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乌克兰的悲剧(上)当老欧洲把英雄扫进了垃圾堆

西欧的缓冲本来是东欧,把东欧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结果是直接和俄罗斯碰撞,他们得有多不了解莫斯科才会以为俄罗斯人能对基辅所发生的一切泰然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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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欧洲政治家谈起普京,用的词汇和他们20世纪40年代的前辈谈论希特勒颇有几分相似。实际上,有些东欧国家领导人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就把普京的乌克兰政策与当年希特勒的捷克政策相提并论。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希特勒要吞并捷克,欧洲老百姓都知道,就是那些政治家如张伯伦之流不知道。时至今日,普京的野心似乎只有少数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如卡梅伦知道,多数欧洲老百姓关心的是冬天还能不能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取暖,还是指望美国的页岩气——以施工进度来看,似乎不太靠谱。

是因为时代变了,政治家终于进化得比老百姓聪明高尚了,还是老百姓居然变得比政治家还笨、自私自利?

这是一个伪命题,至少在后现代的(退休的?)欧洲是这样。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折腾后,欧洲人对领袖、英雄的担忧深入骨髓。美国人悉尼·胡克曾说“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

准确地说,美国人还是有英雄情结的,欧洲人在二战后就把英雄人物直接归入“疯子傻子色情狂”的行列。对待英雄的态度转变一定程度上的确帮助欧洲保卫了他们引以为傲的民主价值——这一判断是有些粗糙的,民主在欧洲成为真理,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把英雄都扫进了垃圾堆。然而,事物总是有另一面的,长期把蔑视英雄作为己任的平民主义教育也最终令欧洲的政治先于美国进入了黯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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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欧洲真是退休者的天堂,与世无争,从此高尚地拒绝肮脏的地缘政治博弈,倒也没什么。不幸的是,欧洲人,特指西欧人,在忘记了塔列朗、梅特涅乃至俾斯麦的“下流”天才的同时,却没有忘记教皇式的、向晦暗东方,特指斯拉夫欧洲,传播民主和自由理念的梦想。自苏联解体以来,老欧洲便一直把向东欧传播民主作为神圣责任。哦,动机也不那么神圣,欧盟和北约向东方扩张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防止俄罗斯再度对西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越多的东欧国家拥抱西方,西方就越强大,俄罗斯威胁西方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个逻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导了老欧洲和美国的东欧思维。

问题在于,美国这么想没有问题,冷战时期,整个欧洲都是美苏对抗的缓冲地带,政治意义上的西欧越向东扩张,美国的缓冲地带越辽阔,这当然是件好事儿。但对西欧来说,这么想事情是非常危险的。西欧的缓冲本来是东欧,把东欧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结果是直接和俄罗斯碰撞,根本没有缓冲可言。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西欧人的洋洋得意十足暴露出当代欧洲人会让拿破仑、皮特在坟墓里无法安眠的战略短视。伦敦、巴黎和柏林得有多不了解莫斯科才会以为俄罗斯人能对基辅所发生的一切泰然处之呢?在大多数欧洲人看来,时代变了,任何只要打着民主旗号的街头政治运动,都是天然合法的,其要求都必须得到满足。基辅的二月革命无论在形式还是在诉求上都非常对欧洲的脾胃,于是大量的道义支持蜂拥而来,波罗申科、亚采纽克、连腐败分子季莫申科都成为坚定的民主斗士。在这样的黑白两分法中,俄罗斯的不满自然成了反民主、反自由的帝国主义腐朽思想,不但要批判,而且还要阻止之。

唯一的问题是,俄罗斯人并没有受过反英雄反领袖的教育,他们对普京的态度和千百年来对沙皇的看法固然有变化,但变化不过尔尔。不仅如此,他们对地缘政治的看法也和老欧洲不同。老欧洲的学者在研发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时候,俄罗斯人还沉迷在传统的地缘政治词汇中难以自拔。俄罗斯的国际关系理论很不先进,然而,却并非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就像他们对英雄和领袖还保有传统看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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