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比症候群》的九种读法

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在1953年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创造了一个有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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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在1953年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里创造了一个有趣的角色:巴托比。那位在华尔街一间律师事务所里工作的老先生深谙“不”的艺术:他不喝啤酒,不喝茶,从来不谈论自己是谁或来自哪里;而当有人交代他去做一项工作时,他总是这么回答,“我宁愿不做。(I would prefer not to)”

当代西班牙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巴托比症候群》将这“宁愿不”的潮流编织成了一座迷人的“不”的迷宫。没有女人运、在一间讨人厌的公司上班的驼背叙事者在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为不存在的“隐形文本”写下了86段、长达270页的“脚注”——正是这些脚注构成了《巴托比症候群》名为“‘不’的迷宫”的主体部分。

在这座“不”的迷宫里,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游走于文学史的长廊,研究“巴托比症候群”的病症,探索那些大作家们何以放弃创作。他相信,“只有试着解析这种负面的冲动,只有挑战穿越这座‘不’的迷宫,真实的文学才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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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穿越这座“不”的迷宫,本文将尝试《巴托比症候群》的九种读法——我相信唯有掌握了所有九种走法,才不致在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编织的充满人名、作品、轶事、引语、箴言、虚构、评论的迷宫里迷失。

● 作为偷懒者的理论基础或病历卡

作为偷懒者的理论基础,是《巴托比症候群》最简易、最初阶的读法。全书以某种接近穷尽列举的手法,剖析巴托比们“不写”或放弃写作的理由——这些理由五花八门,多数可以推而广之,应用于各种其他领域,成为偷懒者的理论基础:胡安·鲁尔福的“赛勒瑞诺叔叔的死”是最具原创性的借口(详见下文“作家八卦”一节);兰波停笔是因为“我已经渐渐习惯眼前的幻象了”;荷尔德林放弃创作,是因为与瓦尔泽一样陷入了疯狂状态;苏珊·桑塔格的理由更高级,“真正认真严肃的态度,是将艺术看作达成更高理想的一种‘过程’,而为了达成这个理想,或许,必须放弃艺术。”

也不妨把《巴托比症候群》看作一叠散乱无序的病例卡。可以不按次序,闲时随意挑一张来读,一如整本书所自我声称的“没有什么中心主旨”。比拉-马塔斯解释道,“因为每篇创作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得以逃脱任何一种被设定、被定义或是被归类的可能性。”

● 作为非传统的小说

虽然版权页上确凿无疑地印着“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但很容易可以看出:《巴托比症候群》决不是传统的小说——虽然有一个诈病在家的主人公(驼背的办公室职员),但除了不断书写关于巴托比作家的脚注外,全书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情节、或情节的推进(只是在第62段,叙事者告诉我们,老板终于将他辞退)。

但《巴托比症候群》又不是真正的文学随笔:虽然在最表层,它的确如随笔般有信息、有观点,但叙事者的在场是如此明显,他时而颇显反讽的叙事声音与随笔通常使用的中性客观的声音大相径庭。反而,在某几段脚注内部(比如在纽约第五大道偶遇塞林格那段),这种叙事声音仿佛将读者带进了一个个局部的迷人的小小说空间。

● 作为作家八卦

进入这座“不”的迷宫最迅捷的方法是:将全书作为作家的八卦来读。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才能之一,便是将这些八卦说得生动有趣:胡安·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之后三十年不再写作,是因为“我叔叔赛勒瑞诺去世了,而我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妄想狂佩雷斯无法写成任何一本书,乃是因为他的每一个灵感都会被萨拉马戈预先抢走;而在古巴作家比尔西里奥·皮涅拉的最后一部剧作《我不愿意》里,两位主角坚决反对在婚礼中说“是的,我愿意”,而是回答“不”,由此成为了一对决定永远“不”结婚的情侣。

要注意:与世上所有的八卦一样,这些八卦有真有假(且不论要时刻记得,我们是在阅读一部虚构作品)——比如上一段里的妄想狂佩雷斯便是假的。编者在书末列出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杜撰的那些段落,可作为这场真假游戏的参考答案。

● 理解脚注及其隐喻

脚注原本是从属于主文本的,只提供补充性的、次要的信息。但在一些后现代小说家眼里,脚注恰恰因为这种属性而成为颠覆传统文本、拓展叙事边界的领域。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纳博科夫到最近的埃里克·舍维拉尔(尤其是《作者和我》),脚注在他们小说中的地位绝不亚于主文本。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走得更远:他让主文本完全缺席。而这恰恰是这座“不”的迷宫的最有力的隐喻:后世的写作者永远活在前辈的阴影之中,一切几乎已经被写下,如今能做的只是在那些杰作的边缘涂上几笔脚注罢了。

● 作为自传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是将自传性细节纳入文学创作的大师。美国文学评论家司各特·埃斯波西托曾这样定义比拉-马塔斯的创作:“他的工具是反讽、戏仿、自相矛盾和无用;他的目标是模糊事实、虚构及自传,以便描绘真理、而非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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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1948年3月31日生于巴塞罗纳。他学习法律和新闻专业,并于20岁时成为电影杂志《Fotogramas》的编辑。当时,他就曾杜撰了一篇纯虚构的马龙·白兰度专访。1974至1976年间,他旅居巴黎,从玛格丽特·杜拉斯那儿用象征性的每月100法郎租了一间阁楼——这段经历后来被他改头换面写进了小说《巴黎永无止境》(尹承东译,中译本2013年8月由浙江文艺出版)里。“我从来没交过房租,好在她的催促和抗议只是断断续续的,并不往死里逼。” 比拉-马塔斯在小说中写道,“我说她是脾气古怪的女房东,是因为别人说的法语我觉得我全能听懂,唯独她说的法语例外。”孰真孰假,也只有靠读者自己明断了。

因此也难说《巴托比症候群》是不是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在遇到写作障碍时的自我疗愈之作。事实上,《巴托比症候群》(2001)与此后的《蒙塔诺的疾病》(2002)及《似是都柏林》(2010,中译本即将由九久读书人出版)被并称为“元小说(关于小说的小说)三部曲”,奠定了比拉-马塔斯在当代文学版图上的重要位置。

● 作为书目清单

把《巴托比症候群》作为一份书目清单,是合理而明智的。建议至少立刻下单买这两本: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长达980页(中文版)却依旧未完成的“精神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上海译文,2015年4月版)和乌拉圭作家费里斯贝尔多·埃尔南德兹唯一一本短篇集《无人点灯》(英译本名为《Piano Stories》,卡尔维诺序,New Directions 2014年版)。

“穆齐尔与费里斯贝尔多,在这两人之后,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有能力‘点灯’了。”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应该是一名写blurb的高手,总能够在寥寥数语间激起读者的阅读欲望。他这样描述费里斯贝尔多:“他拒绝写结尾,导致每一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到最后,都被晾在空中”;“他总是能够成功粉碎人们在阅读虚构故事中时脑海中存在的想象和期盼”。

● 从迷宫学入手

“一切艺术创作都具有迷宫性质:创作者的孤独和怀疑恰如迷宫中的寻路人,他预先不知是否找得到出口、出路。艺术品是穿越迷宫的结果。凝视一幅画作的目光运动,本身就颇似迷宫漫游。”法国哲学家雅克·阿达利在《智慧之路——论迷宫》一书中如是说。理解迷宫处处皆有,理解文学与美学内部本身具有的迷宫性,对于解读《巴托比症候群》也不无裨益。

文学界的迷宫大师博尔赫斯在《阿莱夫》中这样界定美学行为:“默启在即而又不降临”。可谓一语道尽了“不”之美。

● 与《这不是一本小说》一起读

“只有咒语可以解除咒语/只有秘密可以交换秘密/只有谜可以到达另一个谜”——如果夏宇的诗说得对,那么找一本《巴托比症候群》的同类书一起阅读、彼此阐释,便是穿越这个迷宫的捷径。

《巴托比症候群》出版于2001年。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年,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大卫·马克森(David Markson)出版了一本同样奇异的小说《这不是一本小说》(This is not a novel)。全书是这样开头的:“作家非常想放弃写作。作家对于编造故事厌倦透顶了。”与《巴托比症候群》类似,《这不是一本小说》同样由大量似乎没有穷尽的文学八卦轶事花絮构成,只是其中的多数段落都关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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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书的引文,也可视作对于《巴托比症候群》的交叉诠释:“我正在尝试一项在现代作家中相当常见的实验;也就是说,基于‘无’的书写(write upon nothing)。——斯威夫特”

● 寻找身边的巴托比们

读《巴托比症候群》最终极的方法,莫过于找出我们身边的“巴托比”们了。第一个在我脑海中闪现的名字便是:顾湘。有一篇顾湘的专访,题目就非常巴托比:“我没有进步的需求”——简直可与罗伯特·瓦尔泽(见脚注一号,堪称“巴托比”之王)的小说《雅各布·冯·贡腾》里主人公的名言“我不寻求进步”如出一辙。而顾湘最巴托比的举动,又和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异曲同工:在上海某周报担任文化记者期间,她曾撰写了一篇奇异的展评,而那个展览——时隔多年后我们才得知——根本不存在。

为缺失的主体撰写评论(脚注)的行为也发生在比目鱼身上。他以波兰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为榜样,撰写了一组《虚拟书评》。而对于巴托比们来说,这“完美的真空”就如同一个大大的“不”字,便是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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