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贺:一个因为戏剧拒绝消逝的村庄

利贺,是深掩在日本中北部群山中的一个小村落。它的名字,并不出现在日本四通八达的新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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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贺,它的名字,并不出现在日本四通八达的新干线上;也不常出现在机场散放的旅游观光手册中。然而,每到夏季,便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坐飞机再换乘山区大巴、在狭长曲折的山路上盘旋三四个小时,目标明确地靠近它——仅就一个27人的夏日戏剧工作坊而言,里面的学生就来自16个国家。除了学生,来到这里的还有观众、剧团、评论家、政客,间或还有一些能够被当地村民认出的、常常出现在电视里的“名人”,比如某位著名的诗人,或是花道名门草月流的宗家。因为一年一度、为期两周的利贺夏季国际戏剧节又开始了。这意味着,这个由驻扎在此地三十八年的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掌管的戏剧王国,再一次将它的魅力和传奇坦然呈现在世人面前。

魅力,当然是关于戏剧的。在如今被称为利贺艺术公园的一大片山中空地上,在三十八年间建起了大大小小六个剧场。其中有两个是室外剧场,两个是传统的日本民居合掌屋改造的室内剧场。十数个晚上,有些戏就着月光、山色和湖水,有些戏在稻草屋顶和原木柱梁间游弋。这些特殊的观演经历,你在别处无法得到。而传奇,则归于村庄和个人。这就是一个像利贺这样老龄化严重、人口迅速减少,GDP一度全国最低的村庄如何以戏剧为名得以保留至今的故事;也是,在日本经济超速发展的时代,一个从大都市叛逃而出的特立独行分子,如何赤手空拳地在荒凉之地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国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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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日,百瀬川的河水疾声穿过村庄,环绕的林木带来鸟兽盘桓的气息。

“利贺真的有熊,”刘阳指着一块标有“熊出没”的木制指示牌说,“还有青蛙,个子特别大。”这已经不是这位中国青年导演第一次来到利贺了。2012年,他和其他三位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一起参加了铃木忠志的夏日戏剧工作坊。而今年,他则受到邀请和来自日本、台湾、韩国的导演一起,在利贺同题竞演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27车棉花》。

利贺有两个室外剧场。大一些的被直白地称为野外剧场,有着罗马剧场的遗风。半圆形的座位一排排依靠着背后的山体往低处旋开,像是镶嵌在山体中,舞台则是座位底端伸出的一片空地,指向被山体环抱的一汪湖水,湖水的后方依然是群山。那只令刘阳念念不忘的大个青蛙,曾经屡次在演出时不请自来,兀自趴在野外剧场的台口和过道,直到演出结束才挪动身体消失,就像是某个宫崎骏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场景。“不知道今年它会不会来,在野外剧场看戏的时候,可以找找看。”刘阳说。

很快,这个机会就到了。到达的第二天晚上,利贺下起了大雨,然而一群穿着塑料雨衣、打着手电的人群早早地在依据标识牌在野外剧场外排起了长队——每一个前来的人都被发放了一个小塑料袋,里面除了雨衣,还有一个防水坐垫和一个小纸杯。习惯了提前半个小时排队候场的观众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兴奋地聊着天。

作为剧团里唯一一个来过这个戏剧朝圣地的人,早在从小松飞机场到利贺村的三个多小时的大巴上,刘阳就开始安抚和告知兴奋地揣着旅游图册的团员——首先,不需要带图册,因为里面没有利贺;也不用试图下山去别处游览,因为这是与世隔绝之处,来回车程耗时良久,除非你空出两天完整的时间。其次,不需要为没有带足日元现金而焦虑,对于来交流的戏剧人,利贺的一切都是免费的。事实上,对于普通观众也同样如此——看戏采用预约制,而从今年开始,不设票价,改为由观众随喜。而且,此地没有任何商店,只有一周一次的小货车上山售货。第三,所有的日程时间都必须要严格遵守,无论是吃饭还排练,看演出更是必须提前去剧场外列队等候,因为在这里,一切围绕戏剧,迟到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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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贺还有名的利贺山房

从日本传统民居合掌屋改建而成的剧场利贺山房,出自铃木忠志的好友、著名建筑师矶崎新之手。改造从1976年开始,1981年建成。每个进入其中的观众,都必须高攀上阶梯,先进入一个空置的空间中,脱下鞋子,赤足通过一座廊桥,进入后侧的真正的剧场。铃木忠志曾说,在日本,他的梦想剧场的场地只有三个:城池、寺庙、合掌家屋。前两项均无法租借,而合掌屋则最终实现了铃木忠志理想中的那种“富有真实感的剧场”。

当天晚上,铃木忠志率领他的SCOT剧团在野外剧场上演剧团的代表作《大鼻子情圣》。山中雨夜,舞台湿滑。观众们裹紧雨衣,而演员们则冒雨如常表演。这出曾经被法国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出色演绎的法国浪漫主义经典悲剧,迎来了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一切都是日式的,一切都是铃木忠志式的。穿着和服的武士和侍女穿行在由日本茶室、湖水深处延伸而来的草木夹道路和后方的日式房间之间,伞、剑、茶,这些剧中的元素以亦舞亦剧的表现方式衬托着主人公的爱和伤感,并最终和山、水,以及雨夜相融。戏的最后一幕,始终因为觉得自己太丑而不敢对女主角示爱的西哈诺,因为打斗而受伤,他要求念完最后一封假托他人之名为女主角写下的情书,然后,便撑着伞沿着湖中小道在雨声中遁去。同时,湖上烟火齐发。漫空灿烂,衬着一个男人远去的寂寥的背影和观众席中情不自禁爆发出的掌声与惊叹。

像是预料到观众的激昂,戏演完之后,铃木忠志请上了老友矶崎新,一起用木槌敲破了一大桶佳酿。观众们小袋子里的纸杯找到了用武之地,每个人都可以上台分到一勺子酒。酒味醇厚,挑动着每一个人本来就兴奋的神经。随之而来的深夜,雨声中人声不歇——在利贺的住宿地、排练场和唯一的餐馆里,仍有人在讨论戏剧、人生或者其他。

刘阳则选择前往ISCOT剧团的驻地、枕着百濑川的水舍。目的是找曾经一同参加工作坊、如今加入了铃木忠志的国际剧团ISCOT的周燕燕,讨论《棉花》开场的布局细节。宿舍很干净,由剧团成员轮流值日打扫。每个团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房间不大,只能容纳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写字桌,但有单独的洗手间。在宿舍入口处,则是一间靠着小厨房的公共休息室,喝着热茶、吃着冰箱里剩下的最后两颗巧克力,交谈开始了。“我想让演员们在观众候场的时候端着二锅头和棉花糖,弹着吉他,把观众迎进剧场里。”刘阳说。“室内的剧场不允许带饮料和食物进去,这个你向老师申请过了么?”周燕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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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雨夜,铃木忠志率领SCOT剧团上演代表作《大鼻子情圣》

刘阳组的演出场地是在新利贺山房。这是一座厚厚的稻草覆顶、有着原木梁柱的合掌屋。这种传统的日本山村民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百年前,因屋顶形制颇像合掌祈祷而得名,是日本的世界遗产之一。和另一座合掌屋剧场利贺山房一样,剧场的改造是由铃木忠志和矶崎新一起完成的,新旧两座剧场建造的时间分别是1987年和1976年。

和城市里的剧场不同,利贺山房的舞台离观众席极近,被当中的四根梁柱自然地做出区隔,上方是高高的屋顶。“这是个特别奇怪的地方,有它自己的气场,”刘阳说,“有一些欧美的剧团在这个剧场里用很多手段来表演,在别的地方看可能也还好。但在这个场子里,你会看得难受,觉得很浮躁。” 虽然是室内,但对熟悉这个空间的人来说,此地仍有一种和自然、抑或和鬼神相关的特殊性。“算了,那还是不在剧场里弄那些了吧。”刘阳最后决定。过了一会,俩人又玩笑般地互相提及那只“神蛙”。

遗憾的是,在当夜的演出中,青蛙并没有出现。追逐着光亮而来、在舞台上翻飞的飞蛾却始终是这场演出的一员。像是无时无刻地提醒观众,此地和自然的紧密关系,以及某种与世隔绝、飞蛾扑火般毅然决然的清修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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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贺的野外剧场依山靠水而建,是一个完全露天的剧场,形制朴素,让人联想到古罗马剧场。

• 在《大鼻子情圣》的演出中,演员们充分利用了自然环境,其中包括跳入河中。

• 在利贺,除了剧场以外,游客还可以电话叫车,体验温泉和荞麦面,因为这里也是“荞麦面之乡”。

• 在戏剧节进行的时候,艺术公园里的野营地开放,有观众一连四晚住在帐篷中等待看戏。

2.

对于前来交流和演出的人们来说,利贺的一天是从每天早上8点的早餐开始的。8点不到,聚集了大部分“外来人口”的创造交流馆一楼的食堂门口往往就已经排起了队。和别处不同,这个村子里并没有饭店,每日三餐由主办方定点免费提供,只是时间固定,过时不候。有趣的是,餐食的数量也经过统计,每一个团队的餐食前都有牌子标明领队的名字。饮食清淡,然而白米饭和味增汤是餐餐必有的。吃得饱足,一天就开始了——排练、交谈、看戏,每个人都有一张自己的日程表。

最忙的是这个村庄如今的“主人”们——SCOT剧团和其国际剧团ISCOT的成员们。已经有三十年历史的SCOT剧团加上创始人铃木忠志,也不到二十人,却承担了全部的运营和表演甚至接待工作。剧团中唯一的服装师要负责所有戏的所有服装,经验老到到“你在她面前转一圈,她就知道你的身体尺寸”;而灯光师则穿梭在六七个剧场里,确保每一次演出的正常进行。其他团员在演出之外,也需要各司其职,负责剧团运营中的各色事项。成立不久的ISCOT(国际团)则有八名团员,分别来自丹麦、立陶宛、意大利、中国、美国、韩国和澳大利亚,其中来自美国的导演詹姆斯已经在此地跟随铃木忠志超过二十年,日语流利;同样在此地呆了超过二十年的有SCOT团员,还有一位表演气韵生动的日本老者,被尊称为“社长”,因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日本某个神社的“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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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青年导演戏剧节的中国版《棉花》

剧团成员的聚餐所在地在Volcano,这是一间建在百濑川边的咖啡屋和酒吧。说是酒吧,但这里并不出售食物,而更像一个随时开放的交流场所——除了团员们的三餐以外,还不时举行派对和讨论会,即便是外人,也可以随时取用此地的咖啡和并不太稳定的WIFI。作为ISCOT的一员,周燕燕和谷京盛的一天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轮到早餐值日,这意味着6点多,他们就要开始在此地忙碌,为团员们准备早餐,然后再开始一天排练。在戏剧节期间,每天到一两点睡觉是正常的。“团员们一起生活,除了排练,又是要做饭,又要干活,又要搭剧场,”谷京盛说,“没有必要去分(你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因为这些都是跟你在台上有关系的,当你尝试去装灯,你表演的时候就会更明确应该用怎么样的情感来面对这个舞台。”令这两位学院出身的青年演员感到兴奋的是,虽然每天的体力消耗巨大,但此地除了必要的生存,其他都是跟戏剧有关的。“吃、住、生活都在这里,和外界隔绝。”周燕燕说,“所有的经历和时间都献给戏剧,这是你在别的地方很难做到的。”

周燕燕第一次见到铃木忠志是2010年,当时,铃木在上海戏剧学院做主持戏剧工作坊上——一群本科的表演系学生在铃木的指导下挺直上身、瞪大双眼,随着音乐的节奏大力踱步、急停,用腹式呼吸法大声念出台词。虽然表现参差不齐,“但你会觉得他们的精神和工作状态不一样了”。这是著名的铃木训练方法给周燕燕留下的第一印象。实际上,在此之前,这种训练演员的方法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了数十年——在美国大学,铃木训练方法的运用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而闻风而来、自费参加利贺戏剧工作坊的学生则来自二十多个国家。

这种对身体控制的修炼,容易让人想到某种武术功法或者传统戏曲对于演员的训练,特别是当铃木忠志提起棍棒的时候——这并不是用来抽打弟子,而是用来敲击地板,“来使得训练中的演员感受到一种震颤”。这位75岁的老人在排练场上精神矍铄,不乏严厉神色,但当看到弟子们做得好时,却会绽出孩子般的笑容。

这种训练方法是铃木在三十多年前发明的。在这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曾受过夯实的西式教育、发展出一套东方式的训练方法的戏剧人看来,亚洲的戏剧和西方戏剧的不同,就在于亚洲的戏剧在从身体中寻找到乐趣方面是很发达的。“对身体的有趣姿势的累积,形成了亚洲戏剧的传统。欧洲人则用语言创造思考的乐趣。我对于人到底是什么这种思考方式是从欧洲戏剧里面学习的,而对感受性则是从亚洲学习的。”铃木忠志说。因此,或许不难理解,为何他的不少代表作都是西方经典作品的再次演绎,比如以古希腊戏剧《特洛伊女人》影射日本战后、将《大鼻子情圣》用来展现东方式的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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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cano中的派对聚集了所有来到利贺的人们

“人和人完全不同,不同的人之间必须首先要创造一个共通的规则,从这个规则里找到大家的共通像,为此我创造了铃木训练法。不止是训练方法,还包括生活。这里有很多有名的演员,他们来到这里都要做饭,这就是我为他们创造的规则。共同的规则其实是铃木忠志创造出来的,不同意这个规则的人自然就走了,那也没关系。只要是赞同我做的规则的人留下来就好了。”在戏剧节临近结束的一天,穿着家常的毛衣坐在Volcano里,铃木忠志的脸上带着一点疲惫,但语气仍然执拗——来的人来了,走的人走了,他却在三十年里坚持宣称这里不是日本,而是利贺、“全世界戏剧人的王国”。而他,就是制定规则、开疆拓土,将一个行将废弃的村庄以戏剧为名保留下来的那位“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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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生于1939年。上世纪60年代起,投身小剧场运动,以将日传统美学融入西方名剧而闻名于世。他带领剧团自上世纪70年代起,驻扎在日本富山县利贺村,使得经济落后的小村庄也因此成为了戏剧人的“桃花源”。铃木所独创的演员训练法,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3.

富山县利贺艺术公园园长金田豊的办公室在利贺创造交流馆的二楼。这座这两年才被改为接待来利贺学戏、做戏和看戏的人们的场馆,还保留着些许曾经的儿童活动中心的样子。在二楼楼梯口的休息区域,摆放着一些动植物的标本;而靠墙的一人高的书架上,则是一溜介绍日本历史名人故事的漫画。然而,2012年,利贺村上小学的人数就从前一年的四人降到了零,这个数字,在1976年铃木忠志刚来此地的时候是十九人。另外一个数字则数十、上百年维持不变,它呈现在招贴板上的一张五年来的利贺雪线图上——每年11月到次年的3月,大雪封山,积雪会深达三到五米,白茫茫一片,只有合掌屋露出黑黝黝的轮廓。“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商店?”金田大笑起来,“在这里,谁来开商店都会赔本的。”

山水无言,大雪如约,村庄则在萎缩。1976年2月,铃木忠志第一次到达利贺的时候,也是一个大雪天。彼时,剧团在东京的剧场被收回,在听说利贺有意出租五座传统民居合掌屋的时候,铃木决心去一次这个被东京人称为“比莫斯科还远”的地方。他转了多次车,爬过一个山谷才看到这座村庄。但触目所见,是一片白色,仔细分辨,才能看到雪地上露出几个黑色的尖顶的合掌屋。“我从其中二楼的窗户里跳了进去,进入了一个和外面的白色截然相反的世界——屋子里矗立着黑色的、带着原来的木头的卷曲形状的支柱……这种极简的、运用最基本的材料锻造的空间让我体会到一种敬畏之情。”37岁的铃木忠志立刻下定了决心,“我一直有在一个传统空间而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新建剧院里还原戏剧艺术的念头,因此,我立刻决定将这里作为剧团的新家。”

铃木剧团的到来无疑是当地村委会所乐见的。因为,当时利贺村已经出现了人口下降的危机。这个自古以来以林业为主业的村落,一直以来的GDP水平都很低,大多数年轻人都去城市打工了。为了应对产业的没落和年轻人的流失,利贺村在五十年前就开始把这一地区的合掌建筑从别的地方搬过来,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刚来的时候,这群外来人在村里敲敲打打,做各种“奇怪的事”,被心怀疑虑的村民们戏称为“红军”,“但是来看戏的观众中有西武铁路的会长,草月流的宗家,还有著名的诗人,这些都是村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的面孔,所以渐渐地,大家就觉得铃木是个挺厉害的人。”

这个厉害的人,实际上过得并不轻松。他面临着剧团内部强烈的反对。“要来这里,团员们必须和老婆小孩分开,大家是反对的。”铃木忠志回忆说,但他一点也不后悔,“我们是想要做好的东西,所以为了做好东西,即使到了北极南极也应该去。”

(在铃木忠志看来,在东京,要做好东西出来的话,要花很多钱,被很多事情干扰。“东京就像上海一样,只有把好东西卖出去,才是好的。我要从东京政府拿到钱,从东京有钱人那里得到赞助,钱在东京比较多。但在那里做不了好的东西。你要做好东西,除了来到这里之外,别无他法。你要忍耐一下,为了做好东西,必须和喜欢的女生分开。”铃木说。)

在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经济仍然处于急速上升的通道,但离进入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时期还有十年,东京是绝对独一无二的商业、经济和资讯中心。然而,对于什么地方是好地方,铃木的判断显然跟当时日本的大多数人截然相反。“寂寞是好的,没有什么人是好的。冬天的时候,这里的积雪有三四公尺,必须一个人出去铲雪,看到动物的足迹,发现这个世界不止是人类。理解到人不止是和人在一起,人和动物也是在一起的。就可以明白人类只是大宇宙中小小的一部分。”他又说,“我喜欢斗争。自然是偶发,偶然性的东西,你无法预知、预测。人类一直去追求可以预测的东西,事先就知道的非常理论化的东西,这是人类的特征。但自然界无法用理论用逻辑去解释的东西很多,当你察觉到这一点时是非常好的。”

1982年,铃木忠志率剧团第一次在利贺举办了世界戏剧节,同时,剧团的到来,也使得当地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盖房子这一块得到了发展。进行世界戏剧节两年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多政府投资的场馆建设的工作。更使得村民受惠的是对于当地卫生设施的改造。当时的日本,用水的卫生间还很少,有一个口号就是“卫生间要用水洗的卫生间”,而“利贺是第一个建成的有大粪便处理机制的地方”。这也是日本的第一个世界性的戏剧节,“这里一下子就出名了,国家主动投资。”金田说。在充裕的资金的支持下,从去年开始,戏票采用随喜的方式,吸引了很多喜欢戏剧的人来看,韩国、中国、台湾的剧团和演员到这里来制作戏剧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已经持续三年,每年一度的“亚洲导演戏剧节”,这个计划每年支持亚洲四地的年轻导演同题竞演同一出戏剧。“戏剧界的人士可以进行国际交流,除了这里,其他地方可能是没有的。”金田豊说,“所以接下来,我们想做一个国际戏剧村。”

也正是因为戏剧,才让这个人口急剧减少的村庄至今保留了下来。早在十年前,市政府就要把利贺在内的八个村合并起来。“当时有两派意见,留存和取消。大部分的村议员都觉得不要这个利贺村了。”金田豊回忆说。在日本,出生于某个村并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自豪的事情,但是铃木把大家聚集到了剧场里,“但当时也有很多传真、邮件要求利贺村保留下来,因为利贺是世界知名的戏剧圣地。我记得铃木先生说,希望大家为利贺村自豪,而不是作为一个村民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在金田豊看来,虽然仍然面对着危机,但铃木的胜利显而易见,而且,不仅仅关于戏剧。最新的一个例子刚刚发生——日本内阁今年新设了地方发展大臣一职。“因为人口越来越稀少,不能把人口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是铃木先生当时把剧团放在这里的时候就在强调的。”金田豊说,“社会方面的、戏剧艺术上的东西,也不能集中在城市里。可以通过戏剧在地方的发展,带动地区的发展。铃木先生的坚持还是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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