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拆二代”里的隐形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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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线城市做“拆二代”,多少都有点“天选之子”的意味,标志着之后的人生有了质的飞跃。

但在“拆二代”自己的圈子里,绝大多数人无非面临着两种情况:守得住财、不乱挥霍,从此过上无忧的中产生活,但想要变得更加富裕,极少有人能做到;

另一种则面临窘境,迅速消耗掉拆迁带来的红利,财富从父母到自己手中时,已经所剩无几。

第一代拆迁人的尴尬

张力住在南六环,今年奔三,在朋友眼里,他总被看成是北京土著里的“拆迁暴发户”。

不过跟如今动辄财富自由的暴发案例相比,张力的情况并非如此。他是北京“第一代拆迁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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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张家住的平房拆迁,他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某天晚上爸妈吵了一架,两个人为换房还是换钱争了一夜。而他跑去邻居家打游戏,根本没怎么关心。

“那个年代爸妈根本不懂怎么应对这种事情,也不会像今天一样知道看地段、看政策走向、看规划、看学区房等等。南四环当时就是一大片荒地,我们一家子憋在平房里,觉得拿到钱是最重要的。”

拿着30多万拆迁补偿款,张力父母向亲戚又借了些钱,买了一套100平的房子。搬进楼房后,张家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以前同一个平房片区玩大的小伙伴们,人生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很快,北京的房价开始迅速上涨,一个家境原本跟张力差不多的童年玩伴,晚了两年拆迁,最后拿着补偿款买了三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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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力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如何有效的处理拆迁款,利用好土地财政的红利非常重要。虽然当初靠着拆迁款置办的房子增值了,但也成了一家三口仅剩的“资产”,这和人们想象中的“暴发户”,是怎么也不相称的。

张力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不是大公司,工资也只够日常开销,他觉得自己是北京人中的异类。二十年前买的两居室,今天已经成了购房市场上的“老破小”,其他小伙伴想辞职就能辞职的豪爽,在他这里完全不存在。

今年3月,他被裁员了,“家里蹲”了近两个月。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他,感情上也遇到了问题:30多岁还没有从家里搬出来住,在一次相亲中被对方看作是“妈宝男”而委婉拒绝......“所以,我可能有价值上千万的房子,但仍然是个为生计而时刻担忧的人,即使你还有一个北京户口。”

被玩high的父母抛弃的“拆二代”

和命运擦肩而过的张力,已经没那么在意父母的选择。但和运气撞了个满怀的人,也失去了一些东西。

李方希是北京一家小公司的HR主管,上个月,她和上司因为工作发生矛盾,一气之下辞职回家。就算没有工作,她每月都能从父母那里拿到零花钱,但不愁吃穿的她不怎么开心,因为上次见到父母已经是半年之前。

2008年,住在丰台的方希家喜迎拆迁,她没有透露补偿款的具体数字,但买了一套房之后,家里还剩余一百多万。

“不止是变有钱了,准确说应该是生活‘焕然一新’,日子开始好过了,爸妈那年突然在一座海滨城市买了小别墅,知道消息后,我还有点吃惊,因为以前家里过日子紧巴巴的,买个日用品都得想半天,小别墅更是不用想。”

远在外地的小别墅,也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方式。方希的父母自那以后就没怎么回过北京,方希一人住在家里,平时去奶奶家吃饭,就像一个“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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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贸地区的高楼和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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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把这100万花的剩下多少了,应该差不多快没了吧。有时候我猜想,爸妈之所以走到一起,可能是两个探险欲满满的人相遇了。”疫情前,方希不是很在乎这笔钱,但疫情后,她希望父母能悠着点儿,因为目前的局势不是花钱如流水的时候了。

对方希来说,这笔钱肯定会在未来某个时刻花完,而自己和父母的关系逐渐疏远,“钱拿不到,还有一种被爸妈抛弃的感觉。”

“没有人能守住自己认知以外的钱”

拆迁户因为过度挥霍将财产花光的新闻在几年前经常见诸媒体。

2014年,北京一位26岁的刘姓男子领了400多万元拆迁款外加一套住房后,开车抢劫,据报道称他仅仅是因为暴富后感到空虚和抑郁,想“寻求刺激”。而一位知乎用户自爆自己在2017年拆迁时拿到500万,立马花了50万买豪车,在一年后新款车型上市后亏本处理掉,接着又买了一辆新车,前后将近百万被花掉。

而这样的事情,实实在在发生在另一个北京人李鸣的周围。

在李鸣的童年记忆里,2000年之后,街坊邻居就开始不停谈论可能要动迁的消息,但谁也没太当回事。在他们眼里,当时北京的房子要拆迁,永远是“雷声大雨点小”。李鸣一家的居住条件很艰苦,“一家三口窝在五十平左右的老房子里,冬天尤其难捱,得生炉子。”

到了2006年,拆迁的事终于敲定下来。“当年各家各户为了多谈点补偿款,邻里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连跟同龄人之间的走动都变少了。“我家不算是坚持到最后的,分了5套房,给了200万补偿,当时几百万还是很多的,很多人从没见过那么多钱,也就签字了。”

拆迁对李鸣最大的影响,是父母感情的破裂。长大之后他才明白,父母对金钱的分歧,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伏笔。突然之间天降横财,对普通人而言其实是不小的考验,“我们跟有钱人的区别在于,虽然拥有了财富,但是没人教你怎么花、怎么钱生钱,再加上过够了苦日子,心理前后的落差很难保持平和。”

拆迁后半年,李鸣的父母就离婚了,他跟着妈妈过,爸爸分走两套房。他的父亲是典型的“享乐派”,觉得好不容易有钱了,先得好好花上一阵,在他的印象里,父亲很快就辞掉了当时的工作,而他和母亲除了住进了条件有明显改善的新房,其他方面并无太大变化。

“我爸不上班以后,一开始还知道把房子租出去收收租,保证每个月有现金进账,后来买股票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赚到一点小钱就不断地加杠杆,2008年直接把一套房子赔进去了。”

母亲则把钱存起来准备投资他以后的教育,李鸣后来去了美国读书,用他的话说,拆迁一事“功不可没”:“按我家以前的条件,美国本科动辄100多万的学费,是想都不敢想的。”

李鸣的妈妈后来把位置比较远的房子卖掉,补了点差价置换了海淀核心地段的房子,与此同时,父亲那边完全归零,炒股炒掉一套房,另一套自住的又因为急着出手填坑被贱卖,“我爸后来再婚了,但房子也就跟我们拆迁以前住的差不多。”

无论是李鸣一家,还是他以前的那些邻居,大家都很少向外提起自己“拆迁户”这一身份,从拆迁这个时间点开始,各自的人生都走向了不同的终点。

十几年过去了,当年的那次“跃升”所激起的水花早已看不到涟漪,“没有人能守住自己认知以外的钱,就算你一时运气好,短期得到过,它也终究是某种身外之财。”李鸣说。

采访:Jonas,MK

编辑:Sebastian

采访对象皆为化名

部分图片来自视觉中国及东方IC

其余来自网络,所有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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