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悲喜在天,自在由人

“摇滚”了一辈子,郑钧好像从没变过。

郑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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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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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拼接夹克、棕色麂皮衬衫和黑色系带长裤

均为 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
棕色拼接夹克、棕色麂皮衬衫和黑色系带长裤均为 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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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钧很少提起过去,但他确实很怀念过去,郑钧很怀念那时和朋友之间彼此的坦诚相待,“大家执手聊天聊一夜,聊音乐以及各种好玩的事儿,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完全是精神上的愉悦。”虽然在他看来,那不算最好的时代,但在“呐喊”与“对抗”中,他实实在在感受到自由的力量。

年轻人没什么好失去的
午后天正好,阳光坦荡,灰尘在光束中无处遁形。
郑钧坐在黑皮沙发上悠然地调取记忆。大概还要往前推二十年,他常出没于三里屯的“蒋酒”“王吧”(作家王朔开的酒吧)“88号”等。“三里屯前一两间酒吧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入驻’了。当时那酒吧老板都没钱,老板自己都天天睡在酒吧,我裹军大衣睡旁边,最早一批酒吧就是我们给喝起来的,每天去,也不贵。大家也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单身,每天喝到早晨,所以三里屯的经济发展我们还是做出点贡献的。”
不是炫耀,谈起过往时他的脸上并不牵动什么表情,记忆的酒坛就藏在那里,时取时用。后来在女人街,他和大学同学还合开过一个酒吧,天天自己喝得五迷三道,时间长了,他突然觉得没劲了。“不是玩儿不动了,是玩儿够了”,语调松弛下来,像终于撒出点气的气球。
在常人眼中,郑钧是“叛逆”过的人,不过在该叛逆的时候叛逆,或许不能叫做叛逆,只能说是享受了青春。在他看来,年轻人就应该活得肆意一些,不应该过于瞻前顾后。消费主义时代下,年轻人容易被裹挟在欲望与现实的落差中迈不开手脚,未老先衰了。作为过来人,他建议,“年轻时候必须要试错,你得知道什么是错,你犯了错才知道,这是愚蠢的,这是一个错,所以我不要再犯”。
他二十来岁的时候胆子特别大,为了摆脱家的束缚,从西安跑到杭州上学。也就是在那时,郑钧尝到“自由”的滋味,没人管他了,特别自在。在学校就开始组乐队玩儿,取了个名字叫“火药”,“那时候喜欢重金属,当时觉得‘火药’这名字很酷,会爆炸……”
据说当时他们乐队在杭州也是叱咤风云的,有次他得了急性阑尾炎,开了刀,缝完针之后在床上躺着,还没拆线的时候,乐队其他几个成员骑着自行车到医院看他,捎带一个消息:杭州的高校之间要组织一次乐队汇演,“火药”必须参加。郑钧想都没想就说“行”,身上还缠着纱布,裹着军大衣,就被同伴拽上自行车给驮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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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汇演在杭州师范学院,就马云毕业的学校,他们学校音乐系有一个舞台,一个音乐小剧场。我记得当时一上台各个乐队轮着演,到我们乐队了,我一上台,军大衣一扔,然后唱了一首英文歌,全场就疯了。那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场面演出,第一次体会到舞台的美丽……我迷 恋上摇滚乐之后,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可以成为职业歌手,但只因为喜欢,我就天天琢磨,就去书店买书自己学作曲。从简谱开始,到五线谱,拿工科生那套去学。就这么度过了一年时间。”
郑钧嗓音暗哑,哪怕声音藏在发型师手中的吹风机之后,依旧有力。他接着往下说,人生的又一转折点来到了他大四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留学美国的机会,学校说要是等毕业以后再去的话,就要交培养费,好几万,我说我没钱,交不起,那怎么办?学校说你要是退学就不用交了,所以我大四就退学了”。
退学之后,郑钧每天宅家耗着,无所事事,正好碰上一个叫西部歌舞团的草台班子在招乐手和演员,管吃住,但没收入。为了弹班子里那把当时值一万多天价的日本吉他,郑钧就这么跟着去了,啥也没带。住小旅馆,在陕西县城走街串巷,俨然一个潇洒的吉普赛人。在剧院演出得自己搭台子,搭好之后怕设备被偷,晚上得有人睡在台上看台。他跟老板儿子睡在台上聊天,他自己还带了个破的木棉吉他,跟人说他在写歌。写给谁听呢?别人不解。他一愣说,不知道,就是想写,“写的那首歌就叫《赤裸裸》”,郑钧带着一种近乎“凡尔赛”的冷静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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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班子流浪大半年,班子对他很满意,邀他正式加入,有收入,而且还不少。但郑钧准备撤了,当时正儿八经的“梦想”两个字对他来说还挺重要的,正好签证下来,他就回北京拿签证了。投靠表弟,住北二外宿舍。北二外有次办了一出文艺汇演,郑钧就带着他那把破木棉吉他上台了,唱了《回到拉萨》,“台底下又疯了”,郑钧骄傲。表弟后来兴致勃勃地跟他说,黑豹在招主唱,当时正好窦唯走了,黑豹在找新主唱。他们俩给黑豹的经纪人四哥打完电话,就坐公共汽车去见四哥了。
四哥听完样带,说“特好”。郑钧有些忐忑地一直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就说特好”。四哥说他的歌很完整,适合做一个独立歌手,而非乐队主唱,于是就邀请郑钧到北京当歌手,他做经纪人。郑钧一听,自然就“义无反顾”了,美国也不去了,当即决定,要做一名歌手。
往事回首,也相当于是登高远眺,视角也更广阔,清晰,这时心中燃起的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年轻人没什么好失去的,要敢于冒险,那些当初看上去危险的路其实并不可怕,“当时真不知道能不能用唱歌赚到钱,但我就想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黑色毛领皮夹克、黑色高领衫
和黑色西装长裤 均为dior
黑色毛领皮夹克、黑色高领衫和黑色西装长裤 均为D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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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真诚的人
在郑钧看来,剥开所有复杂的形式和内容,“摇滚”的内核就是真诚和自由。玩摇滚这么久,他并没有自诩真诚,而是说,“我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真诚的人”。他时常在微博分享自己日常的琐碎想法,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在社交网络上这样敞开自己。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他参加了《我是唱作人》第二季,里面一首歌里有段歌词:我想不起来自己是谁/能想起来的都是眼泪/这每天重复着的也许/就是轮回/多么擅长承受痛苦/都忘了怎么承受幸福……
日子并不是一直那么自在随心,成名之后郑钧曾一度陷入一段很痛苦很糟糕的时光,像一块膨胀的海绵,将外在的一切好的不好的都吸收,非常敏感,脆弱,自暴自弃。“25岁那会儿感受挺强烈的,每天都有歌迷写的一箱一箱的信,我是歌手里面最早买车的人之一。当时签的香港的唱片公司,给我开的都是天价的版税。名,利,一下子砸下来,天天去酒吧燥,时间长了,有时候会突然发现,这原来就是自己一直梦想到达的那个山顶吗?”
登上了“虚无之巅”,往下一看是深渊一片。那段时间他失眠很严重,脑子混乱,各种不愉快的事全都冒出来,特别愤怒,他也把这样的愤怒全部灌到音乐里。
“垮掉一代”的凯鲁亚克,在疯狂与宣泄之后诉诸禅宗,一天诵两遍《金刚经》。郑钧的“自救”之路也是从禅修开始,他现在管自己叫“禅修朋克”,对于佛法,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现在佛法其实是被曲解了,它不是一个宗教,它完全就是个方法,降服自身心念的方法。菩萨真正的含义,即降伏其心的勇士。因为我们的心是很难控制的,脑子不停转,念头没完,所以很累。一个负面的念头,可能缠着你十几二十分钟后,你就颓了,所以能把心念降服,掌控自己的方向,你就是人生赢家。”

浅米色西装夹克和鹅黄色polo衫 均为
bottega ven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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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等摇滚最好的时候
流行乐历史具有某种本质,张铁志在《声音与愤怒》中写:一旦具有高度原真性、从某种青年亚文化胚胎诞生出来的创作开始广受欢迎时,这个创作者、这个音乐类型就会开始被商业体制吸收、榨干,直到缺乏活力而被抛弃。但是,接下来又必然会有新的声音、新的亚文化在体制的边缘爆发。然后,他们可能又开始成为新的摇滚巨星,于是又有更多唱片公司要搭上风潮复制这些音乐,接着这种新音乐又必然注定老化与死亡。历史于是不断轮回。
见证过中国摇滚乐辉煌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着集体主义发出过理想主义的呐喊,郑钧却觉得,摇滚最好的时候还未到,“我还在等。”他说。虽然现在新一代的音乐人接受的教育更细化,更专业,从音乐素养上看,是更好了,但从表达的境界来看,还有提升空间。他继续反问,“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年还会有人听Beatles、崔健、罗大佑?不是说那之后的年轻人就另一种心态……我相信人类的基本情绪始终是不变的。我们的爱恨情仇还是那么回事儿,日光之下无新事,尤其是人的内心世界,就是一种索漠的循环。音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无论表达方式怎么改变,它所传达的始终是精神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共通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代言人是肯定的,但这个时代的代言人,目前我还在期待”。
郑钧更在意的,其实还是人自身的感受力。他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来得太浅。快乐,痛苦,都很浅。人麻木了。他还一直记得自己读完太宰治之后的感觉,那种沉重的绝望和悲伤,太美了,让人无法抗拒又不忍接近。这让他很自然联想到Lou Reed,他称之为“音乐太宰治”,“我心目中伟大的音乐创作者,他不一定是伟大的诗人,但是他传达的情绪很重要,就是一种掏心窝子的真情,让人哭,让人笑,我觉得这就是伟大的。当自己一个人很绝望、很悲伤的时候,我一放他的歌,就像一个从来没有抛弃过我的朋友在旁边安慰我,不用任何语言,我就立马被治愈了,我觉得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摇滚诗人”。

绿色麂皮风衣、黑色印花t恤和黑色长裤 均为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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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听过Lou Reed,但那会儿他特讨厌,觉得特丧,特没劲。他说,年轻时都喜欢快意恩仇,听刺激的,什么hard rock,heavy metal,要嘶吼,要爽。到了三十多岁,自己当歌手写歌时,特别煎熬,内心翻滚,沧海桑田的感觉。随手翻到一盒Lou Reed磁带,把它放到录音机里边一放,听着听着,就真的跟当年看到太宰治一样,又在那哭了。
这大概就是顿悟时刻吧。他还顺带说起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美国女歌手在听了Lou Reed的纽约演唱会之后,就绝望到想要自杀。“他真的了解一个人的绝望是什么样的,但又把它很美地表达出来,那种伤感,但又不是悲痛,只是那一抹忧伤的色彩,是人与生俱来的。因为人独自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又特别无奈地独自离开,这就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伤感。”那种绝望,那种跟生活对抗,对抗之后残留的伤感余味,就是一种侘寂之美。人如果能真正领略并吸收这种美,境界会变得豁达起来。
音乐真的能帮助人成长。郑钧现在还是喜欢听黑胶,他很认真地解释起黑胶的播放原理:“黑胶唱片是纯模拟唱片,把声波转化成震动的针,在模板上刻出物理的纹,声音信号被刻录在这些纹路中,当唱针滑过麻纹的音轨,声音信号就被读取出来,通过唱头的声音放大器将声音传导至喇叭,所以它是个纯模拟的东西,每一张都不一样。黑胶唱片其实每一张的音质都会有区别,因为在刻的过程中,纹路的跳动都会不一样。所以当非物质的东西被固化成一个纯物理的东西,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一张黑胶唱片好像就拥有了生命一样,一旦碎了,你就听不了了。”
接近傍晚的阳光不再刺眼,一切事物仿佛都上了一层柔光镜。“摇滚”了一辈子,郑钧好像从没有变过。虽然摇滚已被赋予了太多定义,太多该有的不该有的想象,被“革新”了太多次,但对他来说,摇滚始终就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态度,“我对摇滚永远不会疲倦”,他说。自由,为了自由地活着,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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