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婚恋:围猎优质男的真实游戏

在这个被动延长的假期里,笼罩在大多数归乡青年头上的,除了不断滚动的严峻疫情和无处消解的信息焦虑,还有一个聚焦了几代人矛盾,且长久存在的未解题……我们不能否认,婚姻仍旧是当下中国主流的人生选择,然而,当都市适婚男女们被各种力量推搡走至这道人生新阶段的门槛前时,却再难以找到前行的清晰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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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湾

相不上的亲

自28岁从英国留学回京到36岁,相亲一直是乔沐业余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某段时间里,构成了她的全部业余生活。这个至今未婚的北京姑娘尝试过市面上几乎所有时兴或陈旧的相亲方式,和我聊到自己的相亲经历,她语气里颇有些咬牙切齿的味道:“简直是八年‘抗战’,一事无成。”来自家庭的压力是乔沐频繁相亲的首要原因——她有一个对女儿婚姻控制欲很强的“50后”高级知识分子母亲,在她初回国时就发动身边亲友介绍相亲“资源”,并在女儿30岁时,先后注册了市面上能找到的各大相亲网站,还额外花费近4万元为乔沐购买了一个相亲机构线下半年的“高级红娘服务”。

2015年整个上半年,除了应付一些集体交友活动和亲戚介绍的适龄男性,乔沐还需花费每个双休日的下午时间,在相亲机构摊派的那间不足5平方米的昏暗房间里,和陌生男性单独见面。

这家通过网站弹窗广告吸引了乔沐母亲的机构,藏在北京国贸CBD商圈的一栋写字楼里,用“拥有北京最优质的白领、金领资源”作为招徕客户的噱头,其向付费会员承诺,每周为其甄选两位以上、条件匹配甚至更优的高素质相亲对象,安排线下“一对一”深度沟通,还辅以专业“红娘”进行情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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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乔沐服务的“红娘”是一个日常身着黑色西装套裙、昵称“竹子”的40岁女人,会反复向她讲述与男性的“相处之道”,试图让她相信通过改变自己的独立姿态,辅以一些交往套路和情感技巧,就能“拿下”那些条件极其优越的男性。

“像教育小孩一样,说‘傻姑娘,你要让男人觉得你是可以触碰的’、‘不要和他坐太远,要不经意和他产生肢体触碰’、‘男人是一块冰,你要去融化他’......就是欲擒故纵和女德的那一套。”乔沐回忆。

服务协议进行至后期,有过几段自由恋爱经历的乔沐对这种相亲形式产生了心理抵触——她不仅没遇到心动对象,更从两位会面者口中意外了解到:她缴纳高额费用的相亲服务,对于他们这样的“优质男性”是完全免费的,他们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花时间尽可能多见几个女会员。

“竹子”的服务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频繁暗示乔沐超过30岁的年龄“劣势”,劝她见一些“离异带娃”的大龄男性,哪怕在最初她就强调过“离婚的绝对不行”。

她焦虑的母亲也和“竹子”交流密切,两人结成了严密配合的联盟——“竹子”试图不断降低乔沐的择偶需求,向来严厉的母亲则重拾早年惯用的“打压教育”,一面告诉乔沐,她“配不上”那些条件不错的男性,一面拼命催促她积极和机构安排的余下人选见面。

开始相亲的头两年,乔沐对于婚姻保有美好的信念,也对相亲隐有期待,“也许我可以就此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携手走到人生的下个阶段”。但在母亲和外部机构的合力搅和下,这种期待开始迅速瓦解。

“婚姻只是一种形式,它应该建立在(两个人的)感情之上,但这样的组织把握着你们的匹配,还要你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对一个陌生人没来由地表现出热情,撮合你们成一对儿,把你们放在一个房间里,将来放到一个家里,让你们在一张床上睡觉,我觉得这简直就跟卖淫没什么差别!”乔沐已经对相亲有了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抵触。

当“竹子”又一次在公司项目会议上反复拨来电话,要求乔沐遵守“融冰理论”,马上与一个“极其合适”的相亲对象主动联系后,这个年薪逾50万,刚刚成为跨国科技企业中层管理者的女人崩溃了,她愤怒地挂掉电话,又很快用“气到发抖的手”将电话拨回,把从脑子里搜刮出的平日不太常用的刻薄词汇,一股脑扔在了电话那头的“竹子”头上。

再次挂掉电话后,乔沐知道,最初的那种期待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她决定停止参与所有的相亲活动,对于结婚也不再抱希望。一个人过挺好,她沮丧地想。


不曾改变的择偶观

相较明显有悖自己价值观的相亲服务,乔沐向我反思,母亲对她婚姻持有的态度,才是压垮她脆弱神经的“最后的稻草”。她用“歇斯底里”和“没有人性”来形容这个和她最亲近的焦虑女性,“她没有年轻过吗?她没有喜欢过我爸吗?她难道没有人的情感吗?如果有,她为什么会认为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父母们知道,中国传统的婚恋观念从没改变过”。研究了十五年一线都市白领婚恋问题,“申江一姐”陈海燕能清楚看到这位母亲的焦虑从何而来。

从《申江服务导报》情感专栏的实习记者到沪上有名的“一姐脱单工作室”创始人,陈海燕手头已经处理过几万个都市相亲案例,从她的角度来看,中国婚恋市场近年来在初婚年龄、职业偏好、年龄宽容度和交往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了强烈变化,但男女主流的择偶观念不仅没有改变,还愈发稳固。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B女找A男’,”坐在我对面的陈海燕弯弯嘴角,右手并掌搭出一个坡度,反问:“女性都往上找,45度斜向上,现在全世界女生越来越优秀,那你说A女找谁?”男性可以无限向下兼容,女性多只愿往上选择,这种错位的择偶需求把婚恋市场格式化成一场规模庞大的“抢凳子”游戏,优秀的男性是数量稀少的“凳子”,来自各种圈层的女性则平等地挤站在凳子外围。随着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女性在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基础上较以往变得更加优秀,这反向抬高了婚恋游戏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加剧男女性的待遇差异。乔沐在相亲机构遭遇的“性别歧视”,正是一众女性面对的普遍现状。

好“凳子”越发稀缺,而有力的竞争者却越来越多,适婚女性们和美国心理咨询师、伯克利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MegJay在那篇广为传播的TED演讲《30岁不是一个新的20岁》中描述的那样,在这场人生重要节点上的“抢凳子”游戏里,都不愿意成为音乐暂停后,孤零零站在原地的那个人。

在东亚文明里最重视亲缘关系的中国,父母们显然更难以接受女儿被“剩下”的命运,这使得本该坐在观众席的他们,选择亲自加入这场节奏激烈的争夺,并将自己“参战”的时点往前拨得早些、再早些。

2019年七夕,中国互联网老牌婚恋机构世纪佳缘发布了一份《中国式相亲》的报告,其中显示有63%的女性父母为她们介绍过相亲对象,他们对于女儿单身的焦虑程度,是孩子自己的1.43倍。

世纪佳缘全国直营“一对一”服务高级总监周鹏宇给出的信息,又体现出这一趋势的持续性:“我们这边比较早的有(孩子)二十三四岁父母就来办会员,一些‘00后’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用户......家长们会有自己预判的一些条件要求,要找一个更好的,或者说找一个更合适我的儿女的,那就得提前布局。”持续在一线接待客户的陈海燕还明显感觉:相较于“80后”的父母,“90后”的父母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普遍受教育水平更高,他们对游戏“核心规则”的认知更清晰,表现得也更焦虑。她近期接待的客户中,不乏几位受父母影响,早早参与相亲的“95后”女孩。

尚无有力数据佐证“先人一步”的父母能否有效提升子女获取理想婚姻的成功率,但陈海燕能看到的是,类似乔沐与母亲这样的两代矛盾愈发常见。这指向另一种可能性:青年一代的择偶进程中,父辈焦虑更倾向于激化代际矛盾,而非优化结果。
“你要知道,核心择偶观是没有改变,但婚姻形式(的需求)改变了。”陈海燕关注这个问题很长时间,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顶石VS基石

同为32岁的北京男“土著”倪润鑫和四川籍女“北漂”王莎莎正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拥有完整的高等教育背景、丰富的男女交往经历、身体没缺陷、收入优渥,自25岁开始积极参与各式相亲,他们却始终无法进入婚姻。

“我很明确我结婚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爱情。我不会找个人凑合,绝对不会!”倪润鑫身高一米八七、体态挺拔,至少在外表上拥有吸引女性的足够资本。事实上,七年中他也鲜少有感情“空窗期”,只不过每段关系都无法让他低头走入婚姻,“我周围的人全都结婚了,但我自己心里不踏实、心不甘,没有出现那个让我觉得可以了的人”。

倪润鑫对于某些事有着强烈执念。童年时,男孩们喜欢玩打仗的游戏,要找棍子“当刀使”,他能花一整天找一根趁手的棍子,哪怕游戏早就结束了。现在,对已经走入而立之年的倪润鑫来说,一场无暇有爱的婚姻就是童年时遍寻不着的那根棍子。

王莎莎2016年配合公司调动从成都来到北京,老板劝服恋家的她远离故乡的重要理由是:首都北京有足够多的单身优秀男性,“他说我去那更好找男朋友,这真是打动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四年后,年薪涨至70万、自己攒下几套二线房产的王莎莎依旧单身,父母的焦虑日盛一日,但因远在县城老家,除了口头催婚,对女儿的婚事也使不上劲儿,只能反复对她念叨,你别挑了,别太挑了。

“之前老家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在成都那边卖三星手机的,一开始说给我爸妈听,他们很嫌弃,过了一年后偷偷和我说,‘人家卖三星手机的还是可以。’觉得我上年纪后,还是应该将就一下。”干着急的父母常让王莎莎哭笑不得。

当代适婚的都市男女们,大多对“为了结婚而结婚”这类说法嗤之以鼻,也很难在择偶时愿意“将就”。这一现象正契合了陈海燕提出的观点:婚姻形式的需求在转变,已经从“基石婚姻”跃升至“顶石婚姻”。

“基石婚姻”是“80一代”前流行的婚姻形式。“两个人先成家后立业,在什么也没有的时候结合在一起,然后共同去创造一些东西,一起往后走、生育子女。开始完全不需要考虑太多事情,后面碰到的问题,后面再慢慢解决。”

但短短十年间,年轻群体追求的婚姻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先要把自己安排妥当,二十几岁的时候去拼自己的事业,到30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工作、朋友和生活圈子,什么也不缺了,这个时候再找一个结婚的人,他们对另一半提出的要求就很高很高了,这就是‘顶石婚姻’。”陈海燕分析道。

“顶石”模式中,事业小有所成的都市女性在设置婚姻预期的时候,既渴求完美的恋人,也希望能获得物质上的更多保证,她们想要的往往更多,男性们也是如此。

“一姐脱单工作室”曾接待了一位年薪百万的离异男性算法工程师,对方提出的择偶需求详细全面,甚至还根据这些前置条件,专门写了一套算法,来严格筛选陈海燕给他提供的相亲对象。

“过了一个礼拜见了几个对象后他来问,‘这些女孩写的身高是净身高吗?’我们接待的老师说不一定,有的人会多填几公分,然后他回去想了想,又把算法调整优化了一下。”陈海燕说。

在金融公司从事风控工作的倪润鑫也隐晦承认,30岁后,他对婚姻的需求也在改变,“随着年龄增长,你比年轻时会要求更多。打个比方吧,我以前可能只需要一杯柠檬水,但现在我要的是柠檬水加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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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润鑫觉得自己曾经身陷迷雾,但最终找到方向,他现在想说出自己的故事,帮助更多身处迷雾中的人。


“中流社会”

一杯咖啡很可能是不够的,有人还希望能再配上一杯让人微醺的红酒,或是额外的精致餐点。

“很久以前,大部分男的只要女生好看一点、乖一点、温柔一点就可以了,现在很不一样,都是要女生家境好,如果家境不好,就要看你是不是事业有成。”情感博主、作家Juan也敏锐地发现了男性择偶标准的转变。

除了业余打理一个叫做“花神妙”的情感公众号,Juan还在线上和线下提供私人的婚恋咨询服务。目前,在她的线上社群、知识星球“花神妙攀缘术”里已经沉淀了近5200个真实咨询案例。

“像有男的会直接跟我说,‘我现在有三个女朋友在这里,你帮我选一选。A女生家有三套房子,B女生她家虽然没房,但她可能一年挣了40万,我觉得这个也不错’。”打开手机,调出线上咨询的问答页面,Juan向我展示了“星球”内几个较为典型的男性咨询者的提问,语气犀利地指出:“男人非常看重女生的经济实力,但他们的虚伪之处在于,不会公开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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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an觉得,任何复杂的客户,在商业逻辑面前都能简单化。

和当下主流的情感博主不同,常混迹于创投圈的Juan称自己更惯于用商业思维来拆解一段两性关系,其关注者主要是家境优渥、对物质和精神生活要求颇高的都市金领,也不乏越来越多希望藉由婚姻实现阶层跨越的“新中产”。

婚姻是一项待价而沽的资产,婚恋市场上的男男女女们理智地捂着自己的那张“婚票”,清醒计算着它在哪个适合的时机才能兑出最好的价钱——这是Juan对部分“中产”的既有印象,也是当下中国正在形成的大规模“中流社会”的一角剪影。

日本消费文化研究者三浦展在自己的著作《下流社会》中分析,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政府配合以积极鼓动消费的政策、开拓大众消费社会的基础,将会推动整个社会进入“中流化”发展阶段——大量普通人享受到了社会财富激增的甜头,处于社会中流的他们开始尽可能“力争上游”。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致使消费主义思潮快速渗透进群体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婚恋观首当其冲。把工作室服务对象锁定在年薪十万以上、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中青代都市人群,陈海燕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明显看到消费社会带来的价值观冲击,“现在他(她)永远会想要规避风险,想要利益最大化,你买东西肯定就是这样想的。这个概念是消费社会给他(她)带来的,就是我要选这个人,他(她)最好是什么都有,我要最好的东西。”

在这股不断扩大的“中流化”浪潮中,那些理应更具择偶优势的男性一样会沦为被挑剩的商品,哪怕是在被誉为“女性相亲地狱”的“魔都”上海。

全国知名房产社群“水库论坛”的创始人欧成效曾在上海策划了一场社群内的小型相亲活动。“第一场就做得我绝望了。”欧成效把这次活动称为“一场大灾难”。他特意将参加人选的男女比例设置为1:10,以期造成优质男性供不应求的活动效果,为此还精挑细选了5个30岁出头,个人净资产在1000万以上,长相和身材在他看来也算优质的的未婚男性。

欧成效和助手们还考虑了大量的不可测因素,做了多个热场的互动方案,但他没想到的是,付了599元来现场的50位女性对这5个男生基本毫无兴趣,大多数人的屁股甚至没从入场时坐的那张椅子上挪开过。

王莎莎的一位女性好友参加了这场活动,还从现场给她发来了男生们的照片,告诉她,自己花几秒钟就能把这些男的全pass掉。“长得不行。”这个家境不错的上海女孩简短评价道。

“她们心目中的人选是什么样的呢?是王俊凯!就是帅得像王俊凯一样,嫩得像王俊凯一样,有钱像王俊凯一样,没有王俊凯你也得来个彭于晏。”欧成效表情夸张地一摊手,瞪眼朝我感叹,“我真不知道你们女性的要求现在这么高。”

从西南小县城孤身来到大都市打拼的王莎莎是“水库论坛”的粉丝,也在一年多前成为了“花神妙攀缘术”的长期付费用户,她常会为自己看到的这些现实感到迷惑,“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息就是(结婚)要谈情说爱,你看那么多小说,琼瑶、三毛、张爱玲,还有那个郭敬明,一天天就写些爱情小说,金庸故事里也是在谈情说爱。”

王莎莎曾坚定以为,和那些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一样,美貌和爱是女性在婚姻道路上无往不利的通行证,但现在她发现一些其他的东西才是,比如说,强有力的家庭背景、高格局的两性洞察力,或是一副更年轻的身体。

今年将满33岁的王莎莎,近期已经连续被两个相亲对象判定“首轮出局”,这让曾在相亲市场上能轻易获取男性初期青睐的她感到,自己头上正悬着根明明晃晃的“红线”——35岁,这是女性生育能力急转直下的拐点,也是她的“婚票”价值即将归零的“死亡线”。

我懂事得太晚了,真是条件差还思想落后。近一年里,这样的懊恼时常在王莎莎心里冒出来。


缺失的“爱”

来“一姐脱单工作室”相亲的离异算法工程师,在不断迭代算法两个月后,依旧没找到能结婚的对象。这套趋于完美的算法在新领域中好像失效了。“他按照算法看上的人,都没有看上他。”耸肩笑笑,陈海燕补充:“不过他没气馁,还在努力,这个不行,那就下一个。他总suppose说,一定会再来更好的人。”

“这种方式最后能成功?”我问。“当然不能,人又不是商品。”陈海燕利落回答。反复挑拣和抛旧寻新,本质上与建立人际关系的原旨背道而驰,这一消费主义风潮下的“顶石婚姻”模式,其实加剧了婚龄男女的适配难度,不断延后都市青年们的结婚时限,也悄悄蚀空了他们本该坚实的婚姻堡垒。

“一姐脱单工作室”的线下相亲活动设有“离异专场”,近两年来报名人数从寥寥无几很快蹿升至单场破百。来陈海燕办公室进行情感咨询的离异会员也在明显增加,“85后”“90后”的年轻男女们一进门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结婚后他(她)人就完全变了!”
一通抱怨之后往往连着一长串的新择偶需求,陈海燕在听完后只得坦言,“比起你前任的条件,这个人好像要更好、更完美。”

气恼的来访者想想后点头,好像是,那我找不到就不结了。陈海燕接着引导,你都离过一次了,不如我们先坐下来谈谈婚姻,找找问题?

“中国没有爱的教育,也没人觉得自己需要婚姻的教育,只有等他们碰到钉子的时候。”一个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里潜藏的巨大空洞逐渐展现在陈海燕眼前。

早在2018年,同在沪上活动的私人职业生涯规划师、命理咨询师灏泽就看到了这片空洞,它如同一头难以饱食的巨兽,牢牢盘桓在几代中国人的头顶上空。灏泽很快在自己的服务项目里添上了姻缘咨询。这个市场非常大,他很笃定。“婚姻智慧是需要起码一代人去凝结的,不是说你今天看到一个小姐妹结婚了,就体会了、成长了,它必须是由父母这一辈传给下一代,不断传承才能形成一定的认知,平层间是无法实现婚姻知识传递的。”出身地产商人世家的灏泽清楚知道自己的商机根源自何处:一个变化剧烈的年轻社会,一群规模庞大、但家积尚浅的“新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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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灏泽这咨询婚的客户,一度男性超过了女性。

在这个巨大的商业机会中,也赤裸展露着一些独具特色的现实矛盾。懊恼的王莎莎在20岁时才初次得到关于两性情感的指导——来自大她六岁,从小就是“班花”的表姐,告诉向暗恋对象表白被拒、手足无措的她:被拒绝没什么了不起,男女成不了恋人也能做朋友。

然而几年后,表姐被迫“奉子成婚”,在婚前却迷茫地向王莎莎寻求答案:婚姻应该是不幸福的吧?因为大家会向她推荐去哪旅游,去看哪部电影,去吃哪家餐厅,但却从未有人向她推荐过婚姻。

乔沐在20岁迎来了自己的初恋,男友是高她两级的大学学长,彼时,她唯一的婚姻教育来自于后因抑郁症自杀的二姨,这个女人温柔鼓励她,“喜欢谁就勇敢一点啊,知不知道你妈当年看上你爸,直接把人就带到你姥姥面前了。”

实际上,身为大学教授的母亲在知道这段恋情后,径直把手里的书砸在了女儿头上。“我不敢相信你小小年纪,居然犯早恋这种错误!”这位曾经勇敢的女人在那一刻表现出的不是欣喜,而是痛心疾首。

此后八年,乔沐再没和母亲谈论过自己的恋情,她感觉在母亲那自己好像永远处于早恋的状态,“就像是在犯罪”。

被媒体誉为“婚姻教皇”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戈德曼认为,人们多会陷入一个误区,即在使用一个东西之前,会先看说明书,但在结婚之前,却不会想到先了解下婚姻。

而对于中国当下的婚恋人群来说,“基石”时代和“顶石”时代的彻底脱钩、婚姻智慧的佚失和婚姻教育的缺位,导致那张“婚姻说明书”早在人们意识到之前,就已经被时代罡风绞碎了。

巨大的裂隙横陈在代际之间,又孳生出一幕幕戏剧化的都市奇景,时下流行的相亲机构正是它们的见证者。陈海燕常看到有白发苍苍的父母押着不惑之年的子女来相亲,他们多不明白彼此想要什么,也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两代人既茫然又焦躁,他们感到自己被看不见的迷雾困住了,且难以从中挣脱出来。


单身悖论

2019年开始,王莎莎在手机上下载了“MarryU”“花田”“积木”这样的社交APP,还频繁登入许久不用的“世纪佳缘”和“珍爱网”。“现在太紧迫了!”她和朋友聊起对35岁到来的恐惧,一位在成都运营IT男线下相亲社群的男性朋友劝她:虽然你有房,但找对象时你可别要求男人有房。

“他觉得你30多了,不能提高要求了。”朋友后半截藏着没说的话,王莎莎很清楚,但她也知道,自己心里迈不过去的那道槛,不是简单的“有房没房”的物质问题。

“今年我开始去考虑以前不会喜欢的那些人,但一想到之后不会跟特别爱的人结婚,我就会有很深的遗憾。”王莎莎降低了择偶预期,但依旧无法认同身边那些“为了结婚而结婚”的女性,“有的女的对没有感觉的男人下得了口,我就不行,我身体都排斥。”

不久前的一个冬夜,王莎莎给我发来微信,说自己正在设想另一种可能,她准备了个“PlanB”:35岁要没有找到合适结婚的人,就不结了。不过孩子是提升人生整体幸福度的关键,她计划到时候去精子库找精子,自己生个孩子。

王莎莎的新计划在当代都市人群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成年女性选择延后或放弃婚姻,保持独居生活,甚至愿意成为单身母亲。

2015年,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埃里克·克里南伯格在出版著作《单身社会》中,宣告独身和不婚正在成为全球性的大趋势,一场单身社会的巨大变革即将到来。

美国新闻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则在《单身女性的时代》一书里列出了这样一串数据:在日本,有61%的未婚男性和49%的18至34岁的女性处于单身无恋爱状态;1960至2013年,德国的结婚率从9.5%跌至4.6%;意大利的结婚率在1960年为7.7%,到了2013年只略高于3%;而韩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九成未婚。

尽管世界潮流如此,但在经验丰富的婚姻咨询师眼中,“王莎莎们”作出的选择在当下中国可能并不具备持续性。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有这个想法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会后悔的,我们要考虑两个现实问题:第一个,我们这批人普遍是独生子女,假设现在有个女孩到了40岁不结婚,这时父母开始生病,你告诉我这个姑娘在没有足够财力的时候,她应该怎么办?”灏泽觉得,一些在年轻人群中流行的婚姻观点过于“短视”,很多问题如果拉长到二十年、四十年去看,答案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现实问题在陈海燕这也被提了出来。这两年,她突然接待了一些十年前就认识的人,四十多岁的中年咨询者坐下来话没说几句就开始后悔大哭。“你知道吗,不是每个人都能活成精英。”十五年的服务生涯中,陈海燕曾见过这些女性在30岁时风华正茂、事业得力,但到了今天,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行业佼佼者,脱离陈旧规则的限制,多数人则顺着人生发展起伏的普遍周期,往低谷滑去。

“其实男性也一样,他单身不结婚,到了40岁后,发现身边逐渐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事业不成,自己也很孤单,进入了人生的新困境,这个时候怎么办?”陈海燕的语气低沉下来,“会很惨的。”

不过很多年轻人可能难以把握这样的后悔“机会”,陈海燕很肯定这点:“结婚还是中国社会的主流选择,真做(不婚)这个选择是很难的,你意愿上不想结婚,可由得了你来决定这件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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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陈海燕所说的那样,30岁这年,崔浩在对抗催婚的四年“战争”中败下阵来,在2018年的除夕夜,他下定决心主动相亲。崔浩曾和我描述过这个让他难忘的除夕——年夜饭后,蜷在沙发上玩手机的他抬起头来,发现父母分坐在餐桌两边,中间地上蹲着他四个月前新养的斗牛犬“钱包”。

来,抬手。父亲拿起吃剩的香肠引诱着,试图教会“钱包”握手。斗牛犬不算聪明,父亲最后只得主动抓住“钱包”的前爪,晃晃,再放下。

这是握手。他和狗强调,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母亲则全程坐在一旁专注地看着。餐桌上,黏着剩菜和油渍的碗筷散乱地堆叠在一起,没人收拾。电视机里正播着春节联欢晚会,没有观众,通过电子元件扩散出的热闹声音,像被一层透明薄膜包裹住了,闷闷的。
很多曾被刻意忽略的碎片信息像破闸的洪水,突然涌进崔浩脑子里——父亲从前最不爱狗,对他小时候养的狗,是“恨不得踹上两脚”的态度。母亲退休后喜欢和一些“老姐妹”出去骑山地车,这一年来也不太去了。

“一问都没人了,今天这个去带孩子了,明天那个也回去带孩子了。”父母现在更愿意呆在家围着“钱包”转,崔浩想想也觉得心酸,“同一个小区,别人遛孙子,他俩遛狗。”

向崔浩催婚的人越来越多,已经从亲近的家人扩展到了遛弯时遇到的老街坊,“有时候在电梯里边就有人问‘搞对象没有?’‘你都多大了,还没对象?’”两鬓泛白的母亲也常在他面前发牢骚。总有人问她,儿子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能去她家吃喜酒。

早年听到这种声音,崔浩总会虎着脸,运用起北京爷们的贫嘴功力犀利反驳回去,但现在,哪怕心里烦得慌,他也只是笑笑,不再说话了。

“我原先觉得,我和我的原生家庭,还有外界是三个独立的个体。我(结婚)的压力只来自于我的家人,后来我发现这个压力来自于整个外界社会。父母要被迫面对社会舆论,还有自己对于下一代的渴望。”二十六七岁时,崔浩把结婚看作是个人独立意志的延伸,不容他人置喙。但30岁后,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担下父母承受的那些压力,让家里尽快变得热闹起来。

“怎么热闹?有人才热闹,有自己爱的人,然后有小孩。好吧,那就相亲吧。”这个曾与外界尖锐碰撞的北京男人,把自己身上的刺收了起来。

婚姻还是好东西

“婚姻承担太多的东西了。”陈海燕向我感叹。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她刚参加完上海婚介协会的培训——上海拥有全国首个规范婚姻中介机构的地方性规章《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办法》,并在2002年成立了婚介协会监督管理“红娘”统一接受培训“持证上岗”。

陈海燕听人说,十几年前来培训的人,上面站着讲课的和底下坐着听课的,全是一头白发的离退休老人。“我昨天去的时候,年轻人很多,‘70后’‘80后’都有,从业人员的数量和素质都大大提升了,但是矛盾还是越来越多。”陈海燕觉得婚恋市场上的诸多问题在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血缘和家庭观念、当下已有时滞的社会制度和层出不穷的个性需求,构成了一个圈住几代人、暂时无解的困局,而这也是一个社会高速发展的必经阶段。

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已经进入“超单身社会”,“卒婚”和“草食族”成为社会潮流。韩国也兴起了独居经济,据韩国政府2017年统计,单身家庭现在是韩国的最主要的家庭类型,占到全部家庭总数的29%以上。

但中国社会近年来在经济、文化和政策的发展上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未来,我们会走向何种道路?

“我不是社会学家,未来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能预测到人们会越来越晚结婚、越来越多人选择单身,人越来越倾向于如果走不下去,大家就离婚。”这一次,对于我的问题,陈海燕没有准确答案。

在未来,可能连婚姻这种形式都会消失不见,但当下它依旧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人一直追求两种东西,一种是新鲜、刺激的感情,同时又追求稳定、安全的关系,婚姻正是这两种东西的结合体,它很有吸引力,很美妙。”陈海燕还是相信,今天人们愿意走进她这里,代表他们对婚姻中美好的部分存有希望,这种希望也许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
乔沐好像找到了这种可能性。

在停止相亲的那一年,她搬离了西城父母的家,用所有积蓄付了东城一套小公寓的首付,接着养了只叫“魔芋”的英国短毛猫,开始了自己的单身独居生活。
34岁时,乔沐出了一场小型车祸,腰伤复发,孤身躺在公寓里难以动弹。在靠着反复给自己吆喝鼓劲,才能忍痛挣扎着滚下床时,她突然间感到很孤独。“为了找一个固定的性伴侣也好,为了‘第二杯半价’也好,我再试试吧。”伤好后,乔沐重新回到了相亲市场,不过这次她不再听由母亲安排,也没了过于明确的目标。她的心态更轻松,参加也都是登山、茶艺、做咖啡这种目的性很弱的兴趣交友活动。

“你最后遇到那个Mr.Right了吗?”

在北京鼓楼的一家露天咖啡馆里,我见到了36岁的乔沐,一对清亮的杏核眼,皮肤柔软白皙,留着利落的齐耳短发。她说自己为了明年的一个新项目,已经连轴转了四天,但神奇的是整个人状态看上去还很不错。

面对我的提问,乔沐面目舒展地和我聊起了她现在的男友,是一个小众交友APP上遇到的男生。当时乔沐是产品的早期用户,而男生是来试用自己公司产品的设计师。

男生对乔沐一见钟情,在初次见面后就发起了猛烈的追求攻势,乔沐在那个时候发现,当一个男人真的喜欢自己时,是根本不需要“竹子”老师当年传授的各式手段的。

强势的母亲依旧试图控制她的感情生活,从不肯承认女儿这段超出自己计划的恋情。即便如此,男友还是百折不饶地计划着修复自己、乔沐和乔沐母亲之间的关系。

“他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帅,但是他真的很可爱。”聊到男友,乔沐语气欢快,“对了,他已经向我求婚了。”

乔沐正准备结束自己的独居生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见多了身边发生的各式婚姻故事后,她感觉自己终于开始真正理解婚姻,也对未来的家庭生活恢复了信心。

不过她目前比较困扰的是:刚升任未婚夫的男友有点过于焦虑了。“他前几天还在说,如果未来儿子随他一样矮该怎么办?只能先存笔钱,让孩子以后把腿骨敲断,去做增高手术。”
“这是开玩笑的吧?”我迟疑地问。

乔沐的半张脸藏在玻璃水杯后面,从我的角度看过去,充裕的日光穿过杯壁,水光粼粼地映在她浅褐色的瞳孔里。这个不太看得出年龄的女人歪头短暂思考后,眯住眼笑了:“看他的表情,应该是真的。”



采写 杨雨池

编辑 CHRYSEIS
摄影 赵三炮、张念亮(灏泽)

插画 湾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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