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采访:杀夫始末

放下水果刀的时候,苏尘才敢睁眼。

放下水果刀的时候,苏尘才敢睁眼。

看到丈夫被自己刺中心胸倒在血泊中,那个喧闹的、狰狞的世界终于安静了。

之后的10秒钟,她意识到两件事,一件是她成功地从丈夫手中救下了险些被掐死的儿子,另一件是她亲手杀死了家暴自己多年的丈夫。

她自己拨通110报了警后,竟有种猝不及防的释然,在这段近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唯有逃离和沉默能让她换得暂时的安稳,这下,她彻底安稳了。而等待警方到达的30分钟里,她与身边浑身哆嗦的儿子之间只剩下沉默。

她当时的感受是,忍耐到了极限,线断了。她在半年后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苏尘或许用这些场景在脑中反反复复折磨自己无数遍,起码眼前的她回忆纵深三十年的往事,常常精确到某一分钟。

与苏尘在监狱的会面被安排在一个狭小的阅览室里,两墙书架,剩下的空间被一个书桌分成两半。阳光正好,从朝南的窗户打在苏尘的脸上,灰白的童花头,眉毛和眼线留下早年绣过的痕迹,可她,神情是木然的。59岁的她,身上有种难 以言说的倦怠。

在中国,家暴施暴者大多是男性针对女性,像苏尘这样遭受家暴后选择“以暴制暴”的并不在少数,似乎这是一个命运的陷阱,你很难逃离。

2014年,CCTV-12公布了三地监狱中女性反抗暴力获刑数据:2009年,云南省第一女子监狱,223名重刑人员中,有173人因家暴以暴制暴获刑;2007年,陕西省因家暴犯罪的女性达到171人;2006年,河南省女子监狱,3400多名女服刑人员,近700人因家暴以暴制暴而获刑。

中国的《反家暴法》已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苏尘从监狱里已经得知,但她的困惑在于—虽然现在遭受家暴者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即便她可以把申请的期限无限延长,但这跟她想要的正常生活还是相距甚远,人生命运难以重新开始。

她觉得自己一直在挣脱,逃离家庭的束缚,逃离丈夫的控制,逃离弑夫的悔恨,可她怎么也逃不掉。好在,跟苏尘告别时,她说,把事情讲出来,整个人舒服多了,一个人背着,太沉了。

征兆与控制

1979年,22岁的苏尘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年长一岁的他,很快,两人开始恋爱。

苏尘回忆说,那时的恋爱比较传统,年轻男女在外并肩走已属亲密,“谈朋友”也不过是看一场电影,再兜一圈马路,真正地深入了解极为有限。但在三年的恋爱过程中,苏尘曾两次目睹男友动粗。

一次男友带她到南京东路上的市百十店(现为上海永安百货),尾随的两个小流氓过来拍拍她的肩膀,说“你选吧,然后我买单。”苏尘坦言,当时害怕极了,想惹不起躲得起,赶紧离开商场。但没想到两个流氓还跟在她后面,她走到九江路的时候,男友绕到他们后面,单挑他们两人,最后把人打得逃走了。

“那个时候也许我年轻,头脑比较简单,以为这是一种爱。”苏尘说。

第二次,男友的兄长一家从西安来沪,提出想见一见苏尘,于是男友在西藏路的岳阳楼订了一桌饭。吃饭时旁桌的人酒喝醉了跟男友发生矛盾,苏尘眼见他把对方打得趴下,当晚酒桌上所有人被带去了嵩山路派出所。完事后,男友的母亲和姐姐护送苏尘到家,时针已悄然走过零点。

那时候苏尘的母亲曾提醒她,让她审视下男友的暴力倾向,再考虑下是否与他交往下去。那时苏尘反倒认为男友很顾全她的安危,甚至觉得他打架时威风凛凛。

还有一次,苏尘没有亲眼目睹。

有一天上午,男友突然找到苏尘家里,说在厂里用铁棍子打了人,如果自己被拘留后会进看守所,希望苏尘能送脸盆和热水瓶过去。苏尘只记得,后来厂里出面去保释他才息事宁人。但这桩是非为何会升级到暴力相向,苏尘至今无从知晓。

经过三年恋爱,两人于1981年12月结婚,蜗居在一个11平米的小平房里,阁楼上还住着公婆和小姑。

苏尘过门之后便亲历一场公婆之间的家暴。公婆二人因小事争执起来,婆婆竟向公公砸了一个凳子过去,苏尘出手一挡,把自己的手给弄伤了。据苏尘说,公公当年从江苏常州来沪打工,遇到了带着子女从乡下逃婚到上海,衣食无着的婆婆。附带接济之恩的婚姻并没有想象幸福,“婆婆脾气很差,要骂就骂,要打就打。”

空间逼仄易生嫌隙。婚后不久,紧张的婆媳关系成为家暴的导火索。

事情的开端是婆婆不允许媳妇常回娘家。一般每周五苏尘会下班后溜到娘家,当时刚怀孕,娘家也会备些好菜给她。但每周五晚回家很快引起婆婆不满,她甚至直接教训苏尘,说她把家当成旅馆和饭店。有时候苏尘会让丈夫陪她回娘家,每每临近回家的时间,丈夫会让苏尘先走,自己后走。他到家就哄骗说自己加班,他并不想让自己也卷入这场跟母亲的风暴中。

“这从我内心来说很不舒服,明明我们名正言顺结婚的,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偷偷摸摸?就这样我们开始产生矛盾。他越是不让我说,我越是要说。”苏尘倔强起来。

她永远都记得,“那天我婆婆把门反锁起来,她跟我丈夫说,‘这样的人到我们家里来,一定要给她做规矩。’”

因此,丈夫第一次动手打了苏尘。彼时,两人结婚刚八个月,而苏尘已怀孕五个月。“就是抓我虎口,打我耳光。”她说。

“父母之前就不看好这段婚姻,我连回家的勇气都没有,于是我偷偷逃到姐姐家。第二天我婆婆跟我小姑一起来叫我回家。我当时不敢回家,然后他又来了,我姐姐跟我姐夫就批评他说,‘我们家里的人,连骂都不骂的,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虽然当时他是认错了,把我接回家了,但在这以后,他就变本加厉了。我婆婆多次提及这件事说,‘我这辈子,从来没像这样低下头,去看其他人的脸色,为了你才这样。’邻里后来也说我,你那时谈恋爱不常来我们这里,你来的话我们会堵住你,告诉你这家门不能进。进去了你要吃苦的。因为我婆婆是整个一条街出了名的凶。”

苏尘慢慢明白,控制,常常披着爱的外衣。

决心逃离

这样的场景反复出现两年后,苏尘第一次下决心要逃离。

到了1985年,苏尘带着儿子在浦东租了一间屋子住了一阵。没多久,婆婆就来劝她回家。苏尘对此置之不理却招致丈夫的暴怒,他追到浦东的出租屋里打她,直到左邻右舍都出来帮忙拉开他。

于是她又带着儿子逃去同事家,同时通过区级法院起诉离婚,传票直接寄到丈夫的单位。未料,苏尘的公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突发脑溢血住院了,一度处于昏迷状态。

一群说客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我公公单位的工会主席出面到我们单位跟我说,救人要紧,你先撤诉吧。我公公平时一直对我挺不错的,为了他,我打算先放弃自己的事情,先把他救活。所以我就回家了,天天到医院陪我公公,过了两个多月,我公公醒了,我们也就平静了一段时间。”苏尘说。

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会是她这段婚姻里屈指可数的平静。

1986年,苏尘的婆婆因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而公公则落下了后遗症—老年痴呆,然而十一平方空间里装着的人,却都冷眼旁观。那时候老人的小女儿尚未出嫁,却不堪忍受老人大小便失禁在床,于是搬迁到其他地方居住。彼时,苏尘的丈夫经常出差,忙着养家糊 口,无心照料老人。只剩下苏尘和年幼的孩子。

她申请拿六折工资回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公公。“整整一年多,就是一日三餐,包括擦身洗澡洗屁股,都是我帮他洗的。”

这并非长久之计,苏尘知道,待家半年一级工资不能加,停工一年就两级工资不能加。她对此也忧心如焚。

“好在,我们单位领导很好,让我恢复上班了,每天中午给我两个小时让我回家去给我公公弄饭吃。我就这样,每天早上给我公公吃完早饭以后去上班,中午11点钟我就奔回家里,给我公公弄午饭吃,吃好了我再去上班。这样大概过了三四个月,我公公就走了。后来公公的单位领导在追悼会上说,你公公说你是个好媳妇,是你一直在照顾他。”

苏尘万万没想到,丈夫的双亲去世后,他的性格却变得更为暴躁,家暴不止,但停手之后的道歉却常以双亲辞世为由。

“他说话也让我很心疼,他说,‘我爸也死了,我妈也死了,我身边没有亲人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心里有苦的时候,我心里有脾气,我就拿你出气,我也知道自己错了。’听见这样的话我也心很软的,觉得这也是事实,我就忍了。他每次都会说,下次再也不打了,跪在地上也来,抱着你哭也来。但每一次过后就好个几天,过一段又来了。”苏尘的无奈在哽咽中不言自明。

苏尘想离婚的主意被父母知道后,俩人百般阻拦。“我爸妈说,我们家从来没人离婚的,这是说不出去的,没面子。我妈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男的嘛,年纪轻不懂事,可能年纪大了会好起来。”父母这样说,她就一直在期待。

1993年,苏尘的忍耐又到了一个峰值,她选择割腕自杀来获得解脱。左邻右舍和丈夫一起把老房子的门砸破了,把她救出来送去了曙光医院。她抚摸了下自己的左腕,疤痕就像乱藤一样趴在她跳动的脉搏上。

苏尘的父母知道后几乎痛心疾首,他们告诉她,如果实在不行,就离婚吧,要是这回真的死了,他们俩也陪着一起死了。还要想想,孩子才十几岁。

她马上想到曾经问过儿子,如果父母离婚,会选择跟谁?儿子的回答让她惊惧不已。“离婚家庭的孩子被人看不起,我谁也不跟,让我在上学的路上被车撞死算了。”

想到苦口婆心的父母和尚未成年的孩子,苏尘不敢再动轻生的念头了。

下岗生活

2000年12月苏尘丈夫所在的工厂倒闭,他下岗了。无所事事的丈夫把这段关系再次推入悬崖。

他在原单位附属的私营厂家里面找到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工资不高。与此同时,苏尘内部退休后去超市找了份理货员的工作,一个月能有两千多块勉强度日。

丈夫跟她说,“不管怎样,我在外面的面子是要的。”他跟一起在民营企业工作的朋友,经常抽烟打牌喝酒,轮流买单。

“他抽烟基本上是我买的。比如他喜欢抽红利群,十三块五一包,正好我在z超市里打工,我们超市里有买,他就叫我每个星期带回去一条烟,我不带他就给我脸色看,就要打骂。

有一次他把我猛地一推,推到墙上,我整个手臂(指左臂)肿得像两个那么大。当时我还很要面子,已经是大热天了,我还穿着长袖。店长就问我,这么热的天干嘛要穿这么长的长袖。我一直不肯说,她盯着我问的时候,我说着说着就哭了。

第二天我去我妈家照顾她,我妈也问我相同的问题(为何穿长袖),我不肯给我妈看,但我忍不住眼泪掉下来。她说,你这样日子怎么过?我说,离婚又离不掉。我又找不到什么样的方法解决我的问题。我也不想让我爸妈伤心。反正就忍着吧。这种日子过得很绝望,一天一天,度日如年。我不知该怎么形容我这样的日子。我妈看到了,她很心疼。

我过去一直跟他提离婚,他甚至有次在家磨刀霍霍,恶狠狠地说,‘如果你要离婚,我把你爸妈和你一起杀了。我杀三条命用一条命来抵。我是值的。’我害怕他真的这么做。他说完把刀放在桌子上,刀很亮的。我当时是很绝望的,解脱也解脱不了,离婚他又不肯。我跟他说了好多次,如果要好好过日子,那就好好过。他不肯。

我妈后来说,为了太平,你净身出户吧。妈有一口吃的,就有你吃的,妈有地方住,你就有地方住。只要你平平安安的,不要出事。

我和儿子请了两三天假,到浦东的房产交易所跟他完成过户。

证上有我们一家三口的名字,房产中介跟我说,夫妻双方可以作为赠与方,儿子只能作为买卖方。

我丈夫要求把房价估高,这样以后他卖出去的时候价格才会高,他说,‘离婚了,这个房子我也不要待的,我要去把它卖掉的。’作为买卖方,因为我儿子有三分之一的产权,‘卖’给他的话要加税的。我丈夫一直刁难说,‘这个税高,我也付不起。’我儿子说,反正这笔钱全都我们出了。

我把钱全还了,把房产证交给他。我再写了一张纸,大意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我净身出户。

过了一个小时我刚到我妈家,他的电话又追进来了。他说:你马上给我回来。那时候我爸已经是脑溢血瘫在床上了。我说我要照顾我爸,不能回来。他说,如果你不回来的话,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现在儿子被我关在房里。我就害怕了。有几次我跟他打起来,儿子为了拉我,被打得也很厉害。

于是我又报110了。后来听我儿子说,警察也去了,居委会的人也去了,我写的东西他们也看了,他们就跟我儿子说,你妈已经签字,你不能签字,你这样签字后,你家就散了。当天,我儿子就没有签字。”

求救与杀人

苏尘发现,自己几次向外界求助都被证明是徒劳。

“有次事发之后我逃下楼去了居委会,他跟着下来,居委会劝说了一下把我们劝回家,他们只说‘家庭矛盾也不可以这样打人。’

第一次报110是刚搬到浦东没多久,那时我儿子高考刚考完,2001年他也是动手打,打得我拨110。我儿子说他,‘你不像一个男人,你没有担当。经济上不承担,家务上不作为,还要这样动手老打我妈。’然后我把儿子一起叫到浦东上钢街道派出所,但警方就给了我们一间房,’你们是家庭纠纷,你们就自己坐着解决。你们什么时候解决好,就什么时候回家。’说到后来,为了回家,我就屈服了,跟他回家了。

然后回到家他又打我,我又报警了,他们这次出警了,把我和儿子一起带了下去。

回到家一两天后,我没法了,只能回家住。他很猖狂地说,‘你们报警吧,人民政府对我也没办法,打死了也不犯法的。’我觉得我很无助。没人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默默忍受。

过了没多久,四个半月后,我被打得没办法,只能又打电话报警。他一把扯过电话线,拉掉。儿子一看电话线拉掉了,就拿起他刚买的手机打,丈夫冲过去就打我儿子,把我给他刚买的手机也扔了。我们毕竟是工薪阶层,两千多块对我来说也是挣得很不容易的。

什么事情就忍着忍着,一直忍着。忍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2010年6月上旬,出事前的最后一次,也是这样不停地打,我就很坚决地跟他说我要离婚,然后逃到我妈家里去了。我几个姐姐都很心疼我,说就先在娘家住下吧。我妈有个邻居房子是空着的,就把她的房子让给我住,我两个姐姐、姐夫一起来帮我忙整理了下屋子,我和儿子就住下了。

晚上10点多他就开始不断地打电话给我爸妈,在电话里问我到哪里去了,我爸说不知道。他就一直骂我爸,你这个老不死,你怎么不死。我爸气得不行。

快12点了,他就冲过来,他把我妈老房子后门的铰链也砸坏了,闯了进来。这个声音很震动,整条弄堂都被他叫醒了。他叫得很响,‘你给我死下来!’我知道我爸妈是很要面子的,我就出去了。

去了之后就报警,靠近城隍庙的那个派出所出警了,把我和他又带回派出所去了,那天雨下得很大,警官又是给我们这么一间三五平的房间。警察就说,你们是两夫妻,自己去谈谈吧。从十二点多一直坐到两三点,就屏着,他除了要我回家没什么话的。‘不回家你没好日子过,你爸妈也没好日子过。’我只能把我儿子一叫,就跟他回家了。”

“事发是2010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钟。那天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晚上十点多,他和两个朋友在家里喝酒,当时已经喝了两三瓶酒了。他让我陪着喝酒,我说,一天下来已经很累了,早点休息吧。他就故意找茬跟我吵,吵到后来我们家邻居也来劝了。

他就恶狠狠地跟邻居说,‘你们不要来劝了,今天我们家会出事的。’”

苏尘不知道,丈夫一语成谶。后来在法庭上出具的尸检报告称,丈夫事发时处于深度酒醉。

“然后我跟邻居说,你们走吧,再这样下去没时间了(没尽头了),已经从凌晨12点劝到两点多了。邻居走了之后,我反身回到卧室换了睡衣。我刚换完睡衣,他就跟我说,‘你想睡觉啊?今天晚上还想睡觉?’我说,有事明天再说,他转身过来就是一个耳光打我脸上,我想离开,他就一把掐住我的脖子。掐得很厉害,我儿子就从他房间过来帮我,于是他就掐我儿子了。我前面自己被掐的时候已经差点一口气喘不过来。我看到儿子被掐得眼珠都突出来,更害怕了。我想再这样下去,儿子也要被他掐死了,但我又拉不开他。

我就反身去拿了把水果刀,当时拿好水果刀就捅上去了,失控了,大脑一片空白,觉得很恐怖。当时就觉得我儿子的生命遭到了威胁。捅的时候我眼睛是闭着的。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很害怕,没想到正好戳到心脏,地上全是血,我就奔出去报110了。”

出事的当时我就很后悔。进监狱的时候,我真的很绝望,我把故意杀人的罪名和‘刽子手’三个字连在一起,觉得自己是个坏女人。从表面上看,我很踏实、很平稳地在改造,但我内心是很纠结的,觉得自己没有想过要怎样活。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一天天过,我希望自己就这样,就这样走了。

我儿子心里受创伤很重,他到现在恋爱婚姻这种事情闭口不谈。他说,‘我是我爸的儿子,我就担心血液里也流淌着像他一样的血,会野蛮,会动粗。’他在家里很少说话,偶尔他看见他爸不在,他就会把我叫到他房间里跟我聊聊工作和看的小说。

我记得最牢的就是,在我50岁生日那天(2007年),我儿子说,老爸你出来,我唱一首歌给你听,然后他唱起来,‘好男人不能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他唱这一首歌时,他在掉泪,我也在掉泪。

2008年,苏尘的父亲脑梗,之后由她和三个姐姐轮流照顾,2010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事发,第二天7点原本轮到苏尘去跟姐姐换班,然而躺在病榻上的老人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小女儿,于第二年去世。(为保护当事人隐私,苏尘为化名。)

撰文:张蹦

摄影:贺林英

编辑:Yeso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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