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普利策音乐奖的是杜韵写作的一出歌剧《天使之骨》。
《天使之骨》讲述了一对贫穷的夫妇在后院捡到一对受伤的天使，他们将天使的翅膀剪掉后囚禁起来以渔利。历经七年，在纽约三一教堂的资助下，《天使之骨》从不足一小时的室内剧演变成拥有纽约最好的表演艺术家、管弦乐团、室内合唱团的歌剧。
杜韵说，其创作动机源于自己读到的一本关于人口贩卖的纪实文集，其中以诗歌、口述、信件等等不同体裁去讲述人口贩卖的故事。杜韵被这些故事所打动，在随后的调研中，杜韵发觉自己离人口贩卖的现实越来越近。“这不仅仅是东欧、东南亚、南美的现实，在纽约新泽西、在皇后区就有许多人口贩卖。”
“这次获奖得到了很多关注，世界上有2100万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希望有更多人因为《天使之骨》关注他们。”
多 元 主 义
杜韵出生于1977年，4岁开始学习钢琴，7岁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后升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钢琴作曲系。20岁赴美求学，先后取得奥伯林音乐学院学士及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当杜韵开始学习西方古典乐时，当代西方古典音乐的世界已经与她正在学习的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
20世纪前半叶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音乐已经重新定义了作曲，不同流派平行发展，音乐表现范围迅速扩大。上世纪60年代的动荡则影响了一批作曲家，他们质疑有关新音乐为何物的一切假说。
很多年轻作曲家表现出对爵士乐和摇滚乐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宣称这种世俗化的风格应该也能够贯穿在真正与当代文化对话的任何音乐艺术当中。由于上世纪50年代之后大众媒体在技术上的迅速进步，这种音乐的确广为人知。
杜韵并不知道这些变化。但二十年后，她正是以打破古典和通俗壁垒的多样性风格，以及音乐中传达出的当代问题意识赢得了世界各地的喝彩。
2010年上半年，杜韵在纽约的演出作品包括：由新茱莉亚合唱团解读一部充满活力的传统交响乐；将爵士摇滚融合于电子合成器做出的无声影片配乐；一个由当代国际交响乐团演奏的复杂电子乐作品，还有一场与大提琴演奏家Matt Haimovitz自由表演。
当年年中，《纽约时报》乐评人AllanKozinn撰文形容这些作品都是“从其自有的音乐世界里生长起来”。杜韵很珍惜这篇乐评，直言Kozinn知道她在干什么。
Kozinn在乐评开篇建议纽约作曲家、 乐评人Frank Oteri应当留心杜韵的作品。
2014年，Frank Oteri前去拜访杜韵，他在回忆中写道：“武满彻的交响乐和雷·查尔斯的专辑被放在一起。杜韵对音乐是如此杂食，以至于尝试为她的音乐寻找到一种风格来描述是徒劳。她正在为底特律交响乐团和蒙特利尔现代艺术组合撰写作品，她同时创造了大量作品，包括电子乐、一系列无法分类的艺术碎片，她发布的 《Sharp in You》其中有一系列无法被明 晰定义的音乐元素。”
在《天使之骨》中，杜韵将电子乐、室内管弦乐以及合唱相结合，又采用非传统歌剧声音：剧中男女主角分别由男中音和摇滚女中音演唱。当天使翅膀被剪断时，摇滚女中音炽热的独唱，将小提琴的颤音与小号的尖锐急促，扩大成为令人愤怒、恐惧、凶猛的呜咽声。
单一的音乐风格已经很难满足当下听众的需求。使用网络平台听歌的青年人们，已经习惯于一张歌曲列表，在不同的音乐风格之间快速切换。
“其实在电影或其他形式的艺术中，这样的杂糅早就见怪不怪了，只是在歌剧领域，这面墙还没有被打破。”对高雅艺术表演形式的探索并不仅仅加入流行元素，“所有元素的运用，都必须有它的契机，必须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杜韵说。
上月，杜韵接受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的邀约，完成一个对于方言和戏种研究的展示作品。
杜韵定向收集不同方言对未来期望的语音，在合成器的渲染下，逐一呈现。清脆的电音仿佛通向未来的路径，轻盈又喜悦。四川话、安徽话、上海话、福建话等等，男女老少不同的音色彼此交叠，不同的人生有机会在共同的旋律中，共同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同样受到尊重。
这之后是沪剧演员的演唱。杜韵在舞台一角用保鲜膜包裹起话筒，紧接着对着话筒喷出了摩丝泡沫。这种非常规的声音被杜韵作为音乐素材，有时候微不可闻，但是与周围环境中的声音合并在一起，在沪剧演唱中制造出一种日常生活的异质感。由于表演的真实性，来自材质本身的声音，作为声音的声音，最终以精巧的对位互相作用。
舞台布景是由华裔建筑师曾庆豪绘制的数十张建筑图，是以为沪剧演唱记谱。音乐家和建筑师常有相见恨晚的如故感，无论是音符还是钢筋，讲究的都是结构与节奏。
学 院 派
小时候，杜韵时不时就盼着能发烧，发到38℃的那种。她每天练琴八小时,不过这多半都是父母逼出来的，唯有38℃的体温计，才能让她“有凭有据”地不练琴。
五年级时，老师告诉杜韵说你手太小了，不适合弹琴。她回家偷摸着哭，哭着练琴，再也不想着发烧了，她就想证明自己。
上海音乐学院为杜韵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她一度是学校里钢琴弹得最好的孩子，12岁起师从邓尔博教授，学习如何用音符表意，如何写出一个完整的乐句，一篇完整的乐章。
当时上音的图书馆里几乎都是古典乐的资料，巴赫、贝多芬、肖邦、莫扎特，这都是杜韵的老朋友了，而她更想听听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古典主义等现代音乐。
杨立青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大学部作曲指挥系的系主任，后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他是个常年挂着微笑的音乐家，曾求学、访学于欧美，“四年前杨老师过世了。我很伤心。非常想念他。”杜韵说。
杨立青和善，好客，他经常邀请同学们来家中玩。杨立青家中有几面墙的十层书架，放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现代音乐，他多年来都从事现代作曲技法的研究。杨老师很大方，他乐于将这些唱片借给同学。小个子的杜韵站在书架前，感觉自己“像在朝圣”，抬起头，就望到了一张世界地图。
斯特拉文斯基是陌生的名字，彭德列茨基和约翰·科瑞里亚诺的磁带就放在书架上。20世纪重要的现代音乐家一起出现在杜韵面前，不分先后，不知高下。杜韵只能凭直觉挑选自己喜欢的带走，杨立青不会告诉他们作品好坏。一切都是自由的。
杜韵在演出前四天抵达上海，与初见的业余沪剧演员排练了两次后就正式演出。这是杜韵很喜欢的合作方式，陌生、或说是临场相见的合作者为作品带来了任意性和意外之喜。
学院派作曲家对记谱法很讲究，“一定要有好的记谱法，有时候就会有些封闭。”杜韵说。如何向完全不懂记谱，没有受过任何学院训练，甚至是语言不通的人讲述自己的作品，这对杜韵是个挑战，也正是她所喜爱面对的。“许多民族音乐都是口授的，依然很严谨。”杜韵说。
五年前，杜韵在阿联酋沙迦与当地的吟唱诗人合作了一部交响乐作品。在作曲之前，杜韵与诗人们有一次愉快会面，这之后她就回到纽约作曲，将诗人们的朗诵选段融入作品。
跨过记谱法的门槛往往意味着学院派艺术家正在试图张开双臂，邀请所有的听众都进入自己的音乐中。《天使之骨》 的主唱Jennifer Charles对五线谱并不熟悉，合作伙伴曾对杜韵表达过隐忧。“我觉得我做过很多这样的事，这对我不是挑战。”杜韵说。她录制好自己唱的Demo， 供Jennifer学习。最后的演出效果证明，这 一切非常成功。
今年8月，杜韵作曲的儿童音乐剧将在国内公演。参与演出的孩子们也有不少不懂五线谱，没关系，杜韵唱给他们听。“这和我的教育观点是一致的。”
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作曲系的杜韵，对学生的挑选依赖直觉。“所谓的耳朵好不好，有没有好的写作基础，音域高低等等，这些都太表面了。对我来说这都不是衡量标准。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有才，有没有表达的欲望，和你想要的质感是不是相吻合。”
20岁那年，杜韵前往美国奥伯林音乐学院读本科,毕业后杜韵之后进入哈佛大学作曲系攻读博士学位——她选择了一个奖学金最为丰厚的学校。在哈佛的第二年参加作曲考试，杜韵挂科了。
“为什么？我写这么好为什么都不过？”杜韵质问道。
“我们要巴赫风格。”老师告诉杜韵。
“为什么！这不是作曲系么？我写的是杜韵风格！”杜韵硬是跟老师扯皮通过了考试。
卡 啦 O K 一 代
初中时，杜韵从电台里听到李宗盛、陈 昇、窦唯和王菲，而后Michael Jackson随着 “全美公告牌排行榜”一起出现在电台里。
她将窦唯和王菲视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两位华语音乐人。1997年王菲与窦唯合作发表专辑《浮躁》，半张专辑为纯音乐或者哼唱“la jum bo , wu na sha”等字符。
2000年窦唯和译乐队合作发表《雨吁》，整张专辑都不再包含有意义的歌词。
“现在看来，无字音乐为王菲和窦唯封神了，但在当时是多了不起的实验啊！给我的冲击太大了。不需要解释，窦唯不需要用歌词去解释了，音乐足够表达。”杜韵说。
到高中时，杜韵开始用零花钱在音乐学院门口买打口碟。那些外国歌手杜韵一个都不认识，她只好挑专辑封面好看的买。
Pink Floyd，Cocteau Twins，Sinead O'Connor和Kraftwerk等等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她的世界。英国人的专辑封面优雅精巧；德国人的专辑封面棱角分明，她偏爱后者。
中学生杜韵沉醉于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德国前卫摇滚（Krautrock），“硬朗骚在骨子里”，她说。以20世纪最重要的 音乐先锋Karlheinz Stockhausen为代表，德国掺杂了电子乐的迷幻摇滚中有不少出身学院派的乐队，如Cluster/Kluster、 Faust、Kraftwerk等。
杜韵在他们的音乐中听到了严谨的学术性，丰富的技法，还有对自由的理解。清秀的Sinead O'Connor 给自己剃了光头， 公开支持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撕毁教皇的画像，这些杜韵都在她嘶喊着唱出的 《Fire On Babylon》听到了。
“那时候的德国是迷茫的，音乐也是迷幻的。这些音乐都是对时代的回应，他们都是思想家，不是排行榜上的流行歌手。”杜韵说。
进入大学的第一年，英国乐队Portishead发表新专辑，从此杜韵跌入Trip-Hop的世界。Trip-Hop是起源于英国西部港口城市Bristol一种电子音乐分支，慢板迷幻，融合了Jazz和Hip-Hop的碎拍节奏。
迷幻的风格后来被杜韵用在了自己的 多部作品里。2012年她发表了自己首张录音室专辑《Shark in You》，这张专辑风格多样，从实验舞曲到卡巴莱再到爵士电音。
在一曲《Stay》中，迷幻融合爵士，电子打击乐的节奏与她空旷的女声此起彼伏，在空气中紧紧包裹住听者。如果音乐有颜色，这首就是墨绿色，仿佛森林的潮气，散不开的雾。
导演赖声川与杜韵有过两次合作。赖声川是懂音乐的人，他熟悉也理解青年音乐家在作品急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矛盾与紧张。“青年艺术家往往会很纠结，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必须要通过所有过去的人留给自己的语讳，也就是音符。但杜韵作品中的纠结少很多。”
杜韵的音乐创作受欧洲影响较大。法国人对声音的控制，德国人对精巧结构的追求。美国带给她的是流行文化和开放的创作意识。到了美国，杜韵终于知道“波普”艺术是什么。
赖声川在杜韵的作品中不仅听到了学术面，更有纯才华面和幽默感。“严肃面对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了，杜韵很严肃，但是也很轻盈，有许多自然的东西。”赖声川说。
杜韵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她既有古典乐的底色，却也饱受通俗乐和民族乐滋养。
“我们真的是卡啦OK一代”，杜韵说。但她又话锋一转嘱咐道：“流行音乐你少写一点，我们啥专业的音乐家都没讲，感觉我就听这些（流行乐）。其实我听得可多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古典乐和现代乐是我专业，肯定都得听。”
杜韵是纽约MATA音乐节的音乐总监，她和同事们一起，从三千首投稿作品中选出数十首入围作品。她又身兼作曲家和教师两职，“每年至少听两千首作品吧。”杜韵说。
现 实 与 世 界
对历史的认知可以是非线性的。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第一次被凿出缝。杜韵看着电视里的柏林人为被推倒的墙砖热烈欢呼，她觉得自己心中好像也有一堵墙倒了：中国和外国的那堵墙倒了，她可以到外面去了。
很多年后，她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这种与柏林人感同身受卷土重来。她看到了一部德国电影，柏林人的渴切，就好像她年少时听电台对香港、台湾的向往。
对于学西方音乐的孩子而言，“世界”这一概念自幼伴随他们。肖邦来自波兰、莫扎特出生于奥地利、柴可夫斯基是北边的俄国人……外国是真实存在的，是神秘的，但没人告诉过杜韵外国是什么样子。
柏林墙倒后第二年，14岁的杜韵前往纽约交流半年。在日本转机的那一宿，她溜出机场在东京的街头走了一晚，特开心。少女时期的杜韵深受三毛其害，心里想着浪迹到天涯。出去旅游时，火车刚一开动，周围景物逐渐从杜韵视线里逃离，流浪的念头就在她心里暗暗作祟。
大一时，杜韵去欧洲参加音乐节，忘了订住宿，她就在威尼斯边走边玩了一晚上，然后睡在一个小广场上，“路上还被人踹了一脚，一下就忘了疼，继续嗨。”杜韵说。她很得意，之后故意不在佛罗伦萨订青年旅社，继续通宵在城市里漫游。
六十年前，斯特拉文斯基决定了人们对作曲家固有看法。作曲家就应该魅力十足，神秘莫测，广交值得结交的朋友，周游每个值得探访的城市。
在过去十九年间，杜韵的创作生命活跃在世界各地，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典、阿根廷、阿富汗、巴勒斯坦等等。她与她的朋友们也是在世界各地的工作中结识，在纽约的生活相当简单：在外工作，在家作曲。
到纽约的第三年，杜韵在一次意大 利演出中结识了巴基斯坦视觉艺术家 Shahzia Sikander。而后十年两人多次合 作，沙迦作品的视觉部分就是由Sikander 完成。
Sikander早年学习印度波斯织画，并以织画为创作和实验起点，不断测试不同规模和媒体，包括动画、影像和壁画。Sikander的作品将织画带入世界的视野，并使巴基斯坦国立艺术学院的织画学系在上世纪90年代得以复苏。
“Sikander和我一样，是基于东方传统成长起来，受过很专业的训练。在掌握技法之后，能用特殊的技法天马行空。”杜韵说。
艺术是无国界，即使是根植于某一种传统生长起来的作品，依然具有可被理解的共通性。
Sikander是很能理解杜韵的。“友谊在这十年的工作中越来越深厚。”在合作之外，两人会交换最新的灵感与创作，寻求对方的意见。十年的了解，使得双方总能迅速理解彼此的创作动机，给出最真实的反馈，“我很重视第一感觉好不好。”杜韵说。
“上海姑娘”是杜韵此次获奖后见诸国内媒体的第一个标签，这一度让杜韵感到困惑。“父母都是山东人，家中都是吃饺子。我就爱吃裤带面。”杜韵的地域感一直非常弱。
在 纽 约
在哈佛读书时，杨立青邀请杜韵毕业后回上音教书，杜韵婉拒，“我觉得我真正的发展还没开始。”
杜韵在博士三年级时来到纽约，“纽约什么都有，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合作”。选择去纽约需要放弃哈佛校内一部分补助，杜韵很感恩父母当时对自己的支持，经济上和精神上的。
杜韵与奥伯林的几个同学在纽约一起成立室内交响乐团。交响乐团的朋友们被杜韵视为自己的伯乐，“好朋友间的鼓励非常重要，一起进步，一起往前走。”杜韵说。互相支持和欣赏的方式，就是我写作品你来演奏。长笛演奏家Claire如今活跃于世界各地，杜韵依然在为她写作品。
初中时，杜韵听到别人说：“杜韵才华很好，可惜是个女孩子。”她好生气，下定决心要变更好，然后气死他们。“我千万不能还没成功就死了，那样别人会觉得我是怀才不遇，太难看。”她想。
在纽约二十年，杜韵逐渐明白“遇”和“不遇”与“怀才”不是等号关系，成功与否也并非是得到尊重的唯一条件。她在纽约见过的有才华又努力的音乐人太多了，她只是其中之一，还是幸运的那个。
“我真的是很幸运的，所以我希望能把这分幸运带给别人。”华裔女性的身份为杜韵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女性，还是少数族裔，东西做的还不错，很容易被大家鼓励和爱护。”杜韵说。
《天使之骨》首演于去年纽约的“原型 艺术节”（Prototype festival）。原型艺术节鼓励那些创造性的小型歌剧，并且给女性创作者、少数族裔创作者更多的机会。 杜韵的另一身份是策展人。
从上海返回纽约的次日，由杜韵担任音乐总监的纽约MATA现代音乐节开幕，这是一个旨在扶持青年艺术家的盛会。明年3月，由她策划的亚太音乐奖将在纽约拉开帷幕，旨在推动亚太艺术家不同领域的交叉合作。
刚到纽约时，杜韵给自己喜欢的爵士 音乐家John Zorn写邮件求助，得到了后者的鼓励和帮助。Zorn在纽约有自己的演 出场所，面积不大。每个月开一次盈利性质的音乐以支付房租，其余时间都是免费借给独立音乐人，所有收入归音乐人。
“Zorn给了我很多精神上的鼓舞，是偶像。”杜韵说，“这么多年，Zorn都很爱护自己圈子里的人，合作都是先想到圈子里的人。他教会我怎么爱护、帮助其他的音乐人。我也是得到很多帮助才有的今天。”
侠 女 激 情
杜韵是个喜欢上学的孩子，因为学校热闹。
“独生子女嘛，到学校就很高兴。只要有点事，我就想掺和，这样可以不用练琴了。”杜韵笑嘻嘻地说。
大人们经常批评杜韵爱管闲事，每天尽操心别处发生了什么事。长大了，杜韵还是爱管闲事。“但现在大家把这个称作‘关心社会’”，她有些得意。
杜韵体型偏胖，声如洪钟，眼神明亮，好像一个蕴藏能量的陨石。有时候她大笑起来，马路对面的行人都会被她吸引。可她身上带有强烈的少女感，可能因为她的平刘海丸子头，也可能因为她赤子般的大眼睛。
好的艺术家往往都具备移情的能力。不仅仅怜悯乞丐和猫，甚至要为看不到的事情而心里难过。爱身边的人，也爱那些离她最远的人。远方的困境更能让杜韵感到一种道义上的痛苦。
“以前很多人都跟我说，你会变的，你长大了就会变的，你进入社会就会变的。但我一直都这样，我没变，我性格也没变。”
杜韵关心的事儿不少，从叙利亚局势、欧洲动荡、特朗普执政，到国内的网约车规范、聊城辱母案，甚至是《人民的名义》的热播，让她产生共情的对象不胜枚举。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杜韵都抓住每一次采访机会呼吁社会关注移民及女性，拒绝人口贩卖。《天使之骨》的故事在夫妇贩卖天使时达到高潮，原本好心的工人们成为了潜在客户，所有人都成为了帮凶。这段最令杜韵伤心，她把无人吟唱的配乐写得凄厉又绝望，闻者落泪。
一位人口贩卖的亲历者在被解救后，自发成立了女性教育公益组织，帮助其他逃离人口贩卖的女孩子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学习融入社会的技能。“很多女孩子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可以逃脱的，而所谓再教育的力量，就是对自尊心的培养和自我价值观的培养。”杜韵说。她所追求的艺术也应当有这样的力量，帮助苦难的人们重新获得勇气，面对生活。
“艺术家的敏感不是矫情，不是没事找事，而是对世界敏锐的观察，对现实的认知感。说大了，这就是艺术家的终极关怀。”杜韵说。
在杜韵眼里，音乐是一种媒介，沟通世界不同角落、不同群体之间的媒介。通过音乐表达的社会议题，具有更强大的感染力。
一定会有失落，来自现实与预期的不 符，来自自身力量太过渺小的无措。“努力 了，但out of control（超出控制），我就接 受，继续做自己的事。就是奥修说的静观低 潮，随时准备着面对低潮。”杜韵调侃从小 就知道并不是努力就有理想的结果，“比如 我努力了我还是长不高，长不漂亮。”
小时候进寺庙，释迦牟尼居中，左右分立地藏王菩萨和观音。大人和杜韵说，地藏王是管地狱的，别去拜。杜韵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心想，“地藏王菩萨都在地狱里了，太惨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她偏要拜地藏王菩萨，谁也拉不住。
来 不 及 死
4月份回上海，杜韵又认识了一帮新朋友。大家都说“杜韵你真是太有趣了”，“你人真好。”艺术家邱黯雄对她说：“我真羡慕你的特殊技能，无论跟谁你都能聊得特开心。”
在喜马拉雅美术馆参与会谈时，杜韵和在场的其他艺术家都不一样：她一直在笑，歪着头笑，眯着眼笑，甚至会笑着反问主持人。
她希望大家都能高兴，“时日无多，能高兴这件事，就让人高兴。”
“小时候看国庆灯节，或元宵灯节，或大年夜，就觉得生活真美好。因为看到大家都很高兴。”现在，杜韵经常在纽约看游客，看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
年少时的杜韵听陈升的歌会哭，她跟着收音机里的低沉男声一起唱，“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她喜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国摇滚，“硬朗骚在骨子里，硬性带敏感。”
那时候她最喜欢的电影是《城南旧事》，浅灰色的色调，英子水汪汪的眼睛，还有离愁的配乐，长久包围着她。
“我小时候看《大红灯笼高高挂》我好悲痛，哈哈哈哈哈哈。觉得做女人真没意思，哈哈哈。”杜韵像是调侃一般，“做人其实很痛苦的。”
“我们学音乐的，看到很多作曲家都是身后有名，还有许多大作家都自杀了。”她小时候喜欢读海明威，杰克·伦敦，老舍，还有三毛。“一辈子也就如此，还是没出生最好。”杜韵说，“如果我死后，能被认可是一个创新和探索的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就是对我最高的评价。”
她不惧怕死亡，死亡在她心中并不遥远。但是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来不及死”。她必须为艺术家的终极关怀坚守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唯一的胆怯来自时间，她害怕时间不够，想为这个世界做的事情来不及做完。“我小时候喜欢作曲家，就是觉得不用退休。”
困难常常遇到，缺钱搞创作也是常态。“但我们真的没资格说自己苦。世上有太多苦难的人了，他们还在最基本的生活线上挣扎。”但是杜韵不肯和别人说这些，“想要成事，就不能自怨自艾，放大自己的困难。”
杜韵不愿吃老本，她要继续创作，需要大块的时间用以独立创作。与巴勒斯坦艺术家Khaled Jarrar合作的关于叙利亚 难民的交响乐与纪录片拍摄已经过半，今年她还将以“年画”为主题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写一部交响乐。今年夏天，她将回国监制合作音乐剧，秋季则开始在美国三大音乐学院之一的Peabody音乐学院执教。
“我还是我自己，但我希望有更多的平台去践行我意志坚定的信念。也会有更多可能和不同的人一起往下走。”杜韵深知普利策奖的意义，她准备好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机遇与改变。
采访、撰文 杨楠 ／ 摄影 肖南
编辑 Nabok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