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超:演戏像蹦极 享受飞出去的那一刻

邓超的成长如同一段心理治疗,从霹雳舞青年到少女偶像,从演员再到导演,他实现了寻找本我,失去本我,回归本我的过程。一个男人的成长史总是漫长,叛逆少年和文艺工作者的表皮之下,必须有个不安分的灵魂。邓超的灵魂掩盖在镁光灯下,他要脱去外衣,启航驶向理想的永恒之地。因此他需要足够的勇气,尤其在表演达到高潮的时刻,反而要收回漂泊在角色体内的灵魂,保持难得的理性。

摄影:梅远贵 采访、撰文:叶三 时装总监:小威 妆发:田洪禹 时装编辑:高雅 编辑:王路阳 文字编辑:赵颖 编辑助理:王帝业

白色西服、衬衫、格纹领结 均为Ports 1961

邓超第一次登台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南昌,一家叫做“名贵”的迪斯科舞厅。

那正是《猛士》和电影《霹雳舞》的时代。街头男孩传来递去的还是卡带;他们迷恋“擦玻璃”、各种半截小手套、牛仔衣、肩上扛个录音机、街里街坊串个店。迪斯科舞厅里领舞的少年是他们的偶像——灯光一亮,POSE一摆,下面的小姑娘就疯了。邓超第一次登台干的就是这个。纯粹的肢体语言表达让他享受极了。跳完一场,他去唱首歌,或者跳跳贴面舞,然后就有迷恋他的当地姑娘递上擦汗的餐巾纸。

那时候邓超不过十几岁,按当时的看法,他是“社会上的不良少年”。

其实,邓超从小是个很乖的孩子。上初中以前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也是三好学生大队长,各种兴趣小组组长,偶尔唱唱“花儿对我笑”。爸妈都觉得他以后就是要读清华北大的。邓超的妈妈是拖拉机厂的,爸爸原来在省委党校。邓超知道以后长大了,要么就接妈妈的班进拖拉机厂,要么就接爸爸的班去党校。或者他还可以进私营企业找工作,打零工、下海。这是那时候的人的标准想法——从事文艺工作好像跟当流氓没什么区别,属于大逆不道以及没出息的。从小到大,写作业时碰上题目为“理想”的作文,邓超就在医生、科学家和军人中挑一个。“不说这几个就让人觉得你是一个不好的孩子。”

可是世界在变,家里从没有电视到有了黑白电视,然后是彩色,然后是闭路电视,又有了彩色的接线盒。邓超看到了《霹雳舞》,他觉得像被打了一枪。“那感觉,有点类似于洛基?啊,看得很过瘾。”后来他又看到了迈克尔·杰克逊。“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我觉得特别疯狂,我被他感动,我就想跳舞。”

然后邓超的叛逆期开始了。他开始去迪斯科舞厅,羡慕舞台上的领舞。他还开始戴耳钉、染头发,穿喇叭裤、网状毛衣等被当地人称为“外贸”的奇装异服。“所谓抗争,面对社会的时候是找不到反弹的,只有面对家人的时候才会,这很直接,因为每天都要面对他们。要是对社会大喊‘我要反叛’,就像石头扔进大海,没人理你。”邓超很快取代了舞台上他羡慕的人,当上了领舞。他开始挣钱了,一个月几千块在上世纪90年代可是个大数目。面对家人的诧异和失望,他偶尔也离家出走——在家附近的河边站站,委屈一会儿,饿了再回去。

黑色西服套装、衬衫 Bottega Veneta

波点领带 Canali

黑色尖头短靴 Saint Laurent

邓超的叛逆期没有持续多久。尽管天天不回家,混社会,但只要回家,他都会把耳钉摘了放进书包,然后才进家门。他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我小时候考虑问题就挺成熟的,好像不是很守组织的纪律,很出格,每到一个学校就能出名,别人就看不惯我,看不惯就看不惯,我有我的人生,但是我对你保持尊重。我爸妈给我的几字方针是“不准杀人,放火,伤天害理”,我说:‘哎知道了。’但这是一个束缚性的社会,其实我很小就考虑过教育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背答案,为什么必须去学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学完之后全部用不上?很多人不理解这孩子为什么这样,其实我只是在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是喜欢跳舞啊,但是很多人就是在遏制自己的喜好,觉得这样你就升不了学啊,未来找不到工作啊——当然,话说回来,还是得先吃饱饭,得把温饱解决了,不能盲目成那个样子。我也离家出走过,去了惠州,那个就挺边缘的,很容易沾染上不良风气,也很危险。所以要敬告大家,在自己心智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还是要父母带一带。”

家里人从愤怒到接受妥协,也没用多长时间。父母明白了邓超就是要去“搞文艺”,也会时不时地跟他商量:“要不替你去报广州前线歌舞团?”他们还是希望他进个集体所有制的单位,有个铁饭碗。

1995年,邓超进入江西艺术职业学院话剧班学习,三年后上了中戏。叛逆期似乎结束了。“我觉得叛逆期可以归为成长期的一部分。但是叛逆这个词好像一直都跟随着我,有个东西随时都在那儿。”后来邓超跟妈妈聊天,他觉得自己跟艺术结缘,跟表演结缘,就是从青春期的叛逆开始,妈妈说“是福是祸,不好说”。“感觉是最坏的东西给了我最美的时光,”邓超说,“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

“名贵”迪斯科舞厅已经消失了,邓超曾经在家乡寻找过它。

粉色西服、白色立领衬衫、粉色尖头短靴 均为Saint Laurent

黑色长裤 Givenchy by Riccardo Tisci

在中戏学习的第二年,邓超真正站在了舞台上——人艺小剧场的舞台。

2000年,人艺小剧场正在演话剧《切·格瓦拉》。邓超的老师刘天池跟他说,你不是很喜欢话剧吗,我们有个舞台剧,需要画外音,你去吧。于是在中场的时候,观众们会听到邓超扮演的格瓦拉——的声音——喊着“启航……启航……”。谢幕的时候他会站在舞台上,“带着帽子我觉得自己特别帅!”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北京的舞台上。

这一年的下学期,邓超把自己喜欢的电影《霸王别姬》改编成独幕剧,演了程蝶衣。当时他的老师高景文在全班同学面前给了他一次表扬,“那是第一次我觉得表演被认可,对我影响特别大。”邓超认为这是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这些经历给了邓超一定程度上的自信。毕业那年,他拿着印着自己各种角度照片的简历去考人艺。那时候刚好人艺在演《足球俱乐部》,他真正开始演话剧。当时邓超觉得一切都很顺利,也没有去找别的工作,就打算留在人艺。演到第七场,一个人艺的负责人跟他谈话,前半个小时的谈话依然让他自我感觉不错,然后话锋一转,对方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是你不适合这里。”

“听了这句话,我忽然聋了,之后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一个所谓的打击。当时我想,我有问题吗?甚至还有怨恨。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就是别人没有附和你做的事情,就会产生不良的感觉。”这个感觉跟了邓超两三年,那段时间他状态特别不好。后来的日子里,他渐渐学会忘记后一句话,只想前一句——“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我的人生应该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在那个时候让自己拔不出来,产生对他人的怨恨。跟我谈话的那个人,我倒是觉得他帮了我,在我看似很顺利的时候,他帮了我。那个时候是面子害了我,而这么多年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放弃第一句,那才是我的人生路。”

后来很快有了《少年天子》,邓超红了,他成为了一个偶像派明星。然后2008年《李米的猜想》,他被公认为“一个会演戏的演员”——他笑着说,这在中国是多高的评价,在国际上是多么恶劣的评价。

“演戏就像蹦极,”邓超说,“我会害怕,但是又很享受蹦完之后的感觉。我喜欢的东西就是这个。我喜欢它,我想要做好,但是之前会想怎么才能做好,我飞出去那一刻不能害怕。”

很难定义邓超是“偶像派”还是“演技派”。他扮演过许多角色,每一个都不太一样,每一个也都不太像他自己。“本色出演我觉得我可以做别的了,那对演员来说是没及格吧。演自己的话演他干嘛呢?就为了挣钱吗?我觉得那是毫无意义的。”

邓超对演员的理解是:塑造一个你从不认识的人,“住到那个人的房子里去”。

“其实,我们演员像是一个发声体产生共振,也会产生共鸣,也会产生批判,也会产生更恶劣的评价。比如本色出演,这对我来说是最差的评价。演戏就是在塑造,我每次演一个人都是有使命感的,我觉得他有趣,我决定携手跟他一起。那个时候我就得把邓超扔了,当然是邓超在控制他,但那是很虚的,在没有找到感觉之前,他就像画画之前的白纸一样,我把他画成什么样的都行,抽象派、印象派、写实派,甚至画得和照片一样都行。但是,他即使在画框里也是有生命的。我邓超的职业是演员,我是有生命的,但他可能不是。那是一个庞大的东西,我不能怠慢,我要问自己:你有没有好好替他走完他的一生?”

在厦门,邓超刚刚拍完电影《不法之徒》。那是他跟曹保平导演合作的第二部电影,也是这么多年邓超尚觉满意的作品。邓超扮演的辛小丰是个复杂的角色,他是杀人犯和强奸犯,逃亡了七年,变成一个警察,又变成一个同性恋。“啊,演员碰到一个这样的角色,真的是不敢怠慢。”邓超在小丰的房子里住了很久。他只穿小丰的衣服,内衣去地摊上挑假三枪,也不去好的地方吃饭,也求厦门的朋友别来看他。《我是歌手》上了一次,邓超跟好友海泉说,真的不能去了。“我去了那样一个地方,这个世界就被打破了。我要跟小丰发生关系。”

电影拍完,邓超是最后一个离开剧组的,他说,那感觉就像儿子游完泳的游泳圈,泄了气似的,空空的,蔫蔫的,很难受。走的时候邓超写了一条朋友圈:“小丰,在你的房间住了那么久,知道你在那个世界很苦,今天不得不跟你说再见了,我是小丰,我是超”。他为小丰哭过。

邓超说,他可以把电影与现实分得很清楚。“但是有时候你得醉在里面——醉还是不客观,你得生活在里面。”但是又不能让它搅乱自己的生活。邓超自己的生活很丰富,有孩子,有老婆,有朋友和家人。邓超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这是职业决定的。他又不希望与家人的相处有一种补偿感。总体而言,“能像现在这样工作着生活着,很幸福”。

“生活是每天、每天在过的。”他说。

针织圆领上衣、长裤 均为Ports 1961

马上即将上映的《分手大师》是邓超第一次当导演的作品,他还出演了男主角梅远贵——这个名字属于邓超的摄影师朋友。“这个名字真是太好了,我一定要用!”拿着相机的梅远贵在一边听到了,撇撇嘴。

四年前,邓超跟俞白眉聊做导演的事,对方说:“NO,你不可能做这事。”现在,俞白眉是邓超的联合导演。《分手大师》对于邓超而言不是转型,也不是跨界,“我就是想做这个事,就象今天我想滑雪明天我想游泳,但是他们工作方式内容完全不一样。”而且他还想说:“我还是演员,你们导演有剧本还是要给我演,而编剧们有好的剧本也要给我导。”

《分手大师》是一部喜剧片。邓超说他喜欢笑的力量带给人的感觉。他还说,现在大家对笑都很吝啬。“我们去地铁,去公交站,很少能看见笑容,我甚至怀疑有多少人一年中没有放肆地大笑过。”邓超喜欢希区柯克,希区柯克的电影上映时,放映厅的门关上,里面的观众吓得哇哇大叫,门外有个扫地的一边听一边笑。“我做了六年的舞台剧,每天都得到这种感染,像希区柯克一样,导演就是在带他们造一个梦。”舞台剧谢幕经常谢半个小时,观众三四百人,谁也不走,邓超说“那时候什么烦恼啊家庭琐碎啊,先放一边,先让我笑一笑。”

邓超还说,《分手大师》已经做了六轮试映,“三十个人基本笑岔气了”。他要让普通观众有一个永生难忘的观影体验。“那么多人集体在一起,不是看大家笑不笑,而是笑的力量,喜剧在我们行内是最不被认可也是最难的,有的时候我就有那个劲,我们毫不避讳我们就是要做喜剧,我们也不怕别人骂。喜剧没有最佳男主角,只有终身成就奖。”

在生活中,邓超是个“情绪稳定”的人,极少大喜大悲。他说他想不起上一次焦虑或愤怒。但他记得起上一次强烈的幸福感。“应该是今年度假,在苏梅岛,有天中午我在游泳池眯了十分钟,我觉得特别安静,睡得很沉。醒来之后看到海滩,棕榈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很简单,就是感到很强烈的幸福。”

邓超把他眼前的景色录了下来,包括风声和鸟叫,录了很久。他说,强烈的幸福感来自“觉得自己的坚持是对的”。“在一个大环境下总会有很多人告诉你坚持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这个存在感让你很幸福。就像谢小丰,他本来是一个白框,我把他塑造起来,拍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在你身边,那个感觉很实。在生活里也是一样,我会去回味生活里的琐碎,我和父母孩子爱人朋友,我觉得还挺满意的,那个幸福就是感觉身体分泌了某种东西一样。”

度假回来,邓超给自己写了一个字“通”。写完左看右看,他说:特别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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