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
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1981年至1985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至1995年旅居日本,1995年移居美国纽约至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创作作品,是近几年在国际艺坛上最受瞩目的中国人之一。
时隔四年之后,蔡国强再次来到上海。四年前是《农民达芬奇》,四年后的今天是《九级浪》。上海还是上海,但蔡国强已经武功见长,他依然能够制造出轰动的艺术事件,吸引到足够多的眼球,引起持续的争议。同时,他的思考也更深入和犀利。
7月17日,蔡国强将99只昏昏欲睡的动物装上一艘从家乡泉州的旧渔船,驶进黄浦江,停靠在两岸高楼林立的江边。蔡国强毫不讳言,这件名为《九级浪》的作品灵感来自于去年黄浦江的死猪事件。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有机玻璃告示牌子上,大大地写着“敢爱”。其实相对而言,赞助商英菲迪尼的另外两个口号“敢想,敢为”用在蔡国强身上更为合适和妥帖。同样直面中国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作品,还有布置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大烟囱里的装置作品《天堂的空气》,三个婴儿玩偶坐在不停摇晃的秋千上,有的表情忧伤,有的闭着眼睛好像在做梦,有点仰望着160米高的烟囱,“秋千的摇晃让我们意识到空气的存在,整个烟囱往上看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帮你达到看不见的未来。”
8月8日下午,蔡国强在蒙蒙细雨中完成了长达八分钟的白日焰火,黄浦江上升腾起绚丽的焰火,效果极其震撼,这也是蔡国强第一次在国内白天燃放焰火,阴雨天加强了“自然之死”主题的伤感气氛。
《九级浪》
ELLEMEN:你说过《九级浪》这件作品的灵感来源是去年黄浦江上的那些死猪。
蔡国强:黄浦江上飘来上千头死猪,吸引着我身体里的那个小男孩,萌发了让船从黄浦江上飘过来的概念。
ELLEMEN:怎么样让《九级浪》和死猪事件联系起来?
蔡国强:我就转为《九级浪》,转为危机关头、千钧一发的那一种情形,九级浪是最大的浪潮,又叫怒涛。你看艾伊瓦佐夫斯基《九级浪》的原作,那些人爬在十字架一样的桅杆上,面对最后的浪头,他们还在求生,在挣扎,这种感觉和江面上飘来的死猪事件能够联系在一起,就是命运攸关的最后关头,是九级浪的那种紧迫感和绝望感。我这一次的动物其实挺绝望的,看起来不太正能量。这些动物都在昏睡,都晕了,被这个时代折腾得晕了,而且还有要呕吐的样子。死猪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为这个时代增添了悲剧色彩。
ELLEMEN:船上那些动物的品种是经过选择的吗?
蔡国强:基本上各大洲的都有。和澳洲个展上《归去来兮》里动物的数量是一样的,都是99只,99只好像乌托邦,澳洲的展览创造了一个假的人间天堂,上海的这99只动物是面对的是中国的现实。
ELLEMEN:你的船能放得下这么多动物?
蔡国强:对,我把有些堆起来。这些动物很难做,比澳洲的那些难做。因为澳洲的动物都是站着喝水,不管什么动物,它们的姿势基本上是一样。但是上海这次的不一样,晕了、吐了,各种各样的动作,而且这种动作是工艺师很少会做的,以前大家做的都是勇敢的奔马。
ELLEMEN:这艘船比磐城的那艘船要大吗?
蔡国强:其实船体是一样的,那艘船应该比咱们的这艘船要大将近一倍,可是它只剩半截了。
ELLEMEN:动物做到这个地步,接下来再做动物怎么办?
蔡国强:不知道,另一个东西出现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ELLEMEN:其实你对媒体说了死猪的事情也没有问题。
蔡国强:对,我感到媒体都比我更大胆,就写了死猪。老外也是,中国也是,他们看到我船这样,他们就问我这个跟死猪有什么关系?
ELLEMEN:其实我们是做艺术。
蔡国强:对,我当时是有受到死猪事件的影响,但并不只是为了做死猪事情才做这个作品。
ELLEMEN:在艺术和这个特定的主题之间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度,很有讲究吧?
蔡国强:很多时候,艺术并不是直接表现对一个事件的肯定还是否定,在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一些矛盾和困难,也看到了它的魅力。中国的价值观、信仰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变化,所以社会上经常发生一些问题,它更充满着艺术效果,但它是不是艺术作品还是另外一回事。
ELLEMEN:它有时候比艺术还要艺术。它更有影响力,匪夷所思的地方。
蔡国强:不小心就变成了艺术品。艺术家的思路太窄。
ELLEMEN:你的作品当然是艺术,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它背后有很宽阔的东西,就是你的身份和你在国外的经历。你的位置是比较特别的,你是一个在国际上的中国艺术家,所以视角是不一样的。
蔡国强:身份未明!也可以换过来说,就像人家批评的,我对中国现代艺术没什么贡献,或者这样说,我对世界的现代艺术也没什么贡献。
ELLEMEN:你说过要让学生给船上的动物补一些妆。
蔡国强:差不多做旧都做完了。但今天还要最后去调整。某一天,一大堆学生要跟我照相,他们说,我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我说你们来干吗?他们说我们来帮你画动物。我说:动物已经在画了?他们说是的。我和他们一起上楼去看,所有的动物都画成黑的。他们听说要把动物做旧,而且知道这些动物都是奄奄一息,他们就泡黑的丙烯颜料,泡得很脏,把所有动物都涂了一遍。结果那些动物都像从泥水里面给拉起来的,毛都是一揪一揪的。我说:这些动物都涂成一个动物了,它们都是一样的颜色,你们还是读美术的。哎呀,我被吓得。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打击,艺术生涯三十几年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挫折,还表扬他们上戏的胆子很大!我也不愿意去查,当然跟我们工作室的员工有关系,他们刚开始在画一两只的时候,我们员工没有叫停,也没有叫我去看。他们画了两天,画了五十几只,速度还很快,因为这样不动头脑当然很快了,就是一桶一桶的丙烯颜料去涂。赶快去查到底用什么颜料,一瓶一瓶都是丙烯,丙烯才惨,要是用水粉颜料还能洗。还好发现得早,那些动物都没干透,完全干透了,丙烯就洗不掉了。没干透,就赶快用潮湿的毛巾来擦,又用吹风机去吹。颜料还没有吃透,毛其实很厚,还有脂肪、冰雪、灰尘、它都能够防御,不容易吃进去。表皮的颜料擦掉了以后(其实也擦不掉太多),然后熏干了,用手搓,能把底下的毛也翻出来一些。弄弄就感到更写实。
ELLEMEN:这是意外的收获。所以现在没问题了。
蔡国强:现在没问题了。因为这个毛的颜色跟整个船的脏、旧和沧桑比较协调。但任何挫折都不能说这样更好。这种话,艺术可以去这样做,但在人类社会是要付出很多人的代价,如果是战争就要死一批人了。清代一个诗人说过:诗是无法的,应该无拘无束,但诗又不是无法的,因为山川河流都有脉络。
ELLEMEN:诗在这里也就是艺术。
蔡国强:对。我年轻时就一直注意这一段。
《没有我们的外滩》
蔡国强:其实传统的痕迹是留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没有学过国画,但是你在构思这件作品的内容和结构时,过去的影响却会流露出来。我把火药撒过去,火药自然地挂下来,它就出现了那样的形状。
ELLEMEN:所以每次做火药画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蔡国强:不一样,这个里面有增加一点点,它这个有一点骨的感觉,骨骼的骨,不会虚掉。
ELLEMEN:而且是用不同的笔在画,有粗有细。
蔡国强:但其实用的是指头,有时候是用手掌这样把火药推上去。
ELLEMEN:这个完全是感觉。
蔡国强:对,所以艺术的这个“艺”和工艺也有关系,主要是你如何控制它的适度。
ELLEMEN:这幅画是空气比较潮湿,所以有点朦胧。
蔡国强:对。它就是整体朦胧,有一点淡淡的感觉。
ELLEMEN:你是知道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蔡国强: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会下更多火药,因为我不知道这些火药弹怎么会这么潮湿。
ELLEMEN:你之前不是都有实验吗?
蔡国强:实验的时候那火药已经打开,在空调里晾了两三天,这个大作品的火药很多是新拿出来打开的,它就潮湿。但潮湿的优点就是证明了这张画就很符合上海这个主题,就是温温的那种秀雅,它不是你下了很多火药,每一个建筑都在燃烧的那种强烈感,它没有,它是有熏染的效果,但并不是很猛烈的燃烧。他竟然连这一条黄浦江岸都没有烧起来,我又点了第二次,可是它要是一次烧,这些就都黑了,因为它的能量会一直加起来,就不会那么秀气了。另有些不再点第二次了,刚好它不炸,它不炸就让它不炸。像这一个东西,它是那些没有炸掉的火药,立起来的时候流下来,像一个瀑布下来,还是保留。
ELLEMEN:所以其实你很过瘾,把大师的作品跟自己的放在一起。
蔡国强:我也很享受我临摹他们的过程,虚谷的猫、吴昌硕的牡丹花等等。我临摹不单单是理论上理解他们那个时代很有创意,我实际上感受到,他们那些东西接受了西方的影响,而且他们也有挣扎。
ELLEMEN:跟我们一样?
蔡国强:对,他们一样。虚谷肯定也知道齐白石,知道自己不够拙,不够烈,但他有他的温和秀,有他的空灵,每个人都是只做他自己那么一点点事,那么一点点空间。他们接触那个大世界,他们当时是接触西方的,他们是全中国最多的面临西方现代化的冲击……
ELLEMEN:最见世面。
蔡国强:最见世面,也是最摇摆。他们是最早面临应该怎么办的一批人。老上海人更清楚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有不满,但他们选择忍耐、妥协。能够自我调整心理。上海历史上是很厉害的,所以才会有任伯年、吴昌硕那些人。但是如果没有新鲜血液,就不会有上海的精气神。美国就是因为一直不断地有新的人进来,才保持了活力。
《春夏秋冬》
蔡国强:在撒火药的时候,就要找到春夏秋冬的能量状态,它的能量是怎么样运动的?秋天是怎样萧萧的,春天是怎样来的。
ELLEMEN:所以在制作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这个走势?
蔡国强:一直在找它的能量是什么,但是在看到陶瓷的原作时会改变。
ELLEMEN:所以这个春就是要全部炸黑是吧?
蔡国强:对,像写实的这样炸,火药只是在做它的能量运动。
ELLEMEN:这件作品比多哈那个作品应该更难吧?
蔡国强:更难。
ELLEMEN:因为瓷好像特别薄。
蔡国强:对,多哈的作品图案都很固定,春夏秋天每一个情绪都不一样,菊花就像真的怒放的菊花,每一只花瓣都像刀片一样薄,一碰就要碎,所以要掌握火药的分量,要不它就炸掉了。还是有一些小碎片掉下来,找到的就粘回去,还有些找都找不到,这也没关系,现实中的花也不是每片花瓣都在花上的。
《天堂的空气》和《静墨》
蔡国强:《天堂的空气》原来是一朵云彩,一个孩子。特制的机器打开之后感到并不是照片呈现的那样一朵云,而是更像一个喷露机一样的东西,效果就不对。另外一个是烟囱里面的机器出来的烟,其实也很少,要在上海租很多大机器打烟,但这种机器打烟用不好就没什么意思。昨天晚上民主会议,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取消?但我们又抱三个婴儿来,很好的婴儿,好像这些仿真婴儿抱来没用又很可惜,所以就一直在整理这个思路,每个人都发表了他们的观点。
ELLEMEN:有什么新招吗?
蔡国强:没有,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秋千,会实验到底效果好不好?比如说孩子就坐在秋千上,一直在这个烟囱里面摇,感觉会怎么样?慢慢再去看看,这一次我正是有两件作品完全是现场思考、现场制作往下走。一步一步看,做得好就做,做不好就停。
ELLEMEN:还有一个就是坑,坑已经解决了?
蔡国强:坑解决了,每天都有意外。因为墨是很有生命力的东西,它跟这个火药一样有偶然性,一会儿就会自己产生很多旋转的泡,像一个太极图;一会儿又变成了很多油面出来。不稳定性就像火药。火药是杀人的,又不是给你在做艺术的。墨是人家是做艺术的,不是拿来给你这样浪费的。(大笑)火药杀人好简单。像我们这样一辆汽车,只要里面有几个烟火弹就可以大爆炸,这些玻璃碎片都能成为它的攻击武器。它是有威力的,所以我们控制它,我们让它转化成别的用处,它的价值才大。
ELLEMEN:墨如果有变化,不是也挺好的吗?
蔡国强:是的,是的,你要跟它的自然性共处。基本上它的哲学思路或者是理想追求就是在那边的。问题不在于你满意不满意?也不在于它让你满意不满意,是你自己能不能让自己对这件事情满意,就是说你安心了,也就是作品了。你担心它这样还不够,还不是作品,你就会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它还能怎么样,但这种机会也不坏,使你能够认识自己,也更认识艺术这件事本身到底在干啥。
ELLEMEN:比如说出现冒泡或者太极图这样意外的情况,是可以让你安心的吗?
蔡国强:不一定,它如果太具体,你又感到怎么这么具体;它要是比较抽象一点,你也许还安心一点,不一定。这个东西,那个瀑布是用气泵机抽的,有时候那气泵机会坏掉,你就要换一台新的。新的喷出来的角度威力就不一样,不一定会旋转了,反正永远都是在解决问题。
ELLEMEN:那个泵可能从来没有抽过像墨这样的液体,其实它也受不了。
蔡国强:是啊,是啊,受不了,大家可能受不了。
ELLEMEN:你有没有改变墨的配比,比如说稀释一点?
蔡国强:现在在思考,今天会弄几吨水,但是几吨水放进去简直就是沧海一粟,根本没什么感觉。因为怕它越来越浓,它会越来越沉淀,变成石膏,所以至少要给它加点水。
ELLEMEN:还好这个作品不是在室外的,否则更复杂。
蔡国强:室外的话,最后上海人民都可以一人去切一块墨块,回家去干活。
展览日期:8月9日—10月26日
地点:上海花园港路200号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