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不怪大家不读书,怪作家没有写好

刘震云
ELLEMEN

2021年,刘震云出版了新书《一日三秋》。

这本书横扫年末各大读书榜单,在专业评论家和普通读者中都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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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刘震云是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他是少年天才,1978年以河南省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句顶一万句》让他获得2011年茅盾文学奖,2018年他又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在大银幕上同样成绩斐然。

刘震云的写作曾被贴上过许多标签:幽默、新写实主义、总是以延津为写作对象。但回到写作的本质,他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

以下为刘震云的自述: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

去年夏天,我出版新书《一日三秋》,收获的好评很多,这件事超出了我的预料。

一开始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偶尔会担心这个“笑话”说得好不好。就像书里的花二娘提着一篮柿子入梦讨笑话,好笑,便递上来一个柿子,不好笑,要背着花二娘去喝胡辣汤。如果《一日三秋》写得不错,我就能收到一个红柿子,让我惊讶的是,我收到的不是一个或者几个,而是二十多个红柿子。

这些好评,对我,对书里的这些人物,都是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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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是贯穿《一日三秋》的主线,笑话和人物、时间、空间、民族之间的纠缠形成了这个故事的结构。《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人和大地的关系,《一日三秋》打破了生死的壁垒,里面有活人,也有死人,死人还能开口说话。这其中的前提,就是“笑话”的介入。

《一日三秋》里的笑话分为五层结构。第一层是豫剧演员陈长杰和李延生,他们觉得自己把人生过成了一个笑话;第二层是花二娘,她活了3000多年,来到延津,就是为了在人们的梦中寻找笑话。

第三层是花二娘对于花二郎的寻找,但是花二郎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死了。花二娘在等一个永远不来的人,这也是一个笑话;第四层是花二郎的故事,他在吃鱼的时候,鱼刺卡在嗓子里,被噎死了;第五层是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日三秋》这本小说最大的结构,在我写下第一个字之前,这个结构就已经想好了。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思想的顿悟是写作的开始。新的思想和顿悟一定会带来新的人物、新的故事、新的语言。我的写作习惯是从思辨倒推到故事,倒推到人物,倒推到语言,但首先一定是思想。

老是有人问我,写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多少时间。其实写作花了多少时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写之前花了多少时间来思考。比如《一日三秋》,我想了有五年,但是真正写作的时间只有半年。

写作和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走在错误的道路,越努力反而离正确越远。如果你在思想和结构上出现了偏差,就像是建筑设计的地基出现了问题,修改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没有一个作家是天才”

我是河南新乡延津人,许多作品的背景也自然而然地放在了延津这座城市里,比如《一地鸡毛》《塔铺》《一句顶一万句》,还有这次的《一日三秋》。

许多人问我,延津是不是必须是你写作的故乡、策源地。

不是这样的。

我选择延津,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很熟悉,写作起来很便利。我对于延津的胡辣汤、羊肉烩面、火烧,对于人们走在街上的表情、他们的笑和哭、他们的话语和心事,都特别地清楚。

但是我的作品也不总是和故乡有很紧密的关系。我的很多小说,把延津换成任何一个地名,其中的人物和故事仍然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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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作家是天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写作的初期就悟到创作的真谛。写作的真谛就是,一部接一部地写,在不同的作品中渐渐发现应该怎么写。

在《塔铺》中,我的写作还是一个很“质朴”的阶段,写质朴的人物和故事。这对于一开始写作的人是非常占便宜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但是他非常质朴,大家也会很喜欢他。到了《新兵连》,我渐渐悟出了一点:每部作品的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就像乐队表演开始时用贝斯来定弦。

在《温故一九四二》里,我用一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一段严酷的历史。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当年的逃荒路上,老李饿死之前,没有像哈姆雷特一样责怪世界,也没有责怪政府,老李想起了自己的好朋友老张三天前就饿死了。他觉得自己比老张多活三天,值了。河南那年饿死了300万人,我要写的是这300万人他们对待生死是一种什么态度,这是我写作的初衷和出发点。

当严酷的事实发生过多的时候,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它就是一块铁,你是一个鸡蛋,撞上去就碎了;如果用幽默的态度来对待,它就变成了一块冰,幽默是大海,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

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我采访过外祖母,她是1942年的亲历者。我说姥姥,咱们谈一谈1942年。她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就是饿死人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这就是幽默。用幽默的方式来写严肃的历史,用喜剧来写悲剧,它是一个艺术结构和解构问题。这个结构和解构不是我本人创造的,是这个事实所包含的。

《温故一九四二》是用喜剧的态度来对待一场宏大的、严肃的悲剧,它因此变得更加悲剧了。冯小刚导演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一九四二》,看重的就是这种幽默的态度,但幽默背后还有很多悲凉的东西。

我每写一部新作品,都会产生一些新体会,这些新思考带着我去书写下一部作品,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一开始业界给我一个标签,叫新写实主义作家,这概念是说作品是零度情感,表现的生活是原生态。也许是对的。

但世界上,不止是对和错之间的争论,很多时候都是对和对之间的争论。我写作不是为了反映生活,如果反映生活,直接看生活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写虚构人物虚构故事?

虚构故事里的人物为什么能感动生活中的人?

这绝不是因为读者在书中看到了和生活中相似的人,他看到的是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跟他有点相似但又有点不相似。相似于处在同一社会形态时间空间,不同的是作品中人物的认识跟社会生活同阶层人的认识不一样。这是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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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是一个公务员,但他跟生活中的小公务员们不一样。生活中的小公务员们认为八国首脑会议是重要的,小说中的小林认为他家豆腐馊了重要。

作家在作品中应该替普通人思考。比如我在生活中看到外卖小哥,他们每天都非常忙碌,总是在奔跑,可能没有时间进行思考。但是如果我要在一个作品里写外卖小哥,我就需要替他思考他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是生活的延伸。

《一日三秋》里,明亮很喜欢吹笛子。有一天马晓萌问他在吹什么,明亮无法解释。对明亮来说,如果在生活中能够把这些情绪说出来,那还吹笛子做什么?

文学也是一样的,说出了大家在生活中无法诉说的事情与情感。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这是文学之所以能够感动读者的原因。

我之前说过,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是一种说教。恰恰是哲学说不清楚的地方,才需要用文学来表现。如果一个作家沉溺于说教和纯理性的东西里,这会使得他的作品十分减色。

纳博科夫谈托尔斯泰时,说他写的一部不如一部。《战争与和平》最好,《安娜·卡列琳娜》不如《战争与和平》,《复活》不如《安娜·卡列琳娜》,因为后边两个充满着说教。在《安娜·卡列琳娜》中,托尔斯泰花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对奴隶制的思考和反思。纳博科夫说,这些长篇大论,还不如写安娜的头发更动人。

写作者最好的态度是倾听,倾听作品中的人物在说什么,而不是你在说什么。

《我不是潘金莲》在荷兰出版时,我去阿姆斯特丹配合出版社做推广,在一家书店里跟读者交流,一位荷兰女士站起来说,读《我不是潘金莲》这本书,她从头至尾都在笑,惟有看到李雪莲把话说给所有人,大家都不听的时候,她开始跟家里的一头牛说话:你从小在我身边长大,你觉得我是坏女人吗?看到这里,这位读者哭了。

她说,在这头牛听李雪莲说话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一头牛,也在听李雪莲说话,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不怪大家不读书,

怪作家没有写好”

这二十年来,互联网带给社会的进步,是无与伦比。它当然也改变了文学和文学的读者。

最明显的一点,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20年前,甚至是10年前,当我的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时,译者会问我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羊肉烩面和胡辣汤,以及白娘子、孙悟空、潘金莲都是谁。如果通过信件来交流这些问题,一来一回起码要一个多月,但现在发email,当天就能解决。

很多人说,互联网的发展对纸质阅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大家现在每天都在看手机,因为手机里有很多便捷、有趣的信息。但仍然有一部分作品是适合慢慢阅读的,这些作品就更适合纸质媒介,因为你在读的时候可以来回翻阅。

我不相信互联网对于纸质书有多大的冲击。比如《一句顶一万句》,它已经卖到了200多万册,去年的《一日三秋》已经第六次印刷了。我觉得不怪大家不读,重要的是作者到底写没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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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娱乐行业的发展也给写作者带来了很多改变。有人会问我,上综艺会不会影响写作?其实就算我不上综艺,也得去菜市场买菜,得去和朋友聚会,得坐高铁回到我老家的村子里住。

录制综艺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这跟我去买菜没有任何区别。我从前去菜市场能接触人,回老家村里能接触人,在高铁上能接触人,现在我录制综艺也能接触人,能观察到很多生动的细节和人性的幽微。

我现在也会看综艺、看抖音,他们很多时候拍出来的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写作者需要博览群书,更需要深入到生活中去。

创作焦虑是每个作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你看一部作品,包括电影,开头还可以,到中间和后边就慢慢不行了;一个作者前两本书还好,后两本书越来越差;一些导演前几部电影拍得还行,接着拍得越来越不行。

为什么他们衰老这么快?

你能看出来他在焦虑,但越焦虑越不行。也绝对不是缺乏生活,每个人都不缺乏生活,生活活色生香生龙活虎,他都在生活中,每天吃三顿饭,身边有朋友。

那是为什么?

因为思想认识没有随着时间进步。他们都想下一个作品要比上一个作品写得好一点,要去发现新的故事、人物——我永远不相信那些。关键不是新的故事、人物,而是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带来新的故事和新的人物。一个作者的认识不断进步,每一部作品才能写得不一样。

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永远保持着二十多岁的心态,需要不断发现新的思想、新的认识。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的底色是哲学”的另一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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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社社

撰文:阿栩

摄影:黎晓亮ALEXVI(ASTUDIO)

造型:SHERRY

服装编辑:ELVA&STEVEN

妆发:译文

服装助理:阿拉塔

友情出镜:LUCKY(公鸡)

编辑:FU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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