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为什么我们收入低?

1969年,夏斌带了从中学“偷来”的马列著作、古希腊哲学史等书籍的一破木板箱书,踏上了北行的火车。他一直都不太循规蹈矩,主动放弃留任北大,“顶撞”领导,离开人民银行,报考研究生。1985年,中国还处于“姓资姓社”之争时,他大胆提出“中国金融市场已经萌芽”。2009年,温家宝总理亲自颁证授予他“国务院参事”一衔。相比这些“光荣史”,如今他更愿意聊读书、养生和小外孙,控制“我欲”而随缘。

编辑:费文晶 摄影:吕海强 采访、撰文:艾乐孟 妆发:粱漫(MARASTUDIO)

夏斌

上海人,1951年生,中国资本市场及证券交易所的开拓者。现任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2012年3月去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夏斌的微博已经大半年没有更新,他说自己“转会”微信了。停留在首页的那条微博,也随之置顶——“共探索:佛学教派可有若干,佛学修行阐述与案例可很多很多,语言可美妙而富含哲理。但我以为,我们作为凡夫俗子,搞懂佛学很难,可慢慢来,但如果在言与行上做到常不以自我为中心,控制‘我欲’而随缘,是否易得修行要领?目不识丁的农夫照可成佛。是否离‘觉悟’就慢慢近了?佛学智慧不在于语言描述。”

正是这条微博,转发26821条,评论6029条。

其中有一条评论:“儒释道是中老年人的福利,在你拼过了、试过了、经过了之后,儒之仁、释之空、道之顺确实可以给你莫大的照应、慰藉和疏解,使你看得穿、想得透、收得悠、放得下、睡得香、行得远。”

其实,夏斌年轻着呢,也懂得赶时髦。他明白心态很重要,他无意仕途,知道平和是学术生命长青的法宝。有时忙了,累了,就会打开手机,看看小外孙的可爱照片,霎时什么疲倦和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作为著名的经济金融学家,夏斌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创始所长,中国央行政策货币委员会前任委员。他先后在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央行政策研究室、央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担任要职。2009年1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颁证授予其“国务院参事”一衔。如今,他又受南开大学邀请,出任南开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

这位中国经济金融国策背后的男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学成之际的“金融改革方向思考”,到眼下时兴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到二十多年一以贯之的货币政策“影子人”;从金融危机中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到深受百姓关注的房市、股市;上到决策层的采言、美国总统的回应,下到市场人士的瞩目、百姓利益之所寄,他都以率真的性格、睿智的眼光、渊深的学识、写了许多影响巨大的学术文章。

“知屋漏,他在宇下明察,成为中国金融政策研究第一人;知政失,他在草野真谏,彰现中国金融业的诤臣;知经误,诸子慎思竭虑,是制度建设中的肱股。”这是夏斌获评“2006中国金融年度人物”时的颁奖词。

前些年,他撰写了力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在这本耗时两年、被誉为“国之策士的精心力作,理论政策的高度融合,中国金融的未来谋略”的专著里,夏斌提出,未来十年中国金融战略的口号是“充分的市场化和有限的全球化”。

除了“肱股诤臣”、“国之策士”、“中国金融政策研究第一人”之谓,也有人用“危机中的清醒人”来形容夏斌。他自嘲说,经济学成为显学,一方面是经济学者的自吹自擂,另外一方面也是哲学家、史学家不予计较而已。经济学家被他分为三类:一类以原创经济理论为目标,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其代表;第二类以现实、具体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政策对于社会福利的极大化效应;第三类是“飞机场式”的经济学家,更多的撰写摆放在飞机场书亭的经济学普及读物。这三类都是社会的需要。

在夏斌眼中,结合中国实际,以何种理论为基础,采用何种政策与建立怎样的制度,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提高,最具现实意义。他志在于此。

他的观点:我建议的改革路线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以此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财税体制改革和国退民进四大重点改革。过快打开“金融国门”,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不仅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在城市,收入赶不上GDP增速,主要原因是薪酬工资差别大,所以要提高工资水平;在农村,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大,农民几乎没有财产收入。所以,要进一步改变社会保障制度,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本质上还是财政要改革,要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财力和事权的关系。

中国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有: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这四项中,国内改革是其他三项的基础和条件。缺乏国内金融(包括经济)的进一步改革,一切金融开放活动都难以推进。

夏斌只要和小外孙在一起,霎时什么疲倦和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对话国务院参事夏斌

ELLEMEN:听说你小时候属于“一路优秀”的学生,后来经历了文革,能回忆下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日子吗?

夏斌:其实我很少回忆以前的事。记得文革爆发后,我们这群从未出过上海的孩子,一下子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大川,不过我对北大、清华这些“串联取经”的事更感兴趣。1969年中苏“珍宝岛”开战,我就是在那一年踏上了北行的火车,除行李外,我带了从中学“偷来”的马列著作、古希腊哲学史等书籍的一破木板箱书。我白天拼命干活,晚上有闲就读书,很刻苦,当时还用钢板刻蜡纸,自编自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组织同龄的知青学习。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

ELLEMEN:后来你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还主动表态不留校,你一直都在很主动地选择自己的道路?

夏斌:我属于不太循规蹈矩、一直有些想法的人。大学毕业后,我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被校方看中留校,但觉得当时北大校园波澜不惊的生活没有挑战,便选择走出校门,进入财政部,这之后便与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没多久,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分家,我又一次面临抉择。领导征求意见,我喜欢挑战,所以放弃了财政部,选择了人民银行。没想到,去了人民银行之后,因为机关内青年党员少,我没有被分派到自己想去的业务部门工作,而是去了政治部宣传处。虽然领导很器重我,想好好培养我。但我的心思完全在金融业务上,无意走政宣的道路,当时我和领导提过很多次,要求去业务部门工作。后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招生,我想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打算报考。主管领导就是不同意,一再暗示想培养我,不想让我走。

ELLEMEN:当时对你而言,只能破釜沉舟了。

夏斌:是的,算是破釜沉舟了,我可是流着眼泪,“顶撞”领导,最后决定报考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五道口),拼命利用一切时间复习功课。1981年,我考上了央行第一届研究生。正式进入金融领域的大门后,我开始系统地学习,你说读书苦吗?可我觉得学新知识特别开心。也就是在那个阶段,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我觉得自己必须去国外看一看,否则就像井底之蛙。后来就借着研究生阶段争取来的公派日本留学机会,去了日本野村证券。这段经历确实开阔了我的视野,很多比较先进的金融理论知识是在那段时间获得的,我还偷偷复印和购买了大量中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宏观经济金融资料和书籍,包括现金流量表分析、景气分析等。

1.《中国私募基金报告》(2002年)

ELLEMEN:1984年底,从野村回来,你算是改革开放后全面介绍国外金融市场知识的第一批学者,应该不太被人理解吧?

夏斌:1984年,我回到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央行金融研究所工作,一干就是七年。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十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国务院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同样是这一年,我的一些同学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金融市场。现在听起来没什么,可那时是全球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观点,一出来全世界都哗然了,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国外媒体都来做了报道。国内的讨论更别提了,很多批评,当时用的词叫“大逆不道”,他们认为金融市场是华尔街才有的东西。

ELLEMEN:金融市场到底是什么?其实那时很多人根本不明白。

夏斌:确实如此。1985年初,我曾经给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前身——央行金融管理司的全体干部讲金融,细致到讲什么叫股票、什么叫债券。那时候,理论界的讨论热点,仍然是姓资还是姓社之争。1985年,我和时任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的黄莺飞合写了文章《中国金融市场展望》,发表在《瞭望》周刊。

ELLEMEN:正是这篇文章使你受到了关注。

夏斌:那个时候,很多人还在探讨要不要搞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什么时候形成?那时候,姓资姓社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我要告诉大家,中国金融市场已经萌芽了。当时还不敢叫金融市场,文件中还叫资金市场的概念,因为金融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

ELLEMEN:就连货币市场的一些基本概念,当时在国内也鲜为人知吧。

夏斌:即便从今天的金融现实反观,当时关于金融市场两个层次的展望,远远地超前了。有人指出,直到今天,高层次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实现,我们的金融管理当局还在以那个为方向努力呢。

2.《转轨时期的中国金融问题研究》(2000年)

ELLEMEN:你曾经写过一篇引发巨大争论的文章——《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中介目标》,这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夏斌:那是2001年写的,当时我还在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任司长,那时主要任务是整顿信托公司和金融秩序事务,可我有些“爱管闲事”,“不在其位但谋其政”,总觉得货币政策的问题,我要说一说,没想到会影响日后的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引发争论,但央行内部、决策层和学术界的反应这么大,确实出乎我意料之外。结果,还拿了当年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ELLEMEN:那我们谈谈现在和将来。当前中国已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市场规模已经很大,金融的进一步开放迫不及待。同时,在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如何谨慎地开放,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难题。

夏斌: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写《中国金融战略:2020》的。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意味着中国金融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从市场准入、资金价格、微观治理到金融运行,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资源要素配置;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则是指,在汇率、资本项下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核心问题上,不能一步到位,按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惯例或主导的制度运行。如果过快打开“金融国门”,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不仅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ELLEMEN:我们知道,前段时间你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关于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逻辑与行动框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居民收入的增长会滞后于GDP增长?

夏斌:在农村,主要是工业化过程中本应归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相当大部分被地方政府和企业获得。在城市,原因有三个:一是劳动者薪酬收入偏低。二是居民财产收入下降。股市下跌,负利率使储蓄受损。三是传统制造业快速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国有企业分红少;资源税、利率等要素价格偏低。这三个因素直接刺激了第二产业扩张,而能扩大就业、普遍提高薪酬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发展受到明显抑制,劳动报酬增长慢于企业利润提高。

3.《中国金融战略2020》(2011年)

ELLEMEN:为什么会出现产业结构扭曲的情况?

夏斌:一是税收问题,所以目前正在进行“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二是过去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加上地方政府能以土地收入为杠杆高倍撬动贷款,所以加快了第二产业投资。特别是一些垄断性企业能获得大量贷款并以独占的优势多元化经营,比如通过金融、房地产等非主业投资获取利润,所以不断推高投资水平,导致产业结构扭曲。三是服务业的投资限制过多,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四是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再加上前几年外部需求繁荣的刺激,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以低廉的成本加快扩张。扭曲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和生产结构,加上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低廉和行政管制、外需繁荣等因素,必然导致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和服务要靠大量出口来消化。你看,我们经济中存在的这些结构问题是密切关联的,而且形成的原因不仅仅局限于实体经济,资金、资源等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以及土地收益分配、市场准入限制、税收和行政性垄断等因素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的改革,而不只是在一个领域。

ELLEMEN:在你提出的改革顺序中,首先把收入分配制度和要素价格的改革作为核心和突破口,然后推进征地、社保、财税、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为什么是这样的顺序?

夏斌:因为它们之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本质要相对公平,在这个背景之下,经过研究,在城市里面,收入赶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主要的原因是薪酬工资差别大,所以要改就要提高工资水平。在农村,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大,差距主要体现在财产收入上,因为农民几乎没有财产收入。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改变社会保障制度,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本质上还是财政要改革。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把财税改革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改革提出来,因为财税改革很重要。要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财力和事权的关系,这是一个比较重的任务。

4.《危机中的中国思考》(2012年)

ELLEMEN:的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出台后,大家都反映,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内容相当广泛,对社会上的专家、学者和老百姓前一段对改革的呼吁、对民生改革的要求几乎都有。

夏斌:我当然支持改革,的确要加快,但我必须说,当前的社会稳定是极其重要的。说穿了就是要处理好整个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三点的关系。要稳住现在的地方财政格局,这就决定了我们改革的速度要跟当前的社会接受度结合起来。有的改革涉及到其他部门要协调的,比如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人享受城市人的待遇。有的需要配套,有的是提出了方向,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到2020年前全部实现。因此,从这几个方面看,改革过程中就会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消除不确定性。所以,尽管我们有明确的改革方针,按照经济改革的核心原则,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ELLEMEN:很多人都会担心这个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夏斌:这就要强调统一协调。这个不确定性要通过认知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相关的分析来解决。我们要找到中国渐进改革的关键点,什么是渐进改革,就是它的首要特点是双轨,要达到均衡,但是又没有达到完全的均衡。这样的趋势,会贯穿整个改革的全过程,其实这本来就是渐进改革持续的动力,既要强调总体实际,又要对以后进行改革中现实的复杂性、可能遇到的困难有信心,这是中国35年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ELLEMEN:你一直强调自己乐于向公众传播对国策的见解和预判,生活中的你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内心中也有柔软的一面吧?

夏斌:生活中的一面,那更应该是娱乐杂志关心的事吧?哈哈。当然也有人问我类似问题,甚至想要给我写传记、回忆录。我夏斌还真不习惯这个。你想,如果一个人,一有机会就回忆谈过去,回顾“光荣史”,没有新的“谈资”,新的兴奋点和兴趣,不管是学术人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人,说明在慢慢地老矣。

ELLEMEN:那就说说读书,学者应该都爱书。

夏斌:作为一个学者,读书对我而言,远比在媒体发表言论更觉得满足、惬意、快感和经济。成千上万种媒体与论坛,同质化的、重复的、口号式的、改头换面的、无病呻吟的內容和语言太多太多了,充其量有與论意义而无学术意义。当下中国经济问题已明摆着,解決的关键,在于决策者的认识、勇气和执行力。

ELLEMEN:你的读书方法是什么?

夏斌:精读与泛读为一般公认方法。精读本在哪?我认为,眼下已经不能仅看“名人”的推荐语了,躁了,潮了。还不如找熟悉某类书的行家直接推荐,或以你的专业素养和需求,认认真真先看序言、导论之类,再不行,只能偶抽一节翻翻了。毕竟现在快餐书太多。读书最好有快餐书和精族书,不管是相关养生的、养性的、经济或其他专业的书,如果能选一二本读透读通,读到能基本复述,远比读十本甚至几十本快餐书有用、省时间,有一揽众山小之感。往往吸引眼球书名的快餐书,只能闲时拿来翻翻。我书柜里放着一套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红黃绿蓝装桢,太兴奋了,太酷了,太奢侈了。因为这辈子都读不通,读不完。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夸这套书,只能借其他学者的话,聊表心志:“我的大学——商务印书馆”,“迄今为止,人类已达到的精神世界”,“书竟可以做得这样好”。

ELLEMEN:你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的前言中,用了一千多字感谢那些帮助你的人,句句真诚而谦逊。前言最后一句话“本书献给谁?愿献给21世纪初出生的包括我的小外孙在内的一切中国人”。你真的期待你的小外孙在2020年前读懂这本书吗?

夏斌:(笑)他还小着呢,读不懂的!不是说让他们来读这本书,潜台词是我写这本中国金融战略,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这些战略是为了我们中国的未来考虑。

ELLEMEN:小外孙是您在学术研究之余的最大乐趣吧?

夏斌:(翻出手机里的照片)看,这是我们在海边玩,这是我们在湖边看书。到了我这个年纪,名利还重要吗?能享天伦之乐才是真正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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