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
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1981年至1985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至1995年旅居日本,1995年移居美国纽约至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创作作品，是近几年在国际艺坛上最受瞩目的中国人之一。
时隔四年之后，蔡国强再次来到上海。四年前是《农民达芬奇》，四年后的今天是《九级浪》。上海还是上海，但蔡国强已经武功见长，他依然能够制造出轰动的艺术事件，吸引到足够多的眼球，引起持续的争议。同时，他的思考也更深入和犀利。
7月17日，蔡国强将99只昏昏欲睡的动物装上一艘从家乡泉州的旧渔船，驶进黄浦江，停靠在两岸高楼林立的江边。蔡国强毫不讳言，这件名为《九级浪》的作品灵感来自于去年黄浦江的死猪事件。新闻发布会现场的有机玻璃告示牌子上，大大地写着“敢爱”。其实相对而言，赞助商英菲迪尼的另外两个口号“敢想，敢为”用在蔡国强身上更为合适和妥帖。同样直面中国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作品，还有布置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大烟囱里的装置作品《天堂的空气》，三个婴儿玩偶坐在不停摇晃的秋千上，有的表情忧伤，有的闭着眼睛好像在做梦，有点仰望着160米高的烟囱，“秋千的摇晃让我们意识到空气的存在，整个烟囱往上看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帮你达到看不见的未来。”
8月8日下午，蔡国强在蒙蒙细雨中完成了长达八分钟的白日焰火，黄浦江上升腾起绚丽的焰火，效果极其震撼，这也是蔡国强第一次在国内白天燃放焰火，阴雨天加强了“自然之死”主题的伤感气氛。
《九级浪》
ELLEMEN：你说过《九级浪》这件作品的灵感来源是去年黄浦江上的那些死猪。
蔡国强：黄浦江上飘来上千头死猪，吸引着我身体里的那个小男孩，萌发了让船从黄浦江上飘过来的概念。
ELLEMEN：怎么样让《九级浪》和死猪事件联系起来？
蔡国强：我就转为《九级浪》，转为危机关头、千钧一发的那一种情形，九级浪是最大的浪潮，又叫怒涛。你看艾伊瓦佐夫斯基《九级浪》的原作，那些人爬在十字架一样的桅杆上，面对最后的浪头，他们还在求生，在挣扎，这种感觉和江面上飘来的死猪事件能够联系在一起，就是命运攸关的最后关头，是九级浪的那种紧迫感和绝望感。我这一次的动物其实挺绝望的，看起来不太正能量。这些动物都在昏睡，都晕了，被这个时代折腾得晕了，而且还有要呕吐的样子。死猪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为这个时代增添了悲剧色彩。
ELLEMEN：船上那些动物的品种是经过选择的吗？
蔡国强：基本上各大洲的都有。和澳洲个展上《归去来兮》里动物的数量是一样的，都是99只，99只好像乌托邦，澳洲的展览创造了一个假的人间天堂，上海的这99只动物是面对的是中国的现实。
ELLEMEN：你的船能放得下这么多动物？
蔡国强：对，我把有些堆起来。这些动物很难做，比澳洲的那些难做。因为澳洲的动物都是站着喝水，不管什么动物，它们的姿势基本上是一样。但是上海这次的不一样，晕了、吐了，各种各样的动作，而且这种动作是工艺师很少会做的，以前大家做的都是勇敢的奔马。
ELLEMEN：这艘船比磐城的那艘船要大吗？
蔡国强：其实船体是一样的，那艘船应该比咱们的这艘船要大将近一倍，可是它只剩半截了。
ELLEMEN：动物做到这个地步，接下来再做动物怎么办？
蔡国强：不知道，另一个东西出现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ELLEMEN：其实你对媒体说了死猪的事情也没有问题。
蔡国强：对，我感到媒体都比我更大胆，就写了死猪。老外也是，中国也是，他们看到我船这样，他们就问我这个跟死猪有什么关系？
ELLEMEN：其实我们是做艺术。
蔡国强：对，我当时是有受到死猪事件的影响，但并不只是为了做死猪事情才做这个作品。
ELLEMEN：在艺术和这个特定的主题之间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度，很有讲究吧？
蔡国强：很多时候，艺术并不是直接表现对一个事件的肯定还是否定，在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一些矛盾和困难，也看到了它的魅力。中国的价值观、信仰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变化，所以社会上经常发生一些问题，它更充满着艺术效果，但它是不是艺术作品还是另外一回事。
ELLEMEN：它有时候比艺术还要艺术。它更有影响力，匪夷所思的地方。
蔡国强：不小心就变成了艺术品。艺术家的思路太窄。
ELLEMEN：你的作品当然是艺术，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其实它背后有很宽阔的东西，就是你的身份和你在国外的经历。你的位置是比较特别的，你是一个在国际上的中国艺术家，所以视角是不一样的。
蔡国强：身份未明！也可以换过来说，就像人家批评的，我对中国现代艺术没什么贡献，或者这样说，我对世界的现代艺术也没什么贡献。
ELLEMEN：你说过要让学生给船上的动物补一些妆。
蔡国强：差不多做旧都做完了。但今天还要最后去调整。某一天，一大堆学生要跟我照相，他们说，我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我说你们来干吗？他们说我们来帮你画动物。我说：动物已经在画了？他们说是的。我和他们一起上楼去看，所有的动物都画成黑的。他们听说要把动物做旧，而且知道这些动物都是奄奄一息，他们就泡黑的丙烯颜料，泡得很脏，把所有动物都涂了一遍。结果那些动物都像从泥水里面给拉起来的，毛都是一揪一揪的。我说：这些动物都涂成一个动物了，它们都是一样的颜色，你们还是读美术的。哎呀，我被吓得。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打击，艺术生涯三十几年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挫折，还表扬他们上戏的胆子很大！我也不愿意去查，当然跟我们工作室的员工有关系，他们刚开始在画一两只的时候，我们员工没有叫停，也没有叫我去看。他们画了两天，画了五十几只，速度还很快，因为这样不动头脑当然很快了，就是一桶一桶的丙烯颜料去涂。赶快去查到底用什么颜料，一瓶一瓶都是丙烯，丙烯才惨，要是用水粉颜料还能洗。还好发现得早，那些动物都没干透，完全干透了，丙烯就洗不掉了。没干透，就赶快用潮湿的毛巾来擦，又用吹风机去吹。颜料还没有吃透，毛其实很厚，还有脂肪、冰雪、灰尘、它都能够防御，不容易吃进去。表皮的颜料擦掉了以后（其实也擦不掉太多），然后熏干了，用手搓，能把底下的毛也翻出来一些。弄弄就感到更写实。
ELLEMEN：这是意外的收获。所以现在没问题了。
蔡国强：现在没问题了。因为这个毛的颜色跟整个船的脏、旧和沧桑比较协调。但任何挫折都不能说这样更好。这种话，艺术可以去这样做，但在人类社会是要付出很多人的代价，如果是战争就要死一批人了。清代一个诗人说过：诗是无法的，应该无拘无束，但诗又不是无法的，因为山川河流都有脉络。
ELLEMEN：诗在这里也就是艺术。
蔡国强：对。我年轻时就一直注意这一段。
《没有我们的外滩》
蔡国强：其实传统的痕迹是留在自己的世界里，我没有学过国画，但是你在构思这件作品的内容和结构时，过去的影响却会流露出来。我把火药撒过去，火药自然地挂下来，它就出现了那样的形状。
ELLEMEN：所以每次做火药画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蔡国强：不一样，这个里面有增加一点点，它这个有一点骨的感觉，骨骼的骨，不会虚掉。
ELLEMEN：而且是用不同的笔在画，有粗有细。
蔡国强：但其实用的是指头，有时候是用手掌这样把火药推上去。
ELLEMEN：这个完全是感觉。
蔡国强：对，所以艺术的这个“艺”和工艺也有关系，主要是你如何控制它的适度。
ELLEMEN：这幅画是空气比较潮湿，所以有点朦胧。
蔡国强：对。它就是整体朦胧，有一点淡淡的感觉。
ELLEMEN：你是知道会有这样一个效果？
蔡国强：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会下更多火药，因为我不知道这些火药弹怎么会这么潮湿。
ELLEMEN：你之前不是都有实验吗？
蔡国强：实验的时候那火药已经打开，在空调里晾了两三天，这个大作品的火药很多是新拿出来打开的，它就潮湿。但潮湿的优点就是证明了这张画就很符合上海这个主题，就是温温的那种秀雅，它不是你下了很多火药，每一个建筑都在燃烧的那种强烈感，它没有，它是有熏染的效果，但并不是很猛烈的燃烧。他竟然连这一条黄浦江岸都没有烧起来，我又点了第二次，可是它要是一次烧，这些就都黑了，因为它的能量会一直加起来，就不会那么秀气了。另有些不再点第二次了，刚好它不炸，它不炸就让它不炸。像这一个东西，它是那些没有炸掉的火药，立起来的时候流下来，像一个瀑布下来，还是保留。
ELLEMEN：所以其实你很过瘾，把大师的作品跟自己的放在一起。
蔡国强：我也很享受我临摹他们的过程，虚谷的猫、吴昌硕的牡丹花等等。我临摹不单单是理论上理解他们那个时代很有创意，我实际上感受到，他们那些东西接受了西方的影响，而且他们也有挣扎。
ELLEMEN：跟我们一样？
蔡国强：对，他们一样。虚谷肯定也知道齐白石，知道自己不够拙，不够烈，但他有他的温和秀，有他的空灵，每个人都是只做他自己那么一点点事，那么一点点空间。他们接触那个大世界，他们当时是接触西方的，他们是全中国最多的面临西方现代化的冲击……
ELLEMEN：最见世面。
蔡国强：最见世面，也是最摇摆。他们是最早面临应该怎么办的一批人。老上海人更清楚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有不满，但他们选择忍耐、妥协。能够自我调整心理。上海历史上是很厉害的，所以才会有任伯年、吴昌硕那些人。但是如果没有新鲜血液，就不会有上海的精气神。美国就是因为一直不断地有新的人进来，才保持了活力。
《春夏秋冬》
蔡国强：在撒火药的时候，就要找到春夏秋冬的能量状态，它的能量是怎么样运动的？秋天是怎样萧萧的，春天是怎样来的。
ELLEMEN：所以在制作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这个走势？
蔡国强：一直在找它的能量是什么，但是在看到陶瓷的原作时会改变。
ELLEMEN：所以这个春就是要全部炸黑是吧？
蔡国强：对，像写实的这样炸，火药只是在做它的能量运动。
ELLEMEN：这件作品比多哈那个作品应该更难吧？
蔡国强：更难。
ELLEMEN：因为瓷好像特别薄。
蔡国强：对，多哈的作品图案都很固定，春夏秋天每一个情绪都不一样，菊花就像真的怒放的菊花，每一只花瓣都像刀片一样薄，一碰就要碎，所以要掌握火药的分量，要不它就炸掉了。还是有一些小碎片掉下来，找到的就粘回去，还有些找都找不到，这也没关系，现实中的花也不是每片花瓣都在花上的。
《天堂的空气》和《静墨》
蔡国强：《天堂的空气》原来是一朵云彩，一个孩子。特制的机器打开之后感到并不是照片呈现的那样一朵云，而是更像一个喷露机一样的东西，效果就不对。另外一个是烟囱里面的机器出来的烟，其实也很少，要在上海租很多大机器打烟，但这种机器打烟用不好就没什么意思。昨天晚上民主会议，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取消？但我们又抱三个婴儿来，很好的婴儿，好像这些仿真婴儿抱来没用又很可惜，所以就一直在整理这个思路，每个人都发表了他们的观点。
ELLEMEN：有什么新招吗？
蔡国强：没有，今天我们会有一个秋千，会实验到底效果好不好？比如说孩子就坐在秋千上，一直在这个烟囱里面摇，感觉会怎么样？慢慢再去看看，这一次我正是有两件作品完全是现场思考、现场制作往下走。一步一步看，做得好就做，做不好就停。
ELLEMEN：还有一个就是坑，坑已经解决了？
蔡国强：坑解决了，每天都有意外。因为墨是很有生命力的东西，它跟这个火药一样有偶然性，一会儿就会自己产生很多旋转的泡，像一个太极图；一会儿又变成了很多油面出来。不稳定性就像火药。火药是杀人的，又不是给你在做艺术的。墨是人家是做艺术的，不是拿来给你这样浪费的。（大笑）火药杀人好简单。像我们这样一辆汽车，只要里面有几个烟火弹就可以大爆炸，这些玻璃碎片都能成为它的攻击武器。它是有威力的，所以我们控制它，我们让它转化成别的用处，它的价值才大。
ELLEMEN：墨如果有变化，不是也挺好的吗？
蔡国强：是的，是的，你要跟它的自然性共处。基本上它的哲学思路或者是理想追求就是在那边的。问题不在于你满意不满意？也不在于它让你满意不满意，是你自己能不能让自己对这件事情满意，就是说你安心了，也就是作品了。你担心它这样还不够，还不是作品，你就会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它还能怎么样，但这种机会也不坏，使你能够认识自己，也更认识艺术这件事本身到底在干啥。
ELLEMEN：比如说出现冒泡或者太极图这样意外的情况，是可以让你安心的吗？
蔡国强：不一定，它如果太具体，你又感到怎么这么具体；它要是比较抽象一点，你也许还安心一点，不一定。这个东西，那个瀑布是用气泵机抽的，有时候那气泵机会坏掉，你就要换一台新的。新的喷出来的角度威力就不一样，不一定会旋转了，反正永远都是在解决问题。
ELLEMEN：那个泵可能从来没有抽过像墨这样的液体，其实它也受不了。
蔡国强：是啊，是啊，受不了，大家可能受不了。
ELLEMEN：你有没有改变墨的配比，比如说稀释一点？
蔡国强：现在在思考，今天会弄几吨水，但是几吨水放进去简直就是沧海一粟，根本没什么感觉。因为怕它越来越浓，它会越来越沉淀，变成石膏，所以至少要给它加点水。
ELLEMEN：还好这个作品不是在室外的，否则更复杂。
蔡国强：室外的话，最后上海人民都可以一人去切一块墨块，回家去干活。
展览日期：8月9日—10月26日
地点：上海花园港路200号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