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律师访谈一:朱明勇(贵州小河案/张氏叔侄/马廷新案)

“唯有刑事案件的辩护,就像一个魔方,转在不同人的手里,转来转去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律师朱明勇的名字是和一系列刑事大案联系起来的:贵州小河案、张氏叔侄案、马廷新案,以及震动全国的“重庆打黑第一案”。为多起冤案平反之后,朱明勇在刑辩律师中声名远扬。

和欧美相比,中国的律师行业显得格外簇新,且鱼龙混杂,其中的顶尖者则更是神秘,隐没在大案要案之中,不为公众所知。本周,我们计划讲述4名中国大案律师的故事,今天你将认识的便是朱明勇。

> > 挑

在为多起冤案平反之后,朱明勇成了刑辩律师中声名远扬的技术派。每天到律所找他“申冤”的人踩破了门槛,助手刘长在电话中不停婉拒着要出发的人们。

朱明勇每年还是接不多的案件,“却要用别人做十个案的力气做一个案。”他接案的理由“全看缘分”。多数律师会考虑经济回报,影响力大小等现实问题,不赚钱,就赚吆喝。相比之下,朱明勇的标准有些“无厘头”:有时是当事人名字中有与他相似的字眼,有时是觉得对方足够诚恳,有时来自瞬间的感动。这让他一旦应接下来,就投入深厚的情感因素。他也有三不接:不接来电中带 4 的;不接疯狂持续来电的;也不接开口闭口“没人比我更冤”的。

2004年某个乍暖还寒的凌晨,朱明勇研究了一夜辛普森案之后的归途中,在他租住的地下室门口,研究生同学老董已经在台阶上等了他一夜。老董给他带来了马廷新案:老家的一起灭门血案,被告人马廷新可能是冤枉的,家人找到他,希望能帮忙申冤。他感到“案情重大,自己经验不足,怕有所闪失误了人家性命。在众多学法律的研究生同学中反复考量,挑中了知根知底的我出征此案。”

朱明勇在一审后期介入已被定为的“铁案”。他在案件的 27 处提出了 36 个无法解释的疑点,其中包括针对公安部足迹鉴定专家的足迹鉴定结论提出的 10 点质疑,最终导致法院没有采信“铁案”的结论。2008 年 4 月 17 日,朱明勇在鹤壁看守所迎接无罪释放的马廷新。这些疑点悬疑至今,马廷新案成了朱明勇经历的“中国的辛普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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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悲喜交集的场面,在 2013 年 3 月 26 日的浙江省高院法庭重演。张辉、张高平叔侄听闻无罪释放的判决后,含泪仰天长啸:“终于清白了!”

朱明勇第一次接到张高平哥哥张高发的电话时,礼节性地回复说,先把材料寄来看看。再听到张高发的声音已是 2010 年的秋末冬初,他兴奋地告诉朱明勇:我已经到北京了。而朱明勇却在郑州,张高发随即坐上到郑州的火车。凭着从河南信阳农村出来的直觉,朱明勇感觉到张高发身上有农民朴实的执着,他决定见见。

一家修车店的小旅馆内,30 元一晚的房间,没有卫生间,也没有门锁,两个人站在里面显得拥挤。朱明勇见到 60 岁的张高发:“用木棍挑着一块腊肉和一包申诉材料,都是给我的。”朱明勇带他换到 120 元的快捷酒店,坐下来听张高发讲述。听完,他沉重地叹息:“申诉案件难度太大了!”话音未落,张高发痛哭失声。

朱明勇看了两天材料后,只说了一句话 :“你的案子我免费接了,你回去吧!”

两年后一个中午,张高发和朱明勇一起站在浙江省高院门口,有人给张高发打电话找朱明勇接案,张双眼认真地望着朱明勇,对电话那端说:你要找朱律师办案,那你得自己去找他,他到哪里你就去哪里找他。

因强奸杀人案,分别关押在南疆和北疆的张辉、张高平是不约而同地在《民主与法制》上读到马廷新案报道的。

张辉撕下那页纸寄回家,张高平正要撕,遭狱警制止,只能找检察官张彪继续申诉,张彪留意到马廷新案和张氏叔侄案中都有一个叫袁连芳的证词,建议张高发一定要找马廷新的律师朱明勇。这时张高发收到了张高平和张辉写回家的信,也让找朱明勇。

张辉在信中并不确信:“不要急于确定,先摸摸底,准备准备,看看家里还有多少钱,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随后两年,张高发在北京边上访,边一家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听朱明勇。“有人直接说,我们给你搞定,最多的开价 300 万。”老家有人介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要价 20 万,张高发同意了,准备回家卖房子,房子来不及卖出,又说 20 万也不接了。朱明勇接了,而且是免费接,张高发认定“老天就要开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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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奇杭姐姐樊燕也是看到马廷新一案的报道后找到朱明勇的。

正值朱明勇父亲癌症晚期,“医生说我父亲还有两个月。”听说儿子要接涉黑案件,重病的父亲不同意。

樊燕捧了束花,直接找到朱明勇老家的县城医院,一直坐在病房里不走,哭诉:弟弟现在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人去了哪也不知道,报纸上公布说是黑社会被抓起来了。“他不可能涉黑,如果你了解他的为人,你会发现我弟弟在当地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大姐已经去世,朱明勇和 4 个姐妹守护在父亲的病床边。一家人在医院照最后的合影,樊燕也被邀请一起参加。拍照的瞬间,朱明勇突然觉得,樊燕就像是他已经逝去的大姐。他突然有些感动,决定为樊奇杭辩护。

这次朱明勇没能迎来樊奇杭的无罪释放。指认李庄作伪证后,“黑老大”龚刚模免去一死。樊奇杭作为“第二号黑社会头目”却被判死刑。

朱明勇无计可施,向樊奇杭提议:“要不你也指证我作伪证,我最多坐几年牢,但是你可以免去一死。”樊奇杭拒绝。2010 年 9 月 26 日,樊奇杭被执行死刑。

> > 战

距离朱明勇在“重庆打黑第一案”中仓皇逃离重庆已有六年。“重庆打黑最后一案”二审,8 月在重庆高院开庭。

庭审接近尾声,朱明勇的当事人谭兴突然自我申辩说:我听说这是个医疗事故。谭兴拿出手写材料,称案发后在咖啡馆碰到医院副院长,副院长亲口告诉他,死者没抢救好,是医生经验不足,缝合时,划破了血管没注意,还是缝上了。之后发现床单被血浸透,赶紧再抢救,将副院长叫来参与第二次抢救,发现血管没封住,最后抢救不及时,失血过多死亡。

这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在朱明勇接手案件的四年里,从未有人提出被害人死于医疗事故的可能。法官问谭兴:你有证据吗?

谭兴说:“没有证据。”坐在辩护台上的朱明勇迅速翻到了案卷中的法医鉴定:颈部刺 伤、腹部穿透伤,还有臀部 14 厘米的伤口,导致失血休克死亡。他向法庭逐条分析,得出三种伤都不至于导致失血过多死亡的结论。“不要说砍三处,砍一百处,没有砍到要害部位和动脉、静脉,可能都不会失血,除非把体内器官刺破,但鉴定并没有,都是一般创伤。一种可能是在医疗过程中出现了大出血;即便不是这样,是本来就有大出血,但医院在治疗时没有发现,导致最后的鉴定中没有呈现,医院也应该负有相应的责任。”这是属于辩护律师的战场,武器是勇气、知识、反应、逻辑。然而,“律师的战场不光在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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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朱明勇与重庆当地法院交手,还是重庆打黑期间,李庄入狱后,樊奇杭案延期,虽然收到传话说“你的辩护已经让有些人难以容忍”,朱明勇仍然在打黑时期的重庆法庭上指责警察刑讯逼供到发指地步。后来,家乡和供职学校都被重庆调查,邮箱密码被破,收到“问候邮件”,朱明勇闭关消失。说起这些,当时的恐怖余味多年未散。

2013 年一个周五,朱明勇第一次回到“薄王”之后的重庆,办理谭兴一案相关手续。这次不复当年的恐惧,走进重庆高院时,朱明勇甚至感到有些悠闲。

高院大厅内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名法警坐在门口。朱明勇对空无一人的办事窗口巡视一圈后,问法警:“人都去哪里了?我手续也交不出去,电话也没人接。”

法警告知,法院工作人员都爬山去了。

“这又不是休息日,我从北京来,手续交不上去,又走不掉,还得干等两天。”朱明勇坐在大厅里,拍了张照片,传上微博。

“其实我是无聊,根本没有任何意图。”微博发完,朱明勇欲走未走时,听到旁边电梯声响,从电梯内出来五个人,西装革履,领导作派。

五人直接走向法警,询问:“是不是刚才有个律师来了?”

朱明勇见势主动上前“投案自首”,说:“你们是不是问微博的事情?刚才那个微博是我发的。”

其中一位看起来精神些的问:“你就是朱明勇律师吧?”

“我就是朱明勇。”

“我是钱峰。”他自我介绍时,身边有人赶紧补充:“我给你解释下,今天是搞工会活动,组织爬山。我一打电话,马上全部回来,你是来……”院长继续询问。

“我有一个案子,来交手续,交不上去,不知道交给谁。打电话没人接,窗口也没有人,保安说你们全部爬山去了,我觉得今天正是工作日,我总得找个接手续的人。”院长忙说:“你稍等一下。”正说着,就看见消失的工作人员魔术般地逐个出现了。

院长站在大厅内,现场办公起来:“你这个案子在哪个庭?把刑一庭的庭长和主持法官给我叫来。”

法官来到他身边,他叮咛说:“这是朱明勇律师,他今天到我们法院来办案,你先把手续收了。”又转向朱明勇:“朱律师,这个案件不管你有什么意见、想法,或者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跟我联系。你的微博,我全部会看,我给你个邮箱。”

朱明勇不断提出质疑,法院“像球队研究对手打法一样”不断研究,案件一拖就拖了四年,“就是结不了。”

二审开庭,谭兴那些经历过“打黑”岁月的江湖兄弟都到庭旁听,黑压压坐了一片。他们中有“打黑”期间入狱又出来的。开庭结束后,这些往日的“黑社会”兄弟拉来三四桌,要请朱明勇吃饭。席间,刘长发现,原来朱明勇的名字在重庆这些江湖兄弟中早就如雷贯耳了,他们佩服樊奇航,也佩服朱明勇。也因此,谭兴再三嘱托他们一定要找到朱明勇,让他接下此案。

朱明勇又想起樊奇航,“被称为重庆打黑第一案,眼下是打黑的最后一案,有始有终嘛!”

> > 勇

在刑辩律师圈内,朱明勇是不多的自小习武的,加上长期不留发,使他看起来形似从水泊梁山走出来的好汉。

事实上,小时候的朱明勇却常因过于老实,“好几次差点被小伙伴打死”。一次,邻居小孩,不知为何,一下子把我按倒在地,卡着我的脖子,“我感觉已经卡死了,后来不知道被谁扯开了。”另一次在公社看电影,被前面人挡住了视线,“我跟他说你坐矮一点,他站起来就开始打,把我鼻子打得血直流。”

10 岁左右,朱明勇跟着当兵的叔叔上少林寺学武。“所以我是被逼上少林的”,从少林下来后,也开始打人。“自信心很重要,哪怕刚练一个月,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就敢打人了。”后来朱明勇打遍全班无敌手,上高中时能打遍全县无敌手,经常被请去当“外援”。两伙人打架,其中一伙通过关系,送来两根麻花,让我晚上去出台,“帮忙打架,还觉得很威风。”学武给了他一个好身体、给了他毅力和耐心;也给了他一种莫名的精神支持:“总是觉得自己是练过武的,这让你精神上无畏。”

从小胸怀“文武双全,报效国家”梦想的朱明勇,后来成了一名纪检干部。直到从报纸上发现了司法考试放开的消息,他苦读两个月通过考试。但他并没有很快成为律师,内心的武侠梦复苏,把他引向了刚刚改革开放的南方城市东莞。

朱明勇凭借三年武术功底,在一家酒店当保安,经历多次刀光剑影的打架械斗,算是他的一段草莽英雄时期。等到收心成为西装革履的律师出庭后,使他办起案来,也延续了武林侠客风。他不求做大做强,对物质也没太多欲望。他笑着说起去法国,同事一定要拽着自己去买一套阿玛尼的西服,“我不想买,他硬要我买,说上庭总要有一套啊。好吧,我们就一人买了一套。回来上庭,他才第一次穿,下庭时他的西装就被对方当事人扯破了。”

他的成就感来自于改变被辩护人的命运,他曾说:“唯有刑事案件的辩护,就像一个魔方,转在不同人的手里,转来转去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秋天的傍晚,明亮的阳光洒在树影婆娑的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空气清澈,球场上的扣杀声跌宕,朱明勇拖着行李箱,大步走出校园去赶下一个案件。离开前,他在赠我们的新书《无罪辩护》的扉页写下:“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撰文:佳月 摄影:王晓东

编辑:蔡晓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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