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批海归精英,现在过得怎么样?

中国第一批海归精英,现在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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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留学已经成为年轻人求学道路上的一个普遍选择。但当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留学对于大多数的大学生来说,还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那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能出国留学的佼佼者们,现在过得好吗?选择海归或者留在国外的他们,又分别发展得怎么样呢?我们和其中的三位聊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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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88年的时候,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主攻“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文化学”。

我应该算是最早留学的那一批人,但其实在出去之前,我本人对此一点不知情,可以说这个留学名额,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本身是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的,毕业之后在艺术科技研究所研究舞美这块的工作,也帮着做一些日语翻译,互通有无的工作。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号召中国学生走出国门,向发达国家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背景。我们跟日本的文部省有留学生互派协议,那一年全国有58个留日名额,文化部正好有一个公派名额。他们就开始找:这个人,首先必须是党员,其次必须是学习科学技术的岗位,再然后必须懂日语。

整个考察过程都是保密的,直到最后领导才找你谈话,问你:有这样一个留学机会,你愿不愿意去?

我当然是愿意的。这在当时来说是多好的机会啊!尤其是对一个学日语的人来说,所以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当时我已经42岁了,家里有老有小,这一走就是两年,其实对家庭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我实在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再加上公派留学,学费基本是国家教委出,日本的文部省也会给你发一些类似留学生津贴,能基本满足生活需要吧。

那时候也是日本经济最好的时候,物价是真的高。一碗面要人民币四十元,我在国内一个月工资也就五十五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自己煮白米饭就咸菜吃。公派留学生原则上是不允许打工的,但我还是会在课余时间或者晚上,去打工补贴一下生活。

90年毕业的时候,日本那边有挽留我,想让我继续呆在日本做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签证部也多给我签了一年的时间,但我本身是公派,还是想要学成归国,就没有留下。

7月我带着当时流行的四大件:电视机、电冰箱、自行车、录音机,从香港转机回了北京。

回来之后,要说海归的身份给我带了很大的优势,其实也没有,因为那个年代,包括当时的单位,调动是很难的。

加上离开两年,原来的岗位被人替代,我就到了文化旅行社工作。后来开始自己主动兼职,到文化部下面影视部做日本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比如帮忙翻译电影电视,或者有日本客人访华我去作陪。

日本人很喜欢拍纪录片,当时他们对中国文化也很好奇,后来我就协助日本电视台拍摄了一部故事片《秦始皇与吕布韦》和《大京九铁路》等四部记录片及一部音乐剧艺术《徐福东渡》。

我还接待过索尼创始人井深大先生,他是我早稻田大学的前辈,也是我的榜样。他来中国数次都是我陪同的,当时我国科技发展比较落后,我还请求他捐一些电脑过来,这么请求了两年,他终于捐了一百台。后来我去了几十次日本,也看着日本日新月异的变化,但能感觉到这个国家始终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他们始终将发展科技为第一要务。

所以我也希望现在年轻的孩子们,能继续赴日学习,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后回国,发展中华民族,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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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有留学念头的时候,我的孩子还很小。

那时候我是省交响乐团的团员,除了唱歌也在教学。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团的演出开始急剧减少,我自己的孩子又很小,工资就两三百块,一边是工作上有些空虚,一边是生活上有些吃力,我就重新思考了自己想要的方向,觉得还是想要更往教育的方向发展。

当时我虽然是副教授级,但学历只有本科,所以思来想去还是想要深造一下。那个时代自费留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首先金钱上就是一大笔开支——你甚至还需要交五万块的保证金才能出去,所以从有留学的念头到真的出国,我也花了好几年。

其次我自己还有团里的工作,最后也是在我的努力下,向团里请了一年的学习假,走公派自费留学,98年终于去了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进修声乐与教育。

学音乐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个学校是顶尖的,我选择这里除了专业原因,还因为当时我有个同学在法国,是法国文化部的首席总监,也是因为有同学的帮助,我才能顺利得到法国签证。

我还记得当时北京飞巴黎的单程机票就要7000块,还有行李限额,超出的重量还得额外花钱。为了省钱我是坐火车去的巴黎,从满洲里出境,途径俄罗斯、波兰,一路几经波折,补办了数次签证,花了二十多天才到巴黎。

留学当然非常不容易。当时我在国内学的法语书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可想而知我的法语有多差。

好在法国的华人圈还是非常友好,我去了没多久正好赶上98年抗震救灾,然后就跟着当地侨联一起义演募捐了,那次之后法国华人圈很多人都知道我了,直到20年后再回去还有人能认出我来。

学习之余我也会帮助当地华人家庭补习中文,替大使馆、侨联演出以及组织演出,一个月也能挣到5000块人民币,自给自足是足够了。

我一共请了两次1年的学习假。00年拿到博士文凭之后,其实也是想过留在巴黎的,当时我还考上了巴黎歌剧院,但我对自己的法语比较没底气,加上进去之后得合唱,我以前可一直都是独唱的,真不愿意合唱,最后就没去。

但你要靠唱歌,在法国是真养不活自己。要说法国的艺术家是真的多,也是真的穷。我认识好几个得过国家金奖的画家朋友,都得在蒙马特高地给人画画赚钱。而且我心里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成为大学教授,这一点在法国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现的——法国教师资格证特别难考,更别提我法语不行了。

所以我后来就回国回归乐团了。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团也还是那样,演出特别少,你每天不工作没事干也比较闲。但03年我评上了国家一级演员,级别也升到了正教授;再加上当时的留法背景非常少见,就开始有许多高校请我去教学。北京的很多高校我都去教过,像今年一直都是网课,期末作业都只能我伴奏学生唱歌就完事儿。

这段留学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也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因为在那里学到了世界上的先进声乐技术,而且是去了巴黎,我才知道,原来你个人可以这么重要。

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多出去看一看、学一学的,但我自己孩子,可能是看了我留学之后,觉得留学太苦了,就根本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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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年是第一批自费去美国的留学生,在我们那个年代,出国是多数大学生人生道路的首选,能出去的人都是学霸中的学霸。

和现在不一样,当时要拿到美国签证是非常困难的,并不是拿到了学校录取通知书、甚至全额奖学金就行,没有人有把握一定能过,概率就像是中彩票一样。我当时有六个学校的offer,前人告诉我沿海大城市的学校签证比较难过,我就选择了中北部城市克利夫兰的州立大学。

和我一批进去签证的有两个同学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他们都没过。我觉得能过签证主要是因为我的担保人很好。是我舅公杨忠道,他时任藤校宾大数学系的主任,是一个相当有名的科学家,在拓扑学领域里和丘成桐是齐名的,签证官觉得我是正儿八经去读书的。

第二是因为我的托福、GRE成绩比较好,英语口语也不错,我外婆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从小就跟她生活在一起,时常会说英文。

当年有很多人签证签了三次都被拒签,他们就选择留在中国了,而他们在中国发展也非常好,因为正好赶上了国内经济腾飞的三十年。我们只是看到了不同的风景,大家生活得都很好。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特别从外表来看,美国并没什么震撼我的。特别我是从上海过去的,到的是美国的二线城市克利夫兰,更觉得也没什么特别surprise的地方。而且在那个年代,凡是和美国有关的书,大家都很感兴趣,所以我在出国前就对美国有很多了解了。

我上的第一节专业课那个老师是从东欧来的,口音特别重。我们那个时候学的英语都是书面英语,好似中央台说的中文,所以听带口音的一些专业知识,还是觉得蛮难的。另一方面,我最开始学的是机械工程,但我们那个时候和美国同学的水平差得太远了,人家已经在用电脑了,我们还在用手制图,一学期之后我转系修了一学年传媒硕士课程,随后去到纽约从零开始学了计算机,最后94年拿到了电脑科学硕士文凭,闯入了华尔街。之后一边工作,一边进修金融课程,几年后,转入了投行主业。

在我们那个年代,至少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基本都不愿意回国,因为上海人私下觉得只有在国外混不下去了才回国。我们就算要海归,也想要混到一定的地位,才会考虑回去。很多都是在美国的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被派回北京或者上海的branch,拿双份工资,以及各种补贴。

留美工作最难的地方是如何拿到绿卡,我当年曾去美联储面试,他们都准备给我offer了,然后在background checking的时候,发现我不是美国公民,甚至没有绿卡,就拒绝了我。我身边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对我来说,留在美国最痛苦的部分可能是,在华尔街工作并不是我的初心,做的事情也并不是我最想做的事情,看着金融机构割他人韭菜、剪散户羊毛,这不符合我的三观。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也在国内出版了小说来揭秘华尔街。这对我来说既实现儿时当作家的梦想,也算是一种忏悔吧,因为我觉得我在华尔街就好像是“为虎作伥”。

和很多第一代留学生不同,我回国的频率很高,从2010年开始就每年回国至少一次,在国内也有很多项目:上央视及地方卫视的一些节目、在各种报刊杂志开专栏、在国内出版各种图书,包括长篇小说,现在还参与了小说的影视改编项目,这也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中国,我出国三十年,说中文也不太会掺杂英文。我做项目也都是和国内的“后浪”接触,90后甚至95后。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现在应该在中国的,因为我本来从今年开始决定每年至少回国两次,而且每次在国内待的时间也会蛮长的。我写东西都是写给国内的人看的,所以我也要去了解大家在说些什么,在聊什么梗,所以基本你们说的梗我都能听懂,也都能接。

当然,我不后悔来北美,我相信90%的第一代留学生都不后悔这个决定,就像我说的,大家只是在路上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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