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在历史书写的年代，而在于书写历史的年代。《北洋大时代》好似一架精彩纷呈、高潮迭起的多棱镜。在这里，你不光感受到了文字塑造出来的形象，即那些人物的轮廓，更重要的在于亲临他们依然鲜活存在于我们身边的音容笑貌。一种美好的念想，油然而生，如同精彩纷呈、斑斓多样的“中国梦”。
精彩纷呈，犹似花、叶、梦的象喻。“中国梦”如果是一味单色梦，那也索然无味、呆板无色；迎向精彩纷呈仅是一个念想，实质要回头看，才高瞻远瞩。这也是《北洋大时代》给我的初始感觉，因为在寻常教科书及其他表述中，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
细究起来，“北洋”之名始见于宋代，大致指黄海、渤海区域。清朝于1791至1821年间，始以上海吴淞口为界，将长江以北划为北洋。至于“北洋水师”、“北洋军阀”、“北洋政府”、“北洋通商大臣”等始作俑者，源自李鸿章，概指以袁世凯为代表一系政治力量在“北洋”地区的政治、军事和商业活动，最终成为一个指代清末民初的关键热词。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指的是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央政府和政治时期，或称北京政府，为清朝灭亡后中国疆域上第一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府。北洋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它的主导下，中华民国加入协约国并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后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巴黎和会，直至1928年被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政府与北洋军各个派系的兴衰关系很密切，若以时间划分，大致分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统治时期、直系统治时期的奉系统治时期四个阶段。
北洋时代彻底结束了几千年帝制，并大胆探索共和之路，且思想极为自由、学术空前活跃。饶是处于动荡不安的乱局迷局，导致从上到下、达官贵人和草民大众莫不热衷于咒骂国家，由此也形成一个豪杰层出不穷、格局云诡波谲的社会氛围，诸如皇帝、革命家、名将、遗老、大师等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新旧思想的剧烈碰撞，繁复多变的身份属性，恰似那人间四月天铺设打造的大观园，令那些个气质非凡、智勇双全、德才兼备的人物，在此舞台上轮番出场，营造出姹紫嫣红的壮观景象。正如作者所言，“这是几千年帝制之外的别样时代，高高在上的君主神话轰然塌陷，民众在封建奴性中苏醒，但旧时的惯性依然还在，与此相似的，似乎只有春秋战国时代。 ”从此看，许久以来那甚嚣尘上一次次“民国热”及其“民国范儿”，有意无意总存在着一个误区，即将“北洋时代”压抑并屏蔽了，也导致历史认知上的盲区和误区，以至于晚清之后是民国，民国之后为“五四”，最终形成了方法论上的腰斩和认识论上的笼统。
《北洋大时代》通俗易懂，极简主义历史叙事的典型范式。由简入繁易，由烦入简难，化繁为简难于上青天，陈钦不过省略了寻章摘句及索引注释之类的冗赘，而直接让你感受到记录并回放历史的原汁原味。滋味也包含在某种禁不住的有感而发。这些有悖历史学家手法的声音溢出来，也意味着这本书并非历史研究，而是滤掉了冗枝赘叶的现场还原。被还原出来的是人物，还原即去蔽，澄清，将被扭曲的妖魔化、污名化或丑化的人物，重新被置入历史的前台，成为有血有肉的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原有的“是”因为“不”而产生了别样的语义，那些恶丑怪的人物，开始成为了真人——段祺瑞不抽、不喝、不赌、不嫖、不贪、不占；吴佩孚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张作霖不与日本人合作……他们是有道德底限的。
《北洋大时代》的结构，以时间为纬线，将人物串连其中，一帧一帧地出现，经纬线相互织造，横纵坐标也构架起来，历史成了一个旋转中腾挪潜行的时空体；一个“北洋大时代”与当代“三十年”的并置，共同处于20世纪历史中，却又嵌入了19世纪与21世纪的两个车厢。每个人都不是处于一座孤岛中，历史也不再是一块切片，而是藕断丝连的传统。这一传统就是中国人现代生活的可能面相与发展路径。
文体上，陈钦用了一种对话法。很多章节的开头，一般由当下现象入手，而后才进入历史现场。这就是对话，即古今对话，由此生成的结论并非今不如古或古不如今，而在于差异性的眼光。差异性眼光所形成的判断，部分由叙事者给予，部分要由阅读者接续。这样的好处，不乏味，有邀约，很轻松，也自由。自由生成了发散思维。此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情不自禁的感悟，中肯独到的见解，是思想碰撞的契合，亦为意犹未尽的诉求。有些评价并不生硬，而是较为中性客观的，比如甲午战争中引入了抗日战争的讨论，并形成了对历史走向的假设——“太早和太晚，导致错失良机。回顾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当时正处于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实际上正是最虚弱的时期，而日本却处在疯狂成长接近巅峰的上升期。有历史学家评价这段历史时说：‘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实际太早，那是中国刚刚正处于上升期，再有五年的建设国力足以战而胜之。而甲午战争正相反，开战的时机对于清朝是明显迟了，如果提前五年甚至两年，那时的日本完全不是清朝的对手。’”
除了当下与历史的对话外，书中还存在着引用人物的话语，来完成对人物及其事件的评价。这种直接引语，有助于提升对人物形象的血肉塑造，使之更真切，也更丰满。许多迷雾也澄清了，至少对李鸿章、袁世凯、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看法也不再那么单一。比诸教科书而言，这本书才算是中肯。20世纪中国最大的外敌，大概是日本了。因此，书中许多人物在对日谈判和外交策略及其他应对措施上，都游刃有余，道术迥然。袁世凯不同于段祺瑞，段祺瑞不同于张作霖，张作霖与曹锟也不一样。但有一点，骨子里这些人具有传统人的气节——士可杀不可辱。因此，穿越生死关隘、看破人世百态，而始终令个人荣誉感、传统道德感和人格节操，贯穿于这时代人的观念与作为中。用态度+方法=成功的公式而言，他们的态度包含了难以隔绝的传统伦理本位。
讲述历史的目的，不仅在于还原，也不仅是反思，其鹄的在于照亮并指引现实生活及其未来路径。《北洋大时代》那精彩纷呈的色调也包含了自由度。
比如言论自由。北洋政府时期虽存在封杀报纸、报人事件，但舆论环境较之后来的国民政府，还是相对宽松。当时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媒体，如《国民新报》、《语丝》、《晨报》、《清华周刊》、《新青年》、《京报》、《世界日报》、《现代评论》等。民间报纸从1916年500多份增至1920年的1000多种。1926年中国首家无线电广播电台在哈尔滨建立，之后各类官方和民间私营广播电台开始大量出现。国民自由空间的扩大，为社会精英和广大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件创造了条件。还有结社自由。北洋政府初期仅民政部立案的党会就有85个。商人也普遍自发组织成商会，经常发通电指摘北洋政府行为。中国民众还可以随时游行，向北洋政府表达意见。北洋政府由此也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第一个民主时期。正如书中所言，“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那时的大学正如李敖教授所说的‘政府钱来了留下，公文拿走’。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缔造了中国文化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自由出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眼界与气度、舆论环境与氛围，由此才参差别致、浪潮迭起。自由包括多种，如蔡元培的“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王国维与陈寅恪的惺惺相惜及死亡。情爱也尽显自由本色，却并不让人感觉有悖情理，违背人伦。爱情，在这个时代长出了自由的翅膀，于寥廓的天空中飞翔：林徽因和徐志摩、林徽因与梁思成及金岳霖、张学良与赵一荻等都体现出富于时代特色的自由爱情观。而在政治文化领域，徐世昌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闻名，既是清朝进士，还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在当时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大概独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可与之比肩。就此而言，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确忽略了文化教养濡染出的本真人格魅力。再如作为军阀的孙传芳似声名不佳，但其最后归宿不同凡响，令人嘘唏叹惋。此人说出的话，掷地有声，令人刮目相看，“现在当官的都说自己是人民公仆，欺世谎言以此为最无耻，凡是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心狠手辣的做梦都想把主人连骨头带皮吞进肚里。”无形中，这些尊崇文化、敬仰文化的军政要人，成为了多面反光镜，照射出我们今天文化素养上的贫乏和孱弱。而他视死如归的态度，更具大丈夫气概。曾有人劝告他只恐仇家寻仇报复，孙传芳淡然一笑说：“死于同胞之手，比当汉奸卖国贼苟活强上千倍。”
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细节比结论更为重要，《北洋大时代》堪称一部由众多纤细如缕的细节编缀成的多声部交响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