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位法国雇佣军团里的中国汉子

在这篇文章中,你将认识一位一时冲动加入法国雇佣兵团,却一干就是六年的中国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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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你将认识一位一时冲动加入法国雇佣兵团,却一干就是六年的中国汉子。他的名字叫高峰,我们在一家咖啡馆与他见面,一米八五,黑色夹克衫,提一个公文包,一叠叠文件从敞开的包口露出来,像一个仓促而生疏的公司人。我们没有经过太多寒暄就进入了话题:他在法国做雇佣兵的那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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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究竟是怎么回事?

做雇佣兵的最初五年,高峰去过吉布提、科索沃、中非以及阿富汗。作为北约军队的一员,法国部队驻扎在一个临近河谷的军营,主要任务是打击塔利班。高峰在拆弹部队,实施搜爆排爆。

两次任务之间可能有一两周的空隙,“想干嘛干嘛”,高峰常去美国大本营里购物,里面除了有大商场、咖啡厅、食物之外还贩卖名牌手表、Levis牛仔裤和苹果手机。更多时间他待在自己的营地,锻炼身体,和战友聊天。营地门外有一片隔离开的区域,只有一些获得了营业许可的阿富汗商人可以进入开小店,做士兵们的生意。高峰常去一家店里租影碟,直到有天他发现所有碟片上都印着中文并带中文字幕,才知道这个隔离区内的绝大多数商品来自中国,包括山寨手机。借由那些碟片,他躺在床上看完了电视剧《奋斗》和几乎所有的流行美剧。

在阿富汗农民家搜寻出来的“珍藏”

高峰并不觉得这种生活无聊,他开始喜欢上远离家乡与法国、在陌生的地方驻扎的感觉,“只要执行完任务就没人管你。驻军在法国时,帽徽以多少角度指向哪个方向、头发和指甲的长短都有规定,夏天衬衣背后的三个褶必须间距五厘米,教官甚至拿着卡尺测量,不合格就要重新熨烫。吃饭时,士兵们的腋下要夹着两本字典,不能掉落,刀叉不能发出声音,吃净的盘子和水杯的位置,都有安排,“到处都是规定,不按规定就要倒霉。”“走路、说话、吃饭、抽烟、甚至连放屁怎么放都有规定。”高峰说,当然,他承认,最后那一项是个玩笑。

但在阿富汗,这些规定烟消云散,他可以不戴帽子、不贴军衔、见到将军不敬礼。更值得高兴的是,在这里,他能够在固定薪水1400欧元外获得补贴,每月共计3500欧元。一到假期,有人住五星级酒店、租游艇游遍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人买路虎大肆改装;有人报名学习开飞机;高峰的钱也不例外地散去,他回到北京,约朋友聚会,谁来就从后备箱里掏礼物,男人发手表,女人发香水。

“生死都经历过了,钱不花干什么?”

几个月后,那些在休假归来初期占据停车场的豪华跑车一辆接一辆地消失了,换成了小破车,车的主人们又开始准备下一次外派任务: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拿高额薪水,等到下一个假期再度浪掷。

采访高峰之前,我想象这个故事的主题应该是血雨腥风和英雄主义,但高峰似乎竭力避免思考宏大命题。

他经历的故事常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你要知道一个前提”,他说,“阿富汗政府军由北约军队培训,因为是公开招募,其士兵中有30%是塔利班,他们过来受训,就像留学镀金,镀完就走了。”和塔利班交火时,经常双方各占据一个山头。入夜,和高峰他们一起执行任务的阿富汗政府军用对讲机搜索对方的波段聊家常,几个老婆,几个孩子,家住哪儿……聊顺畅就哈哈大笑,不顺畅就对骂。也许天亮接到长官的命令,便彼此开炮。

高峰搞不懂两者的关系,也不想搞懂,他只是气恼这种关系给自己造成的影响:在村子里交火,对方出现伤亡,几个女人带着一群孩子哭着喊着冲过来,躺在装甲车前拦住路,嚷嚷“你不许走,你把我老公打死了,我老公是农民”,然后就是要挟。

“即使交火时,你有证据证明他扛着枪向你开火,但他死了,躺下那一刻可能一些妇女、老人立刻把他的枪和装备藏起来,旁边放上一把锄头或斧头,瞬间他就从恐怖分子变成了农民。”美国军队一周专有一天向老百姓开放,拿着当地酋长的证明去领钱。也可以不要钱,顺着流程走到法庭,少有人这么干,更多人觉得,用死了的恐怖分子来领点钱也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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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们在稻草堆中的重大发现

高峰驻扎的营地外,隔了一条水泥路,就有一个村子,他每次去执行任务都要经过那条路,平时见惯了村人每天早上排队到营地里的医院看病或者在营地里做工,对这个村子毫无警惕,直到有天半夜他们奉命进入这个村庄——要先以常速从路上经过,再悄悄地回来。当晚,他们从村子里搜出许多武器,连玉米地里都埋着炮弹和机枪,最让高峰意外的是找到了一个用油纸包好的大箱子,里面全是抗生素、医用酒精和纱布。原来村人为塔利班囤了那么多“看病”时免费获得的药品,高峰非常愤怒。

“当你遇到这种事,再想强者和弱者,正义和邪恶,怎么去断定?”他觉得哪一方代表正义的争论很无聊,“没有绝对的公平,没有绝对的正义,没有绝对的邪恶,争论这些根本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探究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武器装备、协同作战的方式,以及战争到底给予他,一个普通的中国男人,什么样的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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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号航母在亚丁湾港口的短暂停靠

part 2. 军人与杀手的界线何在?

“第一个月,一听到炮弹在头上飞我就立马穿上防弹衣和拖鞋往掩体里跑,到第六个月,防空警报拉了十分钟,我还在帐篷里躺床上看美剧。”他最终被长官揪进掩体,一看里面都是刚来的兵,“面带稚气,小脸很白,浑身香扑扑的”,他把钢盔摘下来出去了,点了支烟。

那一刻他的心情像上升的烟雾一样自得,“感觉自己挺像个军人,应对事情的能力完全不一样了。”

这种能力包括对生死的看淡,“就是凭运气。运气好,躺着也没事;运气不好,躲在掩体里也没用。”他身边发生的生死难有规律:有人躲了,被蝎子咬死,或者躲了之后直接被炸死。“怎么躲?躲哪儿呢?”高峰反问,“唯一你能做的,就是一旦确定子弹从哪儿来的,你就开枪。”一次任务结束回到营地,他和战友们喝咖啡、抽烟、聊天,忽然一声炸响,瞬间有人扑倒、有人躲避、更多人站定拔出枪准备射击。而后发现,是天气太热,打火机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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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尘土是最好的迷彩伪装

进入雇佣军之前,高峰从未想过杀戮和生死,“我根本不知道会去干这个,我只是想体验一下冒险。”他想象的是电影情节:正义和邪恶的较量,最终正义获胜。正是战场击碎了他的英雄幻梦,让生死变得充满偶然且难以言说。

他经历过数次战友牺牲。在他漫长的讲述里,只有到了这一部分,他迟疑,词不达意。

一个曾驻扎于高峰在法国读书时所在的小城的士兵,和高峰成了朋友,他们经常合作排爆。一次任务中,他解除了路边一个用易拉罐伪装的炸弹陷阱,在循着引线找引爆器的时候,被引爆器上连着的另一个炸弹炸死了。

这名士兵所在的分队连续多日无人说话,每天的唯一任务就是看心理医生。只有一个黑人还能嘻嘻哈哈,他是装甲车司机,拉着高峰去看驾驶室前玻璃上一个大弹孔,没有破,“如果那颗子弹穿透了,我也跟他一块没了。”黑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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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卑斯山进行训练

还有一位长官,关过高峰六年来唯一的一次禁闭,却愈发惺惺相惜。在高峰从阿富汗回法国不久,他被派驻再度前往阿富汗,出发的那个早晨,他们在路边相遇,两人如常道别,两周后,这个人被火箭弹炸死了。

这些和我关系非常亲密的人就这样没了。天天出去交火,炮弹打到脚边都没这种感觉。”高峰说。

他只是变得越来越职业:可以在一场任务回来极累的时候,听到一小时后再度出发的命令,即刻将身体调整到充沛的状态,不考虑危险,只考虑完成。就像那辆和他一起抵达阿富汗的装甲车,从最初的崭新、一尘不染,到被改装,加上沙包、音响、冰箱甚至烤肉架和健身器,最终成为一辆外观破败却绝对实用的战争机器,“越来越得心应手,我觉得我就是来干这个的。”

后来,他发现,在装甲车里,看到外面有人竖中指,他都有开枪的冲动。

对于“战争机器”的说法,高峰的态度有点复杂。

他觉得武力有时不可避免,且行之有效,譬如两个男人之间的矛盾,在雇佣军团,军官如果了解手下两个士兵的矛盾可以通过打架解决,就叫上所有人围成一圈,给两个人戴上拳击手套,打吧。围观的人加油助威还会赌输赢。他承认雇佣军团里发生过更严重的事情:动刀动枪,造成死伤。“但你去追溯,会发现当事人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不是突然动手,之前定有征兆。”如电影中时常描述的血腥、暴力、冷血的“杀人机器”,他觉得“根本不存在”。

他认为塔利班的暴力来源于思想简单,“说他们政治目的很强,想要的东西非常明确,保护自己的领土、资源,跟欧美国家做交易……我觉得他们的思维达不到那个水平,一千个人中也就一个能搞明白”,但“宗教跟经济扯上关系、经济跟政治扯上关系、政治跟宗教扯上关系,中间再用武力搅合”,所有事都“变味儿了”。他相信“不要对别人的宗教信仰评头论足,恶性循环的最后总会回到你自己头上”,反对国内媒体某省某地发生负面事件的报道方式,他不赞成小团体、区域化,却在讲述中难以掩饰对阿富汗人的厌烦。

“我知道他们什么样”,高峰说,甚至他小队里的搜爆犬一闻到阿富汗人的气味就焦躁难安。他看阿富汗警察们又懒又赖,出去执行任务他和队友各自背包,包里装着水、军粮、弹药和药品,但阿富汗警察永远只提一只AK就走,把一箱箱水搬上直升机,到了目的地再搬下来,不顾直升机长时间停留的危险。在行军途中,最初他们会把两瓶水塞进衣服兜,走累了就扔掉一瓶或者快速把水喝完,然后就向高峰他们要,把高峰的队友逼急了:“我们的狗都自己背水,你们为什么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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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守护埃菲尔铁塔的任务

军队和当地人的矛盾愈发紧张,和高峰同一辆装甲车的战友在第三次去阿富汗执行任务时,在健身房被打断了腿:一个阿富汗人闯进健身房扫射,七人死亡,十几人受伤。

高峰希望用缓和、友善的手段来促进国家和种族间的关系,就像在科索沃翻新校舍,他带着“用友好的手段改变他们”的使命感。但他又曾是最专业的战争机器的一员。在高峰的讲述中,雇佣军并没有那么多的神秘色彩,他们不学习绑架和暗杀,战场上有俘虏,“把他武器卸了、鞋脱了,带走就行了”,他们得给俘虏吃喝,还得保护他不受危险,到军营了还不能严刑拷打,“他不会说什么,说了也没有用,他说的还不如你知道得多呢。”因为“欧美国家的军事力量,窃听、无人机、卫星的使用,远远比你逮一两个人得到的信息重要得多。”

他甚至怀疑那些虐囚新闻是编造的。“我从来没见过虐囚,不是因为我的等级接触不到,而是它在整个环节中不需要。”把俘虏带回军营,目的是记录他们的虹膜,联网到各国的安全机构,这个人就成为“被关注的人”,不能再离开阿富汗。之后就只能放了——“人家还叫着小伙伴,开着皮卡车来接,你明知道是塔利班,但他们不拿武器,你能怎样?”

高峰尝试着调和自己身上的矛盾:“更高的层面有他们的想法和目的,对我这个执行命令的人来说,我的心态是善良的。”在法国,他遵循“武力均衡”原则:如果对方拿刀,你不能拿枪去打他。如果在街头有暴力事件,对方拿着手枪,你不能用比他口径大的枪去打他;如果必须开枪,必须先鸣枪警示、语言警告,且不能一枪致命。在战区,手枪和机枪不再区别,但“对方不开第一枪,你就不能开枪”。

“这就是杀手和军人的界限”,高峰说,“杀手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人,错杀也没有关系,但军人有他的底线,必须遵守。”

但在塞浦路斯岛——雇佣军从阿富汗回到法国的中转处,高峰的心理测评显示他已有强烈的暴力倾向。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到处是五星级酒店和心理医生,用以预防士兵们的“战争后遗症”:有人周末去超市也带着枪,下车前还要先四周查看有没有炸弹,开车行在中间……战争改变着人,“暴力和自我保护是紧密相连的,你自我保护能力的提升、你对环境的适应,直接意味着你的暴力倾向越来越大。大环境是恶劣的,当你愈发适应它,证明你也愈发恶劣,但身在其中你感受不到。”

part 3. 雇佣军都是“唯利是图”者吗?

高峰并非天生暴戾。25岁之前,他的人生少有规划,只有一个男孩们普遍拥有的热望:当兵。高考那年,他通过了飞行员考试,因为心脏有一些杂音未能通过体检,后来他进入国内一所大学念生命科学,再到法国重新高考,阴差阳错,又读了生物化学。

“越来越没有目的,越来越离谱。”

临近毕业,高峰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和能干什么,遇到法国军队到学校征兵,大篷车上的士兵们拉着横幅扛着枪,他被迷住了,当兵的梦想如此切实,后来,他得到了法国雇佣军征兵站的地址,一无所知地前往,当上交所有证件、填过各式表格并登记,“那一刻开始,我就得像军人一样服从命令听指挥了。”

法国雇佣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31年3月1日,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命令成立常备编制的外籍军团,专门征集外国人入伍,从此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雇佣兵组织之一。目前法国雇佣军隶属于法国国防部,对服役的外籍人士提供许多优待,最重要的是,服务五年后可以获得法国十年居留权,优先入籍。“雇佣军”在英文中是“唯利是图者”的同义词,因为“利”,它吸引了许多想要寻求刺激或者改变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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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雇佣军中,中国人的数量并不多,但近些年呈现上升趋势,温州人过半,他们18岁左右加入雇佣军,签最少的五年合同,一年都不多待,除了在军营中获得锻炼,更多是为了退伍之后拿到合法身份,回到巴黎唐人街,在亲戚朋友资助下做生意。许多温州人就是这样在法国居留下来,他们紧密抱团,常选择去坦克部队,因为“天天在坦克里待着”,轻松而安全。后来因为坦克部队里中国人太多,法国方面还曾控制中国士兵的数量。

高峰选择的却是山地工兵部队,他被送到法国南部接受新兵训练,从最简单的地图识别,到生存、急救、驾驶、潜水、攀岩、滑雪、排爆、消防,当然还有射击。他会操作吊车和推土机,会在装甲车里用垃圾堆里捡来的材料装上一个冰箱,会全套盖房子的活计。在军队,高峰形成了一种本能:从不去想让别人来做什么或者需要什么物质条件,想要什么,就自己去创造。

高峰雇佣兵生涯的最后一两年,法国雇佣军也在发生着变化。

以往,进入雇佣军团的第一年用假名,一年后可以换回原名也可继续使用假名——不能称它为“假名”,部队会做一整套文件,填补新身份此前的空白。

曾经,法国雇佣军是杀人犯等重刑犯的乐园,“换了假名字,人立刻洗白,原来的那个你人间蒸发,战场上立了功就是英雄”。雇佣军的口号是“从零开始”,这是一种庇护,在法国只有雇佣军拥有这个权利,实施两百多年后,它在2010年左右被废止。

在征兵站,高峰被分配的名字叫GinJun,这是给他登记的军官根据他的国籍随机选择的,也有人被分配了“令狐冲”。如今,新入伍的雇佣兵已经全部用真名,“部队不再提供庇护,变成看你之前犯的事儿来选择是否保护你,而后越来越严,只要是刑事犯就交出去。”高峰曾看到一位俄罗斯战友被带走,他不会知道他做过什么。

“一是整个社会思潮越来越反战,二是人越来越复杂,部队不愿再承担责任,”高峰说,以前法国雇佣军更看重体能,“只要身强体壮,喊几句‘我想打仗,我不怕死,保卫法国’都能加入”,近些年,标准越发严格,高峰那一年的入选率是100:1,随着裁军,这个比例还在降低。

待遇也在变化,过去,雇佣兵服役满十五年便可以拿养老金,如果18岁参军,33岁即可退休,即使后续有其他收入,养老金依然发放。但在2010年左右,十五年变成了十七年半。“多了两年半,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好多人接受不了。”

经济危机是另一个打击,国防预算削减,以往长达四个月或六个月的外派任务往往被压缩,变成执行完了就回来,对靠外派任务增加收入的战斗编制士兵而言,收入下降了许多。

“部队的风气也在走下坡路”,高峰说,他带兵的时候让几个新兵多跑了五公里,过几天便收到律师信,指称他“虐待新兵”。虽然没有更严重的后果,但类似的事情让高峰和其他老兵很不愉快,“以前部队是以英勇善战、吃苦耐劳出名的。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可现在这些90后越来越娇生惯养”,高峰说,“法律就在那里,只是以前我们不会往这方面想,现在他往这方面想,法律就构成威胁了。”

新兵们都用手机,“我们那时候别说手机,连手表都得上交,没有时间、没有速度,没有饥饿,就是训练。现在的新兵你让他去找地图,人家用苹果手机去导航。你收他的手机他不交,交了过两天又整一个,没法管理。”曾经有新兵拍下了教官提着棍棒、让新兵蹲在墙边排成一排的照片,两年之后这张照片公开了,上了许多头条,“从那之后就开始时不时地发生士兵起诉军官、军官被调走的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老兵们接受不了,“执行危险任务时,这样的新兵在小组里会形成拖累、给大家造成威胁”,高峰退伍时,是法国雇佣兵退伍的高峰期,“好多老兵觉得部队没救了”。

退伍的雇佣兵多数依然留在法国,做些生意;也有一部分直接进入大型私人安保公司,譬如著名的“黑水”,再上战场。他们享有法国雇佣军十倍的工资(1-2万欧元),但失去“国字头”的保护,许多人战死沙场。

part 4. 军人是最自豪的标签

五年期满后,高峰又续签了一年。他发现当兵之前想要的,冒险、意志和法国国籍,基本都有了或者仅仅一步之遥。他欠缺的依然是此前没有的:规划,未来到底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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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军团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回馈他:军士长的头衔,这是士兵中的最高级别,也可能是中国人在雇佣军团中获得的最高头衔;以及八枚勋章,“一些勋章是必拿的,譬如卫国勋章、国防勋章,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其他的,每到一个国家便会有一个勋章。表现出色或立功还有额外的勋章。”

在科索沃,他获得了一枚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签发的勋章,功绩毫不显赫:跟美国士兵比赛长跑,因为前一天晚上喝了太多酒,他在快到终点时吐了,一抹嘴接着跑,正巧被几位高级长官看见,便把美国分配的二十枚勋章分了一枚给他。

在阿富汗,他获得了带金星的十字勋章,这是欧美国家在世军人的最高荣誉,要获得比它更高的,譬如骑士勋章,就要负伤或付出生命。这枚勋章在他退役之前两个月上报,由法国国防部长给他戴上。它的来历也颇具乌龙色彩:勋章需要他的长官来申请,长官在报告里写的高峰的事迹大半来自编造,“事情的确有,但过程不是那个过程”,但“又不能写报告之前告诉你,因为有可能高层不批准”,最后,勋章批下来,与授勋仪式一同举办的是两位牺牲的战友的悼念仪式。

十字勋章直接促成了一枚老兵勋章,由法国老兵协会颁发,协会只收纳功绩显赫的老兵,提供养老、交税上的一些优惠。借由这枚勋章,他在退伍之后依然住进了只接纳现役军人的酒店,用45欧享受了比周围150欧一晚的酒店更好的条件。

但高峰依然眷恋军队之外的生活,2012年1月,他正式退役,打算和两个法国朋友一起在北京开一家法国餐厅。有过雄心壮志,但退伍之后,他一点点被现实打击。回国后,他曾被公司派到伊拉克油田常驻,担任排雷监督。去年四月,跳槽到一家能源公司,担任安保主管,负责风险评估和安全培训,他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将漫长的时间消耗在动乱地,主要坐在位于望京的办公室里,思考策略。

军人,还是高峰最为自豪的标签。他在三里屯喝酒,和一个头回见面的男人聊了几句,便感到“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往一块拽”,他们同时问对方是不是当兵的,而后互相敬礼,搂着脖子喝酒。每次他回法国,都要去那位死去的长官墓前献花,再和退伍的战友们相聚。

他依然想继续这个职业,一看战争大片,肾上腺素就飙升,但时间愈久,这种想法也离得愈远。如今他的讲述已经变得平缓,就像描述一个蒙上了尘土的物件。也许再过三五年,那六年过往会更像别人的故事。

高峰胖了13公斤,脸颊凸显出来。他还保存着在部队的动手习惯,修理自己的汽车,看不惯那些请小时工保洁的年轻人。当年在战场的照片被他保存在随身携带的iPad里,看着它们再看当下的自己,“完全不是一个人,对接不上”。

他显得自信,气质很男人,但依然有一点迷茫,好像并未从一个向往战争的孩子气梦想中完全苏醒。他正在那条最主流的道路上,在一家大企业拥有一个主管职位,开一辆不好不坏的车,无名指上戴着素圈婚戒,在晚上七点到八点之间接到妻子询问的电话,量入为出地生活。

有时这种生活让他感到温暖,有时,他又遏制不住“小魔鬼”的出现。今后最大的可能,也许是沿此生活下去,尽管时有心情摆荡——高峰形容自己像一棵树,枝干分明,没什么要修剪的枝杈,直直向上。

▶高峰的雇佣兵生涯:

2006年1月

通过考试,成为雇佣兵。

2006年2月

被送到法国南部的新兵训练营,开始为期四个月的新兵训练。

2006年7月

开始在其服役的部队担任山地工兵。

2007年

在非洲吉布提待了四个月,参加法军海外联合大演习。期间由于中非动乱,被临时抽调半个月,坐着运输机抵达,在那里修建机场跑道。

2008年

在科索沃四个月。进行战后收尾。清理当地一些零碎炮弹、爆炸物,帮助当地人建学校和医院。

2010年

在阿富汗六个月。战争。

2012年1月

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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