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定举报性骚扰女同学的老师

他的挺身而出带有偶然色彩,但却又是一种必然结果。

ELLEMEN

去年春天,29岁的张书越在微博上举报了性骚扰同班女生的初中班主任、数学老师吴建峰,在多位受害者的接力指证下,吴建峰最终被判刑。

身为男性,张书越的挺身而出带有偶然色彩,但却又是一种必然结果——隐藏在这起刑案背后的,是一名成长在中国传统性别教育之下的男性,幼年至青年时代,性别意识从最初建立到被彻底击碎,再逐渐重塑的漫长故事。

风暴中心

看着朋友发来吴建峰因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被判刑十四年的消息,张书越瘫坐在工位上,无声哭泣起来。

这是他意料之外,但内心期待多年的结果。作为一名男性,他没遭受过初中老师吴建峰的猥亵与性骚扰,却偶然“吹响了哨子”,把多位受害女生的陈年旧事再次顶至台前。在另一位女校友、受害者周贝蕾的接力曝光下,这场针对吴建峰的控诉变得声势浩大,最终召集了两百多名受害者,也将吴建峰送上了法庭。

学校通报、警方调查,法院判决……发出那条指控吴建峰的微博时,张书越并未预料到接下来八个月的事态走向,他本意只是想,让更多学生避开那个曾对男生施加暴力、性骚扰女生的“名师”。

置身风暴中心,张书越和最早站出来的受害者周贝蕾的境遇并不相同。身为女性,周贝蕾的微博私信、评论中充斥着谩骂和诋毁,而张书越收到的则绝大多数是感谢、鼓励和称赞。

“也许这也是一种性别的特权。作为一名男性,我甚至不需要真正经历过性骚扰,只要说出‘我看到过’,就值得被表扬,比如你来采访我。”事件逐渐平息后,张书越才顾得上反思——在舆论漩涡中心,男性和女性面对的场域依旧撕裂,相较同一战壕的异性战友,性别,对他竖起了更为坚实的防护屏障。

“那么多女性遭受了痛苦和创伤,她们被淹没了,不被淹没的人还要被抓出来,当做荡妇被羞辱、批评,这非常不公平。”张书越设想,如果自己是一名女性,舆论未必肯对他宽容。

刚站出来时,张书越觉得自己能真正影响到吴建峰,不让他继续当老师,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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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


从数学老师吴建峰家补课回来,13岁的周贝蕾开始疯狂洗澡。那个客厅里,吴建峰的每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像是被人用刀刻进了她的脑子,怎么冲水也洗不掉。

吴建峰用手抚摸她的裆部,吓得她直接摔倒在地。吴建峰还想要脱掉她的袜子、摸她的脚,要闻闻“臭不臭”。直到他午睡的女儿从房间里走出来,这位家长眼中“千年一遇的好老师”才停下来。

其实,吴建峰的怪异行为很早就开始了——他会把胆小的周贝蕾抱在自己的腿上打疫苗;晚自习时,伸手抠过坐在最末排的周贝蕾的胸罩带。但以往种种,都不及这一次补课时,周贝蕾经历的恐怖。

“我被老师摸了。”周贝蕾告诉外婆。

“不可能。”外婆判定,这只是小孩逃避补课时的谎言,这个家里,成绩在班里倒数的周贝蕾可信度不高。

接着,周贝蕾把事情告诉了远在异国打拼的母亲,结果母亲只在电话里随口应和:那就别去补课了。周贝蕾知道,母亲也不太相信自己的话。

为躲避去吴建峰家补课,周贝蕾和外婆激烈争吵,甚至“打了一架”。争执以周贝蕾离家出走告终。“再送我去补课,我就自杀给你看。”她给外婆下了最后通牒,补课至此作罢。

2008年汶川地震后,周贝蕾和外公外婆搬离四川,回到上海读书。转学后不久,周贝蕾就在“东辰国际学校吧”发帖指控吴建峰,但还没来得及给几个留言的同学回复,帖子就被管理员删除了。

第二次公开指控,是几年前,她正计划去美国产子,无意中看到东辰国际学校的一条活动微博,配图里有吴建峰。初中的噩梦又回来了,周贝蕾气不过,一边转发一边指控。她的想法简单直接,在孩子出生前,把这个老师送进监狱。

当时,周贝蕾微博粉丝二十万左右,她的发言并未引发过多关注。后来学校删除了原活动微博,她的转发变成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自说自话。孕期的周贝蕾情绪不佳,评论里“贱、骚”“造谣”“博出位”等指责让她难以平静,最终,她删了微博。

虽然依旧憎恨吴建峰,也始终难以逃脱当年的噩梦,但她想,自己可能再也不会为这件事情发声了。

删掉微博时,周贝蕾觉得沮丧,“我的能力没有那么高,有点高估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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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哨人

转机始于一通电话。

2020年4月16日,和许多个周四傍晚一样,作为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分析师,张书越留在工位上加班。直到晚上8点,他接到多年好友阿花(化名)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已经哭了整个下午。

两人初中时期的老师吴建峰,是这场对话的主角。当天中午,已是四川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初中部副校长的吴建峰即将调职他校,他在张书越和阿花共同所在的微信群里,呼吁曾经的学生帮忙转发自己的调任消息。

作为阿花的初中好友,张书越曾目击数学老师兼班主任的吴建峰,触碰她的敏感部位。“她觉得是命运在轮回的感觉。”阿花把自己积累多年的绝望向张书越倾吐,如果这位老师调去新学校,又会有多少男孩女孩遭遇不幸?

这通电话让张书越意识到,那些灰色的遭遇穿越时间,直到现在仍在袭击着这位女性。吴建峰殴打男同学、性骚扰女同学,初中时代的记忆一股脑地跑了出来,张书越的愤怒无法平息,时近夜里9点,他在微信群里发出了一段长长的质问,同时@吴建峰:“(你)帮助了我什么?是性骚扰,是拳打脚踢还是人格侮辱?初中三年几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三年,我甚至到现在还觉得时不时的恶心。你还想让我帮你转发、宣传?宣传什么呢,让你去祸害更多的初中生是吗?”随后,张书越退群,吴建峰发了三个哭脸的表情后,微信群被解散。

退群后,张书越仍然无法平静,他找到了吴建峰的任职信息,编辑了一条朋友圈控诉对方曾经的作为。翌日凌晨1点,他把相似内容发上了微博账号@午夜的龙猫电台。这个账号原本是他用来分享日常生活和读书记录,只有一万余粉丝。

四天后,东辰国际学校2009届学生、拥有百万粉丝的美妆博主周贝蕾看到了张书越的微博,她很快转发。第二天,周贝蕾发布了一条五分钟的视频,坦承自己在东辰国际学校就读期间,曾受到吴建峰包括摸胸、贴脸、接触下体等多次性骚扰。视频里周贝蕾的面部没有遮挡,声音未做处理,更没有化名,尽管有好心人提醒她应该这么做。

有网红博主参与,事件热度发生了质的飞跃,“四川绵阳东辰国际学校校长性骚扰女学生”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此后连续几天,周贝蕾不断收到受害同学发来的私信,她把这些私信整理起来。生怕错过任何新证据,她一天只睡四个小时。

统计的情况令人吃惊,有两百多人被拉进受害者微信群,她们遭受侵害的时间,几乎横跨吴建峰在东辰国际学校的整个执教生涯。

与蜂拥而来的受害者同至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声浪。“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么稀巴烂?”周贝蕾实名出镜举报吴建峰,母亲反认为女儿是想借机炒作。和十三年前一样,亲近的家人依然不相信吴建峰对周贝蕾做过那些事。

网络上,陌生人的敌意要更为露骨伤人,“对学校心怀恶意的差生”“不自爱”“苍蝇不叮无缝蛋”“活该被吃豆腐”……周贝蕾的微博信箱里,塞满了这样的私信。

严格来说,周贝蕾算不上是该类事件中所谓的“完美受害者”,入时的性感装扮、刺满文身的左臂、未婚先孕的经历……这一个个标签,最终都成为舆论攻击周贝蕾时瞄中的靶心,甚至有人造谣她是“东莞的性工作者”。

“感谢中国有你这样美好的男性”——这是一位女性给张书越的留言,舆论场狰狞地裂口,在这一刻完全显露了出来,哪怕张书越自己都明白,在指控行动中,“我是最先站出来的人,而周同学是影响力最大的人。”

会觉得不公平吗?我曾问过周贝蕾,她对迎头而来的指责有何观感,这个在谈到过去受到的侵犯和伤害时,言辞锋利的年轻女人,最后只平静答道:“社会本来就不公平,男女从来没有平等过。”

打火石

我与周贝蕾约在上海市中心一家咖啡馆见面,与我想象中百万粉丝级别的网红博主不同,她只化了淡妆,头发随意披着,身上的吊带裙和衬衫加起来不超过一百五十元钱。

出乎我意料的是,直到今天,周贝蕾和张书越都没见过面,她甚至搞不清楚对方的真名,但她知道,这位男性“像颗打火石”,再次点燃了她心中快要熄灭的那团柴禾。

“你千万不要删掉!不论是别人给你钱或是别的什么。”看到张书越微博的评论里有东辰校友为吴建峰辩护,周贝蕾第一时间给张书越发私信:“只要你不删,我一直支持你。”她担心张书越这样的素人像几年前的自己一样,顶不住压力。

张书越最终没删掉微博,哪怕在那段时间里,他承担了几乎全方位的压力:处理工作,听受害同学讲述,和媒体沟通,还要安慰父母的情绪。

在朋友圈发声那晚,张书越照例给母亲去电,他以为母亲会骂他多管闲事,不料母亲却表示支持,“你替所有人把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哪怕今后吴建峰说你诽谤、找你打官司,我们也不怕,这是成为一个正直的人的代价。妈妈为你骄傲,非常骄傲。”

但事情接下来的发展,超出大多数当事者的意料,四川绵阳副校长性骚扰女学生的报道频现新闻媒体,甚至有陌生人给周贝蕾的举报微博买了七万元的推广。

风浪起了,张书越父母的担心也来了。彼时案子尚未进入司法流程,没人知道最终结果会走向何方。站在台前时,张书越用的是化名,但在绵阳老家,一个假名起不到任何隐蔽作用,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在绵阳事业单位工作的父母害怕吴建峰的报复,也忧虑周围人的议论。

因为担心现有指控事发年代久远,可能让案件不了了之,张书越另写了一封倡议信,委托在东辰就读的学生帮忙发在QQ空间和微博。他希望能号召正受到性骚扰、殴打、辱骂的同学站出来,一起完成指控。而此时,张书越的母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她觉得我又要把事情推向新的高潮”。曾支持儿子的母亲大哭着在凌晨给他打来电话,说自己无法站稳、呼吸加快、头晕目眩,劝张书越不要再继续参与此事。那晚,张书越和母亲的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一直到凌晨3点,他还是决定要把事情继续下去。

为了寻求法律方面的帮助,张书越和周贝蕾找到长期关注妇女儿童权益的万淼焱律师,她鼓励他们:“只要事情是真实的,就不用怕。”

在接到绵阳警方电话后,张书越和公司请了假,专程从北京回到绵阳录口供。那天晚些时候,他还特地去了趟东辰国际学校,站在近十五年没回去过的学校门口拍了张照片,发上微博,附文:“我回来了。”

与十多年前那个怯懦男孩相比,29岁的张书越不再害怕吴建峰,也不再恐惧暴力手段和言辞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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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绵阳市涪城区警方通报,已对吴建峰刑事拘留,并向社会征集吴建峰的犯罪线索。2020年11月4日,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吴建峰猥亵学生一案。

抗争开始后第九个月,2021年1月13日,张书越和周贝蕾终于等到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对吴建峰猥亵学生一案的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吴建峰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同时禁止被告人吴建峰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五年内从事教育及相关职业。


那个桃子


尝试去理解另一个性别、产生共情,并为其挺身而出,并不是张书越与生俱来的能力。早些年,他和女生谈恋爱,还不能明白为什么对方会怕黑,怕老鼠和蟑螂,明明这些具象的恐惧,“其实可以被驱赶的。”

直到去英国念大学后,他的性别观才慢慢建立。大二的《文化研究》课上,老师用了一节课的时间,来讨论什么是女性主义,课堂上,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生理性别,什么是社会性别。他接触到了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性别和性取向都是流动的……之前从没听到过这么叛逆、这么颠覆性的思考!”他开始读上野千鹤子和波伏娃,逐渐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有一半数量的女性正在遭受暴力、压力和不平等。

在张书越最初的记忆里,会对男生施行暴力的吴建峰像个刽子手,“他在你面前把别的头颅砍下来,你会觉得恐惧,觉得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看到吴建峰把手放在女生的屁股上,张书越会和其他同学在背地里咒骂“变态”“老色狼”,但这更像是一种对恐惧的宣泄,那时他并不知道,吴建峰的行为是性骚扰,将会对那些女同学们带来怎样的伤害。

“比如你今天见到一个桃子,但不知道这是个桃子,你怎么去跟别人说?只能讲我看到了一个球形的、毛茸茸的东西,别人也不清楚你到底说的是什么。”花了很长时间学习、琢磨,张书越才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原来是‘桃子’”,而“有些‘桃子’吃不得,它是坏的,需要被揭发,然后被丢掉。”

也少有受害者能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坏桃子”。周贝蕾到今天都想不明白,被吴建峰猥亵的时候,她为什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推开或拒绝这个人。”小时候,她还被一个楼下的叔叔借口帮忙开门摸过胸,她觉得奇怪,但这一次,她连家长都没告诉。

她只是选择剪掉长发,穿起男孩们的衣服,带上一个“很丑的框架(眼镜)”,把那个跳芭蕾舞的柔弱女孩,藏了起来。母亲抱怨过:你们小女孩现在不近视都带框架?周贝蕾只说自己喜欢周笔畅,想打扮成她那个样子。

我是女生,爱面子?还是我没能力,不懂保护自己?又或许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父亲给你的父爱?”周贝蕾设想过很多可能,却没有最终答案。她只记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己“想当男生,特别想”,因为“做女孩好可怜”。

性教育的缺位,是张书越找到的一个答案。回国后,经历过几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洗礼,张书越对性骚扰的认知轮廓变得更清晰。当年,好友阿花被吴建峰猥亵,他是意外目击者,事后,阿花没向他倾诉,也并未告诉家长,他也就势沉默了下去。

“首先,你得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才能够就这件错的事情,去向别人倾诉,但对这第一步,我们的认识也都是不清楚的。”张书越试想,如果自己在大学时接触的性别知识,能更早根植在心里,“让你认识自己,无论是对自己身体的把握,还是身体触碰的边界,实际上是可以避免性骚扰和性侵的。”

将男性培养成能跟女性共情的人,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在张书越看来,完备的性教育也是基础前提,但在今天,性别教育的图景却并不乐观——一面,是根深蒂固的陈旧性别观念。哪怕是曾支持张书越站出来指证吴建峰的母亲,也会常在他耳边念叨:男主外女主内,男孩拼事业,女孩早结婚。

另一面,是那些在青少年时代遭受侵害的女性,“她们基于自己的性别,还有各种社会压力,很难把这种私密的经历分享给众人。”大多罪行变成了一个静谧腐烂着的脓包,隐没在这些女性内心深处,在无人知晓的深夜里叫嚣,反复折磨着她们。


“哥哥也会来”


不均衡的性别天平上,承受失重的,往往并不止于女性。在各种女权主义的书籍里,张书越发现,男性同样无法逃脱父权社会的压迫,成为其规训的对象。

幼年时,每逢春日周末,张书越就会被妈妈带到公园里赏花、读书,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爬树。

在母亲眼里,会爬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诸如力量、强壮等男性应有的特质。但对当时身形矮小的张书越来说,一米来高的树,就像是座翻不过去的大山。母亲在一旁不停地把他推向前,口中鼓励“要勇敢”“拥抱困难”。几次艰难的攀爬失败后,他哭起来。“没用”“不勇敢”“没力气”,沮丧的母亲又把这些指责一股脑丢给儿子。

男性特征的“定向培训”,并未因为失败的爬树经历而停止,上小学后,张书越体育成绩不佳,母亲执意为他报了篮球班。带球、走步,这些常规训练让对球类运动并不感兴趣的张书越备受折磨。直到三四年级,看到付出的努力毫无成果,张母才最终放弃了培养儿子的篮球爱好。

“其实我从小接触到的也是一个厌女环境。”长大后的张书越明白结症所在:“我的父母是那种传统的父母,他们没有更先进的性别教育。他们那个年代性教育也是缺失的,甚至还远不如我们。”

男性和女性的世界被一些默认的观念分类,再被微妙割裂开来。直到今天,社交媒体上还常有人误以为,为吴建峰事件发声的张书越是位女性。“大家好像陷入一种迷思,针对女性话题,一般都由女性进行发言更为恰当,男性在这种场面上是缺席的。”

大多数人对此好似觉得理所当然,但张书越却认为:“男性缺位和不在场,这件事本身就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他会和来访的媒体强调:不只姐姐会来,哥哥也会来。

张书越的行动,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他所预期的改变。作为一同指控吴建峰的战友,周贝蕾此前常会为自己遭遇的性骚扰感到困惑。她会告诉两个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女生哪里的部位不能碰”“男生跟你握手,可以礼貌地握最多三秒钟,就要把手松开”“你感到不舒服,觉得不愿意做的事就不做,不要觉得不礼貌”……

有了第二个女儿后,周贝蕾想保护孩子的心思越发强烈,但“再怎么反抗这个社会,也只能先从教我小孩怎么去保护自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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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哪怕进行过长时间心理咨询,她自己依旧难以在遭遇骚扰的第一时间做出反抗——一次打车,周贝蕾坐在前排副驾驶,出租车司机趁机揩油,她连忙让司机靠边停车,丢下20块钱逃走。当时的男友不能理解周贝蕾的做法:“这种事你还给钱?应该直接踹他!”

每每回想起自己糟糕的处理方式,周贝蕾总是心有不甘,她憎恨那一刻自己表现出来的软弱,却无法在下一次碰到类似情况时,生出足够勇气。

但和张书越联手,成功将吴建峰送上法庭后,她似乎变得更有力量。前阵子,周贝蕾穿着吊带衫、超短裙在酒吧参加派对,一个男人偷偷捏了她的大腿,她二话不说,一把拽住对方的衣领,大声质问起来。

“我当时就想,还没喝酒呢,我也太猛了吧!”聊到这,周贝蕾仰头畅快笑起来。


前路


今年5月前,吴建峰的案件经过二审维持原判,刑期依旧是十四年。这次得知消息,张书越不像获知一审判决时那样,瘫在工位上回不过神,而是发出一声尘埃落定般的叹息。

这场得来不易的判决结果,不仅意味着一次单纯的胜利,它给予了更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以信心——不久前广东佛山女毕业生举报老师性骚扰事件中,举报发起人段卉会不时拿出张书越、周贝蕾举报吴建峰的例子,去说服那些退缩的受害女生。

张书越最初建立的受害者微信群已经逐渐沉寂,但还置顶在他的微信聊天列表里。对张书越来说,这个微信群像是“一枚人生的纪念章”,提醒着他所背负的期待,也记录了一次他自己的成长和解脱。

他开始尝试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做更多女权主义的公共论述,但如何把一个男性培养成有平权观念的人?他却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

我和张书越最近一次的交谈,夹杂在两起性别热点事件中间。对于和吴建峰案有一定相似之处的“吴亦凡 都美竹”事件,张书越的看法复杂。他不太认可网友将此事比喻成“中国的韦恩斯坦案”——“我们的背景是不足够的,针对女权的基本知识科普,大家的认知都还没有被拉起。”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场四分五裂,更多围观者只是“吃瓜”式狂欢,“没有人帮我们普及,很少有人在这个时候去引导,让更多的女生注意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事;让更多的男生去保护、去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

提起被女网友曝光“吃女权红利”、私生活混乱的“女权男博主”周玄毅,张书越的态度更直接:“他是挂羊头卖狗肉。所做的一些事情,也都是剥削女性的一种方式。”对由此而引发的“不要相信女权男”的网络论调,他更多是觉得无奈,“这件事是加在(女性)对男性群体厌恶上的一根稻草。”

经过一系列公共事件的积累,张书越能明显感到,网络上女性“厌男”情绪高涨,甚至逐渐演化成一种标签化的情绪导向,他觉得自己“没办法扭转所有人对男性的看法”,只能在“能够站出来的时候站出来”,但这件事后,他也不太愿意再被贴上女权主义者标签。

“我也不只有这一面,我还是希望能有一个更充实丰富的面相展示出来。”张书越强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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