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朝鲜记忆 | 许知远专栏

不止一次,我在上海的外滩散步时,我想起了金玉均。

封面
ELLEMEN
描绘金玉均遇刺事件的浮世绘
描绘金玉均遇刺事件的浮世绘
网络

不止一次,在上海的外滩散步时,我想起了金玉均。1894年3月28日,他在公共租界的日式旅馆“东和洋行”中遇刺,追随他颇有时日的洪钟宇,被证明是早有预谋的刺客。

我查不出“东和洋行”的旧址,很有可能,它就像老上海的很多记忆一样,早在一次次的城市更新运动中,被铲平了。此刻的上海再度夸耀它的国际都市形象,但谁都知道,那股旧上海的国际性——金钱、欲望、异国情调还有阴谋的混合气息——早就消散了。

这位朝鲜人金玉均,也曾属于上海记忆的一部分。遇刺时,他四十三岁,之前的十年时光是在流亡中度过的。在他生前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上,他身穿长衫、头戴纱帽,表情冷漠地站在一张西式沙发旁。他有一张清癯的脸,单眼皮,两条眉毛向上挑起来,半是哀伤、半是矜持。

朝鲜
网络

他是那个时刻东亚最著名的流亡者。他甚至是这个领域的开启者——一个失去权力的政治人物,仍竭力用各种方式来影响本国的形态。

他的短暂人生,像是 19 世纪后半叶剧烈颠簸的东亚史缩影。

尽管在1851年出生于朝鲜的名门安东金氏,金玉均却仅仅处于这个特权传统的边缘。全靠个人才干,他在1872年的科举中胜出,成为了一名中层文官。但在他踏入官场这一刻,也是朝鲜面临艰难选择之时。

一个扩张的日本改变了一切。金玉均被推入了一个动荡的政治生涯中。在少年时代,他与几乎所有的朝鲜读书人一样,是在四书五经、理学、汉诗的熏陶中成长,并不知有外面的世界。幸运的是,在成年后,他遇到了朴珪寿、吴庆锡、刘鸿基等开明派文人。这些人依靠零星中文翻译的西文书籍,还有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海国图志》等作品,看到了一个陌生世界的浮现。

真正塑造金玉均的,仍是来自日本的思想。尤其是,当他在1882年至1884年间三次访问日本之后,不仅目睹了日本在维新之后取得的成就,更结识福泽谕吉。作为明治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不仅拥有广大的读者,还与政界、商界交往甚深。在他眼中,日本唯有摆脱中国的影响,全力拥抱西方,才是正确的道路。这种摆脱,甚至要以憎恨的方式表现——中国是一个腐朽、傲慢、自以为是的国家,它是亚洲进步的阻碍。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
网络

福泽谕吉随即热情支持金玉均,这种支持是1884年的“甲申政变”的重要动力。在这一年,33岁的金玉均与洪英植、朴永孝等几位改革派,借助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所率的日本兵力,发动政变。他们杀死了宫廷中六位亲中派大臣,并将国王与王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翌日,新掌权者们发布了“十四条政纲”,第一条即是废除与清廷的朝贡关系,接下来则是模仿日本的近代化改革措施。

只持续了三天,政变就被迫收场。中国军队介入、日本撤回支持,都使孤立的改革派毫无办法,金玉均、朴永孝匆忙逃往日本。流亡的滋味充满苦涩,尽管有了福泽谕吉的支持,金玉均还是感到日本政府对他的漠视。他不仅要面对朝鲜政府派来的刺客,还要面对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将他流放至远离本土的小笠原群岛与北海道。

也是在孤独、苦涩之中,金玉均开始重新思考朝鲜与中、日的关系。当他1894年决定前往上海时,脑中的东亚图景已变成朝鲜与中国、日本联合的“三合主义”,朝鲜独立与亚洲复兴联在一起。他甚至期待能见到李鸿章,以推销自己的新理念。

“东和洋行”的枪响两天后,中国《申报》以《详记高丽叛臣金玉均被刺事》为题刊登了报道,标题清晰反应了这份报纸的态度。报道称,金与他的同僚在1884年“同谋作乱,几致社稷陷危……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得而诛之”。对于随即被捕的刺客洪钟宇,编辑们则充满同情与仰慕:“相貌魁梧,衣服儒雅,言词侃侃,略无惧容。”这也正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态度。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天津的李鸿章与汉城的袁世凯都感到某种解脱。多年来,他们一直认定这个流亡者是三国之间诸多冲突的症结,并多少相信金的死亡将给朝鲜带来安定。 而在日本,舆论界的反应无比强烈,他们几乎一致相信这是朝中合谋的产物,中国一贯的“邪恶形象”又加强了。中朝两国对于死者的处理方式,又激发起新一轮的愤怒。金玉均的尸体被运回汉城后,又被追加了凌迟,它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它进而演变成一桩国际新闻,5月的《纽约时报》,以整版报道了金玉均的事迹。

他的死亡比他生前的思想与行动,更引起轰动。就像朴永孝为在碑文中所写的,“抱非常之才,遇非常之时,无非常之功,有非常之死”。

很少有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到这个朝鲜流亡者的死亡。此刻的康有为、梁启超,正在北京参加甲午年的会试,中国的危机正深刻困扰着他们,却找不到一种表达自己思考的途径。当他们叹息中国将失去朝鲜时,却没意识到朝鲜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恶感。

很快,朝鲜危机最终引发了中日战争,而这些中国变革者们,也像十年前的金玉均,因为外部压力、内部权力斗争,而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展现机会。某种意义上,发生在1898年夏天北京的“百日维新”,就像1884年汉城“三日政变”的一个加长、变形版。他们也都是一群不掌握权力、更不了解权力的读书人,多少有些幼稚与徒劳的努力。但是,历史常常如此,若不是这些炽热、单纯之人的徒劳,历史变革从不会发生。

金玉均等开化派的命运,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预演。

康梁也同样流亡日本,也同样感受到日本政府对他们从热情到冷遇迅速转变的态度。但比金玉均们幸运的是,中国的流亡者有广阔的海外华人群体可以依赖。他们借此获得力量、金钱与道义上支持,从而建立起一个对抗清廷的权力中心。他们自身也借助这个网络,变成了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为广博的知识领袖。而不是像金玉均那样,被流亡的孤立与无能所摧残。你或许也可以说,死亡或许还拯救了金玉均,倘若他活着看到朝鲜逐渐被吞并入日本,该是另一种残忍折磨,将彻底否定他青年时代的信念。

This content is created and maintained by a third party, and imported onto this page to help users provide their email addresses. You may be able to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and similar content at piano.io
广告 - 内容未结束请往下滚动
更多 From 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