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形婚者,一场仓皇表演

两对虚假龙凤,两场互助合作的形式婚姻。


本文来自《ELLEMEN睿士》

2 月刊专题“年关故事”

年关故事:形婚者

艳阳下的胶东小镇、厂区大院一般的婚宴现场、晃动在眼前的那些陌生又粗糙的面孔……对于去年五一假期在小镇上度过的一天,大鹏必须非常努力才勉强记起模糊的画面。在那个他人生中第一次,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抵达的小镇,他很不在状态地当了一天新郎。

西装是旧的,棕色皮鞋是上一个双 11 买的,这一身不太上心的行头,跟新娘的淘宝款红色长毛衣恰当地匹配。说是婚礼,其实是大鹏和新娘彭燕在老家的答谢宴,仪式统统略过,亲友们聚在一起吃一顿便罢。大鹏头一次见识山东乡下的婚席,十几张罩着白色塑料桌布的木头方桌上,旧不锈钢盘子里盛满鱼虾蟹、鲍鱼和海参,“只用筷子,没有碗碟。”

坐在上桌的大鹏小心地陪着长辈们一整杯一整杯地干掉烈酒,很少沾酒的他很快就醉了。亲戚们私底下流露出遗憾:新姑爷既不善言辞又不胜酒力。彭燕一家早就搬到青岛城里,她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与祖辈的亲友早就生分了。

她只是忘不了有一幕:乡亲们一看到新郎新娘过来敬酒,忙不迭地讪笑着离席躲开,弄得场面有些尴尬。“难道被识破了?”一度,两人开始紧张起来。

晚上,新婚小夫妻坚持住在镇上的旅店里,但是第一次只开了一个标间。即便举办了婚礼,领了结婚证,他们明白,这不是真的生活,这是为了真的生活而进行的一场仓皇的演出——大鹏和彭燕从未同床共枕,他们是有名无实的夫妻,是一对互相合作的同性恋者。

大鹏和他真正的伴侣张杰,彭燕和她的伴侣晓琳,一对男同志和一对女同志,交叉组合成两对名义上的小夫妻,他们不同寻常的婚姻形式——互助合作形式婚姻(简称“形婚”),支撑了他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底气。

过去一年,两对形婚组合在每个人的老家都举办了婚礼。由家人安排,尽量简化,他们如同客串演员,进入角色,服从安排。婚礼产生的各项花费各自承担,礼钱分配账目明晰。比如大鹏家里给彭燕的一万零一元改口费,彭燕立马返还了,大鹏也是同理。

一回到上海,四个人的关系马上拉开了距离,回归普通朋友。大鹏和张杰当然不会穿上西装,彭燕的那件红毛衣也不再出现,她喜欢冷色调,习惯裤装搭配板鞋,乍一看像个小男生,与“淑女”晓玲外形上很般配。

1997年新版《刑法》删除流氓罪,标志同性恋去罪化。然而直到2001年,同性恋被《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剔除之前,一直被认定为是一种精神病。为了掩盖自己的性倾向,大量同性恋选择形婚。这层面具,一旦戴上,就难以取下。

我第一次采访四人组时,他们正在商讨婚后第一个春节的行程,争论得不可开交。“你知道,春节,永恒的麻烦”,张杰笑笑。最终出炉的日程表倒是考虑得面面俱到,就是复杂得不像在休假——张杰和大鹏先去北京看望张杰的母亲,然后在除夕前赶到东北的晓琳家,彭燕将和晓琳先回到那里。大约初三,大鹏和彭燕一起回青岛探望彭燕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再和张杰、晓琳同日回到上海。

各自与家人沟通后,这个方案得以确认。对于两对假夫妻和两对真伴侣而言,这个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计划堪称完美——既能探望家人,又尽量减少与伴侣分离的时间,还可以一起去晓琳家乡的滑雪场滑雪,nice!“我们准备每年去一个人家里过年,”四年内都不用犯愁了。

来自同一座城市的张杰和大鹏是高中同学,大鹏是那种典型的草食男,憨厚朴实,说话慢声细语。张杰则更活泼,也更敏感,白皙的脸上专登蓄着一圈络腮胡,打扮得很潮。两个人说话都带着笑,大鹏是淡淡的,张杰则时不时爆笑一下。

懵懂中,两人由同学、好友进而成为非同一般的朋友。早在青春期时,大鹏就借助网络确定了“同志”的自我认同。但张杰对这样的身份是不解、排斥,甚至是反感的。他哭着对大鹏嘶吼到:“我不可能是同性恋,我只是爱你。如果不是你,我是不会爱男人的,”他恐惧这样的身份。

大学异地,两人分分合合。大二闹矛盾,他们差不多有一年没有联系。直到假期时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张杰别有用心地在 KTV 唱起陶喆的《普通朋友》,委婉示爱,两个人才和好如初。大鹏问,那首歌是不是故意唱给他听的,“就是故意唱给你听的。”张杰并不回避。

后来又闹矛盾,大鹏决定分手,并尝试与其他人交往。但大学毕业没多久,张杰突然来到上海,把大鹏带到南汇,指着一处办公楼说,“这就是我以后工作的地方。”从此之后的七年里,他们再也没提过分开。在异乡,他是他唯一的同类,他唯一的朋友、恋人、亲人。他抓住了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几乎是没有朋友的。高中同学许久不联系了,是特意避开的,害怕暴露特殊关系。即便回到家乡,两人再也不参加聚会,也没有邀请任何一位同学参加婚礼。在同学情谊、丰富的社交生活与守护秘密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也不愿意融入到上海多如牛毛的同性恋组织中,不参与他们的活动,不愿意身份被识别与强化。

公司的主流文化也是道无形的墙。张杰和大鹏都是工科出生,在男性主导的机械行业谋事。这个年龄段的男人们说话离不开婚恋、家庭、孩子,听得张杰如坐针毡。他不得不经常编造关于女朋友的谎言。而胆战心惊的一次次圆谎,正是他选择形婚的重要原因,因为结婚后,“那个称为老婆的女人毕竟真的存在”。不过,婚后他只带晓琳参加过一次同事聚会。

张杰在公司里算是“异类”, 喜欢穿饰有金属配饰的牛仔裤,再搭配亮色的运动鞋,“不打篮球,酷爱健身,计较体重,特别讲究健康饮食,穿着打扮也挺gay,”他自己忍不住笑起来。这些特征,简直是当今社会对男同志的标准界定。他也纳闷:稍微有一点同志雷达的人,肯定都会怀疑自己的倾向。他当然不会去试探同事,他不是那种特立独行的人。

在第一次上门采访的那天,他提前半个小时离开了家,先躲在了全家,后是健身房,就是不愿意和我打个照面。和大鹏的生活来之不易,他不愿意冒丝毫的风险。去年,两人攒够了首付买了不需要户口资质的商住房,是套两室的小跃层,干净、整洁、色调温暖,卫生间的地板上一根头发也没有。

最近,他和大鹏在健身房常遇到一个同事,他担心会被看出蹊跷,因为两人在健身房只有彼此的交流互动,不像其他人经常换健身搭子。一碰到那个同事,他会下意识地闪到一旁,装作不认识大鹏。“反应过度了,这样做反而让人生疑”,大鹏抱怨。在公司里劳心费神保护隐私的大鹏,曾被老板专门约谈,希望作为中层的他能多和下属交流,多参与私下聚会,这样才能带好团队。大鹏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发急。他是那种能少说一句话,绝不多开口的人。“说得多,暴露得多”,这是他与他人交流的原则。

快要失控的压力必须得到缓解,只能是形婚,以“已婚男性”的社会符号换来身份的安全。婚后第二天,大鹏立马把照片发在了同事群里,迫不及待宣告自己新身份。在这个以异性恋夫妻作为基本运作单元的偏见社会,他也借此兑现了自己的福利——10 天婚假。

计划中的假期仍然是四人同行,去一个远离大陆的海岛。结婚更重要的一项福利,是只有已婚的外地户籍人士才能享有的在上海购买住宅的资格。和彭燕领了结婚证后,大鹏盘算着和张杰一起在市区买一处小房子作为投资。

但婚后,同事间的话题无缝切换到孩子身上,一次聚餐中,大鹏又卡壳了,他以“丁克”为借口,“可他们连理解丁克家庭都非常困难”,他耸耸肩。主流文化中的婚育压力直逼性向压力。

一场假模假式的婚姻,保存了所有人的体面。

2014年,大鹏的父亲被查出癌症,一度病危。他对独生子的期待,就是早日结婚成家。大鹏和彭燕商量后,决定为了时日无多的父亲把婚礼提前。抱病出席的父亲没等到婚宴结束就因为身体不适离开了。不久后,老人病逝。大鹏的母亲也在若干年前去世,老家的心里距离越发遥远。也许残酷或不敬,但对于柜子里的同志而言,亲人的离去确实意味着少了压力。这个春节,他可以全力配合另外三个人。

在这对伴侣家中,张杰的母亲是存在感很强的角色,和儿子尤为亲近。她时不时地快递来鱼和螃蟹,探望儿子也是常事。有好几次,秘密似乎即将戳破。母亲曾经无意中撞到儿子亲密地与大鹏依偎,但并未询问半句。大鹏则认为,不是不点破,而是上一辈的人对同性恋完全没有概念,“以前我们租一间小房子,他妈妈来了我们得打地铺,后来就想换一个两室的房子,他妈妈还嫌房租贵,居然让我们合住一个房间。”他举例。

婚前,张杰曾试探母亲,“如果结婚让我很不快乐,你还希望我结婚吗?”母亲并不接招,打起了太极,“以后你就知道我是对你好了,婚后有个伴多好。”他也好几次想要捅破这层窗户纸,“但我们的冲动有母亲的爱来包容,但母亲呢?指望她怎么向别人解释?”大鹏想得很透彻:这张网不仅笼罩着自己,也笼罩着父母。一场形式婚姻,用来稀释这透不过气的闷。

有专门的平台来解决这类不为大众所知的庞大需求,有些当然是要收费的。

林海是一个在广西从事 IT 行业的白领。2005 年,他的一位朋友因为工伤丧失了性功能。他创办了无性婚姻网,希望帮助到更多像他朋友一样抑郁的人。后来,他发现网站上注册的同性恋会员越来越多,以致平台与原有的设想发生了冲突。他又创办了专门服务于同性恋人群的形式婚姻网 ,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万会员,迄今已有大概五万对实现了“形婚”。

2010 年,张杰与大鹏注册了形婚网,开始寻找对象。条件是:婚后不要小孩;像朋友一样相处,彼此理解配合;不能是上海本地人,家人不能住得太近。如果形象女性化一点,那就再好不过了。

他们筛选和联系过很多女同,有的见面后就不了了之了,有的聊得不错,但发现在原则问题上有矛盾后就放弃了,比如孩子。直到 2014 年,他们认识了晓琳和彭燕,这对女性伴侣同居三年,生活稳定。初次见面,他们就觉得两个女孩坦诚,且无城府。她们独立生活多年,与家人的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四个人怀着强烈而一致的愿景,认定可以合作,结婚也就提上了日程。

2016年国庆假期,张杰和晓琳在晓琳老家举办了婚礼。回想起那场婚礼,大鹏记得最清楚的是自己不太得体的衣着——他原本并非伴郎的人选,只带了便装回东北出席婚礼,后来仓促上阵做伴郎,只好穿上张杰老丈人的一套西装。

依据相貌和身高的匹配度,张杰与晓琳、大鹏和彭燕分别组合在一起。彭燕个子太高,外形又相对中性,只能与身高一米八、外形更硬朗的大鹏配对。这也是形婚中常见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魏伟近年来专注于同志伴侣家庭研究,他发现,形婚的同志甚至比异性恋更注重男女双方外形上的般配或者说平衡。可以想象,外表男性化的女同或者比较“娘”的男同在形婚群体中的际遇。

2015年,两对形婚组合回老家拜访家人。接下来就是一系列婚礼,大鹏的婚礼在猴年春节期间举办。2016年十一假期,轮到张杰和晓琳在晓琳家乡举办婚礼。婚礼前一晚,他们俩在司仪的指导下排练,大鹏和彭燕陪在一旁。司仪建议张杰和晓琳回忆一件两人之间的浪漫小事,好用作婚礼当天的开场白。可想而知,“死活没想出来”。次日,现场有人起哄让新郎新娘亲热一下,他们应付地拥抱了一下,“一看就很假”,大鹏心里发笑。

因为父母离异,张杰在老家办了两场婚礼,父母两边各一场,同样波澜不惊。没那么热烈,没什么高潮,也没有遭遇尴尬,有点不符合人们对一场东北婚礼的想象。刻板而拘谨的仪式,加上长期在外工作生活的年轻人与故乡亲友的疏离,恰好为一对假凤虚凰提供了蒙混过关的空间。

从黑龙江到山东,再到吉林,四个人齐心协力,登台表演。回到上海,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张杰和大鹏每周健身三四次,分工照顾已经 10 岁的京巴蛋蛋。偶尔学做烘焙,周末看场电影。

在公众甚至是其他同志眼中,形婚的同志是保守而隐秘的人群,他们在家人、同事、同学、朋友面前煞费苦心甚至有些不计成本地伪装成异性恋,他们的生活被解读为“一个谎言连着一个谎言”,最后却往往因为再也无法圆谎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被普及形婚和骗婚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基于坦诚的互帮互助,结婚对象都是同性恋者;而后者有欺瞒性质,一般是同性恋和非同性恋间的结合,孩子是婚姻的主要目的。就在2017年的第一个月,重庆一位同妻在发现了丈夫的性向后跳楼了,这是骗婚的典型悲剧。

但形婚者自认是坦诚的,他们选择形婚正是因为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人。可代价是终身的,这是一场永不停止的演出。

不久前,晓琳和彭燕在张杰和大鹏家附近买了房子,更方便彼此配合应对。但如果父母真的突击上门,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一对小夫妻假寐的铁证。“我们家完全没有女人的衣服和用品,”大鹏开始察觉到表演的荒诞。

张杰的母亲也问过他小孩的问题。张杰已经打过无数腹稿:“目前职业上升期,还不会考虑小孩的问题”。晓琳的母亲也催问,但后来也就不再追问了。日子久了,这个问题终究会被再一次提出来,“以后是不是要说自己有生理问题生不了孩子?”大鹏似笑非笑。这个时代的辅助医疗技术已经足够发达,对孩子的追问显然无法轻易终结。

形婚带来“巨大”的便利,也暗藏巨大的风险。无夫妻之实,但法律却认可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婚后的大鹏想要买房,但房产的权益归属至少是个程序上的麻烦。目前,大鹏对这场形婚的前景是乐观的,他把人生押在了晓琳和彭燕的人品上,“走一步看一步吧”,既然下注了,就要相信运气。

台北知名同志书店晶晶书店的创办人赖正哲,在北京开了一家咖啡馆。来北京前,他并不知道男女同志还有形婚这回事。在北京住久了后,他也开始理解这种“保卫生活”的牺牲。

“我把形婚当作是在玩狼人杀游戏。”张杰打了个比方,“当我抽到狼人角色的时候,我就给自己洗脑我就是良民而不是狼人,然后就扮得很像。”他停顿了一下,“但是我不喜欢狼人杀,我不喜欢谎言,我觉得骗人很累。每次拿到良民角色,我都会长舒一口气,。”一阵沉默。“既然这么辛苦,有一天会放弃这出戏吗?”我追问。

“我做一切决定的前提是我和大鹏的正常生活,那是底线,”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注:文中大鹏、张杰、彭燕、晓琳乃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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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采访:李刚、徐佳

摄影:林斯彧 编辑: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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