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穿戴着几公斤棉花。用棉花包裹身体，是因为我们觉得羞耻，觉得寒冷，觉得脆弱。我们还想要美观。这几公斤棉花、几百万根纱线，既是盔甲，也是最亲密的爱人。这些从不同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由繁多工艺规驯过的棉花，最后和我们了无隔阂，肌肤相亲。可是我们对它们却一无所知。
每一朵棉花、每一根纱线，都有自己的命运。它们经过了阳光雨露和资本社会共同的光合作用，在我们的身体表面扭结在一起。穿着双股线粗布衣服的屌丝和穿三百支棉纱衬衫的土豪，是基本存在的社会差异。棉花是我们的另一种肤色、另一种身份。
我们穿戴的那些纵横交错的纤维，不仅来自棉花，也来自一个庞大社会的分工和合作。我们看到过和棉花有关的很多难忘的图景。我们在天山沿线一次次和那些满载甚至超重的运棉卡车擦肩而过。
棉花社会
我们每天穿戴棉花，却对它一无所知
采访、撰文：马俊
阳光强烈，棉花和公路都是闪光的。有一辆五十吨的卡车翻倒在达坂城的路旁。司机欲哭无泪，那些“毛茸茸的白色黄金”全烧光了；我们一路跟着拾花工赵大姐从陕西渭南到了新疆沙雅，她捡棉花的双手皮开肉绽;我们遇见了好几个叫古丽的维族女孩，她们在棉花产业里各司其职，但对未来有着各不相同的打算；我们在广东高明看到了更多的纺织女工，在噪音巨大的车间里她们沉默地忙碌；在新疆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我们看到了棉花的基因，终于想起棉花不仅是一种社会作物，它原本是一种生物；在北京，杜雅雄给我们讲述棉花期货市场上惊心动魄的故事。他的大多数同行买卖棉花却并没有见过棉花......
即使前后花费了半年时间妄图进入庞大的棉花帝国，我们依然只是从它的表面掠过。因为棉花不只是那一朵白色的纤维。它千丝万缕，无从穷尽。
棉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的生产方式；棉花是社会自我组织的程序，也是自我差异化的最高结果。对一种叫做棉花的原始作物的天然属性的偶然发现，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成就了两百多年来一个至为庞大的产业，数百上千万人赖此为生。
我们经历了工业革命，经历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庄园，现在正在抵达商业文明的最高阶段，它们都和棉花有关。我们比自己以为的要原始。我们躺在棉花堆上幻想未来，我们必须等棉花成熟——只有白色的棉桃轻柔地爆开，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才能运转起来。今年，在这个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溢达集团（ESQUEL GROUP）迎来了自己的20周年，下面的故事，为你展开一整个棉花帝国的群像。
PART NO.1
陕西渭南、新疆沙雅：
我们为什么要去拾棉花
① 孝北村
“彩凤！彩凤在家不在？”没到院门口赵文侠就扯起嗓子喊。彩凤不在家，应声的是吝老师——彩凤的丈夫。彩凤去镇上买东西了，因为明天就要出发。
在这个陕西渭南地区常见的农家院落里，刚收的玉米金灿灿地摊在阳光里，辣椒像一串串的花朵火红地开在门檐下。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景象，预示着红火的明天。
明天当然会更好。明天，渭南市孝义镇农民彩凤就将启程，跟着同村的赵大姐去新疆捡棉花。每捡一公斤棉花，她就能拿两块钱，两公斤就是四块。捡两个月下来，院子里那些玉米简直就不值一提了。
“种庄稼来什么钱？顶多管个肚子。”赵大姐说。
对不在家的彩凤，赵大姐表示惋惜。“她不知道记者来了，不然让她直接上‘星光大道’啦！”她对一位闻声来看热闹的邻居说。那位中年妇女露出了吃惊的神情，她一边飞快地嗑着瓜子，一边拿将信将疑的目光在我们脸上扫来扫去，在摄影师的相机上着重停了几秒。
走回赵大姐家的路上我想，在这个小村子里干点什么坏事很难。不仅是因为熟人社会，这里有种不同寻常的安静。这可不是为了渲染田园生活的魅力，那是真真切切、近乎警惕的安静。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引来大群人围观。
“村子空了呗。”赵大姐点破。她家右邻是一对婆媳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左邻是一对年迈的夫妻。造访这三百多人的村子的两天里，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年轻人。年长的留守者也在蠢蠢欲动——右邻的婆婆就抱怨今年没法去捡棉花了，因为儿媳又生了一个。
农民都出去打工了。有的拾花工出了门，家里就空了。
“明年吧，明年一定带你。”赵大姐安慰她。她理解这种处境，她的两个儿子都在青海西宁做生意，做工的丈夫早出晚归。两排房子围成的天井，对大多数时候独处的赵大姐不啻为牢笼。
这归咎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即使一个人对付十三亩地，赵大姐也绰绰有余。黄花菜和梨已经卖光了，今年没种玉米和小麦，地里唯一还在生长的是国槐。她带着我们走到地头，不无骄傲地透露说，几个月后它们能卖五六万块钱。
两万多株这种细长的景观树挤在三亩地里，未来它们会被种植在新落成的城镇路边。城市化如火如荼，城镇化也已经开始。一个城镇，怎么少得了已经长成的树木呢？树木偷换了时间概念，看起来才像家园。所以，景观树的树龄越长树干越粗，价格就几何级数增长。遗憾的是，赵大姐的国槐每株只能卖两块多，和捡一公斤棉花的价格相仿。
“太累了。但不去的话那么多人打电话呢！”也罢，农忙已经结束，正是去新疆捡棉花的好时节。每年大约有数十万人前往新疆，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两千多万亩棉田里的大部分棉花靠他们用双手捡起来，喂养这个国家的纺织工业。数十万人化整为零，由赵大姐这样的人组织起来，从各地的农村出发奔赴新疆。每带去一个拾花工，赵大姐能从老板那里获取两百块酬劳。
“今年我带七十多个人。麻烦！”赵大姐和我们谈话中间不时要接个电话，问的都是明天几点在哪里集合需要带点什么之类。她似乎不会群发短信，一次次把滚烫的电话贴在脸颊上，说着重复了很多遍的话。
赵大姐忽然想起给我们看她自己纺的棉布。成卷成卷的棉布，用老式纺车和新疆带回的棉花纺出来。本来更多，但去年家里遭了火，烧掉了六千多块现金和几十卷棉布。“一年的棉花白捡了。”
赵大姐每年从新疆带回一些棉花，用自己的纺车纺出了很多棉布。
把烧坏的纺车从阁楼上搬出来时，赵大姐忽然问：“你们搞这么个采访，有什么意义？”
我被这个突然的提问噎住了。赵大姐指的是“意义”，这让我有点不敢确定采访的“意义”了。脑子里的那些概念忽然显得可笑起来。“棉花衍生出了一个很庞大的生物链，它养活很多人。种棉花的、捡棉花的、织棉花的......”等我想好这些说辞的时候，赵大姐已经心不在焉了。她手机又响了。
② 去新疆
“盐味儿咋样？”“不错！”
“醋味儿咋样？”“不错！”
赵大姐笑了。她象征性地吃了几个饺子，主要招待“上海客人”。在孝义镇周边村里，她是一把勺。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请她去做大厨。“一个人，六十桌宴席，我！”赵大姐豪迈地说。
撂下勺子除去围裙，赵大姐给人家唱《花亭相会》，秦腔。全本戏唱下来给五十块，钱不多，赵大姐喜欢唱，算自娱自乐。
赵大姐是个能人。当她骑着一辆意大利电影里的轻骑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能像周总理一样迅速记住初次见面者的姓名，会第一时间把你得体地介绍给她的邻居，能用诚恳又不谄媚的语言让一个正在上班的人心甘情愿骑着摩托把我们拉到她家院门前。这样的人怎么会去干捡棉花这样的累活呢？
“走投无路了呗！”
那是2006年，流年不利。儿媳和丈夫先后住了医院。农民在地里能种出庄稼，但种不出和医院打交道的钱。十多万块一年间就没了，而小儿子刚刚读大学。赵大姐咬咬牙借了高利贷，二分四的利息。到了下半年，家里就每天有人上门要债了。好面子的赵大姐，面子挂不住了。
“待不下去啦，日子没滋味啦！”谁也没商量，赵大姐一个人奔了新疆。
第一年工钱是一公斤棉花8毛。天蒙蒙亮，人家还没下地，赵大姐已经捡了一大袋。晚上人家回去过秤，她还赖在地里想多捡几斤。捡到腊月，赵大姐捡了六千多块钱。三个月算下来，她每天捡83公斤棉花。指甲盖都掀开了。
十几万外债终于在前年还清了，但每年到了这时候赵大姐还是去新疆。刨，她用这个字眼形容。这个字广泛存在于中国北方农民的口语里。它生动地描述着生存的不易和人的卑微。
“要是有钱，打死也不去新疆‘刨’！”我们遇见的每个拾花工都在这么说。毕竟，新疆太远啦。
“这，这就是你们去的地方。”地球仪转了小半圈后停下来，吝老师指着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对妻子彩凤说。从西安上火车，三十六个小时后到吐鲁番，然后换一列火车，近十个小时后到库车。从库车再坐两个小时大巴车，彩凤才能到达棉花地。她们在那里要刨上两个月。
地球仪转了小半圈，吝老师给妻子指出了她即将要去的新疆沙雅。要抵达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棉田，他们在火车上要呆四十多个小时。
有的人连着已经刨了四五年，每年都发狠不去了，转年又早早地打问今年捡棉花多少工价。出发前的那个上午，一群邻村的大婶大妈提着行李凑到了一起，她们迅速熟络起来，各自陈述着把自己“逼”出去的苦衷——去年家里盖房子欠下了债、今年孩子考上了学费昂贵的大学、家里有个身体不好的老人、儿子眼看就二十五了还没说媳妇......任何缘由都足以让她们拢拢头发挺直腰身，相伴着踏上去新疆的路程。
李大婶的原因有些不一样。她客气地带我们进堂屋，又进厢房，指着相框给我们看她在天安门前笑。她一个个介绍说这是她儿子，那是她孙子，还有一个是她闺女，但始终没有提及她的老伴。赵大姐悄声说明了一下：“老爷子最后的心愿就是去趟北京。”
刻意的回避，让老伴留下的真空更明显。李大婶去新疆似乎不只是为了钱。她的桌上放着行囊和三把锁。明天，锁上前门锁上后门，再锁上院门，家就空了。留着院子里的柿子树自己长。赵大姐摘下一个半红的柿子咬了一口，涩。李大婶笑了：“等回来，柿子就熟了。”
等新疆回来，李大婶家的柿子就该熟了。
③ 棉农专列
出远门的氛围很早就荡漾在村子里。很多人家的炕上都有个鼓鼓的包裹，下一顿饭菜留在锅里，能洗的衣裳都洗了。再瞧一眼鸡笼是不是关了，玉米棒子是不是盖上了油布。之后，大姐大婶们陆陆续续从家里走出来。都是出客的打扮，她们满面笑着和熟人打招呼，好像参加了一个旅行团。
把几十个拾花工集合到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两辆中巴车终于从孝义镇开出去时，已经下午三点——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两个小时。
目送中巴车远去，赵大姐的丈夫点了支烟。他是个沉默的人，独自站在这个沉默的集镇上。我们也要走了。再打量一眼这个叫孝义的小镇——小店里商品很少，顾客更少。它的当下休眠在过去，而它的未来跟着四处闯荡的人们离开了。
两个小时后在西安火车站再次见到赵大姐时，她正在着急。因为有两个人一下车就“迷失”了。赵大姐用的词语是“迷失”，就那样不见了。等电话打通，两个大婶已经在两条马路之外。她们无法确切描述自己的位置，也分不清东西南北。肯德基这时候挽救了她们。电话两端的陕西农村农妇，最终在帝国主义的快餐店门口成功会师。
后来赵大姐就很警惕每个人的动向。这里不比在孝义。出发的时候，她的队伍还有些浩浩荡荡的意思，但在西安站的万人交响中，赵大姐的人马显得孤单了、寒碜了。到处是拾花工，言行举止高度相似。他们拽着印了“尿素”字样的蛇皮袋改的背包、喝着凉水啃着馍馍，围成无数十个人左右的小圈子——广场就像布满环形山的月球表面。
西安火车站每天发出好几趟满载两千多个拾花工的棉农专列。
火车从来都是紧缺资源，尤其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前所未有地松开后。L629 次列车有 15 节车厢，这种绿皮车厢的满员标准是 118 人，但实际上每节车厢都塞进了不下 150 人。这是缓慢、拥挤、屈辱的棉农专列。列车员像食肉动物进羊群那样粗暴地驱赶着拾花工，让人愤怒而酸楚。后者的步履就越发慌乱。还有一个小时才发车，他们却生怕下一秒自己就被孤零零扔在站台上。
他们有那么多行李，他们的蛇皮袋里装着衣服被褥、热水瓶、茶杯、几十个馍、自家种的梨。腰身怎么挺得起来？
但等火车开了，就会明白带这么多东西绝对必要。他们绝不会在餐车上吃饭，其实棉农专列上也根本没有餐车。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花出去一分钱。
拿报纸铺在座位底下，赵大姐很快就睡着了。入睡前她说“都上车了，心定了”；去过新疆的熟练工开始炫耀往年的成绩，顺带向一些菜鸟传授摘棉花的技巧；有人很快掏出了扑克——苦中作乐的精神谁也比不上中国农民。年轻人开始在各个车厢间串门，找熟悉的人聊天。
车厢闷热，很快泛起一股酸馊的气味。王刚索性脱掉了上衣。赤裸的背脊上有一片刺青，一条鱼。“双鱼座？”“年年有余？”他一一否认，但始终没正面回答。90后农民王刚，在大城市打过工，但永远不安分。他辞了渭南的工作直奔新疆，因为没捡过棉花，没去过新疆。想到这个，“心里还有点小紧张”。听说捡完棉花之后老板能出一半的机票钱，他建议几个朋友“到时候我们也坐一坐飞机吧”。
越来越多的90后加入到了拾花工的队伍里，他们身上有这一代人显著的特征。
完全难以想象，这列火车上的每个人都和棉花有关。资本伟大极了，它把这些人从家乡召集到这列火车上，再运送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他们中很多人之前甚至没有见过棉花。而王刚和他的朋友们是这种生产方式里的新成员。他问我上海一个月赚多少钱，又问我上海美女多不多。他想赚钱，但不愿为了赚钱变成毫无乐趣的机器。七个小时后当我们下车时，王刚挥了挥手：“新疆见！”
凌晨两点，我们在甘肃天水的站台上看火车呼啸而去。我们没和睡梦中的赵大姐道别，没有陪着王刚一路站到新疆。我们感到有一点道德上的尴尬。
两天后，在回到上海的那个夜晚，赵大姐发来了短信，她们刚抵达棉田。
④ 在沙雅
我们像寻找失落的遗迹的考古学家一样抵达了几间土房。周围都是荒芜的戈壁，一条湮没在杂草中的土路带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是拾花工的住处，离新疆沙雅县城二十多公里。
没看到赵大姐，但碰上了洗衣服的朱蕊。已经第五遍了，水还是脏。上次相见是在火车上，她活泼地做着捡棉花的动作，“一块两块三块四块......哪是捡棉花啊？那是捡钱！”
二十天过去了，朱蕊瘦了五斤。每次打电话回家，还没开口就哭了。她的手上裂开了很多口子，腿脚上全是蚊子包，“腰也快断了”。为了早晚沾了潮气的棉花压秤这个小秘诀，她得起早贪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她撂下了狠话：“明年不来了。”
我们没有见到王刚和他的朋友张敏。这两个和我们相约新疆再见的年轻人，在颠簸了四十多小时来到这里后，吃了一顿午饭，站在地头看了两眼，决定当天就原路返回。“这活儿年纪轻人干不了，磨性子”，92年出生的朱蕊下了结论。
朱蕊和王彦龙这对年轻的夫妇已经捡了两千多公斤棉花，“跟大家差不多”。每一朵棉桃通常重七克，长得好的能有八九克。他们重复了几十万次动作，从棉田里捡起了五千多块钱。
“大家挣上钱了，我面子上才光彩啊！”所以赵大姐不仅督促大家“下苦”，还身体力行。
再次见到赵大姐，她不再是那个戴着宽边墨镜、骑着意大利电影里的轻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的赵大姐了，脸上多了很多皱纹，并且黑了许多。
“大家停一下，欢迎记者，鼓掌！”棉田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和一阵哄笑。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装束和姿态，弯在棉田里，像一群簇拥着白色珊瑚的海底生物。一条布口袋围在腰上，捡好的棉花扔进去。当口袋越来越鼓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多了一个凳子。
一千一百多亩地，二十天下来已经捡了五百多亩。这让我们惊讶。彩凤、李大婶们一边笑着，下手却不含糊。他们好像在和轧花厂、纺纱厂和制衣厂的机器零件竞赛一样，我描述的速度无法跟上他们手上的速度。
“今年是三个瓣的小棉花，揪住一扯就下来了。没有羊胡子，好捡！”她们描述的就是长绒棉，体积小但分量重，“专门做高级衣服的。”
头遍棉花捡完天就冷了，当霜打下来，晚熟的棉桃又开了。这时候赵大姐要带着她的人马再捡一遍。最后还得全部捋一遍，免得有棉花遗漏在地里。一千一百多亩地走了三遍后，就到了回家的时候，“估计十一月十五号吧，大家早盼着啦！”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白色的棉桃大片大片涌向远方，和南疆辽阔的天空接壤。这不是个常能见到的景象，它的广阔简直像个谁都知道的乏味的真理。而且看到他们每个人裹了胶布的手粗糙地开裂着，实在没有抒情的愿望。
但雇佣赵大姐的老板到底有多少亩地，在这一天的傍晚成了困扰我们的谜。
“一千一百多亩！”赵大姐说。“今年有三千多亩了！”帮着老板照看拾花工的舅舅说。当晚在沙雅县城的酒桌上，这位叫做关伟的棉田大户亲口说，他其实已经承包了五千多亩棉田。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赵大姐记得 2010 年关伟“发了”。是的，2010 年。在我们的旅行中这个对棉花有着特殊含义的年份将被不同的人反复回忆。那时候，这片戈壁滩上还是一片荒芜。后来红柳和沙丘就节节败退，棉田在年年扩张。我们几乎能看见成片的西裤和衬衫飘扬在这片土地上。
PART NO.2
新疆麦盖提县45团、沙雅：
棉花不是随便种的
① 沙雅大户
沙雅有个棉田大户，一年赚了两百多万后买了两公斤黄金，每天揣着金砖出门。这个段子是在酒桌上听来的。我们听完就一个劲傻笑，却忘了故事的细节。新疆的白酒凌厉，而慕斯莱斯果酒则笑里藏刀。但我们记得那是 2010 年。和很多有关棉花的财富故事一样，关伟的故事也始于那一年。
“ 2009 年第一次包了五百多亩地。到十月份，棉田里已经开始白了。”关伟不是怀揣金砖的土豪，他更像知识分子。实际上当时他是职业经理人，大学毕业，英语优秀，主管着沙雅的一家轧花厂。
关伟站在轧花厂的办公室里，能看到自己的棉田。有些棉花成熟得晚，需要打药催熟。五百多亩地打一遍药，大约需要六七千块钱。“但我根本没钱了。”靠工资生活的关伟，已经从银行贷了一百多万扔进了棉田。
这时候眼看一片乌云拢过来。“冰雹？”种棉花最怕冰雹，所过之处片甲不留。但关伟一盘算，要是冰雹适中也挺好。最好只把叶子打掉，养分集中了，棉桃就开了。他心想事成。“从来没见过十月份下那么大的冰雹。”棉花全砸地里了，“透心凉，地下的棉花都不想捡了”。
政府出面，试图让轧花厂收购灾民的棉花，但没有企业愿意。赵大姐们从棉株上摘下来的那叫棉花，用大型机械采割下来的也叫棉花，但被冰雹砸到地里的就不能算是棉花了。已经到了收获季节，棉花的价格一落千丈。就算受灾轻的，甚至压根没挨上冰雹的棉花都被殃及了。
高等级棉花依然要靠拾花工手工采摘。杂质过多是机采棉难以推广的原因。
“农业最大的风险就是天灾。冰雹每年有，就看轮到哪。”所以新疆每个县都有一个叫做“防雹队”的组织。他们开着皮卡车到处转，看见乌云起来就冲上去打炮。化学药剂让乌云升温，最后落下来的就成了雨水而不是超强对流结出的冰雹。但新疆太大，“防雹队”防不胜防。据说今年的冰雹轮到了阿瓦提县，二十多万亩棉田受灾。
靠天吃饭，古来如此。依然如此。
后来关伟就收购棉花。那些被砸得轻的，轧花厂不要他要。两三块一公斤棉花，收了五六百吨。打药的几千块虽然也拿不出，但那还是小钱，“收棉花就是大钱了，就要想办法出去找了。”棉花收来之后还得加工。为了避嫌，关伟没在自己管的工厂干。而且那些棉花实在太脏了，反反复复地清理，加工就拖延了很久。“前后八个月，硬是拖到了第二年。” 2010 年，国家的棉花收储政策出台了。一个礼拜，棉花价格翻了一倍。关伟翻身了。
差一点点，今天的五千亩棉田大户关伟，就会因为还不起银行利息而破产。“老板不好当。”在棉田里他的舅舅说，春节过后就要灌溉。为了给那么多棉田供水，深井就打了十几口。关伟本人要计算的东西更多，要雇人种地，要租机械播种、要买棉籽......每亩地的成本大概一千五。此外“拾花工的成本几乎赶上其他所有的成本了。”而每亩棉田如果出四百公斤棉花，照今年九块钱的价格计算，关伟赚六百。“投资太大，风险也高。而收益其实不像想象的那么惊人。”
拾花工的生活条件极为简陋，但日渐高昂的人工成本已经让棉花大户倍感压力。
但关伟继续在沙雅种着棉花，他自称喜欢“喜欢春华秋实”。酒席后那天中午又遇见他开车一路向南疾驰。从沙雅往南二十多公里，有成片的胡杨林和宽阔的塔里木河。“他常去那儿钓鱼。”司机师傅笑着说。
② 45 团的土著和移民
从沿海城市到了喀什麦盖提县45团农场，感觉就像从快进变成了慢放。团场有两条街，还有一个无比宽阔的广场。那些“ 43 团”“ 45 团”字样的招牌，有种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
兵团是什么？一手拿枪一手拿锹。计划经济是什么？是雄心壮志，是充满想象力的规划。
1999 年，河南颍川下岗工人赵维锋响应国家号召，拖家带口登上了开往新疆的专列，火车上全都是和他一样心甘情愿背井离乡的移民。到了新疆还是种地。老家人多地少，新疆却“大得很”。
老赵站在他包的七十多亩棉田里，背后是更大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棉桃已经绽开，刻不容缓，他必须马上打几个电话。“每天工钱都有百八十的，就是没拾花工愿意来南疆。”我们从乌鲁木齐坐了两个半小时飞机和六小时汽车才抵达这里，没有拾花工愿意跑这么远。而且很多人从电视里听说南疆不太平。现在地里只有老赵和妻子两个人。
怎么办？“等！”文益平说。南疆的拾花工都是“民族同志”，等那些出价高的棉田捡完了，他们才愿意来这里扒拉一下。好在这里不像北疆那样十一月就下雪。文益平是丰达农业有限公司的生产经理，这个公司则是纺织界赫赫有名的香港溢达集团和 45 团农场合资成立的，目的是确保优质棉花的供应。
文益平也是移民，比老赵略早一点从湖南来到这里。“团场去内地招人，一忽悠就来了。”火车到甘肃就不敢往窗外看了，“老家是鱼米之乡，这里呢？”说好的一套房是土坯的，说好的广阔天地是荒漠戈壁。
一起来的四个同学剩文益平了，和老赵一批的 70 多户移民现在还剩 20 多户。但留下的都等到了好时光。 2010 年，兵团的棉花都卖到了十块多一公斤。所以老赵这几年的收入“比出去打工要强些”。周边的三万亩棉田都是近年新开的，只要老赵们有体力、关伟们有财力承包更多的地，兵团似乎会毫不犹豫地用“东方红”把全世界都犁上一遍。
唯一的困扰是水。只要有水这个核心的道具，人类就能对戈壁施展魔法。一亩地前后会灌几百吨水，水的重力把土壤里的盐碱压下去，再沿着排碱渠流向戈壁滩。这些土地就成了我们正面对着的几万几十万亩良田。
叶儿羌河从附近流过，宝贵的河水怎能白白流走呢？ 43 和 45 两个团场三十万亩地，还有地方上的农田，都指望着叶河水库。水需要分配，但也要靠博弈。从来没有哪一碗水被端平过。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文益平的心思都跟水有关。防止蒸发、保持土壤湿度的地膜，把水送到远端的增压泵，每亩地的地下纵横交错的一千米水管......这样每亩棉花能增产百分之十。
地方上“民族同志”的棉花一般不会种得这么精细。他们大部分的事情都交给天气和土地。“我们维族人乐观得很，喜欢及时行乐。”维族棉农亚森说。但他自己不那么种棉花，除草施肥防虫灌溉，把土地承包给亚森的兵团对每一道工序都有统筹安排。亚森也在操心拾花工的问题。“价格高得很，人少得很！”他用维族人特有的语气说。
好在他只有三十多亩地，开“东方红”才是他正式的工作。到春天，亚森爬上高大的“东方红”驾驶楼，他的前后左右都是棉田，那是真正的“希望的田野”。
种棉花的亚森同时给兵团打工。每年春耕，他都开着“东方红”行驶在“希望的田野上”。
离开 45 团边界时，有位维族哨兵对我们坐的车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幸好我们没有从这里带走一簇棉花或一枚红枣。在这个计划经济最后的领地，土地的所有产品都必须由团场统一收购。
③ 另一种棉农
“我那儿有点棉花种子，改天拿来你试种一下。”“太好啦！我前些时候还在跟人家讨呢。”这段对话发生在新疆农业大学的实验室而非田间地头。两位研究棉花的专家——中国农业大学基因工程专业的硕士刘霞和新疆农业大学博导曲延英教授，此刻和棉农无异。她们也的确可以被视作另一种棉农。
从生物学角度研究棉花的曲延英和刘霞，也可以被视作另一种棉农。
刘霞主管的新疆溢达研发部每年为这个实验室提供一笔资金，请他们做一些定向的棉花研究。在这个由一整层楼面还有一片地下室组成的实验室里，超过两万个培养器皿里种植着各种品种的棉花。维族研究生莎娜瓦尔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注入培养液，在三楼和地下室组培间之间来回搬运。我们不太理解这种劳动的意义，尤其莎娜瓦尔是个高挑美丽的姑娘，她应该穿着高跟鞋出现在一些闪光的场合。“棉花的实验有很多环节，这也是其中一个。”大约怕我们听不懂，曲教授只能这样笼统地回答。
在这个实验室里，人类对一株棉花所到达的研究程度让我们吃惊。我们追寻棉花旅行了那么多地方，居然从没想过.它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虽然我们并不懂得什么是棉花的文库，怎样给棉花基因组测序，如何提取棉花蛋白质放大四千倍观察——一位实验室管理者说孕妇做唐氏筛查也是用这个办法，光是那一屋子的仪器就让我们大开眼界。每台不知名的机器都像聪明的老实人那样方头方脑、大智若愚，显得既精密又憨厚。
我们能用肉眼看到棉花基因，正是拜它们所赐。以“2的N次方数量级”复制出来的一片棉花基因，和我们见过的棉花南辕北辙。它更像一块豆干，这片豆干里有棉花全部的生物学奥秘。
“就像要在人群里找到一个人才，我们首先要找到有超强超细纤维的棉花家族。”刘霞很善于打比方，这让我们庆幸。有的棉花高大，有的矮小，有的高产，有的强韧，每种棉种都有自己的特征，而刘霞和曲延英所做的工作就是“找出它们的基因密码，把抗病、优质这些我们想要的特质集中到一个品种里去。”
“一种超级棉花？”“差不多吧。”
但也可能这么多特质集中到一种棉花上之后，却没有全部体现。用刘霞的话来说，就是它“沉默”了——我喜欢这个词。一株棉花沉默了，我们无能为力。这意味着几个月的周期还得再来一遍。
刘霞说，所有被人类栽培的植物都已经被人为加速了它遗传进化的进程。问题在于，一株棉花为什么要高产呢？为什么要长绒呢？这些并不是出于棉花自己的选择，而是我们干预的结果。
为了造就一株“超级棉花”，刘霞不择手段，甚至把棉花种子送进了太空。“太空？”“对啊，我们上过两次啦。”第一步是向一个专门的机构提出航天器搭载申请，如果在发射前你的货没有被调整掉，那么它就会跟着卫星或飞船进入太空，接受各种未知的辐射。“其实也是大海捞针，充满不确定性的。”太空遨游的棉种，是不是恰好被射线穿过？是多大剂量的何种射线？都是未知的。确实有一些水果蔬菜下来之后果实变大了，“但对棉花的作用并不明显”。
我们始终惦记着“超级棉花”，“会不会它终于出现了，但却没能遗传下去呢？”“一致性，稳定性，特异性，这是一个新的生物品种必须具备的三个特征。”如果它遗传不稳定，就意味着刘霞的“超级棉花”还没有出现。
其实从黄道婆的时代到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的棉花几乎都处于原始状态。纤维很短，产量很低。如果不是工业革命，我们肯定穿不上棉布衣服。
PART NO.3
广东高明、新疆乌鲁木齐、沙雅：
棉花的可穿戴工业
① 大买家
我们终于看到了神笔马良画出的银山，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半米粗的吸棉管道像徒劳的吸水巨龙，棉山还是越来越高大。这让人想起小学课本里一道无聊的应用题——有一根水管注水同时一根水管排水，水池多久注满？
轧花厂的棉花像神笔马良画出的银山那样闪闪发光。在这里才感觉到，柔软的棉花其实是厚重的。
新疆溢达沙雅轧花厂暂时不会被棉花注满。昨天它还空荡荡的，经理钱昆生发愁“给客人看什么呢”？不料今早卖棉花的卡车就在门口排起了长队。一座山十吨，他今天收购了一百多吨棉花。
“你们带来了好运气啊！”钱经理顺手送出一顶高帽。我们不敢接受这顶高帽，但戴上了另一顶帽子——防止发丝掉进棉花的工作帽。
现在我们弄清了一个基本的法则：大鱼吃小鱼。从阿克苏到沙雅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个棉花巴扎。那些高鼻深目的维族老乡们执着地做着棉花的加法。起先棉花在数量庞大的三轮车和驴车上，随后搬到了为数不多的拖拉机上。再后来，整个巴扎上的棉花集中到了几辆载重卡车上。眼下我们看到了，蓬松柔软的棉花从驴车上来到这里，以东流到海的决心汇入了棉山。
“我今年的收购任务只有六千吨，比我们量大的多着呢。”钱经理说。后来在路上，我们的确看到了几倍高大的棉山堆在其他轧花厂的空地上。收购多少棉花，以什么价格收，看似取决于钱经理，其实取决于他每晚发送的那封电子邮件的彼端。而彼端那个看不见的老总，则要听命于那只“看不见的手”。
研究棉花的收购价格是钱昆生每天的工作核心，他今年要收购六千吨棉花。
今年的棉花价格一路攀升到了一公斤九块七，“高得没道理”。昨天跌下来了，结果大家今天都不知道怎么定价了。有人还在收九块多，有人降到了八块出头，“全乱了”。而钱经理核算的合理价格是九块二，大家还能把这个“微利的游戏”玩下去。这几个月他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每天密切关注棉花现货的涨跌，他必须调动全部的人脉关系打听市场行情，“甚至包括对手的价格机密”。
兵团长大的钱经理，上学时也捡过棉花，那段惨痛的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我干不了这活。但多年后他依然和棉花打交道。这就叫做命运。在沙雅四万多吨总量的棉花市场上，钱经理说话掷地有声。他是六千吨棉花的买主，是这些棉花作为花的形态的终结者，也是轰轰烈烈的棉花工业的开启者。
当棉花离开钱经理的轧花厂时，已经是一个个初步去除杂质并高度压缩后的四平米见方的棉包。“每包棉花都有一张卡，就像它的身份证一样。”在这张棉花身份证上，有一串我们看不懂的数字， 137B2 。“这表示它是一级长绒棉，拥有平均 37 毫米的纤维长度，它的马格绒值是 B2 的范围。”掌管着整个溢达棉花收购的总经理陈君坚解释说。在交出打火机后，我们跟着他进入在乌鲁木齐的新疆溢达棉花仓库。棉花年度是每年九月一号到来年八月三十一号，去年的棉花已近告罄，新的棉花还在路上，我们走进了盛宴交替间最冷清的宴会厅。
轧花厂是棉花的选秀场。在这里它被质检、被评级、被初步清理。
“还有几千吨棉花，全力开工的话够用大半年。”事实上每年有超过四万吨棉花由陈君坚领导的部门经手。他定居新疆已十年，孩子上的是新疆户口。这凸显了新疆作为棉花产地的重要性，但远远不够。新疆的棉花只能满足百分之三十的需求，很多棉花从集装箱码头直接拉到了位于广东高明的工厂。埃及、美国、南美、澳洲，有棉花的地方就有他的触角。在他办公室的橱窗里，陈列着埃及的产棉区地图和美国德克萨斯棉花协会颁发给他的奖章。陈君坚没有参与现在很流行的棉花期货套期保值交易。“套保本质上套的还是利。做产业现货才最重要。”他补充说。但他了解棉花的方式和期货市场如出一辙，判断供需，看国内外行情，看美国农业部的报告，“美国农业部的报告对全世界棉花价格有决定性影响”。
但 2010 年以来对棉花价格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收储。不管是不是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客观结果已经产生。高昂的棉价让很多中小企业倒下了。“三百万吨的棉花产能转移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全球一半的棉花现货都在中国的国库里。这是什么概念？”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概念。也许，印巴地区的赵大姐和亚森们会感到高兴吧。我暗想。
② 一亿件衬衫
来自广西的80后纺纱女工秦丽好勉强答应和我们聊聊。她每回答一个提问就把身体朝墙壁转一点，最后几乎背对着我们。她说话越来越轻，好像她也成了一台高支纺纱机，从嗓子里出来的不再是声音，而是一根纤细的棉纱。
在充满噪音的车间里，沉默寡言似乎已经成了职业习惯。一两百个和秦丽好一样的年轻女孩坐在缝纫机前。她们相互之间几乎不交谈，只是安静地干活。她们的动作细微而快速，还没来得及看清，一件衣服已经传向了下一道工序。此刻在距离她们数千公里外的新疆，在她们的工序之前，还站着刚毕业的上海交大高材生买吾兰和好几个同名的古丽。
沙雅轧花厂的古丽已经从新疆农大毕业，她一边等待公务员考试的结果一边兼职打工；纺纱车间质检员古丽从库车来到乌鲁木齐，八小时之外她还在读一个夜大，她那么美丽却没有时间谈恋爱；喀什棉农亚森的女儿古丽还在读书，父亲指望她去乌鲁木齐上大学，再也不用待在棉田里......
这几年，越来越多像古丽这样的维族年轻人愿意进入纺织厂，加入这个产业的大军。
溢达集团 55000 名员工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了世界贸易拼图中令人震惊的一个部分：年产超过一亿件衬衫。我们在新疆看见的那些棉花的银山，被吞进了深不见底的胃囊，咀嚼成棉纱，然后吐出海量的衬衫——全世界每七十个人就有一个穿着他们的衬衫。
高明就是这个硕大的胃囊。在那里看到的一幅景象久久停留在我的视觉记忆里：一扇大门在雨中打开，很多人无声地涌出。他们撑着雨伞在马路上散开，像森林里忽然长出了大片鲜艳的蘑菇。
在乌鲁木齐和高明，跟着不同的讲解者我们参观了两次纺纱厂。乌鲁木齐的讲解者金固是一位 20 年工龄的车间主任，他训练有素、讲解生动。这让我想起在西雅图微软总部的“未来之家”，有个和他类似的职位叫做“ storyteller ”。
那些震耳欲聋的机器构成了近十道工序。它们清除棉花的杂质，将长纤维和短纤维区分开，然后按照各自的用途拧成不同品质的棉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棉花命运的分野，看到了阶级概念在棉花当中的诞生，看到了自动化流水线对棉花天然属性孜孜不倦的诱导和规驯。
纤维更长的棉花将进入高级服装的行列，它们的未来是品牌专卖店、上流社会和我们这类杂志的广告页。而普通棉花最后将披挂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依然是温暖、体面的，但远谈不上高级。
这些棉花的纤维最后会变成满锭的纱线，成为纱厂生产力的象征。一个纱厂的产能用锭数来标记。我面前那台机器上有 864 个锭子，而这是一家 78000 锭的纱厂。据说国内有几百万锭产量的纱厂。我不知道那车间会是何种景象。
锭和支这两个概念是纺纱厂的重要维度，他们各自代表了产能和工业水准。
这次旅行的一个意外收获是终于弄清了一个概念。一磅棉花能纺出多少 840 码长的棉线，就被冠以几支的标签。用我们习惯的计量单位就是 0.45 公斤棉花如果生产了768米长的棉线，便是一支。照今天的技术，半公斤不到的棉花连接一个马拉松的起点和终点都绰绰有余——那还只是普通品质的棉线。
正因如此，当听到“我们纺出了 700 支”这句话时，我的想象力立刻瘫痪了。
③ 700 支棉纱
新疆溢达的最高负责人赵阳给我们看了一个镜框，里面装着从粗到细的纱线。最细的那根纱线几乎看不见了，但它只有330支。真是有趣。我们煞费苦心把微观的棉花基因放大，同时却把棉花做得越来越微观。
700支棉纱源于一场暗中的较量。国内纺纱厂都想率先纺出更高支的棉纱。300支、330支，一路向上。有企业用500支做块手帕送给了总理，马上就有人拿出了600支。现在，700支横空出世。“每根棉纱的横截面几乎只有五六根纤维。”这场竞赛该结束了，从棉花的物理属性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棉花来说，这都是一场淘汰率极高的筛选。这也是高支棉昂贵的原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棉花都会在生产中损耗掉”。为了创造这个奇迹，为了“把这件牛逼的事情干成”，赵阳前后花了一年时间。要征集最好的棉花，要比其他棉纱在每道工序上多走几遍。到了330支时加入了一根可溶性的辅线——这是最终的秘诀。“回头来讲很容易，但是摸索的时候很艰难。”
接下来却不知道拿这十几公斤的700支棉纱怎么办了。赵阳想用它们做件衬衫。如果这件衬衫做成，大约能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件纱衣遥相呼应，代表着古今驯服棉花的最高水平。但那件衬衫至今还没做成，距离商业化更远。
“其实五六十支足够满足一般需求了。”赵阳自己穿的就是这样的衬衫。但极为细微的穿衣体验，创造了庞大的高支需求。在广东高明的车间里，我第一次发现我们身上穿着这么多的工序。
对面料上某一条横线处于什么位置，有些服装都有明确要求。于是一个用镭射灯对齐条纹的专门工序被发明出来；有的布料必须在特定光线下查验染色效果，因为一件高尔夫球衫和一件晚礼服，它们出席的场合有不同的光照；还有专门绣 LOGO 的九个针头的机器，一刻不停地把那些神奇的符号嵌到服装的前胸，以完成商业炼金术的最后一击。
纺织工业已经高度自动化，这扭转了它“传统工业”的固有印象。
在这个复杂得我们叫不出名字、满是专有的英文缩写的系统背后，“是庞大的数据库和自动化设备”。我们跟着一位文质彬彬的讲解者走遍了每个房间，看到各种染料在传送装置上自己进入染缸，而巨大的染色车间里几乎看不到几个工人。我们想起刘霞在新疆正在寻找棉花表达色彩的基因通道，有朝一日她可能会培育出三原色的棉花。到那时染色的历史就要终结。“以后不会再有染匠这个职业了吧。”我们小声地预言着。
在参观的最后阶段，我们推开一扇不起眼的门，进入了一座保存面料资料的库房。在过去十年中几乎全部种类的布料，我们能想到的任何色彩、任何织法，都能在这里找到。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把它命名为棉布的博物馆，或者是棉布的基因库。“其实必要的话，我们还能找出20年前的布料。”讲解者补充道。
PART NO.4
北京
看不见棉花的数字游戏
① 聪明人的纪律
见到杜雅雄我们吃了一惊。言谈举止那么老成的人，居然是89年出生的。不知道是因为资本市场让人飞速成熟，还是因为他天生如此所以进了这个市场。
杜雅雄跟我们解释见面时间推后一天的原因。那是8月12号，美国农业部的报告刚出来，他们必须连夜开会研究。后来在新疆我们也听陈君坚提起过这份“全世界纺织企业、期货公司和棉花协会都要关注”的报告。“它的小数点后几位稍微改一下，全球市场都得连锁反应！”杜雅雄说。
除了研究美国农业部的报告，“干你这行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本以为他会略显羞涩地沉吟一下再说出“智商”或“技巧”，没想到他脱口而出：“纪律！”
资本市场的黄金大厦是用累累白骨堆出来的。那么多亿万富豪跌倒了，“睡过公园长椅，一天两根油条”的日子熬过来，再爬起来，他们明白的道理就是“纪律”。人在骨子里是贪婪的，资本市场鼓励贪婪；但贪婪又是很容易就会死人的。这个悖论的解决之道就是纪律，对贪婪进行技术性的约束。
“期货有杠杆，仓位重的时候，赚钱是真多！”今年四月黄金暴跌，满仓做空的人翻个十几二十倍没问题。但万一你做反了，你发现不对了还硬扛或想多捞点穷追，任你多少钱两天就没了。所以，涨到哪里必须抛，跌到哪里必须“砍出来”，都要提前设定且必须遵守。
杜雅雄去年做大豆期货吃过苦头。那时候他还没有中粮期货大连营业部副总监的职务，只是一个自己在家玩的散户。“莫名其妙一个大牛市就结束了，当天就没了四百多万。”被爆仓的感觉没法形容，就是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喝闷酒都没心情”。他本来是个手里握着一千多万现金的富人，半个月后成了一个只剩几十万的普通白领。
“所以来中粮上班了。”赚过大钱了，亏过大钱了，心态也就平了。“多少人死在黎明前了。”杜雅雄已经不难受了，顺带着还调侃了一下，“但那些四十八块买中石油股票的人，这辈子都不一定能看到解套的那天了。”
杜雅雄显然很聪明。中学的时候就把父亲20万的股票账户炒到了60多万。拿着这笔钱，他去做了“乔丹的校友”。
在美国北卡大学，他学的是精算。“那你对数字很敏感？”“计算能力的确还行。但现在发现这和期货关系也不大。”他告诉我们，早年华尔街有过一个调研，所有收益最高的基金经理大学专业的排名是哲学、历史、心理和数学。“市场上很多东西需要的不是计算，而是辨证。”
所以，杜雅雄现在看的书都是文史哲。期货让他更注重自我修养。因为当你进入这里，“一切性格弱点都会被价格杠杆放大”。
② 2010 年的故事
“那波行情到后面我都不敢做了，涨太高了！”说起 2010 年的棉花期货，中粮期货杜雅雄似乎迅速沉浸到了一种氛围里。“一万八买的，到两万的时候就翻了一倍。马上出来了。”他所说的一万八，是指期货市场上一吨棉花的价格。
两万二了，杜雅雄心想该跌了吧，他做了一波空。但还是涨。第二天直接砍仓出来。杜雅雄“有点看不懂了”，于是加倍谨慎。在两万五到两万八的区间里，每天买一点，涨了就抛。完全不敢久留。
毕竟不死心，没道理涨那么高啊。三万的时候继续做了一波空。三万一，杜雅雄再次砍仓。从此就不敢动了，就旁观着了。那年的棉花，后来是涨到了近三万四。跌下来的时候，杜雅雄追着做了一波空，然后彻底罢手。
大部分操作过棉花期货的人其实都没有见过棉花。但杜雅雄见过。听我们讲述拾花工的故事时，他很动容。
回过头来看那年的棉花期货曲线会发现，它先一路攀升，高位横一横，巨幅地振荡，最后头也不回快速下跌。“期货里有句话，叫做‘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那年的棉花价格后来回到了之前的一万七，之后几年都不再动弹。
曾经如胶似漆的棉花，变成了嚼光了甜味的口香糖，被市场吐掉了“这其实和棉花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年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棉花，但大家讨论的知识一种叫做棉花供投机套利的期货品种。他们被诱惑了，激动了，迫不及待了，他们带着大笔大笔的资金冲进了棉花期货的大水池，带着美好的憧憬冲向了一个未知的可能还很残酷的“预期”。
“资本市场的预期很可怕。”大家都预期棉花减产，所有的消息在交易杠杆下都成倍扩大，最后演绎成一场腥风血雨。杜雅雄总结：“不管是怎样的预期，预期炒完了就结束了。”任你意犹未尽依然欲望汹涌或者捶胸顿足地留恋懊悔，门就是关上了。
“我赚了，不多。”有时候两百万进去，当天三百三十万出来；也有一百万进去剩下四十万出来的时候。
和那位 600 万变成 22 亿的传奇人物相比，杜雅雄的确赚得不多。如今在网上输入“林广茂”，跳出来最多的就是这个人的发家史。他用最初的几万块在期货市场赚到了 600 万，然后在 2010 年的棉花期货行情中把 600 万变成了 22 亿。杜雅雄有朋友认识林广茂。据说此人从一万六开始买，一路跟到顶。然后全部平仓，反手做空。一上一下，一步都没有落下。他的账户里有三万手棉花，每手棉花是五吨。也就是说，他的棉花就足够让我们采访的那几家工厂开工一年以上。
这已经不是故事，而是神迹。资本市场已经是当代最后的神话产地。
但实际上“期货市场百分之九十的人亏，百分之五打平，百分之四微赚，而百分之一的人暴赚。”林广茂就是那百分之一。“他这样的人其实很多，只是大部分都被消灭了。没人记得他们。”所以，杜雅雄对期货市场下了一个定义——负和游戏。它都算不上零和游戏了。
而这个游戏的发明者是农民。差不多两百多年前，期货的雏形在美国出现，起初它是为了避免农场主和农产品企业双方的风险。由于这份提前销售农作物的合约，即使不在收获季节，工厂也能得到原料。而农民也不再需要担心收获季节的“谷贱伤农”。
“今天的期货依然还有这种功能。”杜雅雄指的是棉花的套期保值。在新疆的时候，听陈**明确表示过溢达不碰这些。因为再怎样都是有风险的。他认为这个市场只属于冒险家和投机者。
那么，期货市场和棉花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棉花期货本质上就是一份购买棉花的合约嘛。”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价格有直接的影响，随后还会传递到种植、化肥、农药等诸多方面去，“这就是蝴蝶效应。”
多数买卖棉花期货的人见过技术图表，见过各种报告和资料，但没有见过棉花。因为棉花，他们一夜暴富或负债累累，欣喜若狂或如丧考妣。壮烈的行情之后，他们多多少少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棉花还是棉花。
采访、撰文：马俊
摄影：肖南
编辑：王潇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