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吹哨人?

最近,“吹哨人”成了一个被很多人提起的名词。“吹哨人”(Whistleblower)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那时警察发现有罪案发生时会吹哨子,以引起同僚及民众的注意。如今,将它放在将关乎公众利益的内部情报泄露出来的人身上再贴切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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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吹哨人”成了一个被很多人提起的名词。

“吹哨人”(Whistleblower)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那时警察发现有罪案发生时会吹哨子,以引起同僚及民众的注意。如今,将它放在将关乎公众利益的内部情报泄露出来的人身上再贴切不过。

但在哨声响起前,那些勇于说出真相的人,却经历着常人难以体会的内心煎熬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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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吹哨者,莫过于上世纪70年代震惊美国政坛的“水门事件”中的泄密者“深喉”。

1972年6月17日凌晨,美国华盛顿的水门综合大厦中,有住户向保安人员通报楼内异样,从地下车库通往大厦的门锁被人用胶布贴住。报警后警察在楼内发现5名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和拍摄文件的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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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当时引起了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注意,他们前往法庭旁听案件审理,从中感觉出此事和白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水面之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早已经掌握了该事件背后的各种情报,但总统尼克松通过中央情报局阻止FBI对这次行动进行进一步调查。

当时,29岁的伍德沃德只是一个负责华盛顿当地新闻的记者,不过在之前的社会新闻报道时,就和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取得了联系。他从这位匿名的消息来源那里获得了不少采访线索,也挖到了很多猛料。他给这位线人起了个名字“深喉”,来自于当时流行美国的同名成人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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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门大厦的闯入事件发生后,美国主要报刊《纽约时报》《时代》等媒体围绕这一事件进行大量报道,媒体非常激烈。于是,《华盛顿邮报》的伍德沃德再次找到这名线人,希望得到水门大厦闯入事件的线索,并向这名线人保证,他的真实身份只有伍德沃德、同事卡尔·伯恩斯坦和《华盛顿邮报》时任总编本·布拉德利知道,并约定费尔特在世期间绝不公开身份。

根据伍德沃德回忆,这名线人对电话通话是非常谨慎的,伍德沃德都是通过公共电话与他联系,有几次线人要求中止电话交谈,并约定见面,地点就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弗吉尼亚州一停车库,线人告诉伍德沃德,前往约定地点时,要采取迂回的路线,减少被跟踪的风险。

在后来根据事件改编的多个影视剧中,都不约而同地还原了当时的现场:伍德沃德在停车场的阴影里和对方接头,线人只藏在黑暗中,说话都非常有限,有时只回答是或者不是,来证实记者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讯,或者向伍德沃德提供需要考察的采访线索。比如他暗示伍德沃德“从钱入手”,让记者调查尼克松的竞选资金来源和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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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在车库中一直待到凌晨6点,通过各种确认记者收集的信息,最终像拼图一样拼出事件的真相。

在没有网络,电话又可能被监控的上世纪70年代。他们联系采取的是最原始的方式:如果记者想与线人见面,就把一盆鸢尾花放在自己公寓阳台的后面。而线人想主动联系记者时,会在伍德沃德家订阅的《纽约时报》第20页,画上一个钟表图案,指明会面时间。

至于这位线人是怎么看到花盆,并将报纸送到伍德沃德家中的,连记者本人都没有弄明白。唯一的解释是因为他是一名FBI特工,因此这些手段对他来说都稀松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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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最终导致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69位政府官员被起诉,48人被定罪。和记者有联系的这位“线人”的身份也一直是那之后三十年来美国媒体猜测的对象。直到2005年5月《名利场》杂志爆出当时91岁的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菲尔特是线人“深喉”的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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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水门事件当时,白宫内部已有猜测认为告密者就是菲尔特本人,但出于种种原因,这个最大的秘密都没有被点破。有人认为,菲尔特的行为和动机不纯。在水门事件发生前,长年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去世,让菲尔特认为接下来局长的位置就是自己的,但后来尼克松并未让他的期待成真,有人认为菲尔特为了报复尼克松才做出了泄密行为。

公开身份后,菲尔特的家人将他称为“美国英雄”,认为他承担风险,把国家从不公正中挽救出来,他本人也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高兴,说自己从来都不后悔。因为在权力被滥用时,就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否则保持沉默就等于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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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特无疑是幸运的,即便是尼克松去世后,他的身份也没有曝光。但另外一名著名“吹哨者”,却要面对一场核灾难和一个无比沉重的精神负担。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这是一个对前苏联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深远影响的午夜。

彼时,乌克兰普里皮亚季的居民们正在安睡,一声来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巨响穿透夜空,核电站重12吨的防护罩在冲天的火光中被掀开,爆炸引发的辐射在空气中形成了一道1000多米高的蓝色光束。

居民们从睡梦中惊醒之余纷纷前去围观,却不知已将自己暴露在巨量辐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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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的儿童暴露在空气中的放射性尘埃中

灾难已然发生,但距离普里皮亚季乃至当时整个苏联民众认识它之间,仍相隔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写道:在灾难发生的时代与我们开始谈论灾难的时代之间,存在着噤声的时刻。

而将真相慢慢还原给世人的,则是一位堪称“吹哨人”的前苏联科学家——瓦莱里·列加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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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看过HBO神剧的人对这位剧中的男主并不陌生,在现实之中,他也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瓦莱里·列加索夫生于1936年,切尔诺贝利发生核事故的那一年,他刚满50岁。他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授、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苏联历史上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

那天清晨,列加索夫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听到了当时关于核电站事故轻描淡写的新闻报道,他觉得蹊跷,这么大一件事竟被如此轻松地谈论,在一份纸质报告中,他发现事情并非众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当天中午,克里姆林宫就任命他为“切尔诺贝利特别委员会”的主任,负责处理这起核事故。

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鲍里斯·谢尔比纳也被选派赴普里皮亚季调查,两人在前往事故现场的直升机上还在因原理问题闹不和,位高权重的谢尔比纳不知道此次事故是灾难级别的,也对自己对面这位看上去充满书生气的科学家显得有些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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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列加索夫仅凭一张图纸就将核电站的工作原理解释得清清楚楚,足以让对核物理没什么专业基础的外行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炸开的厂房、暴露在外的堆芯、不断向大气中释放辐射的黑色迷雾……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灾难现场,辐射剂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此前,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一直谎称爆炸的辐射值仅为3.6伦琴,但在列加索夫的测量下,辐射值实际上已然达到15000伦琴。

在这种危急关头,最紧要的除了“救火”,立即疏散居民也显得刻不容缓,但谢尔比纳一开始对此不以为意,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动作会加剧民众的恐慌,一言以蔽之,让大家知道真相是危险的,表面的繁荣和稳定才是需要维系的。

深知一切的列加索夫没有放弃,他顶着冒犯最高领导人的危险,坚持说服对方在私下悄悄组织居民撤离也比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要强得多。事发36小时之后,救援巴士赶到,尽管多数人当时只被告知这是一次“短暂的离开”,但这一决定切实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随着共事时间的增加,列加索夫和谢尔比纳之间也渐渐发展出一种“革命友谊”,科学家负责给出补救方案策略,长官负责在他的后方扫清障碍,给出技术和人员支持。几千架飞机日夜不息地投放,才在几周后将“火”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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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反应堆的溶毁开始后随时随地威胁着地下水的安全,还有反应炉屋顶上的大量辐射物亟待清除,周边的植物、家养的宠物等也面临着善后工作,列加索夫不仅要负责处理这些问题,困扰他内心深处的谜团也愈发令他不安:好好的堆芯怎么就爆炸了呢?

私下里,他暗暗组织一众来自苏联各地的核能专家们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去和参与当天“救火”的消防员聊天,同时,还得提防暗中的“监控”的盯梢。

在前互联网时代,官方管控的真相难度并不那么大,他们只需控制住报纸和书籍就好了,事实上,在事故发生的几天内,苏联当地公共图书馆里关于核辐射、广岛、核爆、X射线的书就全都消失了,官员们给出的说法是:避免在民众中制造恐慌。当时一些接受苏联国内媒体采访的专家也大言不惭地建议民众:不用怕,饭前洗手就可以防辐射。

半个多月暴露在切尔诺贝利辐射现场,实际上已经对列加索夫的身体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在这种身体的创伤之外,还有来自精神上的打击。

几个月后,在苏联国内关于事故调查的法庭聆讯中,列加索夫秉持着科学家的职业操守,在检察官的多次明示暗示阻拦下,仍然在法庭上公开了苏联政府长期封存的机密,将苏联核工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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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揭露真相的举动让他付出了代价,原本被奉为“英雄”的他瞬间一落千丈,从功臣变成“罪人”,此前非他莫属的国家勋章也化为乌有。

因为在真相面前的诚实,他在之后的两年里都活在监控之中,新一届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科学理事会的职务也“被”落选,身体健康急剧恶化,他不得不靠服用安眠药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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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27日,切尔诺贝利两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列加索夫在莫斯科的公寓中上吊自杀,给世人留下一份还原事故真相的录音带。

最终,他的死让苏联当局承认了核反应堆存在的设计缺陷,并在此后翻新反应炉,防止类似事故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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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大多在事后将关注放在这些将真实信息公之于众的人,但他们自身的处境却在之后被忽视。事实上,此时此刻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有研究显示,因为对管理层的不信任,吹哨者试图解决问题时,常常会遇到上级的沉默和忽视,还有人在曝光真相后,因为持续的压力和困扰,个别人会陷入酗酒、偏执行为、严重焦虑、整晚噩梦的精神状态。不少人因为压力,疾病突然加剧而最后造成死亡。

水门事件中的线人“深喉”菲尔特在事件后,人生走上了下坡路。在水门事件后,美国政府开始对FBI在内的情报调查机构开始进行调查,菲尔特曾经的手下被追究,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内心压力非常大,菲尔特的妻子也因为压力巨大而自杀,他的女儿也离家出走三年,长期拒绝和父亲联系,整个家庭分崩离析。

而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列加索夫的自杀也并非是他的唯一一次,在去世前,他曾多次尝试自杀,书桌中常备有一把手枪。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中,列加索夫说自己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的报告遭到了审查,他在巨大的抑郁和精神压力下,感觉到失落和幻灭,才最终走上自杀的道路。

切尔诺贝利和水门事件中“吹哨者”的故事,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也有出现。2014年一名举报人通过视频举证的方法,举报深圳沃尔玛煎炸用油“一个月不换”,一个多月后,这名举报人收到了来自公司的解聘通知,根据媒体报道,沃尔玛的解聘理由是:“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同时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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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吹哨人”式的内部告发依然被不少人看做是具有争议的事情。在职场和社会组织中,曝光虚假欺骗甚至犯罪时,人们经常要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痛苦取舍,不少人因为举报,生活陷入了深渊,其严重性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失去工作,被领导和同事排挤,遭到朋友和家人的误解......

但真相隐藏后带来的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不少国家已经建立了“吹哨人制度”,它们基本上认为:无论举报人主观上出于何种动机,为了达到何种目的,只要举报的内容属实,其结果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大众,维持社会公正,就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但现实永远残酷,谎言最终还是要用真相来弥补,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

编辑:Sebastian & holly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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