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耻:她是性侵受害者,却被社会反复伤害

在海外留学的时候,日本女孩伊藤诗织曾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小村庄里寄宿。

在现代美国的荒蛮地带里,保守主义盛行、枪支泛滥、性犯罪猖獗......这里的女孩们有一套自己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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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留学的时候,日本女孩伊藤诗织曾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小村庄里寄宿。

在现代美国的荒蛮地带里,保守主义盛行、枪支泛滥、性犯罪猖獗......这里的女孩们有一套自己的生存之道。

“就算被人拿枪逼着,也千万不能上他的车。被枪射伤了,也要拼命逃。要是上了车就一切都完了,谁也没法子找到你。所以,你要在那里留下血迹。这样一来,就留下了线索。”

在伊藤寄宿的家庭里,女主人曾这样教导她如何在危险中生存。

所幸,堪萨斯州没有发生让她流血的事件,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当从美国返回故乡日本后,在这里发生的另一件事,让她回想起了这个血迹,暴力和线索之说,也让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眼前这个人快要把我杀了”

2013年,在纽约学新闻的伊藤诗织在一家酒吧打工,认识了资深媒体人山口敬之。这个日本TBS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也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府邸的座上宾,因一贯的右翼政治倾向和安倍志同道合,成为他两本传记的作者,私下里经常吹嘘自己曾多次被深夜加班的安倍唤去喝酒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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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诗织

2015年,临近毕业的伊藤诗织开始寻找在美国工作的机会,一口流利的英文和对社会议题报道的兴趣,让她想起了这位在酒吧认识的业界前辈,她记得当时山口曾向她透露,TBS华盛顿分局随时在招实习生,于是她发邮件询问山口。

山口快速给出的回复是:“假如是实习的话,可以立即录用哦。”

邮件里还暗示,TBS提供的工作岗位是制作人,还可以帮她解决签证问题。对于本想争取实习机会的伊藤诗织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惊喜,她立刻答应了山口的约见。她后来回想,这只是山口放下的一个“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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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次见面,改变了伊藤诗织的人生轨迹,以意想不到的惨痛方式。

在寿司店喝了几小杯清酒之后,伊藤诗织几乎失去了意识,在朦胧之中,她请求山口将她送到车站,但山口将她带回自己的酒店房间。

在事后的一次网络访谈节目中,山口这样解释道:

“因为事后还有没有讨论完的工作,她执意要回家,我觉得将一个醉醺醺的女孩子留在车站不太好,还是先带回酒店休息。”

节目中的另一位嘉宾以委婉的腔调回应着:

“我也是很不喜欢喝醉酒的女孩,实在是太麻烦了呢。”

几个小时候,伊藤诗织从一阵剧痛中醒来:山口把她带到了酒店,正对她进行性侵。她努力想挣脱,用日语大喊让他停下,但无济于事,她改用英文大声制止他。

没想到山口的回应是:“好,你合格了。” 性侵的现场,在山口看来只不过是一次“面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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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藤试图逃跑之后,山口又对她再度实施暴力。

伊藤当时的感受是:眼前这个人快要把她杀掉了。

她活了下来。事发之后,伊藤诗织被迫检视自己的身体:浑身到处是红色瘀痕,伤口处还渗着血。由于受到强烈的冲击,膝关节错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愈,如果面临手术,过程也会非常痛苦。

除了身体上的创伤,她的内心也始终被某种死亡感笼罩着:

成为强奸受害者之前,我并不理解性犯罪究竟有多么暴力。即便头脑中以为自己已经知晓,实际上对这种行为具有怎样的破坏力,并没什么概念。”

她说,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东西,被激烈地毁坏了。

当伊藤诗织第一次明确向山口提出“强奸”这个质问时,山口在邮件中回复:

“你这种一厢情愿的受害者妄想,还望能改一改。”

讽刺的是,山口在见面之前,还让伊藤诗织先读读他最新发表在《周刊文春》上的文章,那是一篇关于越南存在韩军慰安妇的文章,在美国政府咨文的披露下得到了曝光。

当时试图挣脱性侵的伊藤诗织,还发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一只架子上面,角度十分不自然地摆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因为开了电源,有画面的光亮在闪动,那只架子,不像是拿来放置电脑进行工作的地方,旁边也没有椅子。

“电脑显示屏朝向我,从角度判断,我的直觉是‘被拍了’。”

“不完美的受害者”

失去意识之前,伊藤诗织唯一的记忆是“一进洗手间,立刻晕得天旋地转,顺势跌坐在马桶盖上,把头伏在了水箱上。之后,便人事不知了。”她把那一段在施暴中渡过的时间称之为记忆缺失。

后来所有的证据收集,就像一张拼图:DNA提取、她和山口对话的邮件、目击证人,酒店录像等等。

对于伊藤诗织来说,这也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当中充斥着自我怀疑,混乱,尝试启动遗忘和妥协,创伤应激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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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理想一想,当然是强奸无疑了。然而当时的我,心里的某个地方总认为所谓强奸,就是突然遭到陌生人的性暴力攻击。同时我也觉得,内心还有某个地方,不愿承认自己遭遇了强奸。”

在后悔和痛苦的折磨之中,伊藤诗织在事发五天之后报了警。

她在媒体上公开了自己的姓名,在闪光灯下面对镜头,说出自己的经历。有人质疑她为何要喝那么多酒,是不是为了贪图工作上得到便利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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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办案方法的机械和冷漠也给伊藤留下了深深的伤害。报警时,她前往的东京高轮警署只有一位女警察,而且还是交通警察。强奸现场的陈述里,警察还让她用一只人偶来模拟当时的情景。

对强奸受害者来说,这无异于一次”二次强奸“。

在男性警员众目睽睽之下,噩梦般的场景,如同尚未愈合的伤口,又一次被扒开,血肉四溅。警察还跟她讲:“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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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伊藤诗织一直是那个开头堪萨斯故事里的“不完美”的受害者

少女时期当过模特的伊藤诗织,早在学校里就感受到这种异样:学校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可引人注目。只有泯然众人,和大家保持一致,方能安全。稍微显得有一点出格,就会被视为“异类”,人不被允许跳离铺设好的既有轨道。这些都跟日本耻感文化和保守的性别观念相关。

“从那段时期起,我便在封闭的校园'小社会'里,体会到了生而为人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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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质疑为何她没有立刻报警,一方面又对她的曝光自我的举动感到惊愕,而伊藤诗织也曾被耻感折磨:这件事对她来说过于屈辱,用“感到羞耻”这样的说法根本不足以形容,当她想起山口也在同一片写字楼区域内上班,想到万一哪天不期而遇,撞在一起就格外恐惧,连去公司都成了一种折磨。

伊藤说还有一件事让自己耿耿于怀。她说自己被性侵时,居然先使用了敬语来阻止山口。

她这样回忆道:“所以当女性面对比自己年长、位高的男性时,可以使用的平等抗议性语句,我却无法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或许日语里原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语句。”

日语里面很少有骂人的词汇,“我要杀掉你”是日文中最为严厉的斥责,因为在这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里,杀人属于异常极端的行为,所以日常的斥责通常是一句句委婉的反问和距离感的保持。

女性尊严和权利的双重缺失,也赤裸裸地体现在日本发达的色情产业中;日本的色情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主题:女性拒绝男性的性行为,男性对其加以强迫,之后她发现自己喜欢这样。这些无形中传达了这么一种性观念:

“在性关系中,女性的拒绝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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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女性被强奸后,发声的机会也非常渺茫。日本大多数人认为,日常生活就是一连串有秩序时间闭环的连锁,任何被看做是“异类”的事情都应安排在平静生活的水面之下。因为大众会认为那是这个社会难以包容的“异物”,是你个人的“隐私”,是你个人应该承担的包袱。

反过来去公开讨论你的隐私,对于个人和整个日本社会来说,都是一种难言之耻——即便是在这个岛国最为国际化和开放的场合里,这些道理依然畅通无阻。当伊藤决定申请在外国人记者俱乐部(驻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举办媒体见面会时,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拒绝的理由是“Too personal,too sensitive.”(太私人,太敏感。)

还有人说,“这女的只是个在日韩国人。”因为日本人不会这么做

撬开黑箱

在堪萨斯州留学的时候,伊藤诗织就立志要当记者,去一个未知“外面的世界”,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从事新闻相关的工作,一遍遍用现实去印证自己内心的想象。但伊藤诗织多次窥见过的日本新闻报道现场,却完全在自己的想象之外——一个彻头彻尾男性主导的社会。

在这里,留给女性最大的未知,就是无时无刻面临的性暴力。伊藤去了国外很多地方做新闻工作,却在认为非常安全的日本遭受到最强烈的伤害。

这种伤害还来自于大众,当伊藤诗织召开媒体发布会,成为日本史上首位公开长相、以本名告发性侵事件的女性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网络上谩骂的声音,伊藤诗织的家人信息也被网友曝光;当她走在街上,会不断被人认出来;电视节目画了漫画,来讽刺她目的不纯。有八卦说,她是朝鲜间谍、毕业于大阪大学、是爱搞SM(性虐待)的肉食女、有政治方面的背景……

日本女议员杉田水脉对伊藤诗织的看法

在之后的求助中,她在报案过程中一遍遍复述自己被性侵的过程,当她哭着向女警员说了两个钟头,女警员表示无能为力,然后叫来了男警员处理;警方还向伊藤诗织两位朋友打听她喜欢的男性类型,以及过去的恋爱经历……

日本警方对受害者强调,因为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检察官称这种情况为“黑箱”,除了证据不足,案件背后是司法和调查机构的黑箱。

伊藤诗织决定亲自撬开这个黑箱。

撬开黑箱的过程也是艰难的:传言山口与当局幕僚,包括和安倍晋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有警员提示伊藤,如果起诉山口,以后她可能在新闻行业里站不住脚。而伊藤诗织曾两次付诸法律手段,起诉均被驳回,逮捕令也被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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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伊藤诗织的努力不是完全无效:2017年,时隔110年后,日本议会首次对强奸法案进行了修改,法定最低判刑从3年改至5年,男性也可以成为性犯罪的控告方,首家支援日本性犯罪受害者的基金会也成立了。

她自己也积极投入到心理复原的活动之中:看心理医生,运动,练习拳击,“持续进行心理治疗十年、二十年以后,我想,此刻血流如注的一颗心,或许能被止血,以另一种不同的姿态去面对此事吧。”伊藤诗织在自传《黑箱》的后记写道。

随着“MeToo”运动在全球发酵,伊藤诗织的事件也在国外被广泛报道,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

作为被告一方,山口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的律师找过伊藤诗织,表示愿意庭外和解,和解协议文书的开头部分,分为“要求对方道歉”和“无须道歉,仅要求赔偿”两种形式,赔偿金额通常会在一百万日元上下。

伊藤诗织没有答应这个和解协议,刑事诉讼被驳回之后,伊藤诗织对山口提出了民事诉讼。开庭当天,距离她告诉大众她是被性侵的女孩,已经过去了6个月。

今年早些时候,山口还对伊藤发起了诉讼,认为她败坏了自己的“清誉”,要求赔偿一亿三千万日元。她知道这个消息时正在非洲拍摄一部纪录片,但此时此刻,和当初那个面带沉重表情的伊藤诗织不一样,她不再感到害怕。

一位朋友对她说,“你再也不会如往日那样笑了。”她也承认,自己不再是昔日那只饱饱装满了空气的气球。爆过一次,再用胶带糊好、加固之后,气球不再如往昔那样弹跳轻盈。

但她一直相信,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

撰文:舒猫 / 编辑:Jonas

本文参考自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黑箱:日本之耻》

及英国广播公司BBC2节目《日本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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