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梅远贵 采访、撰文：叶三 时装总监：小威 妆发：田洪禹 时装编辑：高雅 编辑：王路阳 文字编辑：赵颖 编辑助理：王帝业
白色西服、衬衫、格纹领结 均为Ports 1961
邓超第一次登台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南昌，一家叫做“名贵”的迪斯科舞厅。
那正是《猛士》和电影《霹雳舞》的时代。街头男孩传来递去的还是卡带；他们迷恋“擦玻璃”、各种半截小手套、牛仔衣、肩上扛个录音机、街里街坊串个店。迪斯科舞厅里领舞的少年是他们的偶像——灯光一亮，POSE一摆，下面的小姑娘就疯了。邓超第一次登台干的就是这个。纯粹的肢体语言表达让他享受极了。跳完一场，他去唱首歌，或者跳跳贴面舞，然后就有迷恋他的当地姑娘递上擦汗的餐巾纸。
那时候邓超不过十几岁，按当时的看法，他是“社会上的不良少年”。
其实,邓超从小是个很乖的孩子。上初中以前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也是三好学生大队长，各种兴趣小组组长，偶尔唱唱“花儿对我笑”。爸妈都觉得他以后就是要读清华北大的。邓超的妈妈是拖拉机厂的，爸爸原来在省委党校。邓超知道以后长大了，要么就接妈妈的班进拖拉机厂，要么就接爸爸的班去党校。或者他还可以进私营企业找工作，打零工、下海。这是那时候的人的标准想法——从事文艺工作好像跟当流氓没什么区别，属于大逆不道以及没出息的。从小到大，写作业时碰上题目为“理想”的作文，邓超就在医生、科学家和军人中挑一个。“不说这几个就让人觉得你是一个不好的孩子。”
可是世界在变，家里从没有电视到有了黑白电视，然后是彩色，然后是闭路电视，又有了彩色的接线盒。邓超看到了《霹雳舞》，他觉得像被打了一枪。“那感觉，有点类似于洛基？啊，看得很过瘾。”后来他又看到了迈克尔·杰克逊。“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我觉得特别疯狂，我被他感动，我就想跳舞。”
然后邓超的叛逆期开始了。他开始去迪斯科舞厅，羡慕舞台上的领舞。他还开始戴耳钉、染头发，穿喇叭裤、网状毛衣等被当地人称为“外贸”的奇装异服。“所谓抗争，面对社会的时候是找不到反弹的，只有面对家人的时候才会，这很直接，因为每天都要面对他们。要是对社会大喊‘我要反叛’，就像石头扔进大海，没人理你。”邓超很快取代了舞台上他羡慕的人，当上了领舞。他开始挣钱了，一个月几千块在上世纪90年代可是个大数目。面对家人的诧异和失望，他偶尔也离家出走——在家附近的河边站站，委屈一会儿，饿了再回去。
黑色西服套装、衬衫 Bottega Veneta
波点领带 Canali
黑色尖头短靴 Saint Laurent
邓超的叛逆期没有持续多久。尽管天天不回家，混社会，但只要回家，他都会把耳钉摘了放进书包，然后才进家门。他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我小时候考虑问题就挺成熟的，好像不是很守组织的纪律，很出格，每到一个学校就能出名，别人就看不惯我，看不惯就看不惯，我有我的人生，但是我对你保持尊重。我爸妈给我的几字方针是“不准杀人，放火，伤天害理”，我说：‘哎知道了。’但这是一个束缚性的社会，其实我很小就考虑过教育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背答案，为什么必须去学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学完之后全部用不上？很多人不理解这孩子为什么这样，其实我只是在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是喜欢跳舞啊，但是很多人就是在遏制自己的喜好，觉得这样你就升不了学啊，未来找不到工作啊——当然，话说回来，还是得先吃饱饭，得把温饱解决了，不能盲目成那个样子。我也离家出走过，去了惠州，那个就挺边缘的，很容易沾染上不良风气，也很危险。所以要敬告大家，在自己心智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还是要父母带一带。”
家里人从愤怒到接受妥协，也没用多长时间。父母明白了邓超就是要去“搞文艺”，也会时不时地跟他商量：“要不替你去报广州前线歌舞团？”他们还是希望他进个集体所有制的单位，有个铁饭碗。
1995年，邓超进入江西艺术职业学院话剧班学习，三年后上了中戏。叛逆期似乎结束了。“我觉得叛逆期可以归为成长期的一部分。但是叛逆这个词好像一直都跟随着我，有个东西随时都在那儿。”后来邓超跟妈妈聊天，他觉得自己跟艺术结缘，跟表演结缘，就是从青春期的叛逆开始，妈妈说“是福是祸，不好说”。“感觉是最坏的东西给了我最美的时光，”邓超说，“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
“名贵”迪斯科舞厅已经消失了，邓超曾经在家乡寻找过它。
粉色西服、白色立领衬衫、粉色尖头短靴 均为Saint Laurent
黑色长裤 Givenchy by Riccardo Tisci
在中戏学习的第二年，邓超真正站在了舞台上——人艺小剧场的舞台。
2000年，人艺小剧场正在演话剧《切·格瓦拉》。邓超的老师刘天池跟他说，你不是很喜欢话剧吗，我们有个舞台剧，需要画外音，你去吧。于是在中场的时候，观众们会听到邓超扮演的格瓦拉——的声音——喊着“启航……启航……”。谢幕的时候他会站在舞台上，“带着帽子我觉得自己特别帅！”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北京的舞台上。
这一年的下学期，邓超把自己喜欢的电影《霸王别姬》改编成独幕剧，演了程蝶衣。当时他的老师高景文在全班同学面前给了他一次表扬，“那是第一次我觉得表演被认可，对我影响特别大。”邓超认为这是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这些经历给了邓超一定程度上的自信。毕业那年，他拿着印着自己各种角度照片的简历去考人艺。那时候刚好人艺在演《足球俱乐部》，他真正开始演话剧。当时邓超觉得一切都很顺利，也没有去找别的工作，就打算留在人艺。演到第七场，一个人艺的负责人跟他谈话，前半个小时的谈话依然让他自我感觉不错，然后话锋一转，对方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是你不适合这里。”
“听了这句话，我忽然聋了，之后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一个所谓的打击。当时我想，我有问题吗？甚至还有怨恨。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就是别人没有附和你做的事情，就会产生不良的感觉。”这个感觉跟了邓超两三年，那段时间他状态特别不好。后来的日子里，他渐渐学会忘记后一句话，只想前一句——“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我的人生应该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在那个时候让自己拔不出来，产生对他人的怨恨。跟我谈话的那个人，我倒是觉得他帮了我，在我看似很顺利的时候，他帮了我。那个时候是面子害了我，而这么多年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放弃第一句，那才是我的人生路。”
后来很快有了《少年天子》，邓超红了，他成为了一个偶像派明星。然后2008年《李米的猜想》，他被公认为“一个会演戏的演员”——他笑着说，这在中国是多高的评价，在国际上是多么恶劣的评价。
“演戏就像蹦极，”邓超说，“我会害怕，但是又很享受蹦完之后的感觉。我喜欢的东西就是这个。我喜欢它，我想要做好，但是之前会想怎么才能做好，我飞出去那一刻不能害怕。”
很难定义邓超是“偶像派”还是“演技派”。他扮演过许多角色，每一个都不太一样，每一个也都不太像他自己。“本色出演我觉得我可以做别的了，那对演员来说是没及格吧。演自己的话演他干嘛呢？就为了挣钱吗？我觉得那是毫无意义的。”
邓超对演员的理解是：塑造一个你从不认识的人，“住到那个人的房子里去”。
“其实，我们演员像是一个发声体产生共振，也会产生共鸣，也会产生批判，也会产生更恶劣的评价。比如本色出演，这对我来说是最差的评价。演戏就是在塑造，我每次演一个人都是有使命感的，我觉得他有趣，我决定携手跟他一起。那个时候我就得把邓超扔了，当然是邓超在控制他，但那是很虚的，在没有找到感觉之前，他就像画画之前的白纸一样，我把他画成什么样的都行，抽象派、印象派、写实派，甚至画得和照片一样都行。但是，他即使在画框里也是有生命的。我邓超的职业是演员，我是有生命的，但他可能不是。那是一个庞大的东西，我不能怠慢，我要问自己：你有没有好好替他走完他的一生？”
在厦门，邓超刚刚拍完电影《不法之徒》。那是他跟曹保平导演合作的第二部电影，也是这么多年邓超尚觉满意的作品。邓超扮演的辛小丰是个复杂的角色，他是杀人犯和强奸犯，逃亡了七年，变成一个警察，又变成一个同性恋。“啊，演员碰到一个这样的角色，真的是不敢怠慢。”邓超在小丰的房子里住了很久。他只穿小丰的衣服，内衣去地摊上挑假三枪，也不去好的地方吃饭，也求厦门的朋友别来看他。《我是歌手》上了一次，邓超跟好友海泉说，真的不能去了。“我去了那样一个地方，这个世界就被打破了。我要跟小丰发生关系。”
电影拍完，邓超是最后一个离开剧组的，他说，那感觉就像儿子游完泳的游泳圈，泄了气似的，空空的，蔫蔫的，很难受。走的时候邓超写了一条朋友圈：“小丰，在你的房间住了那么久，知道你在那个世界很苦，今天不得不跟你说再见了，我是小丰，我是超”。他为小丰哭过。
邓超说，他可以把电影与现实分得很清楚。“但是有时候你得醉在里面——醉还是不客观，你得生活在里面。”但是又不能让它搅乱自己的生活。邓超自己的生活很丰富，有孩子，有老婆，有朋友和家人。邓超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这是职业决定的。他又不希望与家人的相处有一种补偿感。总体而言，“能像现在这样工作着生活着，很幸福”。
“生活是每天、每天在过的。”他说。
针织圆领上衣、长裤 均为Ports 1961
马上即将上映的《分手大师》是邓超第一次当导演的作品，他还出演了男主角梅远贵——这个名字属于邓超的摄影师朋友。“这个名字真是太好了，我一定要用！”拿着相机的梅远贵在一边听到了，撇撇嘴。
四年前，邓超跟俞白眉聊做导演的事，对方说：“NO，你不可能做这事。”现在，俞白眉是邓超的联合导演。《分手大师》对于邓超而言不是转型，也不是跨界，“我就是想做这个事，就象今天我想滑雪明天我想游泳，但是他们工作方式内容完全不一样。”而且他还想说：“我还是演员，你们导演有剧本还是要给我演，而编剧们有好的剧本也要给我导。”
《分手大师》是一部喜剧片。邓超说他喜欢笑的力量带给人的感觉。他还说，现在大家对笑都很吝啬。“我们去地铁，去公交站，很少能看见笑容，我甚至怀疑有多少人一年中没有放肆地大笑过。”邓超喜欢希区柯克，希区柯克的电影上映时，放映厅的门关上，里面的观众吓得哇哇大叫，门外有个扫地的一边听一边笑。“我做了六年的舞台剧，每天都得到这种感染，像希区柯克一样，导演就是在带他们造一个梦。”舞台剧谢幕经常谢半个小时，观众三四百人，谁也不走，邓超说“那时候什么烦恼啊家庭琐碎啊，先放一边，先让我笑一笑。”
邓超还说，《分手大师》已经做了六轮试映，“三十个人基本笑岔气了”。他要让普通观众有一个永生难忘的观影体验。“那么多人集体在一起，不是看大家笑不笑，而是笑的力量，喜剧在我们行内是最不被认可也是最难的，有的时候我就有那个劲，我们毫不避讳我们就是要做喜剧，我们也不怕别人骂。喜剧没有最佳男主角，只有终身成就奖。”
在生活中，邓超是个“情绪稳定”的人，极少大喜大悲。他说他想不起上一次焦虑或愤怒。但他记得起上一次强烈的幸福感。“应该是今年度假，在苏梅岛，有天中午我在游泳池眯了十分钟，我觉得特别安静，睡得很沉。醒来之后看到海滩，棕榈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很简单，就是感到很强烈的幸福。”
邓超把他眼前的景色录了下来，包括风声和鸟叫，录了很久。他说，强烈的幸福感来自“觉得自己的坚持是对的”。“在一个大环境下总会有很多人告诉你坚持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这个存在感让你很幸福。就像谢小丰，他本来是一个白框，我把他塑造起来，拍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在你身边，那个感觉很实。在生活里也是一样，我会去回味生活里的琐碎，我和父母孩子爱人朋友，我觉得还挺满意的，那个幸福就是感觉身体分泌了某种东西一样。”
度假回来，邓超给自己写了一个字“通”。写完左看右看，他说：特别有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