Viera说，巴西的法律有一些根植于法西斯时代的渊源，她说她加入巴西共产党，就是通过这个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为巴西妓女的人权及其他权益作斗争而获取议会的支持。
“而对于这个妓女工会所在的米纳斯州而言，妓女这个古老的行业，非常特殊，它几乎与这座城市一起诞生，而今整个米纳斯从事妓女行业的人数有八万人，包括酒店、桑拿、酒吧，以及各个红灯区在内。”Cida Viera表示。她认为在里约、圣保罗甚至这两个城市每个都超过这个数字。“八年前，这个类工会组织才在贝洛市（米纳斯州府所在地）成立，而今已加入该工会组织的有4000多人。”她介绍道。
米纳斯州位于巴西高原，两百年多前，突然发现了金矿，这块荒原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从四处涌来的淘金者络绎不绝，贝洛市和黑金城由此建立，并一度名扬天下，而今这座城市矿产工业依然占据很大比重，举世闻名的淡水河谷的重要产区也在此州。此外，这里还是巴西重要的农牧业区域。在我们到达的当日，全拉丁美洲的畜牧兽医都集中在这座名为“美丽地平线”的城市，召开一年一度的拉美兽医大会，以致我们在任何一家餐馆吃饭，都会遇到一大群大腹便便的兽医在前面排队。“很高兴他们的到来，他们昨夜也是我们最主要的客户！”一位来领取避孕套的妓女对拉美兽医大会表达了由衷的赞扬。
而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出前一天下午在贝洛市那个著名的“慢食餐厅”跟那群乌压压的兽医一起排队等餐时的情景，他们人高马大，也许兽医技术精湛，因为拉美畜牧业在全球有口皆碑。但Cida Viera已经提醒了我们，对于色情产业而言，更盛大的情景也许并非兽医，而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杯。
“我们无法预期能有多少球迷造访这里，但世界杯期间，你知道的，米内罗体育场只能容纳这么多人，而必定会来更多的客人，他们一部分得到了球票，进米内罗球场了，但还有更多的人，无法得到球票，他们会来我们这里！”Cida Viera言简意赅，“世界杯期间，我觉得米内罗球场有一支队伍在踢球，而球场外还有另外一支队伍！”
但是她再次表示，“我们本身不是刺激和推动这个行业的增长，不是要把这个行业做到多大，我们意图是保证游客来时，或本地客人，如他们需要这种服务时，而这种服务是安全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也提供了培训，教她们如何沟通，也提供一部分刷卡服务，而取代使用现金的不方便性。”
而为了世界杯，贝洛市妓女工会的确做出了一些举世闻名的事情，比如组织培训妓女学习英语。Cida Viera说，实际上去年她们就做过一期，大约有六十多位妓女报名，后来这个英语学习班结束了，CNN曾为此来拍摄过之后，她们收到了大量的来信。今年，她又组织了第二期，目前这个班有三十多位学员，而Cida Viera自己也在其中。
访谈结束后，她带我们去参观了英语教室，那是一间不是非常宽大的教室，位于贝洛市老火车站附近的一栋老式购物广场大楼三层，几十张桌椅整整齐齐的排列着，周围墙壁上贴着迎接世界杯的宣传画，我们到达时，当天课程刚刚结束，黑板上还留下几个单词：诸如Condom和lubricant。“第一个稍微容易些，因为跟这个词语的葡萄牙语发音有点相似，但第二个就不容易了。”Cida Viera对着黑板摇摇头说。
作为这些妓女姐妹的英语老师，副主席Rafaela总结说，“妓女们要学会英语，很不容易，但对她们来说，掌握一门外语太重要了，毕竟客人并不都是巴西人或葡萄牙人。”众所周知，巴西的中小学教育普遍不学习英语，而要在短短几个月内完全掌握一门外语，难度太大了。而Rafaela说，她们打算尽快出一本书，一本英语和葡语对应的小册子，或小词典，里面包括职业英语用语表达，比如一些关键词汇、实用用语等，大家随身带上，以方便与客人交流。
非常凑巧的是，在这栋商场的四楼，我们见到妓女工会的赞助商业公司Uai，它是一家致力于妓女、同性恋、变性人等亚文化领域救助的国际性NGO组织，遍布全球，而该组织驻米纳斯州的负责人Elias Tergilene，风度翩翩，慢条斯理，跟我们一一握手后，随即带领我们进入他那间摆满了各种前卫艺术品的巨大办公室，在一张无比夸张的椭圆形桌前，他向我们介绍了赞助贝洛市妓女工会的情况，比如赞助她们每年的几次大游行活动，每月800雷亚尔资助那两间妓女工会办公室的租金，当然，他们影响最大的还是赞助了一年一届的“妓女小姐”大赛。他非常自豪这一系列赞助成果，看上去他与主席Cida Viera相处融洽。
妓女工会副主席Rafaela是本届“妓女小姐”活动操办者之一，她说这个idea是Cida Viera想出来的，时间恰好与举世闻名的“巴西小姐”选举同在一天。她们称这是一个“巧合”，但是世界首创。“我们当时举办了一个游行，现场旗帜招展，十分热烈，从年轻的到很老的妓女都有参加，而且媒体也到齐了，虽然‘巴西小姐’影响力很大，但媒体更关注我们，因为我们选的‘妓女小姐’，没有争议，不像‘巴西小姐’那样众怒难平，大家都非常喜欢我的‘妓女小姐’。”她们兴奋地说，“今年9月27日还要举行第三届。”
在这座商贸大厦的一楼，Cida Viera还带着我们参观了她们合作的一家美发厅，这家发廊是妓女工会所有会员指定的美发点，相比外面其他美发厅，这里价格便宜大半。Cida Viera跟他们谈判了一个“非常公道的价格”，而且还有一项特权，就是她们随时到来，都可以优先享受美发服务。Cida Viera说，“与之前相比，现在大家都懂得妆扮的重要性，这不仅与妓女的职业素养有关，而且也与收入有关。”
白天进入红灯区
中午之后，巴西高原上的太阳热量未减，但比起北半球而言，午后的阳光更加明净，站在老火车站的屋顶，美丽的贝洛市仿佛倒立着的天空之城。我们从老火车站回到了妓女工会所在的那条老街，异常拥挤，人流和车流几乎在这里重叠在一起，难以分开。Cida Viera走在前面，她便捷地带领我们拐进一扇门，越过一群面目凶悍的黑人门卫，非常怪异的是，上楼梯前，居然还要穿越一台陈旧不堪的安检仪器，仿佛穿越另一道门。而楼道超乎想象的狭窄，在我们上行的同时，却还要随时在拐角处收紧腹部避让一大群下楼来的肥胖客人，可是当时我们哪里知道——他们就是一个个心满意足的嫖客呢？而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此时要去逛的正是贝洛市最著名的妓院，Cida Viera带我们进去前，一切均未提前告之，当时我们还天真地以为她要带领我们去一家巴西烤肉馆。
上了二楼，的确与之前我们在里约见到的非常不一样，可以说大有特色。这里保留了妓院最古老的形式，井字回廊，如同迷宫般的格局，顺着走廊走，一个隔间挨着一个隔间，如同进入了蜂巢，仿佛你的眼球就是一个大变焦镜头，隔间里，一张床，四周贴着彩砖，灯光在粉红和暗红之间变换，床头无一例外地放着一台电视，里面的内容更加肉欲，更加鲜活，电音震耳欲聋，肥胖的妓女站立在门口，或躺在床上，赤身裸体，无一例外地尽情卖弄着巨乳，腰肢，或腰肢以下部位，极尽挑逗之能事。
Cida Viera走过，这些妓女姐妹们每一位都过来热情招呼，看上去非常熟络，我们无法知道她们交头接耳时谈论了什么，而只看到了非常私密的会意笑容，那应该是属于她们的术语。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嫖客，形形色色，非常逼真。老少皆有，有的穿着西装，有的背着破烂不堪的双肩包，他们有的因为一直盯着隔间里搔首弄姿的裸体，而走过来狠狠地撞上我们，也毫无知觉。或者还呆呆地站在门口伸着长长的脖子往里看，但也有很多却显得经验老道，在井字回廊里转了一圈后，然后迅速返回到他认为“不错的”那个隔间前，径直进去询问价格。“30雷亚尔，半个小时！”然后，那扇门就关上了，里面的电音瞬间变得震耳欲聋。
我们认识了一个隔间里的一位之前是律师的妓女，她年龄稍大，四十出头，金黄色长发，身材风骚，却十分坦诚，她认为我们拍摄毫无问题，甚至公开印刷在铜版纸上也毫无问题，她乐于告诉我们，“自己喜欢这种工作，律师工作很无聊。”她不会挑剔客人，觉得能给客人带来快乐，自己就会快乐，她做妓女有七年了。在这里面，她并非最会赚钱，她说，“就是30雷亚尔半小时，也有人一天可以轻松挣到500雷亚尔。”
还有一位黑人妓女，年轻，卷发，身材肥胖，她和着快速翻唱的RAP，站在门口跳着劲舞，摇晃着肥臀和一对超级巨乳，吸引着大堆客人，但她后来特意赶过来叮嘱我们，不希望将自己的照片公开印刷，我们欣然答应。她说，“自己之前生活非常不好，没有出路可走而选择做妓女，但这个组织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最后她解释说，“我不确定以后将永远做妓女。”
阿方索大道的夜晚
贝洛市夜生活层次丰富，在市中心著名的阿方索大道上，夜晚遍地流莺，她们是另一种寻艳生活。如Cida Viera所言，妓女与这个城市几乎一起诞生，它们都得益于17世纪末的金矿大发现。而今，它无法与这座城市分离开来，而人们也不愿它们彼此分开。
依然拜Alex上校所赐，晚上大约十点，我们的小汽车驶出酒店，从阿方索上街缓慢放行下来，巴西高原上的凉风带走了一天的燥热，仿佛一曲清凉之波萨诺瓦。大道两旁高大的灌木茂密如一道大伞，而每过一个路口，从这些灌木边缘就会溢出几位流莺，在路灯下，她们面目白皙，朱唇明眸，举止妖娆，若你将汽车放得更缓慢一点，并开启车窗，她们就会立即迎上来。
Alex上校放缓了车速，只是让我们见识一下神奇的阿方索大道，“这条街道的右边是LADYBOY，后边是GIRL。”也就是说，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全部隐藏在闪状灌木下的“女孩”全部是LADYBOY，显然这又让我们有些大吃一惊，就像我们曾在里约的大西洋大道上所见到的一样。
他解释说，在巴西，TRAVESTI（变性人）很普遍，也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实际上，“变性人”是异装癖者的一种，巴西街头的许多妓女都是“变性人”，“她们”有的还留有男性生殖器，但其穿着、举止都与女人无二，并也承认自己是女人。最有名的是1964年出生的罗伯塔·克洛泽，她甚至登上了巴西版的《花花公子》杂志，做服装模特，主持深夜一档脱口秀节目，还拍摄电影。他于1989年做了变性手术，但直到2005年，她都未能修改自己的证件上的性别，为此，官司一直打到巴西最高法院。
近年来，“ 性少数”（SEXUAL MINORITY）在巴西的受关注度提高了，“她们”越来越不愿意按照世俗要求那样活在阴影里，或掩盖自己的诉求，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等地，“她们”相反大放异彩。
在色情行业里，“她们”某种程度上与她们平分秋色，牢牢地占据在阿方索大道的右边势力，而左边，则平分给她们。白天在妓女工会采访时，我们特意问到了LADYBOY这个问题，但工会主席Cida Viera忽闪着她那妖艳的蓝色眼影摇摇头说，“不！‘她们’不属于我们的范畴，我们协会是维护女性安全卫生健康的使命，我们觉得‘她们’不是安全的性行为。”不过，她补充说，“很多活动我们经常在一起，比如一些游行，为了争取一些共同权益。”
但对于这个问题，白天我们在妓女工会的赞助公司Uai那里获得了一些安慰，它是一家致力于妓女、同性恋、变性人、异装癖等亚文化领域救助的国际性NGO组织，那位风度翩翩的负责人Elias Tergilenne明确表示，LADYBOY也是他们帮助之列。
我们的小汽车开了一个来回，从另一头开始，是阿方索大道的“左边”风光。显然，GIRL在人数上还是占了大多数，每到十字路口，在汽车远光灯下，那些蛰伏的夜莺，她们露着光洁的长腿，站在路中央，像一条条闪闪的小银鱼。你若摇下车窗，她们随即过来攀谈，甚至绿灯通行时，她们还故意在你的远光灯前闪现着一条条白皙的长腿，故意让你无法离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交易达成，她立即会被众小妹们从车窗上塞进来，甚至两条长腿还在窗外挣扎，而小汽车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动了，只有空中还飘荡着希科·布阿尔克的那首名曲《赤道以南无罪恶》。
贝洛市性工作协会主席Cida Viera有一个传奇的人生，之前在巴西央行工作过，后学习法律，但后来热衷于妓女工作｡
巴西米拉斯州妓女工会主席
Cida Viera专访：
ELLEMEN：很感谢你给予这样一个采访机会，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这个工会可以做什么事情?
Cida Viera(以下简称C.V)：保护妓女权益不受侵犯，推动这个行业方面的立法｡
ELLEMEN：你本人有什么样的经历?
C.V：我是巴西共产党员，有八年党龄了。今年47岁了，1989年我曾在巴西央行工作（实习）过，也有机会做警察，但我热爱妓女这个工作，我今年47岁了，做妓女工作已二十多年，现在我白天学法律，做针灸，晚上依然在色情酒吧跳舞。
ELLEMEN：为什么选择加入巴西共产党?
C.V：我作为巴西共产党员，因为巴西共产党在议会中有席位，我们的领导者能够在议会席位中的身份帮助我们推动保护妓女的一些立法进程。还有我相信它的一些使命。
ELLEMEN：能否具体介绍妓女工会的一些职能?
C.V：我们的工作有三个方面，a，我们是妓女协会的人权保护组织，为妓女争取社会地位；b、关注妓女行业的卫生健康，艾滋病防范，性传播疾病等；c、关注家庭暴力，关注职业歧视。虽然妓女行业在巴西是合法职业，劳动部的法律承认个人妓女合法，但现在还没有法律对这整个行业进行保护，我们致力于推动这方面的立法。
ELLEMEN：推动什么方面的立法?
C.V：目前，在现有的刑法范围内，仍然有针对妓女的定罪。警察在调查时候，仍然可以通过暴力手段来对正常工作中的妓女采取行动，虽然妓女是合法的工种，我希望对上述这些行为进行立法修订。
ELLEMEN：能否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介绍?
C.V：妓女行业是个体职业者，是自由职业者，如果在酒店坐电梯，常有警察要求妓女自己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做犯法的事情，或者把酒店封锁，把妓女带走，这个就是侵犯基本人权。
ELLEMEN：还有其他一些日常工作么?
C.V：就是保护她们的卫生健康，比如发放安全套、润滑油，防止意外受孕。我们平均每天要发放下去7200个安全套。
ELLEMEN：都免费发放给全部会员么?这些安全套来自哪里?她们是自己来领取?
C.V：是的，这个是全协会发放，也有一部分是她们自己来取。全市有八万多妓女，包括酒店、桑拿的、站街的等，我们工会会员有4000多。这些安全套主要是国家卫生委给的，也有一些是从州卫生委获得的。
ELLEMEN：会员需要交会费么?
C.V：不需要会费。费用是有些人捐款，捐赠。
ELLEMEN：这个办公空间是租借的?工会员工怎么工作的?
C.V：这边的员工都是免费的，我们互相换班，没有任何报酬。一切都是外界赞助的，这个办公空间的租金八百雷亚尔，是一个国际机构赞助的，包括我们的电话等，都是一些NGO机构成员提供的。
ELLEMEN：刚才提到这里从事这个行业的有八万人，那么里约或圣保罗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数大概有多少?
C.V：其他州八万人也比较合理，有可能比这个好点，米纳斯州发展比较早，八年前我们这个组织就已建成，而巴西北部每个州也都有妓女工会，大体上相似。里约那个著名的妓女工会主席刚去世。
ELLEMEN：昨晚我们来这个红灯区，据说这个红灯区将要被政府拆掉，拆掉后将会怎么办?
C.V：因为这个区域要做一个老区改造，要盖一些新的楼房，但政府没给我们新的规划，这里受影响的不止我们，还有其他商铺，我们正联合起来抗议政府行为。
ELLEMEN：我们在CNN看到，为世界杯，你们还专门组织妓女学习英语，现在进展如何?
C.V：这个主意是我去年产生的，因为行业一直在扩张，世界杯期间，更多人会来，我们希望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水平，去年CNN报道的英语课已经结束了，今年应妓女们的要求，我们进行了第二期，这个班白天一班，和晚上一班，到目前为止总数培训了有六十多人，但实际上能说英语的还有一些人，比如在酒店里的。我们打算尽快出一本书，一本小册子，包括职业英语用语表达，一些关键词汇、实用用语等，大家随身带上，以方便与客人交流。
ELLEMEN：世界杯是一个狂欢的节日，来此的客人会否比之前更多?你们有什么预期?
C.V：这个预期肯定是增长的，但增长多少，她们还无法做出精确的估计。我们本身不是刺激和推动这个行业的增长，不是要把这个行业做多大，我们意图是保证游客来时，或本地客人，如他们需要这种服务时，而这种服务是安全的，所以这种情况，也开了培训班，教她们如何跟他们沟通，也提供一部分刷卡服务的，保证他们不用现金交易，提高安全性。但是世界杯期间，米内罗体育场只能容纳这么多人，而会来更多的客人，一部分得到了球票，他们进球场去看球赛，但还有更多的人，无法得到球票，会来我们这里。也可以说，米内罗体育场里有一支队伍，我们这里也有一支队伍。
ELLEMEN：非常有意思的说法｡
C.V：６月２日，是世界妓女节，在这一片区，我们也将举行许多纪念和庆祝活动，一系列计划，比如有路演，有演讲，发一些材料，免费疫苗注射，还有一些表演。
ELLEMEN：之前，在巴西小姐期间，你们也举行了妓女小姐大赛，受到了广泛关注？
C.V：这个活动是我的创意，而选的日子跟巴西小姐撞车了，这是一个巧合。但据我所知，这是世界首创。那天现场旗帜招展，有一个小的游行，从年轻的到很老的妓女都有，整个队伍一起参与，而各种媒体都到齐了，虽然“巴西小姐”影响力很大，但媒体更关注我们这边，而且没有更多争议，不像“巴西小姐”那么大的争议，大家都比较喜欢我们的“妓女小姐。”
今年9月27日还要举行第三届，第一届争议很大，去年第二届没有争议，今年我们会做得更好。
ELLEMEN：这个选举是全国范围的，还是州内的?
C.V：是州内的。还没推广到全国。这次活动使得全州的妓女工作者都参与了，“妓女小姐”选美活动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游行，让公众了解到保护妓女的基本生存权益，比如不受到暴力威胁等。
ELLEMEN：妓女小姐是怎么评选出来的呢?是公众投票?
C.V：当然谁都可以投票，媒体记者公开后，通过网络啊，广播啊，报纸啊公开后，全国各地都有人投票，我们准备了很多材料宣传介绍，来自各地的投票都有。
ELLEMEN：这个行业在巴西社会，是否有歧视?
C.V：巴西公众对此的接受程度非常高。（副主席补充说，我今年57岁了，曾经做过三十年妓女，在酒店，与外界接触较少，但此间接触各行各业的人，也有很多高学历的人，都很开放，社会包容性很强。）
ELLEMEN：巴西一方面社会暴力很泛滥，是不是你们需要保护?
C.V：以前比较严重，现在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好多了。有一些酒店，采取安全措施，跟警方也有联络，遇到危险也会获得警察的帮助。
ELLMEN：你们的会员都会获得你们的帮助么?
C.V：有几个方面，可以求助，比如法律求助，她们可以直接去法院交涉，找我们帮助，以前没有法律保护的意识，现在有了；其次财务方面求助，我们帮助她们建立账户，报税等，都可以帮助她们。
ELLEMEN：与之前相比，今天的妓女行业有些什么变化?
C.V：今天的妓女比当年要好很多，轻松很多，她们比以前都有权益意识，参与社会活动，比如缴税，都有保障，她们基本上有自己的租房，挣一些钱后，都考虑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想法。（副主席补充，比如我当了三十年妓女，我一直是个单身母亲，现在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了，在欧洲上学了，自己退休后生活也没问题，也有很多同事，现在人家已经利用业余时间读完了心理学学位，取得奖学金，上个月已去里斯本大学读心理学硕士学位了。）
ELLEMEN：那个去里斯本读心理学硕士的跟你年龄差不多么?
C.V：不，比我年轻很多很多。我57岁了。
ELLMEN：你们怎样看待妓女这个行业?
C.V：有很多人受到技术培训，比如有人去开发廊，但开了一阵后，还是觉得当妓女很好，然后又回来当妓女了，我自己也是，自己做个银行职员，但还是热爱这个行业。
所有的选择都是个人的，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也有个妓女，一个客人很喜欢她，把她赎出来，跟她结婚，但结婚两年后，她丈夫去世了，给她留了一座大房子，也留了大笔钱，她完全可以不工作，足够花，她还是不喜欢这种生活，然后又回来做妓女。
副主席Rafaela(以下简称R)：所有的行业都有艰辛，需要奉献，选择这个行业，也需付出很多东西，想取得成功，需要努力，要对得起这份职业。
我原先是做裁缝的，做了很多年，后来怀孕了，妈妈把我从家里赶出来，就没地方住了，后来成了单身母亲，为了谋生，为了养女儿，我就做了妓女，现在我女儿很漂亮，去欧洲上学了，我现在不用做妓女了，但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我现在也做裁缝工作，就是给女儿一些钱供她上学，本身我不欠其他任何人，社会没人关注我们，但我们也不欠社会的，这么多年，我们就这样过来了。
ELLEMEN：成为一个职业的好的妓女，需要哪些特质，哪些修养?
C.V：这个东西，很广泛的，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个人要求不一样，我是学心理的，也做了一些调研，各种各样的客人的心理，也调查夫妻的心理，有些专门给妓女聊天，讲述自己家庭的各种关系，有些男人把自己喜欢的类型告诉她，喜欢白的，金发碧眼的，黑的，胖的，都统统告诉她。各种各样，没有定论，很难有统一答案。
R：从我的经验来看，我有一些客人跟了我二十多年的，非常忠实；有的在酒店等两个小时，就一直等我到来；有的客人比自己的丈夫角色还忠诚得多，都跟我很多年，也许我有足够能力吸引客人。我是温柔贤惠型的，而她（指主席Cida Viera）是暴力型的，打男人的那种（笑）。
每个客人都不一样，有些很有钱，做医生的，做律师的，做生意的，我们在一起有时就是为了聊一会儿，见个面，然后就给我钱，我们是好朋友。
ELLEMEN：妓女日常工作中，遭遇到的最多的危险是什么?
C.V：有两方面，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暴力。身体上的暴力是常见的，更普遍的，但我们了解到，妓女受到的暴力90%与自身的素质有关系，跟客人争斗，有些不好行为，我们协会正在行业内进行帮助与改进。另外一些可能是来自贩毒，吸毒的，流浪的，有些是有病，得跟她们划清界限。
ELLEMEN：昨晚我们在阿方索大街上，看到很多站街女孩，她们在几分钟询问后，就上了陌生人的车，是否有不安全因素，是否会寻求黑社会的庇护?
C.V：我自己也站街站过很多年，交流的经验会互相了解，互相谈判的过程能评估这个人是否有暴力，或者先付钱，尽量规避一些不安全因素。
ELLEMEN：昨天，在这条街上，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奇装异服的Ladyboy，“她们”是否也在属于你们协会的范畴?
C.V：这部分我们是不管的。我们协会是维护女性的安全卫生健康的使命，他们不属于我们范畴，我们觉得他们是安全性行为，而且来这里注册的会员都要注明明确的性别为女性。
当然有的情况，是在一起的，比如一些宣传活动，一些游行等，一些在路上的活动，他们和我们经常在一起，为争取一些合法保障，以及一些共同权益。
ELLEMEN：这些女孩学英语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R：学英语的故事少。但之前倒有很多故事，比如客人半夜给她打电话，多少次她厌倦了，把电话扔掉了，但客人又千里迢迢来敲她门，还有很多老男人的怪癖，过几年我要写本书，把这些客人的怪癖写出来。（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