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水果刀的时候，苏尘才敢睁眼。
看到丈夫被自己刺中心胸倒在血泊中，那个喧闹的、狰狞的世界终于安静了。
之后的10秒钟，她意识到两件事，一件是她成功地从丈夫手中救下了险些被掐死的儿子，另一件是她亲手杀死了家暴自己多年的丈夫。
她自己拨通110报了警后，竟有种猝不及防的释然，在这段近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唯有逃离和沉默能让她换得暂时的安稳，这下，她彻底安稳了。而等待警方到达的30分钟里，她与身边浑身哆嗦的儿子之间只剩下沉默。
她当时的感受是，忍耐到了极限，线断了。她在半年后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苏尘或许用这些场景在脑中反反复复折磨自己无数遍，起码眼前的她回忆纵深三十年的往事，常常精确到某一分钟。
与苏尘在监狱的会面被安排在一个狭小的阅览室里，两墙书架，剩下的空间被一个书桌分成两半。阳光正好，从朝南的窗户打在苏尘的脸上，灰白的童花头，眉毛和眼线留下早年绣过的痕迹，可她，神情是木然的。59岁的她，身上有种难 以言说的倦怠。
在中国，家暴施暴者大多是男性针对女性，像苏尘这样遭受家暴后选择“以暴制暴”的并不在少数，似乎这是一个命运的陷阱，你很难逃离。
2014年，CCTV-12公布了三地监狱中女性反抗暴力获刑数据：2009年，云南省第一女子监狱，223名重刑人员中，有173人因家暴以暴制暴获刑；2007年，陕西省因家暴犯罪的女性达到171人；2006年，河南省女子监狱，3400多名女服刑人员，近700人因家暴以暴制暴而获刑。
中国的《反家暴法》已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施，苏尘从监狱里已经得知，但她的困惑在于—虽然现在遭受家暴者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即便她可以把申请的期限无限延长，但这跟她想要的正常生活还是相距甚远，人生命运难以重新开始。
她觉得自己一直在挣脱，逃离家庭的束缚，逃离丈夫的控制，逃离弑夫的悔恨，可她怎么也逃不掉。好在，跟苏尘告别时，她说，把事情讲出来，整个人舒服多了，一个人背着，太沉了。
征兆与控制
1979年，22岁的苏尘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年长一岁的他，很快，两人开始恋爱。
苏尘回忆说，那时的恋爱比较传统，年轻男女在外并肩走已属亲密，“谈朋友”也不过是看一场电影，再兜一圈马路，真正地深入了解极为有限。但在三年的恋爱过程中，苏尘曾两次目睹男友动粗。
一次男友带她到南京东路上的市百十店（现为上海永安百货），尾随的两个小流氓过来拍拍她的肩膀，说“你选吧，然后我买单。”苏尘坦言，当时害怕极了，想惹不起躲得起，赶紧离开商场。但没想到两个流氓还跟在她后面，她走到九江路的时候，男友绕到他们后面，单挑他们两人，最后把人打得逃走了。
“那个时候也许我年轻，头脑比较简单，以为这是一种爱。”苏尘说。
第二次，男友的兄长一家从西安来沪，提出想见一见苏尘，于是男友在西藏路的岳阳楼订了一桌饭。吃饭时旁桌的人酒喝醉了跟男友发生矛盾，苏尘眼见他把对方打得趴下，当晚酒桌上所有人被带去了嵩山路派出所。完事后，男友的母亲和姐姐护送苏尘到家，时针已悄然走过零点。
那时候苏尘的母亲曾提醒她，让她审视下男友的暴力倾向，再考虑下是否与他交往下去。那时苏尘反倒认为男友很顾全她的安危，甚至觉得他打架时威风凛凛。
还有一次，苏尘没有亲眼目睹。
有一天上午，男友突然找到苏尘家里，说在厂里用铁棍子打了人，如果自己被拘留后会进看守所，希望苏尘能送脸盆和热水瓶过去。苏尘只记得，后来厂里出面去保释他才息事宁人。但这桩是非为何会升级到暴力相向，苏尘至今无从知晓。
经过三年恋爱，两人于1981年12月结婚，蜗居在一个11平米的小平房里，阁楼上还住着公婆和小姑。
苏尘过门之后便亲历一场公婆之间的家暴。公婆二人因小事争执起来，婆婆竟向公公砸了一个凳子过去，苏尘出手一挡，把自己的手给弄伤了。据苏尘说，公公当年从江苏常州来沪打工，遇到了带着子女从乡下逃婚到上海，衣食无着的婆婆。附带接济之恩的婚姻并没有想象幸福，“婆婆脾气很差，要骂就骂，要打就打。”
空间逼仄易生嫌隙。婚后不久，紧张的婆媳关系成为家暴的导火索。
事情的开端是婆婆不允许媳妇常回娘家。一般每周五苏尘会下班后溜到娘家，当时刚怀孕，娘家也会备些好菜给她。但每周五晚回家很快引起婆婆不满，她甚至直接教训苏尘，说她把家当成旅馆和饭店。有时候苏尘会让丈夫陪她回娘家，每每临近回家的时间，丈夫会让苏尘先走，自己后走。他到家就哄骗说自己加班，他并不想让自己也卷入这场跟母亲的风暴中。
“这从我内心来说很不舒服，明明我们名正言顺结婚的，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偷偷摸摸？就这样我们开始产生矛盾。他越是不让我说，我越是要说。”苏尘倔强起来。
她永远都记得，“那天我婆婆把门反锁起来，她跟我丈夫说，‘这样的人到我们家里来，一定要给她做规矩。’”
因此，丈夫第一次动手打了苏尘。彼时，两人结婚刚八个月，而苏尘已怀孕五个月。“就是抓我虎口，打我耳光。”她说。
“父母之前就不看好这段婚姻，我连回家的勇气都没有，于是我偷偷逃到姐姐家。第二天我婆婆跟我小姑一起来叫我回家。我当时不敢回家，然后他又来了，我姐姐跟我姐夫就批评他说，‘我们家里的人，连骂都不骂的，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虽然当时他是认错了，把我接回家了，但在这以后，他就变本加厉了。我婆婆多次提及这件事说，‘我这辈子，从来没像这样低下头，去看其他人的脸色，为了你才这样。’邻里后来也说我，你那时谈恋爱不常来我们这里，你来的话我们会堵住你，告诉你这家门不能进。进去了你要吃苦的。因为我婆婆是整个一条街出了名的凶。”
苏尘慢慢明白，控制，常常披着爱的外衣。
决心逃离
这样的场景反复出现两年后，苏尘第一次下决心要逃离。
到了1985年，苏尘带着儿子在浦东租了一间屋子住了一阵。没多久，婆婆就来劝她回家。苏尘对此置之不理却招致丈夫的暴怒，他追到浦东的出租屋里打她，直到左邻右舍都出来帮忙拉开他。
于是她又带着儿子逃去同事家，同时通过区级法院起诉离婚，传票直接寄到丈夫的单位。未料，苏尘的公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突发脑溢血住院了，一度处于昏迷状态。
一群说客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我公公单位的工会主席出面到我们单位跟我说，救人要紧，你先撤诉吧。我公公平时一直对我挺不错的，为了他，我打算先放弃自己的事情，先把他救活。所以我就回家了，天天到医院陪我公公，过了两个多月，我公公醒了，我们也就平静了一段时间。”苏尘说。
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会是她这段婚姻里屈指可数的平静。
1986年，苏尘的婆婆因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而公公则落下了后遗症—老年痴呆，然而十一平方空间里装着的人，却都冷眼旁观。那时候老人的小女儿尚未出嫁，却不堪忍受老人大小便失禁在床，于是搬迁到其他地方居住。彼时，苏尘的丈夫经常出差，忙着养家糊 口，无心照料老人。只剩下苏尘和年幼的孩子。
她申请拿六折工资回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公公。“整整一年多，就是一日三餐，包括擦身洗澡洗屁股，都是我帮他洗的。”
这并非长久之计，苏尘知道，待家半年一级工资不能加，停工一年就两级工资不能加。她对此也忧心如焚。
“好在，我们单位领导很好，让我恢复上班了，每天中午给我两个小时让我回家去给我公公弄饭吃。我就这样，每天早上给我公公吃完早饭以后去上班，中午11点钟我就奔回家里，给我公公弄午饭吃，吃好了我再去上班。这样大概过了三四个月，我公公就走了。后来公公的单位领导在追悼会上说，你公公说你是个好媳妇，是你一直在照顾他。”
苏尘万万没想到，丈夫的双亲去世后，他的性格却变得更为暴躁，家暴不止，但停手之后的道歉却常以双亲辞世为由。
“他说话也让我很心疼，他说，‘我爸也死了，我妈也死了，我身边没有亲人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心里有苦的时候，我心里有脾气，我就拿你出气，我也知道自己错了。’听见这样的话我也心很软的，觉得这也是事实，我就忍了。他每次都会说，下次再也不打了，跪在地上也来，抱着你哭也来。但每一次过后就好个几天，过一段又来了。”苏尘的无奈在哽咽中不言自明。
苏尘想离婚的主意被父母知道后，俩人百般阻拦。“我爸妈说，我们家从来没人离婚的，这是说不出去的，没面子。我妈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男的嘛，年纪轻不懂事，可能年纪大了会好起来。”父母这样说，她就一直在期待。
1993年，苏尘的忍耐又到了一个峰值，她选择割腕自杀来获得解脱。左邻右舍和丈夫一起把老房子的门砸破了，把她救出来送去了曙光医院。她抚摸了下自己的左腕，疤痕就像乱藤一样趴在她跳动的脉搏上。
苏尘的父母知道后几乎痛心疾首，他们告诉她，如果实在不行，就离婚吧，要是这回真的死了，他们俩也陪着一起死了。还要想想，孩子才十几岁。
她马上想到曾经问过儿子，如果父母离婚，会选择跟谁？儿子的回答让她惊惧不已。“离婚家庭的孩子被人看不起，我谁也不跟，让我在上学的路上被车撞死算了。”
想到苦口婆心的父母和尚未成年的孩子，苏尘不敢再动轻生的念头了。
下岗生活
2000年12月苏尘丈夫所在的工厂倒闭，他下岗了。无所事事的丈夫把这段关系再次推入悬崖。
他在原单位附属的私营厂家里面找到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工资不高。与此同时，苏尘内部退休后去超市找了份理货员的工作，一个月能有两千多块勉强度日。
丈夫跟她说，“不管怎样，我在外面的面子是要的。”他跟一起在民营企业工作的朋友，经常抽烟打牌喝酒，轮流买单。
“他抽烟基本上是我买的。比如他喜欢抽红利群，十三块五一包，正好我在z超市里打工，我们超市里有买，他就叫我每个星期带回去一条烟，我不带他就给我脸色看，就要打骂。
有一次他把我猛地一推，推到墙上，我整个手臂（指左臂）肿得像两个那么大。当时我还很要面子，已经是大热天了，我还穿着长袖。店长就问我，这么热的天干嘛要穿这么长的长袖。我一直不肯说，她盯着我问的时候，我说着说着就哭了。
第二天我去我妈家照顾她，我妈也问我相同的问题（为何穿长袖），我不肯给我妈看，但我忍不住眼泪掉下来。她说，你这样日子怎么过？我说，离婚又离不掉。我又找不到什么样的方法解决我的问题。我也不想让我爸妈伤心。反正就忍着吧。这种日子过得很绝望，一天一天，度日如年。我不知该怎么形容我这样的日子。我妈看到了，她很心疼。
我过去一直跟他提离婚，他甚至有次在家磨刀霍霍，恶狠狠地说，‘如果你要离婚，我把你爸妈和你一起杀了。我杀三条命用一条命来抵。我是值的。’我害怕他真的这么做。他说完把刀放在桌子上，刀很亮的。我当时是很绝望的，解脱也解脱不了，离婚他又不肯。我跟他说了好多次，如果要好好过日子，那就好好过。他不肯。
我妈后来说，为了太平，你净身出户吧。妈有一口吃的，就有你吃的，妈有地方住，你就有地方住。只要你平平安安的，不要出事。
我和儿子请了两三天假，到浦东的房产交易所跟他完成过户。
证上有我们一家三口的名字，房产中介跟我说，夫妻双方可以作为赠与方，儿子只能作为买卖方。
我丈夫要求把房价估高，这样以后他卖出去的时候价格才会高，他说，‘离婚了，这个房子我也不要待的，我要去把它卖掉的。’作为买卖方，因为我儿子有三分之一的产权，‘卖’给他的话要加税的。我丈夫一直刁难说，‘这个税高，我也付不起。’我儿子说，反正这笔钱全都我们出了。
我把钱全还了，把房产证交给他。我再写了一张纸，大意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我净身出户。
过了一个小时我刚到我妈家，他的电话又追进来了。他说：你马上给我回来。那时候我爸已经是脑溢血瘫在床上了。我说我要照顾我爸，不能回来。他说，如果你不回来的话，你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现在儿子被我关在房里。我就害怕了。有几次我跟他打起来，儿子为了拉我，被打得也很厉害。
于是我又报110了。后来听我儿子说，警察也去了，居委会的人也去了，我写的东西他们也看了，他们就跟我儿子说，你妈已经签字，你不能签字，你这样签字后，你家就散了。当天，我儿子就没有签字。”
求救与杀人
苏尘发现，自己几次向外界求助都被证明是徒劳。
“有次事发之后我逃下楼去了居委会，他跟着下来，居委会劝说了一下把我们劝回家，他们只说‘家庭矛盾也不可以这样打人。’
第一次报110是刚搬到浦东没多久，那时我儿子高考刚考完，2001年他也是动手打，打得我拨110。我儿子说他，‘你不像一个男人，你没有担当。经济上不承担，家务上不作为，还要这样动手老打我妈。’然后我把儿子一起叫到浦东上钢街道派出所，但警方就给了我们一间房，’你们是家庭纠纷，你们就自己坐着解决。你们什么时候解决好，就什么时候回家。’说到后来，为了回家，我就屈服了，跟他回家了。
然后回到家他又打我，我又报警了，他们这次出警了，把我和儿子一起带了下去。
回到家一两天后，我没法了，只能回家住。他很猖狂地说，‘你们报警吧，人民政府对我也没办法，打死了也不犯法的。’我觉得我很无助。没人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能默默忍受。
过了没多久，四个半月后，我被打得没办法，只能又打电话报警。他一把扯过电话线，拉掉。儿子一看电话线拉掉了，就拿起他刚买的手机打，丈夫冲过去就打我儿子，把我给他刚买的手机也扔了。我们毕竟是工薪阶层，两千多块对我来说也是挣得很不容易的。
什么事情就忍着忍着，一直忍着。忍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2010年6月上旬，出事前的最后一次，也是这样不停地打，我就很坚决地跟他说我要离婚，然后逃到我妈家里去了。我几个姐姐都很心疼我，说就先在娘家住下吧。我妈有个邻居房子是空着的，就把她的房子让给我住，我两个姐姐、姐夫一起来帮我忙整理了下屋子，我和儿子就住下了。
晚上10点多他就开始不断地打电话给我爸妈，在电话里问我到哪里去了，我爸说不知道。他就一直骂我爸，你这个老不死，你怎么不死。我爸气得不行。
快12点了，他就冲过来，他把我妈老房子后门的铰链也砸坏了，闯了进来。这个声音很震动，整条弄堂都被他叫醒了。他叫得很响，‘你给我死下来！’我知道我爸妈是很要面子的，我就出去了。
去了之后就报警，靠近城隍庙的那个派出所出警了，把我和他又带回派出所去了，那天雨下得很大，警官又是给我们这么一间三五平的房间。警察就说，你们是两夫妻，自己去谈谈吧。从十二点多一直坐到两三点，就屏着，他除了要我回家没什么话的。‘不回家你没好日子过，你爸妈也没好日子过。’我只能把我儿子一叫，就跟他回家了。”
“事发是2010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钟。那天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晚上十点多，他和两个朋友在家里喝酒，当时已经喝了两三瓶酒了。他让我陪着喝酒，我说，一天下来已经很累了，早点休息吧。他就故意找茬跟我吵，吵到后来我们家邻居也来劝了。
他就恶狠狠地跟邻居说，‘你们不要来劝了，今天我们家会出事的。’”
苏尘不知道，丈夫一语成谶。后来在法庭上出具的尸检报告称，丈夫事发时处于深度酒醉。
“然后我跟邻居说，你们走吧，再这样下去没时间了（没尽头了），已经从凌晨12点劝到两点多了。邻居走了之后，我反身回到卧室换了睡衣。我刚换完睡衣，他就跟我说，‘你想睡觉啊？今天晚上还想睡觉？’我说，有事明天再说，他转身过来就是一个耳光打我脸上，我想离开，他就一把掐住我的脖子。掐得很厉害，我儿子就从他房间过来帮我，于是他就掐我儿子了。我前面自己被掐的时候已经差点一口气喘不过来。我看到儿子被掐得眼珠都突出来，更害怕了。我想再这样下去，儿子也要被他掐死了，但我又拉不开他。
我就反身去拿了把水果刀，当时拿好水果刀就捅上去了，失控了，大脑一片空白，觉得很恐怖。当时就觉得我儿子的生命遭到了威胁。捅的时候我眼睛是闭着的。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很害怕，没想到正好戳到心脏，地上全是血，我就奔出去报110了。”
出事的当时我就很后悔。进监狱的时候，我真的很绝望，我把故意杀人的罪名和‘刽子手’三个字连在一起，觉得自己是个坏女人。从表面上看，我很踏实、很平稳地在改造，但我内心是很纠结的，觉得自己没有想过要怎样活。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一天天过，我希望自己就这样，就这样走了。
我儿子心里受创伤很重，他到现在恋爱婚姻这种事情闭口不谈。他说，‘我是我爸的儿子，我就担心血液里也流淌着像他一样的血，会野蛮，会动粗。’他在家里很少说话，偶尔他看见他爸不在，他就会把我叫到他房间里跟我聊聊工作和看的小说。
我记得最牢的就是，在我50岁生日那天（2007年），我儿子说，老爸你出来，我唱一首歌给你听，然后他唱起来，‘好男人不能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他唱这一首歌时，他在掉泪，我也在掉泪。
2008年，苏尘的父亲脑梗，之后由她和三个姐姐轮流照顾，2010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事发，第二天7点原本轮到苏尘去跟姐姐换班，然而躺在病榻上的老人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小女儿，于第二年去世。（为保护当事人隐私，苏尘为化名。）
撰文：张蹦
摄影：贺林英
编辑：Yesor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