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听说“郭阿姨”，是多年前从我一个整天神神叨叨极不靠谱的朋友R那里。那家伙当时在一家专做病毒营销的视频公司当导演，一次他误打误撞地经人介绍进入了一栋深藏在原南市区的古怪老宅，名叫“书隐楼”，R就以拍纪录片为由，与宅子唯一的女主人郭阿姨结识了。
我当时极其怀疑他那些描述的可信度，比如，他说有邻居把死猫从十二米高的墙外扔进郭阿姨的院子以抵制这栋大宅导致的不可动迁问题；比如古宅有近似九十九间房那么大，平日里大部分房间都被郭阿姨锁起来，原因是阴气太重会影响身体；比如她可怜的儿子和弟弟都是精神病人；又比如她其实已经六十多岁但看起来只有三四十岁，皮肤粉白一头乌黑亮丽的黑发活脱脱一个女版德库拉，等等，句句都是都市传奇的标题党。
关键是我从未见到任何他号称拍摄过的录像带。有一次，他许诺带我去一探究竟，到了约定日子却人尽失联。直到不久前接到的采访约稿，我才意识到，这栋位于天灯弄77号的深宅近在鼻尖。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异，既安心又激动，毕竟，我曾经无数次想象并杜撰过它的模样和女主人的形象。
入 口
天灯弄，一条典型的南市老城厢弄堂，呈狭长的L形折叠在巡道街和复兴东路的一角，开阔崭新的金坛路尽头被巡道街上一排低矮的两层楼老房拦断，老城新貌拔地而起的速度，在这个丁字路口随着街道的尺度骤然减缓，时代朝着反方向后退了两步，然后趋于停滞，而去向天灯弄书隐楼的入口，如同一个于这层表皮上绽开的细小切口，我似乎要变成一只比它更小的蚂蚁，才能钻进去。
进入L型的弄堂，右转，不远处的水泥墙边便是书隐楼的大门。说实话，若不是市政府在门口立了一块“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它的确是一所“找不到的房子”，不知情的人走过路过一定错过，谁知道里面竟会是藏在上海市中心的古老明清住宅？
我们在门外打通了郭阿姨的电话，过了好一会儿，铁门后才传来窸窸窣窣的钥匙声。黑色的大门吱呀地开出一条缝。“你们来啦，我最近脚不好，走得慢，快进来快进来。”这位笑盈盈的中年妇人就是传说中的郭阿姨，紫色短袖T恤配黑色长裤，一头乌亮而略显凌乱的长发，身材微胖，身后跟着一只灰白斑纹猫。
“今天起晚了，我头发还没梳，你们先随便看看，我梳梳头哦。”我们穿过前院，刚下过雨，脚底的青苔滑腻，地上沾着许多夹竹桃叶和粉色的花瓣，一棵树根盘错、躯干缠绕上升的老石榴树参过屋檐，结出了密密麻麻的拳头般大的石榴。郭阿姨那间配有管道的盥洗室是在前院临时搭出来的，她晚上还是会在房间里用痰盂，不然就得穿过两个院子一个大厅，这方便的路途实在遥远。她所说的大厅，在文革时一度被改为针织厂和玩具零件厂，墙面和地面的结构遭到一部分破坏，但拆下的门窗部件还都堆放一边，用郭阿姨的说法是“以后修复都要用的呀，不能卖掉的”。
从盥洗室出来的她头发被随意扎成了一髻，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一瘸一拐地带我们穿过正厅，头顶那些斗拱木梁暂时被木条固定着，从它们的疏松脆裂和岌岌可危的程度来说，固定真的仅仅是暂时的，大天井的入口处还有一扇铁门，她一边扫着铁门前的落叶，一边说这道门是防其他野猫的。其实铁门的空隙很大，再胖的野猫应该也可以钻进来，但郭阿姨坚定地重复道：“真的，它们就是不敢进来了。”
打开铁门后，我们踏入了大天井，这可能是我见过上海市区里，植物最大程度上吸收了大地极阴灵气的庭院。罗汉松、青枫、枇杷树高低各异地层叠舒展了整个的空间。在之前对书隐楼的想象中，潮湿浓厚的苔藓和灵气古怪的植荫与眼前的景象不谋而合，但只有真正置身于这样的全息现实空间里，才能感受到一种时空微颤的震慑，空气里的味道和体感温度绝非一墙之隔外的体验。“这棵罗汉松是我爸爸按照这个砖雕种的，”郭阿姨指着西侧厅外墙上的一扇精美绝伦的砖雕自豪地说道，“噢哟，下雨了，我脚不好，我进去坐一会儿。”
客堂间如今就是郭阿姨的起居室，她堆积如山的衣物被塑料袋包裹堆放在房间中央，一张方桌，一台电视机，几把椅子，边侧是一张老式的雕花床，她晚上就睡在上面，一侧的墙中央放着父亲的黑白遗像。“我有十二分之一德国血统，阿拉爸爸比我更像外国人。”
郭阿姨的父亲郭俊纶生前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也酷爱中国古典园林，著有《清代园林图录》一书，是解放后上海古建筑保护领域的先驱之一，他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建筑学报》上发表过一张《豫园复原全景图》，后来成为了豫园复原的权威性蓝本，郭阿姨引以为豪的砖雕也曾被父亲认为是上海绝无仅有的，他还认为书隐楼里的木雕和砖雕可以媲美甚至超过洞庭东山雕花楼和杭州芝园。
需要指出的是，书隐楼本身在建筑上的规格非常之高，这与大众对它的了解程度不成正比。不过也许只是在古建领域和政府层面，它的重要性才会被提及，像阮仪三这样的权威也曾多次光顾，其历史文化价值衬托下的生存现状，依然被隐没在这样一片已成城市鸡肋的废墟之中。郭阿姨在门槛后坐下，对着她的是天井宅门头上“古训是式”的四字题额。既然如此，似乎还是得从古说起。
前 世
据史料记载，书隐楼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所在的天灯弄属原南市竹素堂街，原为明末上海名园“日涉园”的一部分，清初被上海士绅陆明允所购，买下后，陆氏对景点做了大规模的调整，并新建了藏书楼“传经书屋”。后来，陆明允的曾孙陆锡熊得到御赐《淞南小隐》画卷，于是将“传经书屋”更名为“淞南小隐”，并请同在一起编篡《四库全书》的沈初题写了“书隐楼”的匾额。
书隐楼集藏书、居住功能为一体，曾与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并称为“明清江南三大藏书楼”。到了清末，陆氏家族开始衰落，园林相继被分割出售，大部分改为了住宅。清道光年初，书隐楼被郭万丰船号的郭氏所购，后一直为郭家私产至今，据说百年前，上海十二个银楼里有四个都是郭家的。
书隐楼之大，在民间也被称为“九十九间房”，其实原有房间七十多间，共五进，院落空间的布置方式为上海典型的“绞圈房子”，结构形式为抬梁与穿斗混合式，占地面积达两千余平方米。书隐楼建筑群的前三进，呈花园式布置，有假山、池沼、轿厅、花厅等经典布局。
正厅悬有“毓瑞堂”匾额，东西两侧建有轿厅，船厅，花厅和戏台（文革中被毁），后部东侧为话语轩、船舫、假山及花圃等。船厅本来被设计成三面临水，建有形象逼真的船篷轩，解放后这个部分被拆除。前方小院内有宋代水井，井栏为宋代原物，这也是我在后来查阅历史资料时才知道的，那圈井栏藏在前院的角落，毫不起眼，被青苔和枝叶围绕，八角被时光打磨得圆润古朴，周围的泥土里出没着雨后才露脸的蛤蟆。
建筑群后部的第四五进为两层走马廊建筑，中间有庭院，四周有高12米的风火墙。这是什么概念呢？上海的古城墙才8米高。再入，第四进便是五开间的藏书楼，楼上悬有“书隐楼”匾额，第五进为“口”字形走马楼居住建筑，朝南五开间，左右各有厢房，后有天井。第四第五进建筑组合成“开”字格局，后院上雕有一个仿若人脸的“福”字，形制非常有趣。
值得一提的是，大天井的宅门头上“古训是式”题额周围的砖雕，人物众多，姿态生动，两侧兜肚及上下枋上有“周文王访贤”、“穆天子朝觐西王母”、“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等砖雕。正楼前东西两侧厅与厢房之间，各有一块一人余高的镂空砖雕屏风——东侧雕有“三星祝寿”，西侧为“八仙游山”，“福寿无比”的边框，顶部中间是“二龙戏珠”，底部中间是“鸾凤和鸣”，背面为“云中飞舞”的蝙蝠，花厅旁的花墙门洞上，刻有“凤穿牡丹”图案，门框边刻有松鼠葡萄……这样的生动雕刻在书隐楼比比皆是，它们也是郭阿姨最宝贝的东西，每当有人来参观摄影时，就会听见一句话声落又起：“当心后面那块砖雕！”
书隐楼的大部分原貌，在“文革”十年经历了一次大波折。当时郭家被重点抄家，郭阿姨记得几乎每天下午都和父亲站在天井里低头受批，在这期间，大门口一对精巧的石狮据说被抢走，居民们占领书隐楼，房管所又将大厅出租给针织厂当车间，四周翻建了四层厂房，地面沉降使书隐楼高大的风火墙出现巨大的裂缝。文革一结束，郭俊纶立马挥笔作文，向市区有关部门反映，努力抢救书隐楼，先后在1981年和1991年发表了《上海书隐楼建筑及其雕刻艺术》《上海书隐楼》长篇文章。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台风等自然因素和城市开发的影响，使得木结构为主的书隐楼房屋状况每况愈下，虽然1987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严重的房屋损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改善。文物局只做简单修缮，比如用油布盖住屋顶，用一般木料支撑坍塌的结构，然而治标不治本，除非进行彻底的大修，而大修就又面临着一个牵动全身的归属权、资金和责任问题，这或许也是郭阿姨心里最难以调和、最不想被明了化的悖论地带。
她又看着那条腿喃喃自语起来：“阿拉爸爸为啥没保佑我？是不是只有在房子里才能保佑得到？马路上大概保佑不到的对伐？”今年年初，她骑电瓶车去三林塘精神卫生中心看她儿子时摔折了腿，“哦对了，我前段时间还梦到我爸爸，很久没梦到了，怪伐，他跟我说，‘给我盛碗饭’，真的就在梦里这么说的，为啥拉？”我问她是不是七月半做的梦，她说就是七月半前几天，“今年我腿不好呀所以祭也没有祭，哪能噶怪额，做这个梦要紧伐？”我回答没关系，冬至的时候多烧点锡箔，跟他讲讲就好了。
她忽然兴致勃勃地又跟我说了好几个梦，然后从一堆杂志书堆里翻出一本鲜红色封面的《周公解梦》，认真地说：“你觉得这本书准吗？我觉得不准。我梦很多的，做梦人老吃力的，比做事情还要吃力。”
雨停了，她缓慢地起身，打开东面的侧门，带我们进到书隐楼的背面，“当心哦，不要乱走哦，木头塌下来性命交关”。看着面部表情精神奕奕的她转过身后露出疲倦的肩膀和脚跟，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这宅子里湿腐又清香的空气，感受着她和这座宅子之间，看似简单，又千丝万缕粘连着的某种难以言说的命运。
今 生
郭阿姨的全名叫郭誉文，名中有“文”字，也是她认为宿命中就要保护这座古宅的昭示。尽管她仅享有书隐楼产权的二十四分之一，却的确是书隐楼目前唯一的居住者和看护人。如今亲人们，包括九十多岁的母亲，大都定居国外，很少回来。
郭誉文1953年生人，属蛇，有福建、上海本地和少量德国血统——她开玩笑说自己皮肤好大概就是因为属蛇，“蛇皮光滑呀”，以及，“有外国血统么白呀”。她从小赤脚在书隐楼长大，所以脚现在有四十码那么大。少年时期正值文革，耽误了学业,1971年开始参加工作，最早在三林塘蔬菜公司做联络员。但她受父亲影响喜爱艺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得知文庙开设美术班，就去学了一阵子花鸟画。除了绘画，她也喜欢音乐，没事在客堂间里吹吹笛子，保留曲目是《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一剪梅》。
郭阿姨说她是射手座，“其实是喜欢热闹的”。已离婚独居二十年的她其实很盼望多一些喜欢古建筑的人来自己家里看看，一方面是出于生计考虑，一方面也是一种情感上的需求。她记得那些来参观的人，我去的前几日一对外国夫妇借她的院子拍婚纱照，她兴致勃勃地反复拿出照片来展示。她用的是一只非智能手机，内存有限，但那些来了一两次之后很久不联系的，她会删掉他们的电话号码。
郭阿姨的弟弟常年精神分裂，用她的话说是“正宗精神病”，但儿子其实不是精神病，而是自闭症。“1984年生的，洗澡到现在都不会，我要雇人给他洗的，他不肯学。”她要负担儿子的生活和医疗开销，除了退休工资和少量的专项补贴，平日里也就靠收取每人几十元参观费来贴补家用。她自己不做饭，每天都去家门口的快餐店吃便宜的简餐，有时候服务员打多了饭，她中午吃一半，晚上热热又再吃剩下的一半。最亲的亲人生活无法自理，哥哥和母亲远在加拿大，一个人独守两千多平米的清代古宅，对于普通人来说，先不论是不是无聊寂寞，能不害怕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们穿过灰尘遍布的房间，桌上放着一些年代久远的玩具、羽毛球拍和收音机，到达书隐楼后院时，看到了比正厅更为残破不堪的房屋状况：用于加固的木支架横七竖八，楼梯和主体结构已基本散架，现在无人能攀上二楼，远远地，只能透过空洞的木墙，望见二楼石灰般的书桌。
“已经没什么书了。”书“隐”楼，书从最初诗意的蕴藏状态变为物质意义上的灰飞烟灭，只有院内丛生的杂草，提示着生活依然需要推进。
“有谣言说国家要出大价钱买下。”郭阿姨不止一次地提及这个并没有下文、含含糊糊的信息。“那你愿意不愿意卖？”毕竟以后身体会越来越不方便，一个人看那么大的宅子又累，还要为儿子以后的生活考虑……而且，这房子其实已经到了不修不行的程度了。“我知道的，倒不是说我不想卖，但要看他们开出的条件的……有人说这里值几个亿，我也搞不清楚……我不卖么他们肯定不会大修的……我是希望好好修复留给后人看的，要是条件开得好么我也肯走的……但……我对这里感情真的很深的，其实最好还是可以让我住在这里，喏，天天看看这天井看看这些树，蛮开心的……那种有电梯的新房子我肯定住不惯……而且我喜欢古建筑、喜欢艺术的，这倒是遗传我爸爸。”
她指了指客堂间里挂着的几幅自己画的植物水彩画，“我记得小时候住在里面的房间，我会一直看着墙壁，有时候一些墙壁灰掉了，我就看到喔唷一只大象嘛！有时候地砖脏了，或者地上有摊什么水迹，我就会在里面看到一张人脸，一只动物。别人都看不出的，我告诉他们，你看喏，像不像一只狗，他们才看到！”
既是摇摆的、世俗的，也是纯良的、敏感的，她处在一种难以阐明的尴尬和犹豫之中。这异人之于异境，两者本身并非奇异，它们只是时空遗留下的最具遍常性的事物。不同时代的烙印在同一具肉身上挣扎对抗，在社会历史空间与私人生活的夹缝里，这样的女性和这样的屋宅的留存，不可不说是一种关于生存的深刻隐喻。
当我们走到宅子最后一进的后院时，爬满藤蔓的斑驳风火墙上，一个滑稽的“福”字雕刻赫然出现在眼前，就像默片里的卓别林一样，拱着粗眉，睁着两只圆眼睛，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们。后来我问郭阿姨：“你又不开火仓，过年的时候你去哪里吃饭？饭店都关门的。”她一下激动起来：“唉哟，我跟你说，就今年大年夜，我哦，骑着电瓶车跑了很远，都没有呀，欸后来怎么被我找到一家面馆，居然还开着。我就在那里吃了一碗阳春面。”
采访、撰文 Ag ／ 摄影 杜英男 ／ 编辑 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