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我们采访的那天早晨，高杨刚值了一夜班。在上海的“希望24热线”做了 4 年接线员，他习惯将值班时间安排在周末夜间，因为 “晚上碰到需要自杀危机干预的人会比较多” 。
“希望24热线” 是中国第一条 7×24 小时心理危机干预与自杀防治热线，2012 年在上海成立。高杨是这里招募的第一批志愿接线员，也是迄今为止在线服务时间最久的一位。
出于保护志愿者安全的目的，“希望24热线”未能向我们透露有关办公地点的任何信息。涉及死亡，自然有诸多的讳莫如深，在中国社会尤甚。
因此，我们对高杨的采访是在他所熟悉的一处大学园区完成的。四五年前，他在这里接受了心理咨询专业的培训，并认识了台湾自杀防治专家林昆辉先生，在其引导下走入了接线室。
“技术”
所谓“自杀干预”，是指通过专业心理学技术，对有自杀意念的人进行诊断和疏导。在外界眼中，这样的工作悲悯、猎奇，有着强烈的戏剧化色彩。
但在和高杨坐下来深聊后，这些浓烈的假想都被冲淡了，淡到让我产生了短暂的隔膜和犹疑。他说话时语速很慢，语调和缓，用词审慎，伴随着时常的停顿。如果要让我班门弄斧，对初识的高杨做一个粗浅的心理评估，我会认为，他是一个理性、坚韧，且逻辑缜密的人。
这大约是一个心理咨询工作者应有的素养，但高杨更愿意用“技术”，而不是“素养”来为我们解释他的工作。
几个月前，一次夜班，他接到这样一个电话：“老师，您说，从二十六楼跳下去，人会不会死？” 这个问题来自一个身患抑郁症的女孩，她被病情折磨多年，了无生趣。
按照培训，“希望24热线”的接线员在每收到一次求助时，要做三件事：建立联系，评估危机等级，再依照等级实施相应的疏导流程，以及后续电话跟踪。
在回忆那次将近一个小时的通话时，高杨使用的是一种接近理科生的表述方式：“我用‘希望热线’所教的危机干预技术、咨询技术，和其他流派的心理咨询技术整合在一起，让她明白，她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想自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妨用理科生的方式来设想一下。
事实上，所有心理学流派对自杀的定义都不尽相同，而每个个体自杀前的心理路径也千差万别；而“希望热线”所践行的理念是，一个人走向自我毁灭，是一个做排除法的过程，“他能走的路都已经走过了，发现走不通，最后，走到自杀这一步”。
那么，当一个“走不通”的人决定用死亡结束一切，却又求助于一个死亡对立面的热线电话时，他究竟是想走还是不想走？
在高杨看来，当一个动了求死之念的人向一个陌生的号码伸出手时，在绝望、迷茫的话语背后，他所表达的并不是求死欲，而是求生的本能；他想听到的不是怜悯和劝阻，而是“有人懂我”。
“求生欲是人的本能，在本能的层面上，我们都会希望自己尽力的活下去。所以告知别人自己的死亡意图有一个自救的目的，只不过有人目的性稍强一点，有的人稍弱一点。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以后，会尽全力去拉住他。”
“话术”
如何才能“拉住他”？在这个问题上，高杨强调的是“话术”。“危机干预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告诉他们死亡是不对的，这是在否定他这个人，没有一个人希望被别人否认。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死看作是真的，他们的死就会变成假的，他们就不会去死；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死看成是假的，最后他可能就会去死。”
那通近一个小时的电话进行到最后，女孩问高杨，他是如何看待她的。“我告诉她，我知道一个女孩不容易，我看见她在一个没有人理解的环境中，依然坚强，为自己命运抗争。说完这话，她停了三秒钟，放声大哭。”
这大概便是高杨所说的“话术”，话术背后，是对生命价值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珍视。“只有正面地去面对最终的归宿时，我们才会知道人该如何活着。”
在中国，关于死亡的话术常常伴随着修辞和隐晦。与常年触目惊心的自杀人数相对照，中国传统伦理中的死亡教育常常是缺位的，而社会主流对自杀行为也更倾向于保持缄默，直到 2010 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把这道伤口明晃晃地撕开，“中国式自杀”才被纳入媒体和大众的语汇。
这样的大环境下，高杨深刻地体会到，“生命教育应该是全民普及的”。而作为一个公益组织，除了线上的一对一疏导，“生命24热线”的志愿者还会定期在上海各个社区中组织关于生命教育的宣讲，他们的热线服务也逐步扩展到了全国的数十个城市。这种禁忌话题在普通大众中的接受程度还需要被时间评估，但只要有人在行动，便是善事。
“督导”
高杨并不是天生如此冷静。除了求生，畏死也是凡人的本能。“其实我以前特别怕死。小时候我会去想象，人死之后会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那种害怕、焦虑的情绪会瞬间爆发出来，很强烈。”
而长期在电话的一头接收来自陌生人的负能量，对一个凡人来说，不可能不引发情绪波动，这在高杨刚刚入行的阶段带来了一些困扰。
在他接手的第一批个案中，有一位发生过自残行为的求助者，“在电话里一直在说，他想死，他真的想死，已经想好计划了，但一直没有去实施”。
第一次面对重度危机个案，高杨有点忐忑，忐忑到中午交班，离开接线室以后，还忍不住打电话给下午的接线员，询问这一个案的最新状况。这便犯了大忌，“你进了接线室的时候，是要把生活的状态全部放下的；当你出了接线室，接线室里所有的一切你都要放下”。
这样的机制是对接线员心理防线的一种保护。在“生命24热线”，每位接线员都有对应的督导人员，“凡是接到重度的案例，我们必须接受督导”。每周值班之余，与同辈的交谈和述说也是疏导压力的一种方式。
但外力毕竟只是一层防御机制，真正的督导存在于每一位接线员的内心。迈过了新手阶段，逐渐成熟后，高杨也学会了自我疏导，“放下电话以后，自我的一个分析和成长立刻就会启动，我自己会去审视，去体验当下的情绪状态，然后慢慢地消化”。
而在自我审视这个命题上，一位亲人的离世给高杨上了最切肤的一刻。去年的一个凌晨，送走了病重的表兄后，他一路步行回家，边走边哭，哭了两个多小时，也思考了两个多小时。
他给这两个小时的切肤之痛做了这样的总结：“无论医术如何发达，我们每一个人单个的生命依然是脆弱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份脆弱，我们看到了这一份脆弱，认可了这一份脆弱，我们在生命中又该怎样做，才能更有质量地活着。
“我们，很脆弱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明天的生活是怎样的，但我们能选择的就是当下的生活。”
与死亡对话，反而让一个从小畏死的男人学会了向死而生。
生死命题上，我们东方人常说“舍生取义”，却往往忘了，活着，并实现自己的价值，便是人世间最大的“义”。既然如此，“当你想死的时候，千万别忘记一个号码，400-1619-995。”
（应受访人要求，“高杨”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