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医生遇袭后的二十天

就在昨天,去年年末那场牵动人心的民航总医院伤医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度庭审,被告孙文斌的上诉被驳回,维持一审对他的死刑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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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文医生遇害后的一个月,北京朝阳医院年轻有为的眼科大夫陶勇也倒在了血泊之中:失血1500毫升、多处骨折、神经肌肉断裂、颅脑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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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令人揪心的医闹,同样令人不忍回顾的现场,到今天,砍人事件已经发生26天了,打开陶勇医生的微博,你会发现,他似乎已经回到过去那种为大家科普答疑的状态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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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医生昨天的一条微博,提醒大家吃蛋黄对眼睛的作用

十天前,刚刚捡回一条命的他还在微博上为大家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心中的梦》,点开那段语音的播放键,陶医生的声音缓缓流淌:“我把光明捧在手上,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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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诞生于1月23日,伤医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

彼时,陶医生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身体仍在经受剧烈的疼痛,各个器官离功能恢复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苏醒后的他并没有第一时间谴责凶手,也没有抱怨自己遭受的不公,而是口述了一首诗,让同事代为发在网上。

在他的诗里,几个在恐惧、责骂、不安中成长起来的盲童,仍然对生活怀有希望。“作为医生,我每天见证疾病的痛苦,也不断见证各种战胜苦难的勇气和坚强。”他希望通过诗歌鼓励孩子们,就算自己以后不能重返手术台,亲手帮他们恢复视力,也想通过组织孩子们进行巡演的方式,让他们自食其力。

1月24日,陶医生的师妹@眼科小超人老梁 去ICU探望他,说躺在病床上的他脸色苍白、虚弱,整个人都是肿的,两条手臂都裹紧了纱布,头发剃光了,头也隐隐作痛。他看到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消息,有感谢,有鲜花,还有大家自发的捐款和打赏,精神上的鼓励,他心意已领,物质上的资助,他却不愿接受,“我不需要那么多钱,医院给我照顾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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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小超人老梁 po出的陶勇左手照片,缠着厚厚的绷带

在这位师妹的描述中,陶勇当时并不能看到自己的伤势,但面对一波又一波来探视的亲朋好友,他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乐观,同事和学生们看到他虚弱的样子,忍不住默默流泪,倒是陶勇安慰并鼓励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只有当人群散去,他才会流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一位在ICU工作的保洁阿姨,就目睹过他在没人探视时偷偷抹去的眼泪。

1月25日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陶医生躺在ICU里,没法和家人团聚,但这些年他似乎已经接受这样的忙碌了,公立医院总是有看不完的病人、做不完的手术,节假日加班是常态,在他看来,就算没有发生这起恶性事件,春节期间他多半也是要值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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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的女儿因为年纪尚小,不便去医院探望,但小姑娘显然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连她的同学都知道了她爸爸被砍的事情,“我爸爸是好人,为什么砍他呀?睡梦中,女孩百思不得其解地发出质问。

事实上,陶勇原本也并不是凶手崔某的直接目标,他本来是想报复另一个医生的,但1月20日那天是陶勇出诊,加上此前陶勇为其做过手术,虽然帮其恢复了部分视力,但崔某不仅没有心怀感激,反而觉得自己花了钱,却没能达到自己的预期效果,便萌生出报复的念头。

他带着一把新买的菜刀去到朝阳医院,在诊室外观望了一阵子,当确定没有其他男性医生在场时才冲进去一阵乱砍,那样的危急时刻,大家下意识地想保护陶勇,但替他挡刀的医护人员不是被削掉一块耳朵,就是也受了伤,陶勇是逃到骨科时才获救的,那时的他已经因失血过多、体力不支而摔倒在地,一位护士不顾安危,赶忙把躺在血泊中的他拖进了诊室。

事后回忆起来,他没有因自己成了“替罪羊”而心怀怨恨,反倒跟太太说,幸好砍的是他,他年轻,跑得快,才捡回一条命。

但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被砍断许多患者“赖以生存”的左手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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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当天,就有一条三年前的微博被顶上了热搜:

“我朋友得了视网膜脱落加白内障要手术,因为经济困难,拿不出那么多手术费,和陶医生说了情况后,陶医生自己拿了几万块钱为我朋友做了手术,特别特别感谢。现在这么有医者仁心的医生也是太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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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网友们便纷纷留言转发,许许多多陶勇之前的患者也站出来为他发声,今年37岁的他,年纪轻轻已经是朝阳医院眼科的一根“顶梁柱”。2015年,他升为主任医师,一年后,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和教授,已经发表的SCI论文数达到57篇,主持着4项国际科研基金,不少私立医院找上门来,开出百万年薪的优厚待遇,想要挖走他,都被陶勇一一拒绝了,就连之前在德国做访问学者,都有德国的教授想留下他继续做研究。

他从未忘记自己学医的初心,7岁时,他陪同患了沙眼的母亲去看病,目睹医生用细针从母亲的眼睛里挑出了20多颗白色的结石,从那一刻起,他便坚定了将来要成为一名眼科医生的目标,不仅医治他人的身体,也为别人带来光明。

而他后来主攻的葡萄膜炎,又是眼科中难度较高却鲜有医生愿意关注的领域,据一位和陶勇同级的同学介绍,“这一领域需要投入很多精力,还不容易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一般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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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过往的病人里有很多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做过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以及艾滋病患者,这些长期病患在有些医生看来,推都来不及,别说救治了,但陶勇非常同情这类病人,他曾说:

“在我治疗的患者中,有身无分文、只能睡在北京西站候车室的眼部恶性肿瘤儿童,尽管双眼已经被手术摘除,他仍然感恩医生没有因为他贫穷放弃他,内心没有哀怨,健康成长着……在我治疗的患者中,有煤矿瓦斯爆炸、在家是顶梁柱的眼外伤工人;有艾滋病患者,也有死刑犯。这些人,有些能治好,有些效果不好,但我从未放弃,患者都心存感激……”

事发前三天,陶勇还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病人对他的感激,配文:“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在他看来,患者是需要用心对待的,他常常劝导科室里的其他医生,“患者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把病看好。那医生就换位思考,尽量帮助患者实现这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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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是因为这次伤医事件才第一次认识陶勇。

然而想要通过陶勇的微博来了解他,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在他为数不多的200多条微博里,大部分都是关于眼科医学知识的科普,很少谈及自己。

但是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患者的眼睛来还原一部分真实的陶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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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医事件发生后,不少陶勇曾经的患者都在微博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而在好大夫app的患者留言区,也可以看到几年间就诊的患者们几乎都清一色留下了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在好大夫app上,无论是“疗效”还是“态度”,陶勇都获得了100%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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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患者们看来,陶勇是一个实打实的工作狂。不止一个患者提到,排到门诊号时已经晚上八九点,陶勇还在给病人看病,往往忘记了吃晚饭。别的医生早已下班,但是陶勇还在给没有挂上号的患者加号。

他很晚才回家,一个医院(门诊部)就只剩他一个人。“一位患者留言说。

不出门诊的时候,陶勇几乎都在手术室,每天都有十几台手术等着他去做。

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陶勇摔伤了腰,却依然带病工作。

出院时,陶主任坚持坐在轮椅上来医院帮助患者作出院检测,并悉心指导回家的种种注意事项。

在患者对他的评价里,“和蔼”、“亲切”这些词出现的频率很高。患者自觉在陶医生处得到了尊重,这在许多细枝末节就能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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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在家休息的时间,给复查的患者打电话;得知患者发病的症状消失了,他由衷高兴。

我母亲经过了大半年的化疗后,发病时的症状都消失了。当我们再回到朝阳医院找陶医生复诊的时候,他激动得像个孩子。”一位患者提到。

与此同时,他也在竭尽所能帮助一些有困难的患者。

网友@杨杨秋孝 给陶勇留言说,“您在白城健康快车做过手术吧?我爷爷手术是陶勇教授做的。目前视力0.7和0.6,天天干活没问题。”

她提到的“健康快车”,由国家卫计委和香港健康快车慈善基金会联合举办,为贫困患者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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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先后参加过四次“健康快车”,据说由他担任主刀医师的手术,做一只眼睛的手术只需要8分钟。仅2018年那一年,在41个工作日的奋战中,整个团队完成了1207例白内障复明手术,日均手术量达到29.4台。手术后,有将近98%的患者脱盲,六成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达到0.5以上的视力。

类似的故事,陶勇很少主动宣传,却在他和患者之间不断上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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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陶勇曾经转发了一条为杨文医生发声的微博。

2019年12月24日,在民航总医院的急诊抢救室内,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被患者家属孙文斌持尖刀伤害,致使颈部严重损伤。经过全力抢救后,杨文医生还是在12月25日凌晨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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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不曾想到,仅仅一个月后,他就遭遇了相似的命运。

接连的伤医事件被裹挟在继而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再次让“医生”这一职业成为大众的焦点。一线医护的动人事迹时时见诸媒体,“英雄”的赞美之词纷至沓来。

但是,最近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国医生》却试图提醒我们一个事实:那个被大众神化的医生,不过也是与你我无异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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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鼓楼医院的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王东进,一天要站立17个小时,因此落下了一身病,在颈椎病严重的时候,要戴着颈托给病人做手术。

他自我调侃,“心脏外科得是身体最好的,身体不好的,连站都站不住,肯定都要被淘汰掉。”

河南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朱良付,担任着医院心脑血管病绿色通道的组长,24小时待命,才和女儿一起吃了晚饭,一个急诊电话又让他匆忙骑上小电驴,踏上了回医院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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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已经奉献了自己绝大部分的时间努力工作,仍然难免遭到患者家属的质疑。

一位失去老伴儿的老太太认为是朱良付把她的丈夫害死了,但是转头又让他帮忙量下血压,“她也知道你是一个好大夫,但这不耽误她投诉你。”

在术前,朱良付需要完成一个环节:告知患者家属病人的病情、手术风险,以及详细费用等等,取得家属的知情确认,整个过程都要用手机录音记录。

对于医生来说,这个步骤是例行公事,却也是出于自保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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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医师协会2014年调研结果显示,59.8%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1%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的医务人员未遭遇过暴力事件。

纪录片导演张建珍说,“中国的医患关系,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比较特殊。我国每天就诊的人数超过2000万,中国的医院是超级医院,医生也是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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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中国医生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过劳的工作状态。医生们每周平均工作时间都在40小时以上,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都在51个小时左右,而法定工作时间,是40小时。

仍然有40%的医生,每天都无法睡到6小时。

在极其不规律的作息与高强度的工作之下,医生们却不敢死。因为培养一个主任医师需要25年时间,“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如果我要是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朱良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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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医生们大多还需要承受着心理层面的压力。南京鼓楼医院烧伤外科住院医生徐晔在纪录片中说,“有可能医术还没碰到瓶颈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人心的瓶颈了。

培养一个医生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是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几分钟。伤医事件中暗含的这种反差,很难不令闻者落泪。

杨文医生遇害后,针对屡禁不止的“医闹”事件,保护医生的相关法律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

医学期刊 Lancet(柳叶刀)也发表了一篇名为《Protecting Chinese doctors》的文章,其中提到,“为了解决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中国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如加强安全措施,这也几乎不会对医院日常工作产生不良影响。”

杀害杨文医生的孙文斌被判死刑,但这并非句点,我们还在等待一个结果,砍伤陶勇的伤医者将会面临怎样的惩罚?



参考资料:
1.《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

2.BioWorld: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发文:保护中国医生

3.@眼科小超人老梁 的新浪微博

4.三联生活周刊《朝阳医院伤医事件:成为陶勇有多难?

撰文:Leslie & Holly

图片来自微博和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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