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银有色
我们到达的时候，白银还不是银白色的。第二天早晨，温度降至零下，城市上空的水蒸气与尘埃相遇，结晶为雪花落下，覆盖了水泥、柏油、钢板等一切表面，白银就成了白银的城市。
要是没有雪，白银一点也不白。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矿石的缘故。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地质勘测队在这里探测出了4000万吨的金属矿，有金，有银，有铜。这块离兰州车程一个多小时的黄土地，竟埋着一座座金山银山！1958年，打桩机与挖土机集聚于此，黄土地凭空生出了一座城市。人们兴奋地宣布，从今天起，这里就叫白银，这里厂矿就叫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下文简称白银公司）。
年轻人从五湖四海赶来，有人加入了采矿、选矿和冶炼的队伍，有人被分配到各类配套工厂和机关，比如生产手套的棉纺厂，比如职工子弟学校和医院。“同志，需要帮忙吗？”张玮玮的母亲踏上白银土地的第一刻，张玮玮的父亲这样问她。母亲是来自甘肃本地的数万名纺织女工中的一员。在白银火车站，迎新的父亲接过母亲的行李，用自行车把她送到女工宿舍。在“名正言顺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式的互助中，父亲和母亲相恋，结婚。1976年，张玮玮在白银出生。
小时候，张玮玮印象最深的是矿区铁路。铁路上驶过绿皮火车，不仅运输矿石，还运送工人上下班。在鼎盛时期，白银公司有四十万职工，他们与家属几乎构成了白银的全部人口。白天城里空空荡荡，人们在工厂里淘选矿石，制造硫酸，纺织棉布。下午六点，无数个喇叭准时响起《歌唱祖国》，宣布下班时间到。绿皮火车和自行车把乌泱泱的人群送回市区，逃学疯玩的张玮玮们也背起书包假装放学，白银才活泼起来。
那是白银公司的黄金时代，一年到头，羊肉和带鱼发不完，夏天发的西瓜多到床底不够塞，张玮玮吃西瓜只吃中间没有籽的那一瓤。兰州百货公司的营业员最喜欢看到来自白银的顾客，因为他们的钱包总是鼓鼓囊囊的。大家都知道白银公司效益好，连小伙子找对象，都要被问一句：“你是白银公司的吗？”
雪花在中午开到最盛，彻底覆盖了含有硫的黄色土地。40岁的张玮玮带着我们在矿区晃悠，执着地寻找记忆里的两弯铁轨。“两个月前，最后一辆绿皮火车停运了。”但是，并没有新的火车替代绿皮车。
衰败几乎是一瞬间的事。上世纪90年代，矿山枯竭，再也无法挤出丰盛的乳汁喂养白银的人们。白银公司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先是纺织厂，冶炼厂这类配套的工厂停工，最后轮到了矿区。冶炼厂曾经在每周二的晚上释放积攒了一周的烟尘，白银周二的夜晚从不晴朗。停工后，人们又开始怀念周二的夜晚。
后来，白银公司被卖给了一家香港集团。到了2003年，白银公司下属的深部铜矿、西北铜加工厂和进出口公司因破产而关闭。一些因担忧而辗转反侧的老职工彻底梦碎，曾经，他们的视野里只有白银公司，不在这里工作还能去哪里呢？白银应该处于一个不断循环的时空，父亲退休了，儿子顶上，传输带不停运送矿石，像一台永动机。
当早餐喝下的羊肉汤被彻底消化，身体开始感到寒冷的时候，张玮玮在隆起的土包之中发现了一个火车闸口。铁道终于出现了！在雪的覆盖下，它看着很细小，湿润的铁融化了一些雪，露出斑驳的黑，铁轨就这样黑白相间地伸向未知的前方。张玮玮给钢板拍了张照，我们就回城吃午饭去了。
二、舞会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酒吧和夜店还未遍地开花，各式各样的舞会成了中国电子摇滚的起源地。在处于黄金时代末期的白银，白银饭店的舞会是风头最劲的。
每天晚饭后，青年张玮玮准时走出棉纺厂家属楼，沿着小市场一路往下，穿过市中心的花园，来到白银饭店的舞池。他是乐队里的吉他手。
白银饭店原本是前苏联专家的住处，专家撤走，就成了白银最高档的招待所。年轻人下了班都喜欢参加舞会，脱下工作服，男青工换上西装，女青工脚踩高跟鞋，穿上连衣裙。张玮玮和乐队成员们演奏的都是流行歌曲，每晚的曲子不多，但必须有两支快的，快三或快四都行，费洛蒙让人迷醉，必须高速旋转。
舞会和后来的迪斯科舞厅、卡拉OK厅不同，舞会让人庄重地释放青春。发生在白银饭店舞会上的故事是古典的，男女青工像简·奥斯汀小说里的人物，通过跳舞结识。如果小伙子看上了哪个姑娘，就和她约第二天的舞。如果姑娘没意思，就说自己要上小夜班。白银公司的小夜班从下午四点上到晚上十二点，而舞会从晚上六点开始。如果姑娘有意思，就说：“明天我上小夜班，后天吧，后天是大夜班。”大夜班从晚上十二点开始，姑娘跳完舞，小伙子还要送她去火车站。夜色中，他的爱人搭乘火车而去，冶炼厂的大夜班在等着她。
有些厂花来舞会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魅力。五六个小伙子站在她身旁，一律单手放在背后，一曲结束，立刻伸出另一只手邀请她。姑娘不仅不答应，连表情都没有。但只要乐队的人过去，她就跳舞。因为乐队是舞会里地位最高的，那些年，中国的摇滚乐手大多来自这些舞会上的乐队。说哪支乐队办舞会办得厉害，是最高的夸奖。
白银饭店的舞会好像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里，当白银公司的黄金时代彻底结束，舞会上依然灯红酒绿。不同的是，年轻人谈论的不再是明天的小夜班和后天的大夜班，而是上演着一场“我要走了”的游戏。父辈打拼了一辈子的地方衰败了，希望破灭，每个人都喊着要去广州、北京和上海。有人说要走了，与舞会好友一一告别，让张玮玮们为他奏上一曲《友谊天长地久》。结果，那人在家憋了三天，忍不住还是跑回白银饭店。大伙嘲笑他几天，继续玩着“我要走了”的游戏。
另外一个变化是，姑娘们在舞会后更需要小伙子的护送了。对未来的绝望让年轻人躁动不已，一点小事就能引发巷斗。一时间，整个白银城都在打架。有一回，张玮玮的父亲去买菜，张玮玮后来的搭档，当时的同学郭龙正举着菜刀砍人。看到玮玮父亲，郭龙说了句：“叔，你买菜啊？”然后继续砍人。玮玮父亲扭头就跑。张玮玮弹着吉他，看到命运的难以逃离。一天清晨，白银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去矿上的班车被火车撞得支离破碎。车上的人全部死亡，其中就有张玮玮一个发小的父母。发小是个姑娘，从此跟着干妈过，后来干妈失踪了，她也开始神出鬼没。张玮玮经常在舞会上看到她，烫头发，抹口红，名声变得越来越差。
“我离开白银的时候，这里已经坏得不行了，特别乱。后来，我又慢慢理解了，就像那个姑娘，她算坏吗？就算她每天和一百个睡觉，她就坏了吗？这是没有办法的，是命运。”
三、搁浅
离家十七年，张玮玮回家的次数不超过三十次，每次很少住超过两天。他这次回家，是因为父亲得了败血症。
父亲知道自己这次不好了，在医院看到儿子，问道：“你告诉我，什么叫物质不灭精神永存？”张玮玮愣了一会儿，回答：“物质不灭就是说好好打针吃药，病就好了。”
父亲性格严肃紧张，一旦沉浸在音乐世界时，又是活泼的。他在子弟学校教音乐，会在地上划出五线谱，让学生们扮演音符，跳来跳去，跳出一首曲子。张玮玮从小学习钢琴，是因为父亲的师傅—一个曾经是交响乐团首席单簧管的上海的右派，后来被派到白银烧锅炉—告诉他，学习音乐，一定要买钢琴。1985年，张家花3500块钱从广州买入一架钢琴，花了两个月时间运到白银。结果，张玮玮每天练琴的时候都透着镜子偷看电视。他更愿意练手风琴，因为枕着睡觉更舒服些。
可是，当张玮玮经历了舞会乐队的洗礼，想要成为一名乐手时，父亲的态度是对立的。那时，白银公司已经不是年轻人的第一选择了，父亲认为，“做个生意也比搞音乐强。”父亲很少夸张玮玮，永远说他不听话，喜欢乱跑。这让张玮玮更加想要逃跑。后来，白银公司彻底衰败，父亲说，你老是逃跑，你还真跑对了。但是，他依然不喜欢张玮玮的歌，觉得反动、颓废、萎靡。
张玮玮以前以为，他与父亲的关系和白银一样，是相互对抗的。在医院陪了一个礼拜的床，他要去上海演出，演出前，父亲病情急转而下，去世前对张玮玮说：“你以后别抽烟了。”父亲一辈子不拖泥带水，一点不黏糊，连谢世都是如此。“父亲一直把牛逼往下咽，直到最后一下，狠狠钉在你心里，让你知道自己有多傻逼”。
父亲去世后，张玮玮失去了回到白银的理由。厂矿关闭了一大半，子弟们汹涌奔流远方，故乡只存在于幻想之中。张玮玮也成功逃离，但他知道自己在创作时永远绕不开白银，绕不开父亲。“白银是你用刀都割不掉的。你只能去理解它，朋友的遭遇，家里的事情，城市的事情，你得把它想明白。”
1997年，张玮玮离开白银去了北京。2011年，他与郭龙创作了一首歌，就叫《白银饭店》，纪念这座城市带来和带走的一切。歌里，张玮玮写道：
“最光明的那个早上，
我们为你沿江而来，
可是你的愁云萧森，
我们迷失在白银饭店。
最温暖的那个晚上，
我们为你朝南而去，
可是你的暮色苍茫，
我们搁浅在白银饭店。”
撰文：赵颖、刘匪思 摄影：肖南 编辑：赵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