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并没有真正的结局,关键在于讲述和观看的方式

对我的音乐来说,影响的因素来自于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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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1 世纪民生美术馆的“秘密花园”展览(The Secret Garden)上,遍布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童话元素:乐园、瀑布、彩色胶囊、花与鸟,来自瑞典的艺术家组合娜塔莉•杜尔伯格(Nathalie Djurberg)和汉斯•博格(Hans Berg)将童话的叙事和观看方式置于原初的混沌状态,依靠直觉和空间的感性力量,重新构建起一片开放性的场域。童话没有真正的结局,关键在与讲述和观看的方式。

对于学院出身、但又厌倦了学院所教授的种种教条的娜塔莉•杜尔伯格来说,摆脱艺术史的影响,选择以最原始的雕塑和粘土动画作为媒介,无疑是一种反抗方式。这一点在娜塔莉早期的雕塑和动画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自2001年以来,娜塔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影像风格,她使用粘土动画表现本能中的嫉妒、贪婪与爱欲,关注人的自然状态及社会性,早期作品具有强烈的故事性,粗砺、生硬,并带有明显的性暗示与暴力元素。

2004年起,娜塔莉的伴侣,音乐家和作曲家汉斯•博格为动画和装置作品配乐,两人开始以组合的形式一起创作,延续以往风格的同时进一步探索新的媒介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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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娜塔莉•杜尔伯格和汉斯•博格“秘密花园”

展览时间从2016年9月10日持续到10月23日

作为娜塔莉•杜尔伯格和汉斯•博格在中国的首次个展,“秘密花园”呈现的是这一对艺术家自2013年以来创作的六组作品,相较于早期作品那种故事性的呈现方式,这一时期的两人已转入更抽象、更形式化的创作,但对于人性与潜意识的关注,始终是娜塔莉•杜尔伯格和汉斯•博格的创作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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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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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落》

多元性与转化无疑是“秘密花园”的一个潜在主题,这一点从几乎贯穿所有作品的虚拟形态的水元素便可看出。《热梦》作为“秘密花园”的起点,四张长桌上倒置着融化的冰激淋,投射于其上的动画呈现不同形态的水:虚拟液体、气泡、光环、几何图形。

《瀑布变奏》则展示了水在点、线、面之间不停转化,这种多样性结合汉斯的几组声音装置,形成一种交响乐式的复杂结构,同时又与另一组作品《日出》、《日落》形成某种镜照——不仅有虚拟的流动,连阳光本身也是虚拟的,日出和日落被赋予了同时性,刺眼的人造光源定时照射在两组鸟类雕塑之上。虽然对机械复制的明嘲暗讽早已算不上新意,但娜塔莉和汉斯的表现方式仍带有强烈的个人化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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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花园》

娜塔莉•杜尔伯格和汉斯•博格偏爱虚实结合的处理方式,同名作品《秘密花园》由动画和装置组成,动画中一只萨满兔子监视着现实场地上散落的霓虹灯管、胶囊和冰激凌,俨然是一幅微观的末日狂欢景象。《气体、固体、液体》则是一组陶瓮装置,冰冷、笨重的陶瓮与内部轻盈的虚拟水流动画形成强烈的反照。

相比之下,美术馆尽头的《黑色容器》更像一个宏大的寓言。仍然是有声动画装置,占据整个墙面的全景影像上演着水——细胞——恒星之间的轮回与进化,宇宙感的配乐形成冥想般的共振,抽离了形式,空间即是时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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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容器》

娜塔莉在采访中说:所谓经典的童话结局,其实并非真正的结局,关键在于讲述和观看的方式。艺术创作也是如此,问题是永远的迷思,而媒介似乎只是形式。关于观看,科塔萨尔曾经这样描述:“观看的方式如此强力而持久,仿佛在将我们发明出来。”这是观看的神秘,也正因此,看似晦涩的“秘密花园”其实是全然可读的,但唯一的进入方式是去体验,是体验使事物挣脱物性,重新变回线条、颜色和运动,而同一刻宇宙将内在于我们。

E=ELLEMEN

N=娜塔莉•杜尔伯格

H=汉斯•博格

E:“秘密花园”展览中的几组作品都有强烈的超现实童话氛围,比如你曾说《气体、固体、液体》的灵感来自于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其他几组作品的灵感也是来自童话或寓言吗?

N:我从小听着童话长大,小时候没有电视,都是妈妈读书给我听。我很喜欢童话的讲述方式,童话有着独特的叙事语言。其实童话本身和作品的关系非常远,关键在于我对转化这一概念很感兴趣。一样东西变成另一样东西,以及故事对心灵和思想的转化作用。

E:你们的作品中有很多虚拟形态的水元素,比如气泡、瀑布等,为什么对水这种元素这么感兴趣?

N:还是要回到转化这个概念上,在转化的状态下,事物都是未定型的。桌子是固体,杯子也是固体,但从物理学的角度其实并不是这样,桌子其实是一种幻觉,只是感觉让我们以为存在桌子这样东西。当然从某个意义上它的确存在。但水的变化是令人惊异的。一方面,物质被分为固体、液体、气体这三种形式,但另一方面,水同时也象征着眼泪,这种脆弱的多元性和多变性,我觉得特别美好。有时这种变化是非常快速的,即使是玻璃,达到某个温度,也会变成液体,只是我们有时根本注意不到这些变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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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视频静帧

E:你的雕塑作品中常常能看到融化的冰激淋、巨型的甜甜圈等,你是怎么想到要表现并放大这些日常的、甜蜜的又带有诱惑性的事物?

N:我喜欢看起来有点傻气的、甜蜜的事物,然后把它变得富有意义。比如甜甜圈虽然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但也可以挖掘出吸引人的东西,比如甜甜圈形状的宇宙。这里面有一些幽默的成分,因为当你看到外表甜蜜的、傻气的东西的时候,你是没有防备的,这与你面对严肃的事物时的态度是不同的。

当我们在看一样并不那么严肃的东西时,我们也会变得不那么严肃,也因此会卸下防备,只有当你解除戒心的时候,你才能被你看到的东西所打动。那些东西才能在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进入你的心。故事和动画都是如此,它们看起来有些幼稚和滑稽,所以你观看的时候不必带着“糟了,我一定要看懂,我一定得有文化,我要证明自己”的心态。没有人是愚蠢的,我们不需要借助知识,只要用真实的、脆弱的自己,去面对眼前的事物,这就非常美好,而冰激淋能起到这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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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固体、液体》系列局部

E:《气体、固体、液体》是一件比较特别的作品,相较于你们的其他作品是以影像或雕塑承载叙事内容,陶瓮这种材料在传递叙事和意义上似乎更加抽象,我很好奇你是如何选择作品的材料?

N:其实刚开始得知要在中国展出这件作品,我是有点担心的,因为在中国文化里陶瓮有其他的含义,甚至是有点残酷的。陶瓮是丑陋的,冰冷的,不完美的。我以为自己会做陶瓮,但其实我并不知道怎么做,我真是一个糟糕的艺术家。所以我找了一个陶艺师和我一起合作,在泰国学习这种古老的技术,在拉胚机的转盘上塑形。我希望这组作品就像一个个秘密,因为你只有低头去看,才能看到瓮中的动画。当你看到这些陶瓮,瓮里有一些虚拟的气泡,然后你听到这些声音,每个陶瓮的声音都不一样,都是汉斯制作的音乐,就像一种声音装置。

E:音乐是你们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汉斯的音乐增强了氛围感和整体感。你们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

H:总体来说,我们的工作是平行的。通常娜塔莉会先有一个想法,比如新作品的形式会是装置或雕塑,随后我们开始讨论作品的主题、感觉和呈现方式。讨论得差不多了,娜塔莉先开始制作雕塑或动画,然后我试着想音乐的主题,为作品找音乐的灵感。

比如《秘密花园》这件作品,我觉得那只兔子有萨满的感觉,于是就找来了萨满音乐,这是在制作的中间部分进行的。有时候是娜塔莉完成动画之后我直接配乐,有时我们同时进行,也有的时候先做音乐后做雕塑。音乐给作品奠定了总体的基调,有时动画可能没有什么情节,但音乐的情绪非常浓重,这样就会影响到作品的感觉,就像是一种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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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制作定格动画的娜塔莉,图片由汉斯·博格拍摄

E:这种合作方式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灵感?

N:认识汉斯以前,我在做动画和雕塑之类的东西,也想过要和其他音乐家合作,后来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汉斯。其实刚开始我是犹豫的,但又不好意思拒绝那位朋友的好意,于是就挑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动画给汉斯(笑),结果他配了一段有史以来最笨拙的音乐,但效果却出奇地好!本来那个动画很一般,配上他的音乐以后却棒极了,我特别特别地惊喜。

音乐的部分,能够放手让汉斯去做,让我感到很轻松。如果换了别人,我可能需要夺回自己的控制权,尽管那可能是一种幻觉。我不是知识分子,虽然我上过艺术学院,但大多数东西都是我自学的,没有人教过我怎么做动画。汉斯也是没有人教过他怎么做音乐,他很小就开始自己做音乐了。汉斯比我聪明,他能看透一些事物,教我一些东西。

H:我自己也在做电子乐,我们的合作带给我很多灵感,因为给动画做音乐的方式是不同的,雕塑才是主角,如果把整个作品视为一首曲子,那么雕塑就是主旋律,音乐必须是和视觉元素并行的,有时需扬有时需抑,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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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iving Looks,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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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n’t Made To Play the Son,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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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ade,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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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你们的动画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让我联想到捷克动画大师杨•史云梅耶,不仅在形式上,你们的主题也都指向超现实、潜意识、人的动物性与恶的隐喻。你们对他的作品有何看法?

N:他不是我最爱的导演,但我很熟悉他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东欧动画。

E:史云梅耶的作品中有一些政治性的隐喻,这与他生长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环境下有关。而你们出生在瑞典,生活在柏林,你们认为环境与作品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

H:在瑞典的时候,我们住在乡下,有森林和一片巨大的湖。每当我在瑞典,做出来的音乐都会更宏大,因为那里的地域更宽广,但在柏林做的电子乐就更贴近城市。史云梅耶的作品之所以有政治性,因为政治当时在捷克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而对我的音乐来说,影响的因素来自于自然环境。

N:我们昨天还谈到过这个问题。环境当然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我看来,政治方面的影响既可以放在一个很小的格局下看,比如放在家庭之中,也可以放在全世界的大格局之下看待。我的部分可能会比汉斯负责的音乐部分更政治化一些。我是那个一直在发问的人,我会对当下的处境有所反应,而汉斯比较随和,更放松。他比我过得舒服一些,他不会纠结于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会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能更快乐?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更好一些?

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成长在其他的环境,比如二战,我们会不会成为纳粹?我觉得有可能会,因为如果你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可能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但汉斯就不是这么想,他很确定自己是一个好人,而我对究竟什么是好人一直心存怀疑,虽然我觉得善性是与生俱来的,但恶劣的环境和外界压力可能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如果生长在不同的家庭环境,有些人可能会变得更好,更谦卑,更有同情心。我对人性的问题非常感兴趣,我经常会设想如果一件事换作是我会怎么处理,从中看出社会的影响。

采访、撰文:周欣祺

编辑:费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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