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万点墨 家有五斗米 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世俗生活

曾被寄予厚望的德赛先生,倏忽百年,今天是否安好?他们如何描述眼中的现实中国?

怀念没有网络的时代,害怕错过生动的物事

采访、撰文:卢雁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以法学为学理基础的公共知识分子,网名“守门老鹤”,一直为传播法治理念和思想奔走呼号

有时我不免失望,但从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的角度观察,指望百多年时间完成现代国家的建立,有点急于求成。唐德刚说近代中国在过“历史的三峡”,他判断需要到“鸦片战争”之后大约两百年才能东出三峡。前提是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不能出现大规模的走火入魔。可悲的是,我们恰好经历过这样的走火入魔。

曾几何时,朋友圈里都把我视为贺卫方的小酒友。作为中国当下最著名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喜欢他的和痛恨他的人,清晰可辨。

认识贺卫方不算早。今年年初,当时有机会和他坐下来聊天,是借着去年底他“暂别微博”的事。在之后的半年里,我们在北京、上海两地总共喝了五回酒,采访文章倒是一篇没写。

一直以为,记者和采访对象的交往,最高层次是成为相互信任、甚至无话不谈的挚友。我不想急功近利每见一回贺卫方就用一篇稿子“榨取”他,我也自认为不可能通过一次采访就能充分认识这个1960年出生的山东男人。

事实上,即便经历了三斤茅台、一斤半红酒、无数杯清酒的“浇灌洗礼”,今天我对贺卫方的了解,也只比多数人略多些:巨蟹座,血型“酱香型”,烟龄三十五年,每天一包,打算退休后回老家,欣赏他的姑娘很多但没有任何绯闻,他的老同学在读书时就评价他“贺卫方不懂爱”……

贺卫方就是这样一个把自己包裹得十分紧密、但言行又大都具备“公共性”的独立个体。

回首多年舆论场上的“腥风血雨”,贺卫方可以保证自己对任何现实问题和实际争论时,立场和态度都是可预判且一以贯之的。这比好多知识分子左右摇摆不定,时而金刚怒目、时而闪烁其词的可辨度要高得多。所谓君子坦荡荡,不过如是。

我愿意和贺卫方喝酒,成为朋友,不是因为他长得帅(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最终的原因是:和他的交往,一切都在阳光下,令人温暖,又感安全。

第一次见贺卫方,是在北大东门成府路上的万圣书园。当戴着深灰色绒线帽的贺卫方走进来时,万圣咖啡屋的两个小姑娘齐声招呼了一声“贺老师好”。果然常客。

贺卫方脱下帽子,白发比我想象中要多得多,但微鬈的头发依然浓密。露齿的微笑搭配好听的声音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如冬日的阳光,清冷的温暖。他不就是该天生站在讲台上的吗?

我们的聊天从2013年12月31日他在微博上宣布休博开始,“著名法学家贺卫方离开微博”在当时成了新闻。

贺卫方说,选择离开是自己的一种“周期性倦怠”。他怀念过去没有网络的时代,每个人说话大家都会很用心去听,而现在连朋友聚会都是在发微博、发微信。贺卫方很怕,怕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这个真实的世界,害怕错过生活中最生动的东西。

“倦怠”既然是“周期性”的,就意味着峰回路转的可能。2014年1月10日,“贺卫方复出微博”又成了新闻。

后来一次见面,我调侃地问贺卫方,怎么又“复出微博”了?记得他给出的解释是:微信是熟悉的朋友圈,和朋友之间讨论问题当然很宝贵,但他更喜欢对着更多人,包括陌生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

作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贺卫方进入普罗大众的视野是在1998年。是年他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此后,他在诸多媒体上发表了一大批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文章。

贺卫方的逻辑是:一方面要把现代法治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背后的道理阐述清楚;另一方面,要结合一些公众广泛关注的个案,把法治的道理讲明白。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对一些著名的事件和案件,如孙志刚事件、许霆案、邓玉娇案、孙伟铭案、药家鑫案、重庆“打黑”、薄熙来案等,贺卫方都及时发表评论,将案件所蕴含的法治逻辑作了深入浅出的揭示和分析。他关于重庆“打黑除恶”的那封公开信——“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那分理想”——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关于自我定位,贺卫方认为做一个“以法学为学理基础的公共知识分子”很适合他。

“法律学人这个群体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状态,他们之间应当有分工。有人做形而上的法哲学研究,有人从事某种部门法的具体制度研究,有人写只有本行内部学者才看得懂的论文,有人在法学与其他专业甚至公众之间搭建桥梁……我个人希望能够对于法律史有独到的研究,与此同时也对于当今的制度建设有些影响。”

他也确实有这个天分。从小喜欢文字工作,大学时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喜欢写一些既跟时事有关,又跟时事保持距离的文章,普及法治社会一些基本理念。

贺卫方还是天生的演说家,他承认自己有点“人来疯”,就喜欢那种很多人在一个厅堂里拥挤不堪的状态。

他的书架上从来没有演讲技巧之类的书,也不会有意识地去观察别人的演讲。但只要一站到讲台上,他就能迅速让听众安静下来,然后被他带着走。他的演讲除了生动,还有留白,让人自动自觉地去思考。

近十多年来,每年逾60次的公众演讲,也许是他越来越走向公众化的一个因素。尽管他的文章时常金刚怒目,他本人却像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用他的话讲,他并不喜欢和周围发生冲突,但往往事与愿违。

在鲁迅和胡适之间,贺卫方毫不犹豫选择了胡适。面对诸多磨难,他信奉:在面临生死考验之时,一个人能够慷慨赴死,的确是特别伟大的人格;但若面对是生不如死的局面,选择活下来,那是更了不起的一种精神。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诸多困境,贺卫方倒觉得毛泽东看得透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总是有某种依附的性格,这跟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形成一种知识分子能够安身立命的独立空间有关系。”他说。

Q:2008年的时候,你说中国法治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现在的判断是什么?

A:2008年是北京奥运年,那年许多人,包括外国人士都希望奥运会能够给中国带来更加开放、更深入的变革。殊不知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场面激发的却是进一步的收紧。为了确保奥运会的万无一失,政府以空前的力度进行维稳,压制各种不满,消除社会和政治上的任何隐患。许多措施在后奥运时期延续成为常例。后来在北非发生的“阿拉伯之春”更是让我们风声鹤唳,如临大敌,防范机制愈发严密,以至于成了地地道道的“维稳型社会”。法治建设也就谈不上了。

六年过去了,我们的法治好像还在那个十字路口裹足不前——“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从1980年开始,立法不断地颁布,司法也在人员素质、庭审方式等方面有不少进展,但关键的一个坎就是如何实现司法独立。这一下子就牵涉到政治体制了。你知道,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多么明确的价值和社会走向目标,需要国民对历史多么清楚的认知,需要推动者有怎样强大的合法性和号召力。所有这些我们都不具备,只好在犹豫迟缓中纠结。前景如何,还要拭目以待。

Q:法学作为舶来品,与中国传统关联不大,你如何向公众描述法治的魅力?

A:一方面要把现代法治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背后的道理阐述得更清晰,另一方面,要结合一些被广泛关注的个案,把法治道理讲明白。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在《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财经》等传媒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法治见解。过去十多年间,对于孙志刚事件、许霆案、邓玉娇案、孙伟铭案、药家鑫案、重庆“打黑”、薄熙来案等等,我都非常及时地发表自己的评论,力求把案件所蕴含的法治逻辑作出深入浅出的分析。

法治逻辑并不总能得到舆论欢迎。我对云南李昌奎杀人案的评论在网上受到激烈批评。人们不理解,为什么某些存在瑕疵甚至错误的司法判决却不应该纠正?有错必纠的观念根深蒂固。这时我喜欢逆势而上,不断地通过辩论把道理讲透。这也算一种展现法治魅力的努力吧。

Q:作为一名教师,你对学生最大的期许是什么?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有没有让你担心或者惊喜的特质?

A:独立的人格最重要。当然,一种自觉的独立还是需要对于人类知识与人文传统的浸淫修习。这一代年轻人天然的独立性并不缺乏,但是人文教养却是需要强化的。

Q:说说你经常去的书店,以及最近在读的书,有什么书让你一读再读?

A:上世纪80年代时,每到周末最喜欢骑着自行车逛书店,王府井,琉璃厂,各个主要出版社自家的门市部……那是生活中最大乐趣之一。可惜现在很少进城了。最多去的是离家很近的万圣书园,这家民营书店可以说是当今中国最好的严肃书店。国外的,没有哪里的旧书店赶得上日本东京神保町古书店一条街,将近两百家不同类型的旧书店,让人大快朵颐。哈佛大学周边也有很多旧书店,令人流连忘返。不过,无论在哪里,网络的冲击都让旧书业处在衰退没落的状态中,这是网络兴起产生的最大弊害之一。

前阵子看了一些闲书,董康的《书舶庸谭》、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的自传《为中国着迷》、台湾史学家李恩涵的《外交家曾纪泽》、张鸣教授的《共和中的帝制》等,都是很好的书。一读再读的书还是钱锺书先生的,尤其是《管锥编》。

Q:胡适说,一个人绝不能完全变成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需要另外的天地休养生息,你是否有这样一番天地?

A: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包括瑞典传教士在南疆的历史。另外,我对西方以及日本的汉学史也有特别的兴趣。

Q:你最常用的社交媒体是哪个?会阅读哪些媒体?

A:我没有条件使用facebook,最常用的还是微博,微信也用,但觉得小圈子里的交流不如对不特定的人群发言和互动更有乐趣。大抵上我还是比较关注一些时政网站,言论类的论坛,凯迪的“猫眼看人”是比较常看的。

Q:最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哪方面?又最愿意花在哪方面?

A:最不喜欢傻呵呵的体育锻炼。最愿意花时间的是与三五好友一起欢聚。

Q:这段时间听到最有趣或最荒谬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A:最有趣的是微博上署名“花又开01”的网友诙谐又沉痛的评论:“为何有人天天盯着美国的人权,生怕美国出问题?因为他们孩子老婆在美国。为何有人天天盯着中国人权,渴望中国进步?因为他们永不移民,与中国共生死。”最荒谬的一个观点是说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民主社会和廉洁国家。

Q:最近一件让你愤怒的事情是什么?

A:一些官媒在任何司法程序尚未启动的时候,把一位大V或美女在频幕或版面上游街示众。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法院可以给人定罪,对于未经定罪者,这种游街示众严厉程度远远超过简单的短期徒刑。

贺卫方偏爱谢晋导演的作品,尤其是《芙蓉镇》和《天云山传奇》。但自从《夜宴》之后,他决心不再看国产电影了。跟法律有关的电影,他喜欢《克莱默夫妇》、《刺杀肯尼迪》、《好人寥寥》、《十二怒汉》、《肖申克的救赎》等。最近看了韩国电影《辩护人》,大受感动,他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我分分钟就会没有饭碗

采访、撰文:费文晶

刘军宁:政治学者,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权力现象》、《保守主义》和《投资哲学:保守主义的投资智慧》等。

我关心一个社会的隐秘进程(Hidden Agenda),大家都没感觉到它的发生,但它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一个人可以理解一个社会的隐秘进程,会很有趣。我也关心天人之际的宇宙秩序,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人的天命和超越性在于发现并兑现其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

立秋已过,暑气依旧,刘军宁将我们带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会议室。他高大有力,语调平稳,聊得越久,越感觉他像一座坚固的城堡,几乎不会被什么事件或人打动,但绝非无趣或冰冷,事实上他厌恶麻木,很爱笑,带着历经政治湍流后的豁达与松弛,任凭风雨侵袭,只想牢牢守住自己珍视的那片精神地土。因此,他经常称自己为“思想个体户”。

“留着略鬈的长发,穿花衬衣,英语极棒,喜欢打篮球,喜欢用书盖着脸笑,随时随地发表好恶,没有一丁点虚伪……”这是网上唯一能找到关于他个人的感性描述,他连忙回答,“不是我自己说的,应该是我同学夏业良的回忆,大致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刘军宁在大学读书。如今,长发已剪短,花衬衫束之高阁,高尔夫代替了篮球,或者说从集体运动彻底回到个人。当然,还是那么爱看书,性情依旧,依然努力地做到好恶分明,表达直接,只是不爱和人争论了。

刘军宁对自由主义的兴趣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安徽大学英语专业度过本科岁月后,做过英语老师,接着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政治学,毕业后留在政治学所从事研究。按他自己的说法,“1989年之后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就去读读书沉溺于思想吧”,于是去北大寻找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读了政治学博士。1999年因被举报在北大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这位以做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甚至想教书授业的学者,不仅被迫离开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也被所有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拒之门外”。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刘军宁在讲坛上满腹情怀地传讲着蔡元培时期的“兼容并包”,在冰冷的现实面前,这段校园佳话成为莫大的反讽。十几年过去了,刘军宁早已淡然,他一直这样总结和北大的关系,“我以北大为源头,北大以我为祸水”,更准确地说,“现在的北大和我一分钱关系也没有,我也不关心它。”

那场变故并未带给刘军宁担忧和恐惧,他称之为“变化,一次可以承受的变化”,对于现实他亦更加清醒,原来连中国社科院的工作也是没有保障的,体制的保障无法依靠,只能靠自己。从那时起,刘军宁出于单纯的糊口目的,开始做一点投资——“我和学界其他学者不一样,我分分钟就会没有饭碗,而且我没有饭碗的结局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高校敢接纳我,即使我今天在这里,也常受到威胁。如果今天我丢了眼下这个饭碗,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去向哪里,似乎没有一个高校敢让我登上其讲坛。”投资对他来说,是一种保障和独立,既不必靠体制也不必靠救助。在面对威胁的时候,他可以说“对不起,请不要拿你们提供的饭碗来威胁我,因为在我的账本上,你们发给我的工资不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在刘军宁的博客里有一栏“投资哲学”,并出版了《投资哲学》一书,从保守主义出发阐述对价值、人性、市场、风险和投资的看法。

他在博客上践行着自己的角色定位“思想个体户”——发现好的思想,加工和整理,分享观点本身。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从“中国的文艺复兴”到国人的精神危机,文字犀利,有温度,怀抱对人类灵魂的关切。

虽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职,但刘军宁不研究艺术,不看小说和电影,只做自己想做的研究。他的研究领域并不大众,有些领域貌似无直接关联,但得以窥到背后的相通原理,也是一大乐趣。比如学问和投资很像,他费心地挑选并收藏人类思想中的最好东西、最高的智慧,拿来整理,使它增值,长期持有,然后分到精神红利。如果挑错思想,就会付出昂贵的机会成本,最终被迫还要重新选择,好像选错了股票一样。他自豪地认为,自己所选择的思想和价值观值得永远拥有,不必更弦易辙。如果阅读他的博客“天堂茶话”系列,同样可以寻找到人类自由的大传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处,他试图站在中国观念的出发点来理解人间的政治现象,而不局限于中国,放下东西二元的对立,探寻共通的人性及其背后的神圣依托。

刘军宁说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住在北京西北郊区,除了偶有饭局,几乎不进城,安于阅读思考,从承载着保守主义智慧和自由精神的著作中享受纯净的快乐。有空打打球,远离学术与学界,朋友基本来自非学界,平时关注的微信公众号也和财经有关。事实上,对于学术之外的生活,他更愿意自己处于一种“Invisible”的状态,“我是研究政治的,政治是什么?其中一点是公私界限特别清楚,我的专业是谈公,谈私就越界了。”

Q: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位“燃灯者”?

A:我想在国内没有,国外有一位学者叫Michael Novak,对我思想观点的影响比较大,他是一位天主教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他的《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从神学、人文和道德角度来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制度,现在看来也很有意义。我很多书都是英文书,因为我关注和思考的领域,中国学界关心的人很少,绝大多数流行的话题,我基本上不关心,这纯粹是个人兴趣取向,不是故意的。而且中国学界大部分用的都是二手资源,原创性很少,我说这话很得罪人吧。

Q:以你的性情,不会因此就不说,你的好恶挺直接的。

A:是一种率性吧。其实我在读书期间很喜欢和别人争论,现在懒得和人争论。90年代中期以来新左派就点名批评我,我也没有回应,也没什么好回应的。

Q:说说你正在阅读的书。

A:这两天在看日本人写的中国通史,是日本讲谈社建社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刚看到秦汉部分,慢慢翻着看,挺有意思,和中国官方通史的角度完全不一样。这套书对历史的叙述有宏观,也有很具象,比如看到书中写金缕玉衣,说是防止人灵魂跑出去,中国的很多文物书籍也有这样的介绍,但通史里不会提。中国人的通史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角度来理解历史。

Q:近期听到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A:没有,我不关注热点事件,那些就像风一样,在耳边吹过也就吹过了,不留痕迹。

天主教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Michael Novak,对刘军宁思想观点的影响很大。他最近在读日本人写的中国通史,和中国官方通史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很有意思。

和布谷在一起的“冰岛生活”

采访、撰文:吴小渔

刘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余欢》、《送你一颗子弹》、《观念的水位》。

克服人性的每一个弱点都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对诱惑的抵制,对权力的节制,对异见的宽容。我越来越对人性小的瑕疵保有宽容,对人性中大的勇气报以敬意,对人性中的善良、宽容回以惊喜。

两年前,刘瑜删掉所有微博,签名改为,“去冰岛了。大家玩好。”很多人好奇她去“冰岛”的生活。她说,“离开微博,就是变得更正常了。”2013年,她的孩子布谷降生,此后网民心中“民主女神”的日常生活便是“谄媚无敌、载歌载舞”。

每天早晨,刘瑜必须蹑手蹑脚地离开家门,生怕把布谷惹哭,过去工作到八九点的习惯也本能地调整到晚上六点,一过六点,焦虑丛生,家里的呼唤无力抵挡,晚上看书看碟的精神生活也全部奉献给了女儿,她把这种改变形容为“一种互相的生物本能”。她不知道布谷长到多大,焦虑才会自然消失,但至少布谷让纪律性不佳的刘瑜过上了规律的生活——六点回家,七点吃饭,八点陪孩子玩耍、洗澡,看20分钟动画片,最后花一小时哄布谷睡觉。索性白天是属于自己的时间,除了专业的教学研究和任务,刘瑜还有一些公共领域的写作,包括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书,计划明年写完,接下来是基于自己的博士论文改编的一本书,小说则排在不可预期的未来。

在清华大学明斋的办公室里,我们想象着刘瑜如何尽力地讨孩子欢心,用她先生的话说,就是为了孩子,谄媚无敌,做尽鬼脸,想尽办法,当然布谷很喜欢听妈妈讲故事。和每一个母亲一样,刘瑜毫不吝啬关于孩子的话题,她反而不愿多谈自己,除了早年在《送你一颗子弹》的书中会有一些个人的故事分享,近年她关掉了新浪微博,不写专栏,只在公共议题领域,用一种更为审慎的方式思考和写作。

“民主是否可能?这里有多层的追问。一,民主的条件是否具备?比如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是否存在很多社会障碍?包括文化和经济等等;二,即使文化、经济什么的准备好了,民主是否会被垄断权力的人阻碍?三,当民主明确成为一种潮流时,它是否可能健康、良性循环?民粹有可能成为民主的另外一种障碍,从长远来看它有可能导致一种暴政。”不论是文本研究还是事件研究,刘瑜始终关注的还是现象背后的民主问题。

作为公知,她相信所谓的公知群体对中国的未来有相当的影响,因为他们是联系知识群体和公众观念的一个纽带。她相信,一个社会即使有一天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也不应该是一个开明君主或者一小群开明的知识分子争论的结果,而是社会真正经过并消化了一次大讨论,对解决方案达成基本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走,才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对刘瑜来说,具备很多可能性的中国正处在这个十字路口。

问到最近的读物,她说是《华盛顿传》。作为人性复杂的典型例子,华盛顿在权力面前非常节制,战场上非常英勇,对不同意见者非常宽容,这令他成为历史上的大英雄。复杂性在于,华盛顿拥有一两百名奴隶,直到最后战争胜利才被释放;为得到政府的土地补贴,他造假了许多名字;对战场上的逃兵,他曾施与绞刑。刘瑜认为,承认人性复杂,使有些人陷于道德乃至政治的虚无主义,而另一些人则会因此更加珍视向善的每一点努力。

这让人想起刘瑜在布谷满百天时写给她的一封信。“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

刘瑜的一位好友曾经预言她会是一个很法西斯的妈妈,刘瑜坚决否认了这一点,她对家里的小狗、小孩都非常宠爱,以致她的先生说,从来没见过刘瑜对任何人有这样的耐心,也包括他。刘瑜则觉得,孩子在这个阶段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原谅,可以理解,比如爱扔东西,尽量从小孩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个阶段,孩子就是通过扔东西等自主的方式来探索世界,“有时孩子拿起一片树叶,她不懂是什么,塞到嘴里去。我觉得她咬就咬一下,发现不好吃就不会咬了。我不会大呼小叫地说不要吃不要吃。”刘瑜甚至有时不想让孩子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有时一集就围绕如何解决孩子的拖延症这个话题,说教意味太强了。”

我们似乎在这里看到了民主的萌芽。

Q:你的微信里有很多布谷的照片,把她打扮得像个小公主,你会去哪里淘这些衣物?

A:我上淘宝,主要是淘小孩的东西,我给她准备了好多裙子,她已经成了我们小区的小时装模特了,穿漂亮裙子是靠用心淘的,我也不会买很贵的裙子。妈妈这个角色就像一个帮会一样,有一整套知识和语言系统,比如推车有各种品牌、各种档次、各种功能,有可以转向的不可以转向的;有平躺的,不能平躺的,170度躺的、180度躺的,这是一整套学科系统,我现在各个方面都是专家了。

Q:最近哪部电影很打动你?

A:法国电影《爱》。

Q:分享一个你认为比较有趣的观点。

A:前几天在读一篇文章,批评美国的民主,认为根据民意调查大部分人都反对持枪,但美国还允许持枪,说明美国的政策不能反映民意政策。我觉得这是对民主的比较粗糙而且流行的理解。美国之所以到现在还可以持枪,是因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对个人的武装权有明确的认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假设他的数据是对的,我觉得恰恰反映出美国即使是民意,也要在法治的范围内运转,即民意不可以跟宪法相抵触。很多中国人理解民主,是撇开法治框架的。民意是起伏不定的,可能今年出了一个校园枪击案,禁枪的浪潮立刻高涨;如果连续五年没有大规模的枪击案,甚至政府出现了对民众的某种迫害,又觉得民众持枪很重要。这恰恰说明为什么法治这么重要。

Q:最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哪方面?

A:如果用浪费这个词,会用在音乐上,最近喜欢Lana Del Ray。不过已经很久没有淘音乐了。

刘瑜最愿意浪费在音乐上“浪费”时间,Tom Waits和Lana Del Ray是她喜欢的歌手。

云游四方,与化石为伴

采访、撰文:靳锦

徐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古生物学家;英国《皇家学会学报——生物辑》和《中国地质学报英文版》编委。

研究领域:中生代恐龙化石及相关地层学,主要研究方向为虚骨龙类形态学、分类学和系统发育、鸟类起源、羽毛起源及早期演化、鸟类飞行起源、角龙类形态学和早期演化、原始鸟臀类的形态学和系统关系、甲龙类个体发育研究和侏罗纪及白垩纪陆相地层对比。

近年来发现的大量化石显示:在中生代时期,恐龙的一支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变成了凌空翱翔的鸟儿。

古生物学家徐星小时候想当一个和尚,云游四方。现在他多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每年都要在野外几个月的时间,不过是与恐龙化石为伴。

徐星在专业的选择上也“云游”过,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像中国的传统婚姻一样,先结婚,后恋爱,婚后,发现感情还行。漫长的选择过程,也是徐星认识自己的过程,“人最后要对自己有个判断。有的人适合做管理,有的人适合做技术,有的人适合跟人沟通。我本质上适合做研究。”

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分支学科,最早由欧洲开始,后来重心转入北美,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和阿根廷的研究异军突起。作为一项资源科学,古生物学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内蒙、新疆、辽宁等地都发现了大型的恐龙化石遗迹。

徐星在古生物领域的成果卓著,他和同事首次发现四翼恐龙,为鸟类飞行“树栖滑翔起源说”提供了第一份坚实的物证。首次发现单指恐龙、发现世界已知体型最大的带羽毛恐龙、最早的角龙类、镰刀龙类、体型最大的窃蛋龙类等等。英国《自然》杂志曾评价他:“徐革新了恐龙进化研究,帮助中国成为古生物学的动力室。他已经给六十多个物种进行了命名,比今天其他任何一个在世的脊椎动物古生物学家所命名的都多,并且他今年(2012年)只有43岁。

徐星最喜欢的恐龙是小盗龙,是世界上最小的成年恐龙。他命名的“赵氏小盗龙”和一段传奇故事有关。1999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了一种来自中国辽宁的“古盗鸟”动物化石,它长着原始鸟类的身体和驰龙类恐龙的尾巴。学界轰动,声称找到了连接恐龙与鸟之间的失落环节。徐星心存疑虑,不久他偶然在辽宁一户农民家里发现了一块化石,意识到和古盗鸟相似,就用照片对比。这竟然是那块古盗鸟化石的另一半。他证实这块所谓的半鸟半恐龙的化石,其实是由两种不同动物的化石拼凑而成的。

这个是古生物这个相对冷僻的专业与公众领域的一次交锋。徐星如此阐述了他理解的科学家精神:“科学家是社会中自由度最大的群体,并且由于长时间的发展,形成自己的规律和范式,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一个共识。这些最终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动力。没有自由度和规范,社会的发展方向更多受到公众利益、权威利益的引导。”

真相大白之后,徐星将这块化石的剩余部分命名为赵氏小盗龙,以纪念自己的老师古生物专家赵喜进。采访时,徐星办公室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块赵氏小盗龙的标本,体长不到四十厘米,爪子带有钩状的弯曲,尾巴细长。它生活在一亿年前,可以在林间自由滑翔,即便成为化石,仍动感十足。

小时候,徐星看电影《少林寺》,就想当一个和尚。他把头剃光了,早起拿一个棍子练武术,甚至还练气功。后来学古生物研究恐龙,他看《侏罗纪公园》的时候,早已是一个科学家的态度,“电影只是电影,真实和虚构还是要分开”。

Q:一年有多少时间在野外科考?

A:大约三个月在外面。

Q:在研究所里的一天如何度过?

A:早上八点多到所里,写论文或各种评论,中午有时间打四五十分钟羽毛球,下午一样,七点回家。

Q:不外出科考的话,一周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喜欢做什么?

A:几乎每天和家人在一起,有时周末会加班。在家看书、写稿,陪家人,和家人运动和去公园。

Q:每年平均休假几天?会安排家庭旅行吗?

A:平均十天,都是和家人,在国内旅行,多数是不太有名的小地方。

Q:如果去国外,必看必去的地方是哪里?

A:除了工作场所,不去其他地方。

Q:你最常用的社交媒体是哪个?如何看待这种社交方式?

A:我没有社交媒体。

Q:你平时会看哪些电视节目、电影或者美剧?

A:偶尔看科幻片,会看新闻、体育、纪录片和经济类的电视节目。

Q:公民的科学意识与日俱增,这方面你有什么评价?

A:没有觉得科学意识增强,但多元化增加了,出现了一些非功利性对科学有兴趣的人。

Q:你喜欢哲学,曾经爱看哪位哲学家的书?

A:最近没有读哲学书。我喜欢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对人和社会经济的关系分析得很到位。

Q:最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哪方面?又最愿意将之花在哪方面?

A:不愿开会。愿意读书、和有思想的人聊天。

Q:最近让你愤怒的事情是什么?

A:没有具体的,对谎言感到愤怒。

徐星最喜欢的恐龙是小盗龙,他命名的“赵氏小盗龙”是为纪念自己的老师古生物专家赵喜进。

我是十足的理性人

采访、撰文:一凡

方方: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麦戈文脑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入选北京大学“百人计划”,2009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1年获中国青年科技奖,2012年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研究领域:视知觉、意识、注意、脑成像、认知神经科学。主要利用脑成像技术、心理物理学和计算模型来研究视知觉、意识、注意和它们的神经机制。

方方的形象与他的名字气质相投,方正,干净,坚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皮鞋擦得铮亮,白衬衣一尘不染,一如办公室的摆设整洁有序。在一个小时的访谈中,他的语调几乎没有变化,表情亦然,不管是谈论求学经历、学术研究,还是家庭生活,他都平静如水,遣词造句严丝合缝。他承认,自己是十足的“理性人”。

虽然今年刚刚39岁,但在中国心理学界,方方的分量要比他的年龄重得多。2007年,方方进入北京大学优秀青年人才引进“百人计划”;两年后,他成为当年全国最年轻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之一;随后,他成为中国心理学会推荐的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现在,他领导着大陆排名第一的心理学系。私下里,方方在学生们眼中有点偶像派的范儿,气质丝毫不输给他的下属——现在“最火的荧屏科学家”Dr.魏(号称“学术男神”)。

他所做的研究,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日常问题,比如为什么有的人总是记不住陌生面孔?为什么有的人很难集中注意力?我们在不受意识控制的时候,大脑到底如何活动?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事关重大。比如,人脸识别仍是目前智能领域的难题,美国对恐怖分子的鉴别,依靠电脑只能完成60%;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中,关键之一就是如何分配有限的注意力资源。某种程度上,找到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要比得出结论更具挑战性。

方方求学的上世纪90年代,正是心理学在中国的复苏时期。1993年,他从安徽小城蚌埠来到梦寐以求的北大时,心里还略有惆怅,因为他所报考的生命科学专业名额已满,调剂到了心理学系。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心理学的魅力,尤其享受那种从现象到原理的“推理”过程。硕士阶段,方方选择了计算机系的智能科学方向,之后,远赴科学心理学的重镇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导师Kersten教授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赞扬自己的爱徒:“他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找到教职。”

生活中,他是一个两岁半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文艺女青年的丈夫。方方的太太是中文系出身,写过小说,现在一家学术期刊做编辑,典型的感性思维。可是,方方却是典型的理性思维,凡事都要讲求事先计划,一步一步安排好,谋定而后动。于是,经常出现这样一幕场景——清晨醒来,推开窗,太太感叹:“今天的天气真好,我们出去玩吧!”而丈夫的第一反应却是:“这件事不在计划中啊,怎么能说玩就去玩呢,还是按计划在家看书吧。”

虽然办公室距离百年纪念讲堂只有几步之遥,但自从硕士毕业典礼后,方方再也没有进去过,用他的话说:“我心里装的问题很多,足够刺激我全力以赴地工作,不再需要外界娱乐活动去刺激了。”

Q:你最常用的社交媒体是哪个?你怎么看待这种社交方式?

A:最近开始用微信。对我来说,用处不大,更多是浪费时间。

Q:你一周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如果愿意,请描述一下科学家的家庭生活方式吧,园艺还是下厨房?

A:周末至少会有一整天和家人在一起。平时会在七点钟回家,在孩子睡觉前,还能有两个小时和他交流。

Q:你平时会在网上购物吗?

A:基本不会。一般让助手或太太帮我买。

Q:每年平均休假几天?每年会安排家庭旅行吗?作为一个十足的理性人,会提前多久计划?

A:一般是在春节那几天休假。基本上每年会和家人旅游一次,一般会去文化气息比较浓的地方,像儒释道这些东西我都比较喜欢。比如北京西山的大觉寺和潭柘寺,幽幽静静的。

提前多久?一个月吧,主要看自己的安排忙不忙。

Q:你曾经在美国学习过,美剧可是美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谈你喜欢的美剧,为什么?

A:不看美剧。不怎么看电视电影,除了体育节目,就是各个体育台的体育赛事之间切换,喜欢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排球……世界杯看了。不能说是哪国球迷,只是觉得德国队踢得不做。如果非要说是哪国球迷,还是中国队吧。这次和魏坤琳打赌谁能最后夺冠,我说可能是德国或荷兰,魏坤琳说是法国或巴西。

Q:你看过《最强大脑》吗?有何评价?公民的科学意识与日俱增,这方面你有什么评价?

A:看过。最后一期的《最强大脑》我是颁奖嘉宾。《最强大脑》的口号挺好“让科学流行起来”。希望有更多的国人热爱科学、投身科学、至少要有科学思维。

Q:最近在读的一本历史人物传记是哪本?你欣赏的历史人物有哪些?为什么?

A:好久没读书了,但以前特别喜欢读回忆录。现在每天在读科学论文。

欣赏的历史人物很多,特别是他们的一些性格特质,比如毛泽东的勇气与魄力、乔治华盛顿的谦和与坚毅、德川家康的谋略与忍耐。钦佩他们在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多数时候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Q:最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哪方面?

A:购物。

Q:又最愿意将之浪费在哪方面?

A:看着孩子玩耍和睡觉。

恋上科学的犀牛

采访、撰文:王烨

马兆远: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载人空间站冷原子平台物理系统总设计师;美国BMI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合伙人;北京志光伯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智银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

研究领域:包括冷原子物理实验研究、铷钾铯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超冷物质波、高反射共振腔量子电磁动力、量子光子牛顿力学和量子混沌等。

量子是一个研究关联的理论,通过对原子与原子的关联的研究和对宏观世界的模拟,明白关联本身,系统与系统的纠缠。

马兆远的微信昵称叫马导,这是一个颇为模糊的身份,导师?导演?他笑嘻嘻地说,“都是!”作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天宫四号冷原子实验物理平台首席设计师,北京智银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美国BMI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马兆远的“跨界”,玩得疯狂脱线。二十几岁时,他翻越阿尔卑斯山、横穿美洲大陆,是个永远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不过最令他骄傲的还是自己一手建立的冷原子物理实验室和量子调控产业。

“我读大学时就在这个实验室,现在又回到了这里。”当年在北大,马兆远是典型的好学生,成绩出众,也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去到牛津大学后,这位略带腼腆的东方青年逐渐融入这座大学城,他和大部分学生一样爱上了闲散的下午茶。看似随意的时光里,不知有多少顶尖创意和想法在此产生。“重在参与”、费厄泼赖,古代学士和贵族们的精神也同样熏习着马兆远,从导演和主演话剧、参加牛津的赛艇比赛,文艺、竞技体育的快乐和做学问一样让他完全放开,。

子里却被保护得很好。马兆远认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离开牛津后,他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马兆远对美国文化的比喻是:这里有着形形色色的“文化罐头”。整个美国社会对各个文化包容性极强,但各个文化圈相对封闭,每种文化本身在各自的圈他见识了硅谷的繁荣,感受到商业对科学的推动力,思考着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并开始科研、应用与金融投资相结合的先行试炼。“我的梦想是建设一个属于知识工作者的研究所。这里发掘和培养新科技,能为创意做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成为一个创造企业的企业”。他指着庞大的实验台,说,“你看,这套复杂的系统对实验技术的要求很高,工业界几乎所有技术都在这个实验上有所应用。学生经过这个实验平台的训练,能熟练运用不同的技术,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使得我们能真正倾听工业界的需求,根据不同的需求,量身定制开发新产品。”

从北京志光伯元科技有限公司到智银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他一直在思考把量子调控技术综合运用到各类工业技术层面上,由此形成一个产品设计到投融资的无缝接轨。激光灭蚊与反导,机器视觉、农业物联网、太阳能、室内定位到智能交通……都在实验室与公司的实现清单上。自称混迹于民间的科学家马导,相信随着市场的推进,物理理论不应该也不需要再青灯古佛的孤芳自赏。“科学家是有责任来做企业的”,他的目标很长远,要用真正而扎实的科学理论逐渐变成身边触手可及的便利,做一个成就企业的企业,一个将先进技术,够酷的创意实现为不需要专业知识也可以投资的机构。

在牛津求学时,马兆远从英文版话剧《雷雨》登台到后来自己做导演。这么多年来,话剧始终是他的心头好——今天,他依然像《恋爱的犀牛》中马路那样抱着一颗赤诚的心奔跑在未知的探索之路上。马路曾说,“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马兆远对科学的爱正如马路对明明的爱,热烈而执着,只是在马兆远的哲学体系中,大爱不需要殉情,量子力学让他懂得世间万物的关联,也懂得混搭的艺术,在与宇宙万物的互动中,他就是一头恋爱的犀牛。

Q:你最常用的社交媒体是哪个?关注哪些公众号?

A:我喜欢面对面的聊天,社交媒体方面非要说常用微信吧。山西大学附中校友会,文武学社,三甲医生,北美留学生投资俱乐部。

Q:你喜欢话剧和表演,还热爱户外活动,回国后还经常看话剧吗?

A:大概一个月一次,我在这儿说是不是在替某剧做广告,推荐《资本论》。我很喜欢小场。周末如果有时间,一定陪孩子们。

Q:你一周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请描述一下科学家的家庭生活方式吧,园艺还是下厨房?

A:在北京我一般尽早回家,陪孩子们玩是回家的主要生活。我的导师是典型英国人,他的生活方式和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他只要在牛津,每天都按时回家,周末陪家人。我觉得国内的事情太多,我努力花更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但还是觉得不够,我时刻提醒自己,太忙会错过孩子的成长。

Q:你是少有的在学校里开Mini Cooper的,为什么选择Mini?

A:校友车?全球的Mini都是牛津产的。憨豆先生是牛津化工毕业的,他就开Mini。关键是这车环保,在北京开很方便啊。

Q:美剧是美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谈你喜欢的美剧。

A:我很早就不再看电视了。因为它的信息速度不够快。不过我最近看了《生活大爆炸》,让我想起很多牛津的生活。我们就那样,每天说些谢耳朵的话,但牛津的聊天现在想起来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过程,人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产生新知识,发现新创意。这是现代互联网无法代替的。

Q:公民的科学意识与日俱增,这方面你有什么评价?

A:没有吧,《走进科学》这个节目说明我们对科学的认识没有与日俱增啊。我觉得我们的科学教育是最失败的。科普这东西不应该光对未成年人,你看看那么多商人官员求神拜佛讲风水就知道我们伟大的客观唯物主义白教了。我们最缺乏的反而是对成年人的科普教育。无知者无畏,民间科学家推翻相对论、造飞机火箭、练气功讲磁场就是例子。科学是个艰巨的事情,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不站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不尊重它客观的发展规律,时刻想着从头建立大厦,放卫星,这不是科学意识的进步,完全是装神弄鬼的摩登版。

马兆远所在的团队利用天宫空间站,将搭建太空里的冷原子实验平台。

飞机上天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采访、撰文:刘敏 摄影:赵磊

胡继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轻型飞机研究设计室主任。先后设计了气垫艇,蜜蜂一号伞翼机,蜜蜂二号、三号、四号、十一号超轻型飞机,蜜蜂六号热气飞艇,共轴式直升机。

研究领域:飞行器设计。轻型飞机是国内外通航领域最实用的飞行工具,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这些轻盈、实用、性价比高的小飞机,正在真正实现人类的飞行梦想。

小巧而轻盈的蜜蜂飞机曾实现“万里飞行”的壮举:从乌鲁木齐出发,三架飞机组成编队,一路向东长途飞行,最后安全抵达哈尔滨。如此长时间编队的飞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1936年出生的胡继忠,每天依然在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栋二层小楼里,跟旁边北京航空大学气势恢宏的音乐厅、博物馆相比,这个上世纪的小楼显得非常不起眼。

“这是我们自己盖起来的。”胡继忠组建的轻型飞机研究设计室,及其前身,从1978年开始,先后设计了气垫艇,蜜蜂一号伞翼机,蜜蜂二号、三号、四号、十一号超轻型飞机,蜜蜂六号热气飞艇,共轴式直升机,填补了中国超轻型飞机等领域的空白。这座小楼就是用蜜蜂飞机的收益建造的。

这可能是胡继忠个人成就中,最符合现代人评价标准的一项了。事实上,从1960年留校任教开始,他一辈子的奋斗,都离名望、钱财很远,与科研的本心很近。胡继忠最早开始研制飞机,就只是因为从前在农村劳动过,了解喷洒农药辛苦又危险,正处在“文革”被监督劳动阶段,他便用全部业余时间自学研制轻小型农业飞机。

在胡继忠所处的前商业化时期,国内高校的科研经费少得可怜,教授们也还没有严苛的科研成果竞争,更无经商的意识。胡继忠的很多经历今人简直难以想象:去永定门的废品回收场淘旧轮胎做机轮,又设法领取一些材料,亲自动手造飞机,试飞时热心的人们用一辆三轮平板车拉着试飞队员跑沙河机场,往返56公里。胡继忠要身兼设计师、工人和领料员,等到飞机研制出来,找不到合适的飞行员,最后主动上机试飞的也是他。

胡继忠的科研成果有非常实际的作用,蜜蜂飞机现在常用于农药喷洒,解决大规模农业区域的虫害防治。高山地区架设高压输电线路时使用蜜蜂热气艇,避免人力翻山越岭的危险。与普通人最直接的关系,更多在媒体领域,甘肃、重庆、香港等地的电视台都使用过蜜蜂飞机,我们在《望长城》、《长征》等纪录片里看到的航拍镜头,都是来自于蜜蜂飞机。

1989年,小巧而轻盈的蜜蜂飞机曾实现了一个壮举:从乌鲁木齐出发,三架飞机组成编队,一路向东长途飞行,经历了恶劣的天气状况,和复杂的高海拔气流,最后安全抵达哈尔滨。这次长途飞行全程有一万多华里,因此简称万里飞行,如此长时间编队的飞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参与者们都是胡继忠的好朋友,有人性格温和、人实在,有人很倔,不达目的不罢休,还有人爱张扬,在乌鲁木齐的机场上开着飞机来回转圈炫耀……把这些勇敢者们聚集在一起的原因,跟胡继忠78岁依然每天工作的原因一样,“因为我们都喜欢航空”。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那种单纯、执着的工作态度,“就是为了做点事”。资本和声望都还是几十年后的幻影,在回忆录《蓝天梦》中,胡继忠解释过自己做科研的原因,飞机上天是他最激动的时刻:“我熟悉它的各个部分、每个零件、每条操纵线。所有的金属件和非金属件组合起来,就成了完整的机体。在我眼里,它好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它有身躯和臂膀、有腿脚、有神经。发动机开起来后,它能跑动、能上天,能载着你飞到白云上面。一个飞机设计师能享受到的,还要什么呢!”

Q:你现在每天还在工作吗,生活作息是什么样?

A:我每天六点钟起来,晚上十点睡觉,白天就在办公室里工作,每天准时吃饭、午睡,身体还不错。我现在78岁了,还在做一些没做完的事。

Q:你如何保持这么健康的状态?

A:我上学时每天下午四点都要跑步,从北航跑到颐和园,在门口的铁塔下绕一圈再跑回来。文革时大串联,我还组织过同事骑自行车去了雷州半岛。工作之后一直在锻炼,打下了底子,到现在身体也还可以。

Q:怎么平衡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

A:我早就习惯工作繁忙的状态了,这样过你舒服,如果手头没有任务反而难受,我在家坐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么多年了,老伴和孩子也都习惯我这样了。

Q:最近多轴无人机在航拍上用得越来越广泛,你怎么看待这些新生的科技创新?

A:当然是支持,科技是不断进步的,我也很看好这个方向。

但一个项目的成功是复杂的,像之前很多航空公司都开发过不同的新产品,因为经营,研究实用性,或者性价比等问题,最后不得不停掉生产线。设计创新产品,并且成功让大众使用,需要设计、生产、试验、使用等多方面人员努力。

Q:怎么看待当今的大学教学?

A:我们当年上学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刚刚成立,那时候国家急需人才,我们刚来,就被带着去看飞机、坐飞机。现在的学生多了,教学里不敢再承担坐飞机这种风险了。实际上应该更重视这种实践。而且飞机怎么飞起来的理论要学,飞机如何制造的课程和技能训练也应该加强,航空的科学家终究要落到实际。

Q:你工作这么多年,最危险最后怕是什么时候?

A:危险经常都有,新飞机试飞时尤其风险难测。但像我们航空爱好者搞航空,有什么好处呢?吃亏了、遇到挫折了,觉得不算什么,这都是自找的,下一次再来。

胡继忠组建的轻型飞机研究设计室,从1978年开始设计的超轻型飞机,填补了中国超轻型飞机等领域的空白。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采访、撰文:文珍

阎云: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胶体与界面化学。以溶液中的非共价相互作用为驱动力,包括配位作用,疏水作用,静电相互作用等,研究小分子自组装形成高级软物质组合体的规律,探索具有材料学、医学应用价值的微纳尺度的超级分子自组装结构。

除了没见过的上帝,世间所有生命都是不同分子按不同规则组装而成的,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软纳米材料。

你们问我到底是哪个领域的专家?总的来说,就是分子自组装。这属于基础科学的领域,主要是研究分子是按照怎样的规则去排列去组装,是什么样的力量去驱动它组装。”阎云鬈发齐耳,细声软语,古典的墨绿丝绒旗袍和分子自组装之间的反差着实有趣。

作为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好学生,阎云水到渠成进入科研领域,因为对分子自组装领域的研究,2005年她成功申请到了欧盟玛丽居里博士后位置,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的物理化学与胶体科学实验室从事动态高分子的组装规律与组装结构控制研究。这是一个在分子自组装领域挑战性极强的前沿课题,在她通过瓦格宁根大学组织的教授委员会严格考察之前,已经有七位欧美申请人被拒之门外。“简单说来,就是要解决一类结构可逆的高分子在不同的溶液条件下形成稳定的组装结构的问题。”由于结构的动态性,条件稍有变化,分子结构就会变化。正是因为结构控制的难度非常大,这类分子的组装研究在国际上始终难以获得突破。在她开始这项研究之前,瓦格宁根大学无人触及这个课题,因为众所周知的难度,该项研究的前景也模糊不清。

“通过静电作用,便分子局部浓度保持在同一个水平,进而控制分子的结构,最终实现协同组装。”阎云从这个看似简单的原理出发,解决了基础化学中这个多年来难以克服的难题,因此成为该领域吃螃蟹的第一人,2006、2007年在化学领域的顶级国际期刊德国应用化学杂志上接连刊文两篇后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继续拓展她的协同组装研究。

这印证了她喜欢的一本书《平凡的世界》,和书里的孙少安、孙少平一样,她从小就不爱听什么命好命不好,喜欢越挫越奋的感觉,“一个人如果呆着不动,命肯定不好,动一动,那也许还有好的希望。”在阎云醉心的科学世界中,她乐于尝试,未知的结果与错误的新奇都预示着希望。

在男女比例五比一的科学界,女性在某些时刻享有独特的骄傲,比如集体活动需要一位女主持,外出科研需要有人照料大家。但在科研上,没有性别之分,包括作息。阎云醒着的时候,基本都在办公室,早上九十点钟上班,晚上十一二点离开办公室是常事,周末也不例外,这也成为整栋北大化学楼的时间作息表,大家常常一起赶晚上十点五十的最后一班地铁。

微信上,阎云自称为“坦克妈妈”,坦克是她儿子的绰号,源自她先生的一个比喻“这孩子来得太快,像辆坦克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和绝大多数科学家一样,采访中提到家人,除了亏欠还是亏欠,不过作为一名电力工程师,阎云的先生对太太极度支持。

阎云称这栋化学楼为“世外桃源”,她则是武陵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因为她对其他事情基本干不下去,不看电视,不爱逛街,一个人可以安静很久,思索好奇的化学领域,不觉枯燥。她深信科学家的使命感,不将短期利益和个人舒适度作为衡量自己生活是否成功的标准。

离开北京之后,我收到阎云发来的短信,她引用了茨威格的一句话——命运赠与的所有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她写道,“正是这句话让我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中始终保持了清醒。”

Q:你不爱逛街,也不爱看电视,经常网购,在哪些网站上买?

A:在网上买服装,书籍,日用品;常在天猫,当当网,1号店,京东,淘宝等网上购买。

Q:你最常用的社交媒体是哪个?

A:基本不用这些媒体,没时间去关注。但使用微信。

Q:一周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如果愿意,请描述一下科学家的家庭生活方式吧,园艺还是下厨房?

A:主要是晚上及早上;周末会有半天到一天在家。在家主要是下厨房,给家人做些他们喜欢吃的。

Q:每年平均休假几天?每年会有家庭旅行吗?

A:年休差不多一周左右。新年一般会有家庭旅行。和家人去过杭州,大连,青岛,昆明,承德,太原等地。

Q:你不爱看电视,会看美剧或电影吗?谈谈你喜欢的美剧,为什么?

A:我喜欢看电视、电影,以及各种剧,包括一些韩剧、菲律宾的电视剧作品。只是没有时间。我对各种剧没有特别偏好,只要吸引我的都会看。

Q:公民的科学意识与日俱增,这方面你有什么评价?

A:这当然好,大家的科学意识增强对于以平和、冷静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有帮助。

Q:你最大的兴趣爱好是看书,最近看的一本和工作无关的书是哪一本?

A:最近看的,持续看的主要是杂志——《读者》。好久没专注看一本书了。

Q:你喜欢先生送你什么样的礼物?或者你曾送他什么礼物?

A:鲜花,这种礼物不担心质量与款式。给他送的最大礼物是我自己。

Q:你有闺蜜吗?她们也是科研领域的吗?你们在一起聚会聊些什么?

A:有,不一定是科研领域。我们不会特别去什么地方,主要是凑到一起寻找美食,边吃便聊,海阔天空。

Q:最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哪方面?又最愿意将之浪费在哪方面?

A:最不愿意等待;最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各种可读的东西上面。

Q:最近让你愤怒的事情是什么?

A:学生对自己的工作没有责任感。

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有很多软纳米材料,比如发胶,果冻,冰淇淋的泡沫结构,细胞膜,荷叶、玫瑰花瓣等表面在显微镜下呈现出的微纳结构等等。

只有家事能躲一躲

采访、撰文:王烨

毕军:清华大学网络科学与网络空间研究院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二五”863“未来网络体系结构和创新环境”首席专家。多次任国际未来互联网领域的国际学术组织主席和国际学术会议主席。

研究领域:I P v 6 协议、互联网源地址验证、互联网路由、软件定义网(SDN)等。

IPv6解决了第一代互联网IPv4地址资源数量的限制,也让我们身边众多家用电器、照相机、汽车等拥有智能“身份”,好像在给虚拟世界中每个人的身份进行一次立体而精确的3D打印。

放暑假了,清华校园里来往的人群,游客多过学子,蝉鸣竭力刺破天空,毕军依旧在信息技术大楼度过自己的周末。“出差、学术交流必不可少,学生和研究相关的事情都不好牺牲,只有家事能躲一躲。”每周最多陪孩子一次的毕军,自嘲里带着浓浓的歉疚。

小时候,他有两个梦想,历史学家或科学家。由于父母都是理工科出身,在他们的指引下,最终选择了后者。历史仍然是他的业余爱好,对大历史的喜好帮助他纵观全局,也让他在过去与未来世界中找到了连结点。1990年他被保送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毕业后被选拔直接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前往美国贝尔实验室攻读博士后,一年后留任研究员。2003年由清华大学引进回国工作。

在他眼中,计算机科学异于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是解释和发现自然界已经存在的规律,而计算机科学特别是网络空间完全是人类从无到有创造的新世界,“互联网是人类创造的,人类有能力使它变得更为理想,在完善互联网方面,每个研究者都可以是‘上帝’”。

毕军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义为“新型网络体系结构”。一个方面从过去使用的互联网协议IPv4发展到下一代互联网IPv6。把每个上网的人都当做潜在危害者进行无差别的过滤是最好的方式吗?毕军作为主要发明人之一提出并解决了“IPv6真实源地址验证”关键技术,2013年3月,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发表《中国下一代互联网举世无敌》给以评价,称“网络领域的新王者中国正在研发一种更快更安全的系统,西方对此望尘莫及。现有的互联网正在变得陈旧不堪,网络从根本上依然不够安全,而中国在对这一切进行改变的方面已将西方甩在身后。”另一个方面是对新型软件定义网络(SDN)的研究。互联网作为一个“成功的灾难”,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它的应用也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设计,越来越不堪重负。毕军有时会这样思索,“或许,我们可以创造更新的世界”。SDN这种新型网络构架,可以认为是以变形金刚的方式来灵活地构建我们需要的网络结构,以虚拟化的方式提供需要的网络功能。

略显简单的办公室里,毕军坐在电脑前讲起自己的研究,神态安详,把我们从恣肆快意的虚拟世界的想象中拉回现实。“我们的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是‘创造’新生事物,前无古人,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灵感与顿悟,而是坚持不懈的一点点推进。”所以牛顿被苹果砸中的故事,只能是百年一遇。毕军最近的一次小顿悟,是和儿子一起玩“植物大战僵尸”和看动画片“火星人玩转地球”,见到笨笨的僵尸和大脑发达的火星人,他想到SDN网络也许不应该将所有功能都由集中式的定义,而应该采取基础功能靠“植物性神经”即传统的分布式协议来控制,高级功能由大脑即新型的SDN集中式控制器来控制——这样十次小小的“顿悟”可能才会把项目往前推进一点点,科研背后永远是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辛和严谨。

即使在采访前的邮件往来中,毕军也极其严谨、细致,拒绝采访的理由、接受的理由、个人基本情况、对采访问题的想法,一条条清晰列出。谈到学生的时候,毕军有些忧虑,“虽然我的科研之路比较顺利,也有家人支持,可现在的年轻学生们总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国家给的待遇不高、工作辛苦、女友不理解他们的投入、家人着急让他们做挣钱多不辛苦的事、女博士生没人追……其实应该多宣传他们。”

Q:除了重要的信息来源,你是否会在网上购物?

A:出差主要用携程网,其他很少用,因为我基本不购物。

Q:你最常用的社交媒体是哪些?

A:有微信,facebook和linkedin账号,但是很少用。与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主要是电子邮件、通话用skype。

Q:你说,学生和研究都不好牺牲,只有家事能躲一躲。你一周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有多久?会和他们聊什么话题?

A:平均一周最多一天时间吧。我一般工作时不想生活的事,生活和玩时不想工作,我脑子有个开关,这样效率高。所以与家人在一起时,切换到与普通人生活一样的状态。主要是陪孩子玩。

Q:每年平均休假几天?每年会安排家庭旅行吗?

A:没有时间休假。几乎没有家庭旅行。有时周末带孩子去清华美术学院看看展览和雕塑(大儿子很喜欢雕塑)。

Q:你曾经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过,你爱看美剧吗?除了美剧之外,有什么视频节目是你经常看的?

A:在美国时看新闻,不看美剧。有时看国际国内的历史、战争和人物传记类的电影。

Q:做什么事情或者哪个兴趣爱好,最能缓解你的压力?

A:看历史地图,能将人带入历史的长河中插上想象的翅膀,可以忘掉今天遇到的压力。

Q:你喜欢历史,如果让你推荐一本历史书,你会推荐哪一本?为什么?

A:1.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理由如上。2.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视角较为独特。

Q:最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哪方面?又最愿意将之浪费在哪方面?

A:不愿意花在应酬和饭局。愿意浪费在获取新的知识(即使不是本专业的知识,例如历史知识)。

Q:最近让你愤怒的事情是什么?

A:学生主观上不努力,不求上进。

SDN在网络技术上开启了类似安卓这样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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