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夜少年|黑帮、少女、诗

有人结群打架,有人埋头写诗,直到青春散尽,少年融入白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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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雍城,地处西南山中,下辖二十余个乡镇,从2015年起,因数起留守儿童与少年死亡事件为全国所知。一起还未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件发生在2015年3月12日,17岁的少年张应江被一群少年帮派成员在县政府门口的小广场上围殴,身中数刀。当晚,张应江因伤势过重死于县医院,随后,警方逮捕了九名嫌疑人。

为了解张应江的故事,我们来到雍城,发现这个地势蜿蜒的地方白天属于成人,暗夜则属于少年——数万名初高中生独自租房生活,结束了晚自习,青春的荷尔蒙才得以释放。父母远离家乡,留守儿童转眼成长成桀骜少年,提前进入丛林社会,这或许是暴力的根源。

有人结群打架,有人埋头写诗,直到青春散尽,少年融入白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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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涛

在雍城,蜘蛛网般的小巷是没有路灯的世界——夜晚来临,成年人回家,孩子们出街。雍城第十一小学就在这样一条小巷附近,五六个小学生坐在建筑物的阴影里,他们指间的香烟像微弱的信号灯,吸一口,就闪一下红光。这是张应江生前好友阿涛无比熟悉的曾经。

阿涛在11岁加入雍城寿命最长的少年帮派七月半,15岁时退出。混帮派的时候,他被警察抓过,在医院缝过针,也去医院看望过被他打到缝针的人。退出前,阿涛混到了小队长,他的上一级是带头人,再上一级就是整个帮派的老大。

“我手下七十多个兄弟,今天你有事,明天他有事,不是很烦吗?有时候你去一看,他好好的,是他兄弟有事!”

有事就是遇到麻烦,需要打架的意思。在雍城,关于暴力有专门的词:“操”是骂的意思,“杀”是打的意思,“冲”是打砸的意思。

雍城的地盘以“大十字”为界,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毕平路在这里一分为二,往北是“上街”,往南是“下街”。上街主要是七月半的地盘,下街则是小区的地盘——小区并非特指某个楼盘,而是雍城一条两边都是民宅的街道。在阿涛的描述里,看似普通街区的小区暗藏着妓院与赌场,雍城最有名的两个网吧——动力网吧和奔驰网吧都开在这里。帮派少年们喜欢在网吧聚集,小区因此成为这一地区不同帮派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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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风声紧,位于二楼的雷声网吧今夜没有开张,阿涛是这里的常客。

上街与下街势不两立,误入对方的地盘就有被打的风险。阿涛和张应江都住在上街,和大多数街头少年一样,他们是在喝酒的时候认识的。阿涛眼中的张应江是一个喜欢玩但不常惹事的人。“有时候喝多了我‘操’他两句,他也不生气。”

阿涛承认自己长得比较着急,小学时身高就长到一米七,肩宽体壮,16岁看起来像20岁。因为爱玩,他四年级开始抽烟,五年级开始打架入帮派,入伙仪式十分简单,“就是陪老大们喝个酒,杯子一定要拿得比他们低”。读到初一,阿涛正式退学。父母没有意见,阿涛的哥哥曾经是雍城最早的帮派火枪队的元老,因为打人坐过牢。父母不求阿涛有文化,只求他不步哥哥的后尘。

“我平时喜欢唱歌,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还有薛之谦的《坤士》。什么?那个字念绅啊?”阿涛有点不好意思。

在阿涛看来,发型决定了一个人的气场,他从小学开始染发,染过灰白,剃过光头。上街时,阿涛最喜欢和两种人打招呼,一种是被他打过的,一种是给他做过头发的。

在雍城,少年之间的交往并无深邃可言,只是一起上网,喝酒。张应江年长阿涛两岁,也在初一退了学,阿涛并不知道张应江为什么不读书了,只觉得他看着朴素,脾气也好,不那么“跳”。阿涛家里条件不错,父亲曾经在雍城政府里当干部。张应江则不然,父亲是泥瓦匠,“家里比较穷一点,种菜,养猪”。

在江湖气浓郁的雍城,没有进入成人世界,按照利益规则行事之前,少年们的存在感是靠义气支撑的。兄弟之间情深与否,不看是否聊得来,而是我被人“操”时,你有没有帮我去“杀”人。“杀”分三种,最常见的是个人之间的打击报复,叫上十几个兄弟,在街上就可以开打;第二种是帮派之间的群架,一般在空旷的,远离县城的平地上;第三种是帮一些江湖上的老板“冲”店,阿涛就“冲”过一次妓院,最后被抓进公安局。

打群架最为壮观。阿涛目睹过的,人最多的一次发生在小区和七月半之间。小区用三辆公交车拉来了两百多人,七月半的人数也旗鼓相当。双方对峙时,警察赶来了,“光钢管就没收了八十多条”。

打架时,阿涛使一把钢管与尖刀焊接而成的关刀,人称“关刀手”。刀是从离雍城一百公里的水城买来的,遇上少数民族在桥下卖打猎用的刀具,他们也及时入手新货。

“小区的人常用一种很快的刀子,叫雪铁龙猎刀,是少数民族用来杀野猪的。一个杀猪的东西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杀人。”

还有一种少年们自制的狼牙棒,一块钢板上面焊满了钢钉。阿涛目睹过狼牙棒的正确使用方法:一脚踩在别人的背上,狼牙棒拍上去,一拉,整块肉就烂了。“如果是站着,狼牙棒杀来了你得用背去接,然后用胳肢窝夹住钢板,再拿一把短刀保护正面。如果你自己提的是狼牙棒,前面的人都有攒两把东西,一把长的,一把短的,把人打趴了你再拍上去。”当然,也有乱挥一气的,“一旦打起来,头脑是不清醒的,急了什么地方都打”。

通常的打杀并不以死亡为目的,“本来也不想杀人,要么你叫来帮忙的人下手没轻重,要么你当时急了。人急了力气真的太大了,像小宇宙一样,杀死谁谁倒霉呗。”

现实世界里的砍杀也并不像电影里那样痛苦和悲愤。有一次,一个兄弟被“杀”得肠子流了出来,阿涛不害怕,“我觉得好逗比,那兄弟还把肠子收起来,笑着说,县医院就在前面,没事,走!”

在帮派里,两种人最受欢迎,一是有钱,一是会打架。阿涛两种都占,他从小就敢上山砍蛇,拎着死蛇回家被母亲大骂;因为他是最小的儿子,母亲也心疼他,每天给的早餐钱从20块涨到50块,而雍城一碗羊肉粉的价格不超过15块。

帮派与暴力是伴随阿涛成长的。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他就知道哥哥加入的火枪队很厉害,“七月半从来没打赢过火枪队,七月半打架最多搞到两把火枪,火枪队是每人一 把!”那时候,七月半还是第一代,在阿涛加入时发展到了第三代。 但阿涛认为自己加入帮派并不是因为崇拜哥哥,“他就是头发吹得比较飞呗,带回家的女朋友就有十多个,现在找了个老婆挺漂亮。”因为砍掉了别人的一只手,哥哥坐了七年牢,出狱后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上班,养家。提起火枪队,阿涛调侃又感慨:“那时候的火枪队队长叫大脑壳,全身中过28刀都没死,现在退隐江湖居深山,扎花圈去了。”

对同样退隐的哥哥,阿涛是尊敬的,“为什么不尊敬呢?因为打不赢啊,再加上是我亲人嘛。”对父亲,他的态度就不同了。父亲经常打阿涛,考不好要打,自己喝醉了酒也要打。阿涛经常被打得缩到床角,直到他长到一米七,才有了叛逆的资本。“后来打我是因为我玩呗,我受够了就开始还手。”父亲提板凳,阿涛提菜刀,父亲就败下阵来。

“我刚进七月半就天天打,头发弄得很嚣张的,背一个老虎头的书包,整个雍城只有我有。我罩了很多人。”当了小队长以后,阿涛一个礼拜还是要打三到五次架,大部分都是为了帮手下的兄弟出气。

2014年2月20日,七月半三代的老大张印和一个叫陈鹏的少年起了矛盾,几个兄弟一起把陈鹏杀死在雍城电影院门口。由于主谋都是七月半的核心成员,“电影院杀人事件”成了雍城的一起大案,三代的骨干几乎都被公安逮捕归案。

没了主心骨,七月半成了一盘散沙,人人都想当老大。阿涛突然发现,自己喊不动人了。一次,他喊小兄弟一起打一个“操” 过他的人,结果兄弟们一个都没来,他单挑对方十来个人,挨了板砖,好在没怎么受伤,还打穿了对方一个人的舌头。

他质问兄弟们为何不讲义气,“你想当老大吗?”小兄弟反问,“你又不是老大干嘛喊我们?”

阿涛觉得一切都是浮云,决定彻底退出。他先去了毕节,换掉电话卡,封了QQ号,又经人介绍到贵阳一家酒吧里当服务生。“老板喜欢我嘛,看到人在酒吧里打架都是我去拉开。”他帮人擦桌子,倒啤酒,完全脱去了街头少年的戾气。老板给别人开2600块一个月的工资,唯独给他2800块。他甚至练出了一种有效的倒啤酒的方式:迅速把酒瓶倒扣在杯子里,酒面升起时迅速提起酒瓶,这样倒出的啤酒只会起很薄一层泡沫,喝着极为方便。

今年,偶尔回到雍城,阿涛发现七月半已经发展出了第四代。许多少年见了他都得上前叫一声“哥”,敬一根烟。看到曾经被自己打过,依然很“跳”的男孩,阿涛也骂:“晃荡什么哟?快回去把你家猪喂了,鸡收了!”在雍城,鸡只和孩子一样,长期散养。

张应江出事的那天是2015年3月12日,那时阿涛已经在贵阳的酒吧里打工。“听说那天梅瑞喊小区的‘大伯幺’来‘杀’九中的人。张应江在家待了三四天,出来买东西,莫名其妙就被‘大伯幺’他们杀了。”传闻飞遍雍城,阿涛才知道,这次的“杀”不是打的意思,而是真的杀人。张应江身中数刀,大出血,送往雍城医院急诊室之后,于当晚23点45分,抢救无效死亡。

|梅瑞们

在所有关于张应江之死的传说里,都不会漏掉梅瑞这个名字。这个17岁的女孩,和之前的无数次一样,叫了一帮小区的人到九中去打人,遇到张应江,众人一拥而上。只是这一次,打死了人。

那些动手致人死地者的名字并没有被大家记住,梅瑞的名字却牢牢地跟这件事连在了一起。我们没有找到“小梅瑞”,这个曾经在雍城呼风唤雨的少女,此刻身在贵阳的监狱中。

“她长得好看么?”我问。

“特别丑。”阿涛说。

“你有她的照片么?”我问。

“我把她的QQ删掉了,没意思。”阿涛说,“她和小区的玩得比较疯,手下带很多小姑娘,就是男的带男的,女的带女的。那帮女的帮她找钱,有人打她们,小梅瑞就帮忙出头。她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在少年们看来,姑娘们走的 是“捷径”——“雍城的姑娘很出名,只要她想玩,名气一定比男生的还要大。和道上人做朋友,男朋友多交几个,打架的时候轻轻松松一个电话就能喊来七八十号人”。

但另一方面,少年们也承认,他们出来玩无非为了兄弟多,在姑娘们面前有面子,说一声,“你的前男友就是渣渣,他被我打趴下过”,甚至,“最终目的是姑娘。”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一个相对闭塞、相对丛林之地,结群打人和独自写诗似乎只是青春期方法论的不同——除了以少年性烈而出名,此地也被称为“诗乡”,“上过小学的都喜欢来两句”。

我们是在雍城县城的广场上碰到卢雪莉的,这个小广场也就是张应江出事的地方。或许是因为夜色,或许是因为大爷大娘们高亢的广场对歌活动,这个位于市政府旁边、离九中就五分钟之遥的广场显得稀松平常,甚至有一点浪漫。卢雪莉和两个男生一个女生坐成一排,屁股下面是旗杆的底座,不远处扔着一辆自行车,有火红色的烟头在夜色里被互相传递。

雪莉是梅瑞的“大弟子”,今年15岁。她在QQ上发一条“说说”,“几乎所有雍城的人都会评论”;然而见到她,姑娘穿着牛仔短裤T恤衫,梳着马尾辫,笑起来有点甜,也有点乖,很难想象这是那个“朋友们被打了就找我”的“大姐大”。在她心里,梅瑞也是另外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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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城有一座猴子亭,早晨被集体舞爱好者们占据,夜晚则成为雪莉们的乐园,雪莉甚至还在此处过过一个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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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亭的柱子上写满了少年心事。

“所有人都觉得她不好,玩得野、凶,但我觉得她挺好的。她对我和对别人都不太一样,对我就像妹妹一样。她从来不会让我去帮她找钱,也很少带我去喝酒。和那些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她就不许那些男生接触我,特别注意我,怕我出事情。”梅瑞很少和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妹妹谈论心事,只是把她管得“很牢”,“她觉得保护我比保护自己更重要。她说我和她不一样,不能和他们这么玩。”

初一的时候,为帮朋友,雪莉和一个女同学起了冲突,下课时候被这个女孩21岁的哥哥带着三个女生堵在学校门口,“四个人打我一个,我才14岁,没有人帮我,哪怕是我的朋友,也没站出来。梅瑞知道了就一定要帮我打回去,后来这个女孩终于被我们抓到了,我们就打了回去。”

之后不久,雪莉就退学了。梅瑞比她还早,小学都没有读完。两人的家都在县城里,家里的条件也都算不错——梅瑞家里是开小卖部的;雪莉的母亲在她四岁时就去世了,但她的父亲是公务员,她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姐姐认识的人也多,脾气也很爆,还打过男生”。哥哥和姐姐都待业在家里待着。

三个孩子里,父亲最疼她,但是也拿她的叛逆没有办法——第一次不回家,父亲用竹条皮带打她,打得身上都青了,但越打雪莉越想玩。为了能够找到“消失”的女儿,父亲给她买了手机,又为了不让她和朋友联系断了她的话费,“但我又逃出去,我爸爸找不到我,只好又给我充话费。”

梅瑞入狱的消息,雪莉是在一段时日之后才知道的,那段日子风声紧,她正被父亲关禁闭。之后又过了很久,梅瑞哥哥给雪莉带来了梅瑞的狱中来信:几个月不见,你也应该听说我的事情。我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就像那一次那样,该看清楚的人要看清楚,要多待在家里。雪莉按照梅瑞嘱咐的,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写在了回信里,然后写上:你好好改造,我在外面等你出来。你出来的时候一定会看到我。

梅瑞进去了以后,雪莉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以前身边的人特别愿意巴着我,特有面子,打架也不用怕,反正有她帮着我;梅瑞不在,打架也找不到人,只有我有钱的时候他们才跟我玩。”这张特别年轻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丝轻描淡写的冷漠,即便当年梅瑞在的时候,雪莉也已经意识到她和一些的朋友们的不同,“他们只有要打架的时候找我,出去玩从来不找我。反正这个世界,太多感情也别太当真。”

以前,梅瑞和男朋友分手的时候会找上雪莉,一大帮人在一起喝酒。“‘你对人太好也不行,对人不好也不行,’梅瑞就哭了,她对我说,‘反正我会对你好,不会害你的。’”告诉我们这些的时候,雪莉和前男友分手才两三天,两人好了两个礼拜,分手的原因是“他太喜欢管我了”。雪莉从不缺人追,谈过不少男朋友,印象最深的是五年级时候开始的初恋,谈了两年。

在雍城的这些暗夜少年眼里,在小学谈恋爱甚至同居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雪莉有个女朋友,16岁,前两天刚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女孩的爸爸因为吸毒被抓在牢里,妈妈去世了,男生家的父母也都不在,两人一起住在男生家。“她挺辛苦的,男朋友工作,她就在家里带孩子。”

话说回来,即便男孩的父母在家,或许也不会拒绝送上门的“媳妇”。在雍城,娶个媳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地人讲究彩礼,十几万是平均数。这点钱,对县城的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对山区年收入在数千的人家来说,更是沉重的负担。“所以一般来说,男生把女孩带回家里去,家长都不会反对,这样的情况,到时候男方就不是出彩礼而是赔礼,相对少很多。说到底,这种早结婚还是物质条件决定的。”一位当地的初中女老师向我们介绍,在山里这样的不到年龄不拿证却办了酒的婚姻很普遍。颇有意味的是,婚前当地女多男少,因为外出打工的父母总是倾向于把男孩带在身边,女孩扔在老家;办完酒、结完婚、生完孩子之后,女性跑掉了的却变多了,父亲带着一串孩子在老家生活反而很多。

但这不是卢雪莉心中想要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十个里面只能找到一个好男生,大多数都是一时兴致。”虽然已经离开学校两年,父亲仍然强烈要求雪莉回九中去读书,她自己则想去读个卫校。“男生不太可靠,还是要靠自己。”

而这些和梅瑞在一起的日子,无论荒唐与否,都和青春一样,终将过去。其中那些最快乐的时候,雪莉会永远记住,“那时所有人身上都没钱,但大家还能坐在广场聊天,开心地说自己的事请。没有人想走,没有人想结束,就想一直这样下去。”

|诗人仲劼

到了晚上九点,实验学校七千多名学生结束晚自习,从山坡上喷涌而出,占领了整条街道,路边停着的特警执勤车闪烁着红蓝色的灯光。少年诗人仲劼就是其中的一个。每晚,他需要走过这些暗藏玄机的阡陌,去往独自租住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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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城一共有五所中学,接纳着来自县城和周边乡镇的近四万名学生。在这些学校里,通常一个年级就有两千多名学生,几乎等同于北上广一所普通中学的全部人数。学校基础设施跟不上,只有一所可以提供住宿。来自乡镇的学生只好独自租房居住,而他们的人数占了总体学生的七成。“租房子更好啦,”阿涛说,“藏个刀什么的多方便。”帮派里从不缺少乡镇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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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傍晚,实验中学的上万名学生像羊群一样被放下坡来。其中,从乡里考上县城中学的那部分匆匆赶往自己的租屋。解决完晚饭,再成群结队回校晚自习。

16岁的仲劼不混帮派。他是个诗人,来自距离县城车程三十分钟的大山里,父母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打工。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仲劼和父母生活在上海的出租房里。父母太忙,他不得不照顾自己,学会了做饭,洗衣服和写诗。

仲劼回到雍城,是为了省钱,在上海读高中的成本太高了。至于选择租房独住,则是为了躲避喧闹的集体生活——仲劼考上的雍城中学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也是唯一提供住宿的那所,大多数学生为了减小独立生活的压力,更愿意住在学校宿舍里,而他恰恰喜欢安静与熬夜。

转学的代价是八千块钱。仲劼目睹了亲戚如何花钱打点各个环节,把他转到没有宿舍的雍城实验学校。

“就像我的同学去镇上办贫困生证明,盖一个章要给干部塞五百块钱,不然开不了。”领教权力的强势时,仲劼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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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验学校周边的治安的确不如雍城中学。学校所在的羊厂是个由纵横交错的小巷组成的小山坡。羊厂属于下街,是小区所在的街道之外,雍城第二混乱的地段。入夜后,羊厂对面的雍城长途汽车站门口,特警们荷枪实弹。阿涛说,雍城有一千多个特警,管得严的时候,带把水果刀都会被抓。

入夜后的羊厂的确属于是非之地。“不想活了才在晚上出门。”仲劼说,虽然他见识到的远不及阿涛惊悚。今年六月,高考结束后的一天,读高二的仲劼照常提前十分钟去上晚自习。此时的高三毕业生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中学管不了,大学还没法管。三年里结下的仇与怨,最容易在这个夏天爆发。那个晚上,校门口的狭长的小巷里,仲劼看到十几个学长与学姐们在巷子里打作一团,有人手里挥着钢管,学校保安拎着电棍,在一旁观看。仲劼吓得径直跑向教室,身后,犬吠一般的脏话四处弹射。

雍城的孩子都像神灵般知晓关于夜晚的一切:小区网吧里的斗殴,小广场上神秘的集会,以及小公园猴子亭里,少男少女的夜半狂欢。

仲劼一位已经毕业十年的师兄,如今在一家网站任职的记者回忆:有时候同学半夜来敲门,想找地方吸毒。因为不想惹事,他只能把房间让出来。十年后,毒品依然在少年之间传递,“有的50块钱一小袋,有的几百块钱一小袋”,阿涛说自己没有吸过,卢雪莉却说他曾经被逼着吸过一次。

至于仲劼,他选择和房间在一起不仅是为了四肢健全地活下去,他是学校重点班的学生,习惯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我想把这一年拼完,考出去,打死不回来。”他说。同样是16岁,仲劼在乡下老家的同学有的已经结了婚。“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生上八个十个孩子,等大儿子上了大学,小儿子还在问你要钱,到时候,你卖肾都不够啊!”他认为自己必须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与张应江和阿涛相比,仲劼代表了雍城的另一群少年,他们天资聪慧却陷于贫困,环境让他们过早成为命运的参透者。他们早早在心理上将自己与雍城隔离,更愿意相信上街与下街只是地理上的概念。如果说阿涛他们的黑夜用来放肆,仲劼们的黑夜则用来克制,他们往内心走,走得更深更远也更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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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之后,仲劼独自租住了十一小附近的这个房间——房间在一栋七层楼房的六层。他的邻居分别是三户人家和一个同校女生,大家共用一个卫生间。仲劼的房租是每年一千六百块钱,每天的生活费是二十块钱。

这个朝北的房间像一个仓库,存储着仲劼面临的现实与心中的情绪。水泥地上杂乱地堆放着电磁炉和碗筷,油桶卧倒,一碗汤没有喝干;床的一半用来堆放参考书。一袋土豆,几个西红柿和一把豆角,构成仲劼一个礼拜的口粮。

在仲劼看来,房间的美妙之处是拥有一个阳台,可以俯瞰一大片同样裸露的楼房,眺望远处的群山。仲劼喜欢这里,“有时候下点雨,把窗子打开,情绪还挺多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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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劼想到父母辛苦劳作,自己还无法报答,很容易在深夜被情绪席卷。诗越来越多,并开始出现在贵州省的诗刊上,这让他认识了其他诗人。仲劼形容诗人之间的交往“像火一样,点着了就是一片”。但是,他依然感到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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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有同学谈恋爱甚至同居,仲劼却不想交女朋友。“雍城街上的女孩,三三两两一起晃悠的,三句话有两句话在骂娘。说出来的话比男生还难听。”他把新作的诗发上QQ“说说”,总有女孩来点赞。有些大胆的女孩直接向仲劼表白,他从来不理。为了离开,仲劼不能在这里谈恋爱,虽然有来自家乡的好友,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在房间里。

好在从阳台可以看到山。仲劼就出生在山那头。年迈的奶奶长年独自守着山里的老屋,养着一只猫。如果不是去年通了公路,从县城到镇上,要先坐一个小时的汽车,然后走半天山路才能到家。进了家门,低头一看,“泥巴糊到小腿肚”。

仲劼直言,刚从上海回到雍城时,有一种旅游的错觉。时间长了,他不得不意识到,无论爱还是恨,雍城都像他的血液一样,无法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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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中提及人物,除张应江外,其他均为化名;雍城亦为化名。

摄影:王晓东

撰文:赵颖、蔡晓玮

编辑:蔡晓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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