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印度盛产世界500强CEO?

硅谷三巨头(苹果、谷歌和微软)中,印度裔拿下两个CEO,最近十多年,国际大公司的CEO里印度裔的比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500强企业中更是印度CEO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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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2020年升职加薪第一锦鲤,可能非谷歌的“劈柴哥”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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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谷歌两位创始人同时卸任其母公司Alphabet的CEO和总裁职务。四年前,当他们创建一家名为AlphabetInc.的公司时,谷歌被一位印裔CEO接管;四年后两位创始人又把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两家公司的CEO职位交给了他——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人称“劈柴哥”。

从2020年开始,劈柴哥基本年薪调整为2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400万,除此之外,未来3年还有基于业绩的2.4亿美元股票奖励,约合人民币16亿元。

至此,硅谷三巨头(苹果、谷歌和微软)中,印度裔拿下两个CEO,最近十多年,国际大公司的CEO里印度裔的比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500强企业中更是印度CEO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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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微软公司现任CEO,生于印度海德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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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塔努·纳拉延 (Shantanu Narayen),自2005年来一直担任Adobe公司的CEO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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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安杰 (Ajaypal Singh Banga),万事达卡(Mastercard)的CEO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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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雅诗丽·乌拉尔 (Jayshree Ullal),Arista Networks的CEO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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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杰夫·苏里 (Rajeev Suri),诺基亚的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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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拉·诺伊(Indra Nooyi)百事公司历史上首位外籍CEO暨首位女性CEO,执掌百事可乐12年。

名单可以继续列下去,但印度CEO的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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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早早点出了这个趋势,标题就叫《印度头号输出品:CEO们》,此前,印度以咖喱、瑜伽和宝莱坞电影的出口而闻名于世,如今可以再添一项。

当时,花旗银行、百事可乐、哈佛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最高主管都是印度人。

《时代周刊》发现标普500指数(一个由1957年起记录美国股市的平均记录,观察范围达美国的500家上市公司)中,CEO最多的是美国人,第二多的就是印度,有七家,加拿大排第三,有四家。

沃顿商学院与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对财富(Fortune)500强公司的调查也发现类似结果:众多任职高管中只有两位中国大陆人、两位北美华裔,印度人则有十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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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新的数据可以作为参考:

印度裔占美国人口不足1%,但是在硅谷的创业公司里,创始人为印度裔的比例,从1980年代的7%上升到1990年代的13%,到今天预估超过25%;

在《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世界500强企业中印度CEO的输出比例则达到30%。

另有一项调查显示,印度侨民的年收入约为印度GDP的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来自硅谷;

微软则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员工是印度裔;

……

印度人的成功之道如何复制?人们忍不住问当时的联合利华全球总裁Vindi Banga:“你妈妈每天早上给你喂什么吃的?”不管吃了什么,效果看来到位了。他的弟弟Ajay Banga是花旗集团亚太地区CEO(后来任万事达卡的总裁兼CEO)。

作为印度输出的两名CEO,他们都经历了在印度本国度过的流动童年,随着陆军中将父亲四处搬家,早早学会了适应新环境,没拿过西方学校的MBA,也从没有放下他们的锡克教徒头巾。

但是Ajay Banga似乎并不喜欢人们拿印度人、印裔说事:“你之所以是你,是因为你的工作而不是皮肤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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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印度人一定做对了什么。

《时代周刊》的那篇文章给出了下面几个原因:

首先是印度的多元文化。印度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化与多种族的国家,为新一代需要处理全球事务的CEO们提供了预演机会,尤其是全球经济在向亚洲倾斜时,在新兴亚洲市场工作的经验是加分项。

然后就是在资源吃紧、商业环境恶劣的印度被锻炼出来竞争力与适应力,以及对复杂性事务的处理能力。

对比一下中国和印度的行事文化:

“在中国,如果要把事情搞定,去找官员与政客就对了。”

“在印度,如果要找官员或政客,将有六百人持有不同意见。”

世界银行的经商便利调查里,印度在183个国家当中排名134,官僚文化设置了太多人为的障碍,在中国办公司可能只需要经过2-3个部门的许可,而印度CEO们在自家接受的训练是:从80个不同地方拿80个许可证——印度式协商好手应运而生。

在印度做CEO,手上要拿好几套剧本,以备不时之需。

前面提到的Vindi Banga在没有成为联合利华全球总裁时,担任过印度分公司CEO。本地厂商的低价促销策略(提供可替代的相似产品、价格却只有联合利华的三分之一)逼得他不断改良产品,在当地保持市场占有率第一位,后来去雀巢,为了巧克力不被印度的高温熔化,从头建立冷藏供应链,其中甚至包括帮商店安装空调和发电机。

所以,正如人们调侃的,你能在印度长大,就已经为今后的管理工作做出非凡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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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在国外的成功,也因为世界级大公司的全球化,以至于国籍不再成为影响CEO人选的因素。

但这种选择为什么偏偏导向了印度人?曾经硅谷被视为IC重镇,也就是 Indian+Chinese,这个组合却以印度CEO的激增而失衡。

印度式开挂人生的展开路径是:考入录取率不到2%的印度理工学院学IT,在本国积累经验,离开印度,去美国加入大公司,修读MBA,成为CEO。

《印度时报》曾反思:“有很多印度人跻身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这是值得庆祝的——但是,与此同时,这应该使我们停顿一下,提出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在美国而不是在自己的出生地留下自己的烙印?”

搬家,离开熟悉的环境,远离家人、朋友和喜欢的食物,都是付出的代价,需要深层动力才能完成,虽然印度CEO在500强公司所占比例瞩目,但是他们留在印度却无施展之处,印度经济失灵,无法给他们带来金钱和事业上的回报。

而中国的董事级经理平均每年能赚到约13万美元,与他们在美国可以赚到的16万美元相差不远,对比之下,印度董事级经理的年薪仅为3.5万美元。根据咨询公司Towers Watson在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换算成美元后,中国高管的薪酬平均是印度的两倍多。

仅仅金钱回报一项上,就给了印度经理人足够的出走动力。

印度大型公司仍然主要由印度CEO主导,通常会选择公司原始管理层的家族成员,天花板早就为职业经理人设置好,难以突破。

印度人涌入IT行业的优势更多。英语熟练,民族性格开朗,无论是本国多元文化或移民经历都有足够场景锻炼情商——相比之下,华裔工程师在这三点上或多或少都存在劣势。

隐藏在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和IT产业中,还有从不曾被关注的人群。

人类学家项飚在《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一书中介绍过IT行业的“猎身”体系。印度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它是“南亚地区的IT培训中心,也促进了南亚各国IT人才之间的交往,甚至促进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印度裔IT专业人士之间的联系。”

印度IT培训质量过硬,课程设计上紧跟美国,而所有进入这个体系的人都认为“美国是IT人的麦加”,以此作为终极目标,即使短暂进入欧洲国家或者澳洲工作,他们也只当做跳板,永远以美国的IT行业为目标,曾经在同一个中心的学习过的同行之间时常相互交换工作信息,抱团互助。

当提到印度IT业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原因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强调“英语优势和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然而项飚却在调查中发现:“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使得从全社会动员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这样一个人数有限的精英群体中,从而生产出具有特别竞争力的IT劳动力。”

在当地,他看到印度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令大量女性只能做“无价”的家庭劳动,几乎等于工资低廉的佣人,IT公司和人力资源公司以低价聘请8岁到15岁的男孩从事端茶倒水、购买午餐、清洗地板之类的助理工作……

“正是这些妇女、孩子以及很多其他男人所做的隐蔽的、报酬大大低于付出的工作,才使印度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产出大量的IT劳动力。”

而正是在这大量的IT劳动力基数中,诞生了一个个硅谷大公司的CEO们。

参考资料:

1.The Economic Times, Meet the global CEOs of Indian origin;

2.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re CEOs Really India’s Leading Export?

3.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ow Does India Export So Many More CEOs Than China?

4.CNN, India-bornCEOs are taking the U.S. by storm;

5.Foreign Policy, Why Are So Many of the World’s Best Companies Run by Indians?

6.项飚,《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

撰文:Kylin

编辑:Holly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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