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雍城，地处西南山中，下辖二十余个乡镇，从2015年起，因数起留守儿童与少年死亡事件为全国所知。一起还未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件发生在2015年3月12日，17岁的少年张应江被一群少年帮派成员在县政府门口的小广场上围殴，身中数刀。当晚，张应江因伤势过重死于县医院，随后，警方逮捕了九名嫌疑人。
为了解张应江的故事，我们来到雍城，发现这个地势蜿蜒的地方白天属于成人，暗夜则属于少年——数万名初高中生独自租房生活，结束了晚自习，青春的荷尔蒙才得以释放。父母远离家乡，留守儿童转眼成长成桀骜少年，提前进入丛林社会，这或许是暴力的根源。
有人结群打架，有人埋头写诗，直到青春散尽，少年融入白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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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涛
在雍城，蜘蛛网般的小巷是没有路灯的世界——夜晚来临，成年人回家，孩子们出街。雍城第十一小学就在这样一条小巷附近，五六个小学生坐在建筑物的阴影里，他们指间的香烟像微弱的信号灯，吸一口，就闪一下红光。这是张应江生前好友阿涛无比熟悉的曾经。
阿涛在11岁加入雍城寿命最长的少年帮派七月半，15岁时退出。混帮派的时候，他被警察抓过，在医院缝过针，也去医院看望过被他打到缝针的人。退出前，阿涛混到了小队长，他的上一级是带头人，再上一级就是整个帮派的老大。
“我手下七十多个兄弟，今天你有事，明天他有事，不是很烦吗？有时候你去一看，他好好的，是他兄弟有事！”
有事就是遇到麻烦，需要打架的意思。在雍城，关于暴力有专门的词：“操”是骂的意思，“杀”是打的意思，“冲”是打砸的意思。
雍城的地盘以“大十字”为界，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毕平路在这里一分为二，往北是“上街”，往南是“下街”。上街主要是七月半的地盘，下街则是小区的地盘——小区并非特指某个楼盘，而是雍城一条两边都是民宅的街道。在阿涛的描述里，看似普通街区的小区暗藏着妓院与赌场，雍城最有名的两个网吧——动力网吧和奔驰网吧都开在这里。帮派少年们喜欢在网吧聚集，小区因此成为这一地区不同帮派的统称。
因为风声紧，位于二楼的雷声网吧今夜没有开张，阿涛是这里的常客。
上街与下街势不两立，误入对方的地盘就有被打的风险。阿涛和张应江都住在上街，和大多数街头少年一样，他们是在喝酒的时候认识的。阿涛眼中的张应江是一个喜欢玩但不常惹事的人。“有时候喝多了我‘操’他两句，他也不生气。”
阿涛承认自己长得比较着急，小学时身高就长到一米七，肩宽体壮，16岁看起来像20岁。因为爱玩，他四年级开始抽烟，五年级开始打架入帮派，入伙仪式十分简单，“就是陪老大们喝个酒，杯子一定要拿得比他们低”。读到初一，阿涛正式退学。父母没有意见，阿涛的哥哥曾经是雍城最早的帮派火枪队的元老，因为打人坐过牢。父母不求阿涛有文化，只求他不步哥哥的后尘。
“我平时喜欢唱歌，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还有薛之谦的《坤士》。什么？那个字念绅啊？”阿涛有点不好意思。
在阿涛看来，发型决定了一个人的气场，他从小学开始染发，染过灰白，剃过光头。上街时，阿涛最喜欢和两种人打招呼，一种是被他打过的，一种是给他做过头发的。
在雍城，少年之间的交往并无深邃可言，只是一起上网，喝酒。张应江年长阿涛两岁，也在初一退了学，阿涛并不知道张应江为什么不读书了，只觉得他看着朴素，脾气也好，不那么“跳”。阿涛家里条件不错，父亲曾经在雍城政府里当干部。张应江则不然，父亲是泥瓦匠，“家里比较穷一点，种菜，养猪”。
在江湖气浓郁的雍城，没有进入成人世界，按照利益规则行事之前，少年们的存在感是靠义气支撑的。兄弟之间情深与否，不看是否聊得来，而是我被人“操”时，你有没有帮我去“杀”人。“杀”分三种，最常见的是个人之间的打击报复，叫上十几个兄弟，在街上就可以开打；第二种是帮派之间的群架，一般在空旷的，远离县城的平地上；第三种是帮一些江湖上的老板“冲”店，阿涛就“冲”过一次妓院，最后被抓进公安局。
打群架最为壮观。阿涛目睹过的，人最多的一次发生在小区和七月半之间。小区用三辆公交车拉来了两百多人，七月半的人数也旗鼓相当。双方对峙时，警察赶来了，“光钢管就没收了八十多条”。
打架时，阿涛使一把钢管与尖刀焊接而成的关刀，人称“关刀手”。刀是从离雍城一百公里的水城买来的，遇上少数民族在桥下卖打猎用的刀具，他们也及时入手新货。
“小区的人常用一种很快的刀子，叫雪铁龙猎刀，是少数民族用来杀野猪的。一个杀猪的东西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杀人。”
还有一种少年们自制的狼牙棒，一块钢板上面焊满了钢钉。阿涛目睹过狼牙棒的正确使用方法：一脚踩在别人的背上，狼牙棒拍上去，一拉，整块肉就烂了。“如果是站着，狼牙棒杀来了你得用背去接，然后用胳肢窝夹住钢板，再拿一把短刀保护正面。如果你自己提的是狼牙棒，前面的人都有攒两把东西，一把长的，一把短的，把人打趴了你再拍上去。”当然，也有乱挥一气的，“一旦打起来，头脑是不清醒的，急了什么地方都打”。
通常的打杀并不以死亡为目的，“本来也不想杀人，要么你叫来帮忙的人下手没轻重，要么你当时急了。人急了力气真的太大了，像小宇宙一样，杀死谁谁倒霉呗。”
现实世界里的砍杀也并不像电影里那样痛苦和悲愤。有一次，一个兄弟被“杀”得肠子流了出来，阿涛不害怕，“我觉得好逗比，那兄弟还把肠子收起来，笑着说，县医院就在前面，没事，走！”
在帮派里，两种人最受欢迎，一是有钱，一是会打架。阿涛两种都占，他从小就敢上山砍蛇，拎着死蛇回家被母亲大骂；因为他是最小的儿子，母亲也心疼他，每天给的早餐钱从20块涨到50块，而雍城一碗羊肉粉的价格不超过15块。
帮派与暴力是伴随阿涛成长的。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就知道哥哥加入的火枪队很厉害，“七月半从来没打赢过火枪队，七月半打架最多搞到两把火枪，火枪队是每人一 把！”那时候，七月半还是第一代，在阿涛加入时发展到了第三代。 但阿涛认为自己加入帮派并不是因为崇拜哥哥，“他就是头发吹得比较飞呗，带回家的女朋友就有十多个，现在找了个老婆挺漂亮。”因为砍掉了别人的一只手，哥哥坐了七年牢，出狱后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上班，养家。提起火枪队，阿涛调侃又感慨：“那时候的火枪队队长叫大脑壳，全身中过28刀都没死，现在退隐江湖居深山，扎花圈去了。”
对同样退隐的哥哥，阿涛是尊敬的，“为什么不尊敬呢？因为打不赢啊，再加上是我亲人嘛。”对父亲，他的态度就不同了。父亲经常打阿涛，考不好要打，自己喝醉了酒也要打。阿涛经常被打得缩到床角，直到他长到一米七，才有了叛逆的资本。“后来打我是因为我玩呗，我受够了就开始还手。”父亲提板凳，阿涛提菜刀，父亲就败下阵来。
“我刚进七月半就天天打，头发弄得很嚣张的，背一个老虎头的书包，整个雍城只有我有。我罩了很多人。”当了小队长以后，阿涛一个礼拜还是要打三到五次架，大部分都是为了帮手下的兄弟出气。
2014年2月20日，七月半三代的老大张印和一个叫陈鹏的少年起了矛盾，几个兄弟一起把陈鹏杀死在雍城电影院门口。由于主谋都是七月半的核心成员，“电影院杀人事件”成了雍城的一起大案，三代的骨干几乎都被公安逮捕归案。
没了主心骨，七月半成了一盘散沙，人人都想当老大。阿涛突然发现，自己喊不动人了。一次，他喊小兄弟一起打一个“操” 过他的人，结果兄弟们一个都没来，他单挑对方十来个人，挨了板砖，好在没怎么受伤，还打穿了对方一个人的舌头。
他质问兄弟们为何不讲义气，“你想当老大吗？”小兄弟反问，“你又不是老大干嘛喊我们？”
阿涛觉得一切都是浮云，决定彻底退出。他先去了毕节，换掉电话卡，封了QQ号，又经人介绍到贵阳一家酒吧里当服务生。“老板喜欢我嘛，看到人在酒吧里打架都是我去拉开。”他帮人擦桌子，倒啤酒，完全脱去了街头少年的戾气。老板给别人开2600块一个月的工资，唯独给他2800块。他甚至练出了一种有效的倒啤酒的方式：迅速把酒瓶倒扣在杯子里，酒面升起时迅速提起酒瓶，这样倒出的啤酒只会起很薄一层泡沫，喝着极为方便。
今年，偶尔回到雍城，阿涛发现七月半已经发展出了第四代。许多少年见了他都得上前叫一声“哥”，敬一根烟。看到曾经被自己打过，依然很“跳”的男孩，阿涛也骂：“晃荡什么哟？快回去把你家猪喂了，鸡收了！”在雍城，鸡只和孩子一样，长期散养。
张应江出事的那天是2015年3月12日，那时阿涛已经在贵阳的酒吧里打工。“听说那天梅瑞喊小区的‘大伯幺’来‘杀’九中的人。张应江在家待了三四天，出来买东西，莫名其妙就被‘大伯幺’他们杀了。”传闻飞遍雍城，阿涛才知道，这次的“杀”不是打的意思，而是真的杀人。张应江身中数刀，大出血，送往雍城医院急诊室之后，于当晚23点45分，抢救无效死亡。
｜梅瑞们
在所有关于张应江之死的传说里，都不会漏掉梅瑞这个名字。这个17岁的女孩，和之前的无数次一样，叫了一帮小区的人到九中去打人，遇到张应江，众人一拥而上。只是这一次，打死了人。
那些动手致人死地者的名字并没有被大家记住，梅瑞的名字却牢牢地跟这件事连在了一起。我们没有找到“小梅瑞”，这个曾经在雍城呼风唤雨的少女，此刻身在贵阳的监狱中。
“她长得好看么？”我问。
“特别丑。”阿涛说。
“你有她的照片么？”我问。
“我把她的QQ删掉了，没意思。”阿涛说，“她和小区的玩得比较疯，手下带很多小姑娘，就是男的带男的，女的带女的。那帮女的帮她找钱，有人打她们，小梅瑞就帮忙出头。她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在少年们看来，姑娘们走的 是“捷径”——“雍城的姑娘很出名，只要她想玩，名气一定比男生的还要大。和道上人做朋友，男朋友多交几个，打架的时候轻轻松松一个电话就能喊来七八十号人”。
但另一方面，少年们也承认，他们出来玩无非为了兄弟多，在姑娘们面前有面子，说一声，“你的前男友就是渣渣，他被我打趴下过”，甚至，“最终目的是姑娘。”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一个相对闭塞、相对丛林之地，结群打人和独自写诗似乎只是青春期方法论的不同——除了以少年性烈而出名，此地也被称为“诗乡”，“上过小学的都喜欢来两句”。
我们是在雍城县城的广场上碰到卢雪莉的，这个小广场也就是张应江出事的地方。或许是因为夜色，或许是因为大爷大娘们高亢的广场对歌活动，这个位于市政府旁边、离九中就五分钟之遥的广场显得稀松平常，甚至有一点浪漫。卢雪莉和两个男生一个女生坐成一排，屁股下面是旗杆的底座，不远处扔着一辆自行车，有火红色的烟头在夜色里被互相传递。
雪莉是梅瑞的“大弟子”，今年15岁。她在QQ上发一条“说说”，“几乎所有雍城的人都会评论”；然而见到她，姑娘穿着牛仔短裤T恤衫，梳着马尾辫，笑起来有点甜，也有点乖，很难想象这是那个“朋友们被打了就找我”的“大姐大”。在她心里，梅瑞也是另外一个样子。
雍城有一座猴子亭，早晨被集体舞爱好者们占据，夜晚则成为雪莉们的乐园，雪莉甚至还在此处过过一个生日。
猴子亭的柱子上写满了少年心事。
“所有人都觉得她不好，玩得野、凶，但我觉得她挺好的。她对我和对别人都不太一样，对我就像妹妹一样。她从来不会让我去帮她找钱，也很少带我去喝酒。和那些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不许那些男生接触我，特别注意我，怕我出事情。”梅瑞很少和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妹妹谈论心事，只是把她管得“很牢”，“她觉得保护我比保护自己更重要。她说我和她不一样，不能和他们这么玩。”
初一的时候，为帮朋友，雪莉和一个女同学起了冲突，下课时候被这个女孩21岁的哥哥带着三个女生堵在学校门口，“四个人打我一个，我才14岁，没有人帮我，哪怕是我的朋友，也没站出来。梅瑞知道了就一定要帮我打回去，后来这个女孩终于被我们抓到了，我们就打了回去。”
之后不久，雪莉就退学了。梅瑞比她还早，小学都没有读完。两人的家都在县城里，家里的条件也都算不错——梅瑞家里是开小卖部的；雪莉的母亲在她四岁时就去世了，但她的父亲是公务员，她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姐姐认识的人也多，脾气也很爆，还打过男生”。哥哥和姐姐都待业在家里待着。
三个孩子里，父亲最疼她，但是也拿她的叛逆没有办法——第一次不回家，父亲用竹条皮带打她，打得身上都青了，但越打雪莉越想玩。为了能够找到“消失”的女儿，父亲给她买了手机，又为了不让她和朋友联系断了她的话费，“但我又逃出去，我爸爸找不到我，只好又给我充话费。”
梅瑞入狱的消息，雪莉是在一段时日之后才知道的，那段日子风声紧，她正被父亲关禁闭。之后又过了很久，梅瑞哥哥给雪莉带来了梅瑞的狱中来信：几个月不见，你也应该听说我的事情。我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就像那一次那样，该看清楚的人要看清楚，要多待在家里。雪莉按照梅瑞嘱咐的，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写在了回信里，然后写上：你好好改造，我在外面等你出来。你出来的时候一定会看到我。
梅瑞进去了以后，雪莉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以前身边的人特别愿意巴着我，特有面子，打架也不用怕，反正有她帮着我；梅瑞不在，打架也找不到人，只有我有钱的时候他们才跟我玩。”这张特别年轻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丝轻描淡写的冷漠，即便当年梅瑞在的时候，雪莉也已经意识到她和一些的朋友们的不同，“他们只有要打架的时候找我，出去玩从来不找我。反正这个世界，太多感情也别太当真。”
以前，梅瑞和男朋友分手的时候会找上雪莉，一大帮人在一起喝酒。“‘你对人太好也不行，对人不好也不行，’梅瑞就哭了，她对我说，‘反正我会对你好，不会害你的。’”告诉我们这些的时候，雪莉和前男友分手才两三天，两人好了两个礼拜，分手的原因是“他太喜欢管我了”。雪莉从不缺人追，谈过不少男朋友，印象最深的是五年级时候开始的初恋，谈了两年。
在雍城的这些暗夜少年眼里，在小学谈恋爱甚至同居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雪莉有个女朋友，16岁，前两天刚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女孩的爸爸因为吸毒被抓在牢里，妈妈去世了，男生家的父母也都不在，两人一起住在男生家。“她挺辛苦的，男朋友工作，她就在家里带孩子。”
话说回来，即便男孩的父母在家，或许也不会拒绝送上门的“媳妇”。在雍城，娶个媳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地人讲究彩礼，十几万是平均数。这点钱，对县城的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对山区年收入在数千的人家来说，更是沉重的负担。“所以一般来说，男生把女孩带回家里去，家长都不会反对，这样的情况，到时候男方就不是出彩礼而是赔礼，相对少很多。说到底，这种早结婚还是物质条件决定的。”一位当地的初中女老师向我们介绍，在山里这样的不到年龄不拿证却办了酒的婚姻很普遍。颇有意味的是，婚前当地女多男少，因为外出打工的父母总是倾向于把男孩带在身边，女孩扔在老家；办完酒、结完婚、生完孩子之后，女性跑掉了的却变多了，父亲带着一串孩子在老家生活反而很多。
但这不是卢雪莉心中想要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十个里面只能找到一个好男生，大多数都是一时兴致。”虽然已经离开学校两年，父亲仍然强烈要求雪莉回九中去读书，她自己则想去读个卫校。“男生不太可靠，还是要靠自己。”
而这些和梅瑞在一起的日子，无论荒唐与否，都和青春一样，终将过去。其中那些最快乐的时候，雪莉会永远记住，“那时所有人身上都没钱，但大家还能坐在广场聊天，开心地说自己的事请。没有人想走，没有人想结束，就想一直这样下去。”
｜诗人仲劼
到了晚上九点，实验学校七千多名学生结束晚自习，从山坡上喷涌而出，占领了整条街道，路边停着的特警执勤车闪烁着红蓝色的灯光。少年诗人仲劼就是其中的一个。每晚，他需要走过这些暗藏玄机的阡陌，去往独自租住的房间。
雍城一共有五所中学，接纳着来自县城和周边乡镇的近四万名学生。在这些学校里，通常一个年级就有两千多名学生，几乎等同于北上广一所普通中学的全部人数。学校基础设施跟不上，只有一所可以提供住宿。来自乡镇的学生只好独自租房居住，而他们的人数占了总体学生的七成。“租房子更好啦，”阿涛说，“藏个刀什么的多方便。”帮派里从不缺少乡镇少年。
每天傍晚，实验中学的上万名学生像羊群一样被放下坡来。其中，从乡里考上县城中学的那部分匆匆赶往自己的租屋。解决完晚饭，再成群结队回校晚自习。
16岁的仲劼不混帮派。他是个诗人，来自距离县城车程三十分钟的大山里，父母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打工。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仲劼和父母生活在上海的出租房里。父母太忙，他不得不照顾自己，学会了做饭，洗衣服和写诗。
仲劼回到雍城，是为了省钱，在上海读高中的成本太高了。至于选择租房独住，则是为了躲避喧闹的集体生活——仲劼考上的雍城中学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也是唯一提供住宿的那所，大多数学生为了减小独立生活的压力，更愿意住在学校宿舍里，而他恰恰喜欢安静与熬夜。
转学的代价是八千块钱。仲劼目睹了亲戚如何花钱打点各个环节，把他转到没有宿舍的雍城实验学校。
“就像我的同学去镇上办贫困生证明，盖一个章要给干部塞五百块钱，不然开不了。”领教权力的强势时，仲劼15岁。
不过，实验学校周边的治安的确不如雍城中学。学校所在的羊厂是个由纵横交错的小巷组成的小山坡。羊厂属于下街，是小区所在的街道之外，雍城第二混乱的地段。入夜后，羊厂对面的雍城长途汽车站门口，特警们荷枪实弹。阿涛说，雍城有一千多个特警，管得严的时候，带把水果刀都会被抓。
入夜后的羊厂的确属于是非之地。“不想活了才在晚上出门。”仲劼说，虽然他见识到的远不及阿涛惊悚。今年六月，高考结束后的一天，读高二的仲劼照常提前十分钟去上晚自习。此时的高三毕业生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中学管不了，大学还没法管。三年里结下的仇与怨，最容易在这个夏天爆发。那个晚上，校门口的狭长的小巷里，仲劼看到十几个学长与学姐们在巷子里打作一团，有人手里挥着钢管，学校保安拎着电棍，在一旁观看。仲劼吓得径直跑向教室，身后，犬吠一般的脏话四处弹射。
雍城的孩子都像神灵般知晓关于夜晚的一切：小区网吧里的斗殴，小广场上神秘的集会，以及小公园猴子亭里，少男少女的夜半狂欢。
仲劼一位已经毕业十年的师兄，如今在一家网站任职的记者回忆：有时候同学半夜来敲门，想找地方吸毒。因为不想惹事，他只能把房间让出来。十年后，毒品依然在少年之间传递，“有的50块钱一小袋，有的几百块钱一小袋”，阿涛说自己没有吸过，卢雪莉却说他曾经被逼着吸过一次。
至于仲劼，他选择和房间在一起不仅是为了四肢健全地活下去，他是学校重点班的学生，习惯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我想把这一年拼完，考出去，打死不回来。”他说。同样是16岁，仲劼在乡下老家的同学有的已经结了婚。“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生上八个十个孩子，等大儿子上了大学，小儿子还在问你要钱，到时候，你卖肾都不够啊！”他认为自己必须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与张应江和阿涛相比，仲劼代表了雍城的另一群少年，他们天资聪慧却陷于贫困，环境让他们过早成为命运的参透者。他们早早在心理上将自己与雍城隔离，更愿意相信上街与下街只是地理上的概念。如果说阿涛他们的黑夜用来放肆，仲劼们的黑夜则用来克制，他们往内心走，走得更深更远也更压抑。
转学之后，仲劼独自租住了十一小附近的这个房间——房间在一栋七层楼房的六层。他的邻居分别是三户人家和一个同校女生，大家共用一个卫生间。仲劼的房租是每年一千六百块钱，每天的生活费是二十块钱。
这个朝北的房间像一个仓库，存储着仲劼面临的现实与心中的情绪。水泥地上杂乱地堆放着电磁炉和碗筷，油桶卧倒，一碗汤没有喝干；床的一半用来堆放参考书。一袋土豆，几个西红柿和一把豆角，构成仲劼一个礼拜的口粮。
在仲劼看来，房间的美妙之处是拥有一个阳台，可以俯瞰一大片同样裸露的楼房，眺望远处的群山。仲劼喜欢这里，“有时候下点雨，把窗子打开，情绪还挺多的呀”。
仲劼想到父母辛苦劳作，自己还无法报答，很容易在深夜被情绪席卷。诗越来越多，并开始出现在贵州省的诗刊上，这让他认识了其他诗人。仲劼形容诗人之间的交往“像火一样，点着了就是一片”。但是，他依然感到孤独。
身边有同学谈恋爱甚至同居，仲劼却不想交女朋友。“雍城街上的女孩，三三两两一起晃悠的，三句话有两句话在骂娘。说出来的话比男生还难听。”他把新作的诗发上QQ“说说”，总有女孩来点赞。有些大胆的女孩直接向仲劼表白，他从来不理。为了离开，仲劼不能在这里谈恋爱，虽然有来自家乡的好友，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
好在从阳台可以看到山。仲劼就出生在山那头。年迈的奶奶长年独自守着山里的老屋，养着一只猫。如果不是去年通了公路，从县城到镇上，要先坐一个小时的汽车，然后走半天山路才能到家。进了家门，低头一看，“泥巴糊到小腿肚”。
仲劼直言，刚从上海回到雍城时，有一种旅游的错觉。时间长了，他不得不意识到，无论爱还是恨，雍城都像他的血液一样，无法替换。
注：文中提及人物，除张应江外，其他均为化名；雍城亦为化名。
摄影：王晓东
撰文：赵颖、蔡晓玮
编辑：蔡晓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