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text on a blue water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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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in a gray suit holding a small plant, wearing a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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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猎鹰》里,这点绿意属于王文升,那甚至不是绿,而是翠,晶莹剔透,在《再见十九岁》里,这点绿意属于马天佑,在《我对青春无悔》里,这点绿意属于Frankie,在《鹿鼎记》《新扎师兄》《家有娇妻》《花心红杏》《青春差馆》《杨家将》《倚天屠龙记》,这点绿意属于韦小宝、张伟杰、尤家祺、师兄、小宝、杨延嗣、张无忌。直到现在,仍有人在这些或粗制滥造、或精工细作的影视剧里,寻找他出场的片刻,就像在楼宇间寻找一棵树,一个来自远古,被树脂封存的瞬间,并且进行评说:“那时候无线五虎将的身材都挺单薄的。”

不只身材单薄。接受林燕妮采访,他曾经说:“爸爸跑掉的时候我还很小,他跑掉过好多次了,每次消失几个月,有时一年,简直无法估计,随时消失,那令我很愤怒。爸爸走后,我对自己说我以后不会对人哭泣,家里只剩下我一个男人了,我不能倒下。”接受我们采访,他也提到过往经历:“父亲离开之后,我心里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家里的情况,慢慢就和身边人保持距离,不愿主动与人交流,孤独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产生的。”

man in a suit holding a leaf to his face with a thoughtfu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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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失学,早早开始养家,曾经是报童、送货员、售货员、会计、勤杂工,辛苦的杂工生涯,持续了五年之久,直到1982年。这一年,他的邻居里,有个叫周星驰的小伙子,拉他去报考无线的艺员训练班。结果,周星驰没有考中,梁朝伟却因其俊朗外形进入“香港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成为第11期学员,1983年从训练班毕业,成为无线艺员,担任无线电视翡翠台儿童电视节目《430穿梭机》的主持人,并逐渐开始接拍电视剧。

不只是单薄,不只是瘦弱,甚至不只是清淡,那像是另一种生命状态,蝉在泥土里的幼虫阶段,树木在树苗的阶段。骨骼还在长成,轮廓尚在雕刻之中,所以,多年后再看当年的影像,常常需要一一对号,这是谁,这是谁,这个不大像他,这个真是他吗?是不是整容了?所以,也有一种可能,他们长成后来的样子,不只是因为骨骼血肉变得丰厚了,也是因为他们吸取了那些角色的某些特质,那些角色流经他们,不可能不留下什么。同样资质的年轻人,如果只是自然地成长,可能会长成一种样子,被摄影机凝视,被角色流经,就会长成另一种样子。

man in a light suit sitting on grass with a sparkling water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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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香港的电影电视环境一起成长,互相等待,等过了新浪潮,等过了电视的黄金时代,香港的影视终于逐渐摆脱戏曲的底色、戏曲的内核、戏曲的程式,开始向着现代影视工业进发,艺人也逐渐摆脱常常要被近距离观看、在近距离的人际关系中打转的窘境,可以凭借现代传播手段,和众人拉开距离,这是从戏台到工业的时代,从伶人到现代明星的时代,显然,前一个时代不适合他,他更适合这个现代影视时代,可以远一点,神秘一点,被磨损得少一点,把属于自己的绿意节省一点。尽管多年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多次表示,很怀念那个电视剧时代,“特别喜欢电视剧剧组那种团队的家人氛围”。但这不矛盾。

man in a gray suit with a watch, thoughtful 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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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的确像在暗房冲印照片,需要安静,需要等待,需要持之以恒的耐心,等待影像慢慢显影,从一点轮廓,些许明暗,逐渐发展成一张形神兼备的图片。

终于等到《绝代双骄》《杀手蝴蝶梦》,对梁朝伟而言,这是两个时代的短暂过渡时期。《绝代双骄》改编自古龙小说,古龙小说和金庸小说,在港台的待遇差别不大,所以,倪匡既可以改编古龙小说,也可以改编金庸小说。他们的气质差异,在进入内地后被放大了,古龙更现代,更江湖,更亚文化,更畸零飘摇;金庸却更古典,更庙堂,更圆润入世,甚至被当作中国人的心灵史和理想性格寄托。

person in a suit with a watch, holding a blue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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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演了若干金庸剧之后,1988年梁朝伟在香港无线拍摄的《绝代双骄》里扮演江小鱼,紧接着又在“香港新浪潮”重要导演谭家明的《杀手蝴蝶梦》里扮演阿祥。是偶然,但似乎也并不是偶然,飘忽不定如同幽灵一样的“现代”,在香港和香港电影里时隐时现,有时候如同布鲁诺·拉图尔所说的“我们从未现代过”,现在和过去从未割裂,有时候,也确实有不可逆转的潮流出现,哪怕它就是电影里的抽帧多了一点,人物命运是走向大团圆还是小团圆甚至不团圆,是停留在中国传统的世情文艺里,还是朝着有心理现实基础的现代文学靠近了一点。

《杀手蝴蝶梦》的成就之一,是赋予钟镇涛、王祖贤和梁家辉另一种特质,证明了他们有“演员”而不是“偶像”的一切潜能,既经得起TVB式假山假水假花假发套的装饰和塑造,也经得起戈达尔式的光影的笼罩和塑造,香港电影,也是世界电影,甚至因为它的本土化特质是如此顽固,它可能是更世界的世界电影。而年轻的、青翠的梁朝伟,或许被动,或许主动地,参与了这个过程。

wrist with luxury watch and flower petal on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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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演《悲情城市》也是并不偶然的偶然。2022年9月15日,《悲情城市》上映33周年及数字版首映礼上,在《悲情城市》里出演林文良的演员高捷,谈起梁朝伟参演的经过,说当年港星风头比较劲,片商希望能有港星参演,“侯导对港星不熟悉,只认识梁朝伟,就找他来演。”侯孝贤给出的进一步的原因是:“(梁朝伟的)神情与眼睛很好。”

梁朝伟则在2023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特别放映环节上,在《2046》的映后中,谈起自己和侯孝贤合作的缘起:“那时候,我正想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想跟不同类型的导演合作。恰好侯孝贤导演找到我,我觉得这是一个积累经验的好机会,于是就答应了。”因为他国语不好,林文清这个角色就被设定为聋哑人。为了这个设定,侯孝贤导演还带着他去拜访一位聋哑艺术家,让他去了解聋哑人的“肢体语言和姿态”。

silhouette of a person by a sparkling ocean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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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导演和好电影,对参与其中的演员,是重新梳理,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塑。如果我们把《悲情城市》放在横向和纵向的电影史里,会觉得它是那种带着绿意甚至翠意的电影,在密不透风的电影院里,在世故顺滑的电影市场里,豁了一个小小的口子,让人可以透口气。

这点绿意,大概来自侯孝贤那一代电影人对文学的相信,唯有文学,在任何时代,可堪承担世界的真实感的捕手和抓手,可以充当“城市街道拐角处的树影”之职。侯孝贤所在的年代,是文学的年代,从台湾乡土文学风潮,到台湾民歌运动,到中国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从“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到“唱自己的歌”,这样一路流转酝酿出来的,和真实世界有关的质朴和自然,都指向文学。这种真实自然的文学,是对生活、历史和现实的全新观察和判断,是一种有科学因素的、清醒自觉的现代文学,有别于已经有点倦意的世情文学。



man in a light gray suit with a watch, sitting by sparkl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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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经历对梁朝伟影响巨大:“这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拍艺术电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和非职业演员的合作,也让他“对自己的表演产生了怀疑,感觉自己时不时放了太多的演技在表演里”。投身“文学”,让梁朝伟成为读者,不只是普通读者,而是文学的深度参与者,文学形象具体化的实践者。

此后四十年银幕生涯,他给华语电影留下许多难忘的形象,《倩女幽魂之道道道》《重庆森林》《东邪西毒》《春光乍泄》《暗花》《海上花》《花样年华》《无间道》《2046》《色,戒》,直至《一代宗师》《无名》《金手指》。他和华语片最重要的导演、演员,都有过合作,王家卫、张艺谋、侯孝贤、李安、关锦鹏、于仁泰、杜琪峰、吴宇森、王晶、刘镇伟、游达志的代表作里,都有他带来的一点绿意。

man in a grey suit smiling, resting hands under chin, with a watch on wrist, green background, elle men logo in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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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他和王家卫合作的一系列电影,已经成为华语电影最令人难忘的部分。王家卫电影的拍摄周期长,想法漫溢,对演员消耗很大,梁朝伟自己也说,每次和王家卫合作,都非常痛苦,但结果一点不会让人失望。事实上,他电影生涯里最有识别度的作品,都和王家卫有关,没有一个演员能拒绝得了这样的诱惑。

四十年电影生涯,他得到无数奖项。对此,他的说法是:“确实跟运气有很大的关系,但不可能全靠好运,有些作品我确实付出过努力。”事实上,努力的成分更多,据说,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看剧本。《无间道》上映五六年后的一个深夜里,他还通宵不睡,重温《无间道》的剧本。他也保持着每周花三四天时间天泡在影院的习惯,几乎不在家看电影。这近乎一种仪式,一种对电影这头巨兽的敬意。在人人朝向小屏幕的时代,他依然习惯于在电影院迎接“电影”的冲击。这固然是深情,也是一种职业习惯,一个终生与影像打交道的人,需要定期回到光影的殿堂。

man in a suit holding a green leaf, looking contemp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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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像一棵树和周遭的关系,也像《重庆森林》里那段经典的抽帧镜头,人和事来来去去,都成虚像,他比周围慢,于是清晰了一点。但心境已经变了,不是所谓孤独,就是一种状态:“Loneliness是孤单,而Solitude是独处,现在的我很享受独属于自己的空间,和从前的心境完全不同。

果然也有一部电影,在他和树木之间生发出某种联系,这就是刚刚上映的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茵叶蒂的《寂静的朋友》。

一位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在2020年,被困在了空寂的大学城里,和一棵古老的银杏树相对,在这种整个世界都在走神的时间段,他也有了走神的片刻:树木有没有可能拥有某种知觉和感触?这部电影和它的主题一样,青翠,清新,却又犀利。弥漫着一种电影黄金时代才有的,对于观众对于世界的信心。在当下众多苍白虚弱的电影里,本身就是一点绿意。

man in a suit holding and pondering a leafy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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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采用了多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给了伊尔蒂科·茵叶蒂最多灵感的,是科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她认为“婴儿始终处于高度觉知状态”。在接受《环球银幕》采访时,伊尔蒂科·茵叶蒂引用了这个说法,并且进一步延伸:“婴儿如此开放,与周围环境乃至整个世界浑然一体,而这种境界成年人极少能达到。”这和树木有某种共通之处,而人类之中,也只有少数人,在特殊的境遇下,能够和周围的世界发生如此深切的连接。之所以邀请梁朝伟来扮演这个角色,不仅因为“他确实是一位非凡的、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更因为“他深刻理解并完全认同影片的哲学内核”。

在2026年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梁朝伟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电影节专门设置了梁朝伟作品展映环节,6部影片入选,其中,由梁朝伟本人选出的是《东成西就》和《寂静的朋友》,“以我现在的心境来说,最能代表我的是刚拍完的《寂静的朋友》”。

一棵较为青翠的树,一卷慢慢显影的,细腻真切的照片。都需要等待,需要沉默。四十年时间,在等待和沉默中,他不只参与了无数电影和无数文学的冲印,也是一个人对自我漫长的冲印。捎带着,他也冲印了和他有关的一切,气候、地理、时间、来来去去的人和事。

text in various languages listing names and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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