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艺术家的受创精神史——陈文令的马拉松

一个人受创的精神史,究竟可以支撑一名艺术家走多远?

摄影:吕海强撰文、编辑:丁天 部分翻译:伊文 特别感谢:SCULPTURE BY THE SEA、徐宁

陈文令

1969年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1991年毕业于福建工艺美术学校绘画班,1993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00年,陈文令开始“红色记忆”系列雕塑作品的创作,这一系列至今具有国际影响力,是收藏界长盛不衰的热门。陈文令是新一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雕塑表现了消费社会在中国形成后的精神群像,使用了一种寓言化的形象,揭示了上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对一代人的精神渗透,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自我状况和后意识形态的日常精神形式。

陈文令身高一米八一,这样的身高在福建农村是一个奇迹,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独特的走路姿势:总是斜着一边肩膀,径直大步地往前走,好像所向披靡的一片海浪。

“福建人最爱死磕,因为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冒险。”这位1969年生于福建安溪,先后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被业界称为“以充满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雕塑作品在中国当代艺术界迅速建立起自己艺术面貌”的艺术家这样告诉我,“不过——伟大的孤独和深刻的寂寞,才会让我真正心生敬意。浪尖上的人终会被淹没。”

我相信福建人的“死磕”,也相信他口中的“孤独和寂寞”。虽然我不相信大多数当代艺术家,也怀疑当代艺术的意义,但陈文令是个例外——那场跟访他回溯十七年前的血案之旅的经历积累至今的信任与友谊足以让我相信,他,这样一个多灾多难超出凡人之人,对“伟大”与“深刻”的探讨并非虚妄之言。

一晃已是两年。我回到上海,他还在北京,这一次的共同旅程起始于广州白云机场——我们,确切说是我和陈文令一家人,要从广州转机去西澳最大的城市珀斯,亲历陈文令的一件“红孩子”雕塑在澳大利亚成为永久公共雕塑的落地仪式——起因是一桩盗窃案:2012

年3月,陈文令参展Sculpture by the sea承办的海滩雕塑展(这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展览是西澳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事)的一件名为“童年——早晨”的雕塑品被盗,价值6.5万美元偷窃者是两名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孩,称是“酒后犯事”。这是该展览历史上首次有作品被破坏,西澳政府因此深感歉意,这一场雕塑落地仪式,也是一场公开的跨国解释与道歉。

事实上,这不是陈文令第一次遭遇“悬案”。其2010年11月展出的大型雕塑作品《悬案》,就取材于陈文令十七年前的那场血案:1996年3月22日,他和女友在厦门鼓浪屿谈分手,却突遭三个歹徒持刀抢劫,他双手手腕动脉被砍,身中二十多刀。在失血昏厥前,他用最后的力气爬到路边向路人求助从而获救⋯⋯

谁也没有想到,身为知名艺术家的陈文令会在2011年回溯血案,回访案犯,并捐赠十万元给当地学校以“宽恕”之名设立了扶贫的“挂悬基金”。正如这一次,西澳政府也没有想到,陈文令以“Donate(贡献)”之名将一件新的雕塑永久安放于珀斯海滩,并撰写“宽恕书”彻底免除了年轻肇事者可能面临的“牢狱之灾”。

“这件事我觉得挺好的——生命的厚度的积累让人心变得更淡定。我今年四十三岁,接下来的十年是我能否成为国际化艺术家的关键十年。田园型的艺术家已经不适合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陈文令说,“我想用自己所经历的灾难,尽我一切所能挖掘人性的美好,让人觉得有希望。”

陈文令亲笔撰写的原谅书。

异国悬案

我在机场第一次见到了血案中和他共同经历生死的女友——陈文令的夫人黄珊丽。血案发生没多久,他们就结婚了。如今,他们11岁的女儿陈田田继承了陈文令修长的身姿,而去年出生的第二个女儿陈苗苗则继承了黄珊丽的脸廓,尤其是眼睛,深得像两滴黑夜。有着一头微微染黄的及腰长卷发的黄珊丽,如今已经褪去了那个在血案中曾被一刀重伤、气管外露的受惊少女的样子,怀抱婴孩的姿势有着西洋画中圣母般的安宁美丽。

“那时他追我,高高大大,喜欢游泳所以肩膀很宽,肌肉很结实。”黄珊丽回忆说,“直到抢劫后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越来越像个猿人。”她摸了摸高出大半的陈文令额后一头乱乱的长发——在她身边,他乖得像个澳大利亚人俚语中的“Big Boy(大男孩)”。

“我无法不把他和他的作品联系起来。”负责接待和安排陈文令西澳行程,亦是海滩雕塑展一手创办人的Sculpture by the sea基金会总监David Handley(以下简称“大卫”)对我这样回忆第一次见到陈文令的印象,“他这个人无忧无虑,很高雅——这两种气质都是与生俱来的,而这种气质也在他的雕塑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和悉尼的喧哗不同,珀斯代表的是海岸另一边的静谧之美。当黄昏降临,这座水景充裕的城市即呈现出生于中国南方的陈文令和我熟悉的缱绻柔情。就是凭借水景的衬托,陈文令的第一个个展“红色记忆”在福建厦门海边一举成名,红色雕塑小男孩在渔舟唱晚中对着如水纹般烟波浩淼的宇宙展露出脆弱而动人如斯的笑容。

你几乎很难想象有人会对这样的笑容下得去手——但就是在这个异国的海滩展览上,一个千里迢迢从北京工作室飘洋过海来到此地的“红色男孩”被生生分成了两部分,折断的足部残留原地,上半部分被全数盗走,直到次日在位于Marmion的Radbourn街一处住宅找到。当大卫将此事在第一时间通过越洋电话告诉陈文令的在澳艺术经纪代理人Anni Ma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尖叫:“Oh my god!(天哪,上帝!)”

西澳政府给陈文令的致歉书。

而陈文令显然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新一场狂风骤雨,铸就新一场“红色记忆”。深夜十点,由大卫作陪,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Swan River湖畔一家仍在营业的小酒馆,小小黑黑,桌上的深蓝色罐子里插着明黄色的雏菊,最重要的是,还有食物供应。陈文令挥挥手为自己叫了一份海鲜沙拉。“说说吧!”他点燃一根烟,搅乱了整张桌子上空开始像气泡水一般变得迷离又洁净起来的气氛。抽烟——这是陈文令心头有事的标志。首次意识到他的这个习惯,是重访鼓浪屿血案的案发现场,他借助香烟来抑制心中的惧意。“男人应该如烟——如果明知有害但还有不得不靠近的魅力,这就是吸引力。”他曾经这样对我说,而在我看来,“挑战悬案”对他的吸引力才是一种永恒,这一次亦如是。

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简单的案件,根据闭路电视,警方仅一天就找到了小偷。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酗酒,以及本应保护海滩雕塑的保安松懈,共同致使了盗窃案的发生——但因为对象是中国人陈文令的艺术品,让一切情势变得微妙起来,最终上升为了政府行为。“这件事让澳大利亚人极其尴尬和愤怒。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解决这件事情。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举行公开向陈文令道歉的仪式,州长也亲自给陈文令写信道歉——代表一个州。”大卫说。他同时告诉陈文令,那两个肇事的男孩现在都背有七年内不得消除的犯罪纪录,事发后,两个男孩在媒体上被曝光和谴责,一个失业,一个失恋,无疑,这场犯案将在三十岁之前对两个男孩的升学、找工作和出境(七年内都无法入境美国和加拿大)产生巨大影响。

“我的宽恕书有在法律的判罚上给到他们帮助吗?”陈文令问。“是的——这降低了他们被判坐牢的概率。”大卫说,“最后的判决中,除了道歉和赔偿,还有三百小时的社区服务劳动改造,其中一部分是要求他们为来海滩雕塑展的残疾观众做义工、推轮椅等。我不断和男孩及其家庭交谈,要求他们勇敢地正视自己的错误。对我来说,

挑战之一是不要让他们感到蒙羞,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没关系’。我告诉他们,逃避就是蒙羞。”

在陈文令的坚持下,大卫带领他来到作品被盗的那一片海滩。“厦门的海像少女,澳洲的海像泼妇。”陈文令发了一条微博。事实上,晚上的海滩和白天的确不同:没有了日光的笼罩,海水冰凉的回响在夜风中听来有着难以言说的荒凉。“作品被盗——珀斯的海滩雕塑展十年来从未发生过。于我这是第三次,前两次都在悉尼,且都发生在2011年以前。”大卫诚实地说,“年轻人喝醉了,但关键是保安没能控制住现场。保安公司事后还是足额领到了钱,让我很郁闷。你看,当时理应有四名保安守夜,但三人在室内,一人在厕所,无人在室外看守两米高的雕像,这就是失窃的根本原因!我们已经开始重视和彻查保安的问题⋯⋯”

1993年陈文令在厦门工作室。

絮叨中的大卫没注意到,陈文令一直在观察路线——据悉,当日两个男孩拖着被偷的雕像上台阶,一路红漆刮地,现场如血触目。“红孩子好像代替了我的魂在异国遭罪受难,让我仿佛面临多年前血案的场景重现。”他在日后对我回忆说。

第二天,2013年1月22日,陈文令携全家如期接受西澳政府的当面致歉,并赠予州立美术馆新作,发表中文演讲。

仪式结束后,他在电视铺天盖地的报道里看到了两名年轻男孩戴着墨镜、一晃而过的脸。他没有坚持面见他们,拒绝了求见的其中一名父亲,因为“这是西方世界的秩序,是尊重艺术的重提,私了是对此的不尊重”。

临别时,大卫扬了扬手中的报纸恭喜陈文令上了头版头条,他完全没有料到——陈文令对此毫不介意,反而对标题中的“Donate”进行了询问和强调。“我已经看到部分国内媒体对此误读成了‘捐赠’,这是错误的——没有底线做好人不行!”他说,“这样的事情不合情理——东西被偷,不索赔却赠送?这是事关国节和骨气的事情,我必须和他们去弄明白,我的赠予,是希望对公共社会有所贡献。”

对大卫,陈文令的唯一要求是希望新“红色男孩”的脸面向海滩的左前方。

大卫并不知道陈文令此前有过更深程度的“宽恕”行为。他只是对我指出:艺术家如果能够正确对待这种戏剧化的经历,会对他们的艺术生涯有所帮助;但是如果他们发怒,那就不会。“事实上,在艺术界,有一个很愚蠢的情况就是,这些事件会让人名声大噪。已经有澳大利亚富豪联系我们说要全价买下被毁的雕塑,但我和陈都没答应。”这一结局,就像是对此次澳洲悬案不谋而合的注脚。

“一些很肤浅的东西或许可以招致流水般的名声,而真正的名誉,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

故乡血案

被这一场“异国悬案”勾起回忆的绝不止陈文令一人。

那一晚,黄珊丽一直紧紧挽着女儿田田的手。“澳大利亚的路就像厦门鼓浪屿的环岛路。”她一边说,一边不由自主地抚了抚脖子正下方的疤。“以前表面是大片的黑紫色,里面是死肉。坐公交车、走在路上总被人问,后来回答烦了我就默认是甲亢。”那是一个三角形的疤痕,正是十七年前的血案永恒不灭的留念。

那场血案也是陈文令心中不灭的情感黑洞。“艺术家就像一个开采的矿工,从内心一直挖掘,挖到没有的时候,你会一层一层往外挖。”

2011年的返乡溯源血案即是陈文令“往外挖”的艺术行为实验之一。他在那一场刻意追寻和寻访案犯的旅程中获得的是:拨开重重地方势力,亲眼见到三名案犯之一肖和铭,为他家境的极端贫穷和命运的恶有恶报慷慨解囊,顺昌这一偏远的务农村落让他想起了久未返、以采茶为主业的出生地金谷村,肖和铭不到1米5、患有严重白内障、卖纸为生的母亲和患有严重水肿的父亲则唤起了他对母亲和已逝父亲的强烈感情⋯⋯在那部记录“宽恕”行为的纪录片结尾,陈文令最终对肖和铭坦承自己就是当年被他抢劫、差点丧命的人,肖和铭愣了许久、呐呐地说了一句“重新做人”,而肖和铭年老的父母在旁边羞愧地背过脸去——直到结尾,所有人离去,只有肖和铭年迈的父亲伫立在门口,盯住镜头,久久未曾挪移——那是一种像火又像灰的目光,满是贫穷亦没有粉碎干净的人的尊严。

鲜有人知,陈文令的大型雕塑《悬案》不仅仅简单取材于自己和女友亲历的“322血案”——这座由鲨鱼、河马、鳄鱼和苦苦挣扎的男体组成的悬空1.5吨雕塑作品充满了伤害与被伤害、制衡与被制衡以及生死、轮回、宿命的隐喻,是陈文令献给2010年7月去世的父亲的祭奠。

“我和父亲最后的对话是——我说爸,我要去北京;他说,你放心走。我最终没有能够赶回来为他送行。”陈文令在《悬案》开幕式上回忆此事时曾泣不成声,“一和我说完话,我爸就把眼睛闭上了。我爸就是很努力地把眼睛睁开,看了我一眼,只一眼⋯⋯”

陈文令未能为父亲送终,恰如父亲当年也没能够看着儿子陈文令出生。因为修铁路买炸药,这个地主破落户的后代硬被当作是反动分子关了四个多月,回来一看到陈文令就泪流满面,觉得亏欠。他给儿子定下的人生道路是:靠技能吃饭。“我爸老和我说,你要画遗像,画门神,画佛像。家有良田万顷又如何,我们家祖辈最有教训,一夜之间一贫如洗。”陈文令回忆说,“我到现在还能闭着眼睛,在眠床里面画牡丹花。”

陈文令去中央美院的前夜,父亲破天荒地去买了一个裹着圆筒的大烟花来放。“他叫我不要担心家里面的事。”

绘画给了陈文令人生最初的尊严和荣誉感。至今在家乡村庄的墙上,还能看到“令师傅”画的长寿鹿鹤等民间吉祥图案。“这种荣誉真的是一缕阳光,很多很多温暖的阳光照耀到你的心底,就让你能够去面对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歧视,让你的心可以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在陈文令之后的人生漫途中,有过许多缕穿透阴霾的阳光:收他为徒的县城老师,启发他从木雕开始转行雕塑的老乡,1993年的上海罗丹雕塑展,鼓浪屿大树下给他的“红色记忆”当模特的活蹦乱跳的孩子们⋯⋯

陈文令和太太黄珊丽。

当然,还有爱情。他14岁的时候认识的她,他们差四岁,一起读美术班,大年夜他还在勤奋苦读、练画,她给他送加餐,用大杯子装着面条。他先考上厦门工艺美院,她后考上,她父亲便托他照顾她。后来陈文令常开玩笑说“黄珊丽是她父亲送给我的”。

但因为门第,她的父母一直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直到谈分手那天,他们在鼓浪屿背后遭袭被抢。乱刀被砍后,若不是他全身是血地爬出去求救,失血过多的她就会死在他身边。她先于他出院时,她的父母看到了她望向他时生离死别的目光:像火,又像灰。

被抢后,她每晚下班上下斜坡时都会害怕,总是抑制不住地回头看,害怕有人背后突然袭击,像以前那样被卡住脖子。陈文令就每天在码头接她回家,直到他们结婚,有了共同的家。

也不是没有吵过架。最厉害的一次,她误解他外面有人,他辩驳无力气极之下对着电视屏幕砸了一只烟灰缸,飞溅的玻璃伤了手。田田至今清晰地记得早上起来看到他鲜血淋漓的伤手时那种惊慌的感觉,但她记得更多的还是“妈妈告诉我,小时候爸爸老偷看她跳橡皮筋。”

“心中有爱,就还好办。爱情是最实际的东西,生命也是——它

们都是马拉松,最难的是不断有爱的心。”陈文令总是这样说,“知道

悲剧是什么的人,才懂得真正的乐观。”

西澳报纸对陈文令2013年1月22日Donating仪式的头版报道。

对话陈文令:真相会让人不光是自由

Q这一次作品失窃后,大卫觉得你表现得不愤怒且慷慨,为什么?

A这个我个人感觉,这件事相比我以前的一些经历,对我的伤害还是轻得多得多。十七年前,我被人伤害的是我的肉身,被人砍了二十几刀,我都能忍,这次是我的作品被砍了几刀,虽然也相当于刀砍了我,但是间接性的伤害。另外一点我觉得,爱这片土地,首先是要爱这片土地上的人,对人充满了愤怒和仇恨的话,我觉得会伤害到我对这片土地的感觉。所以我就尽力表现得平静一点。

Q当大卫跟你沟通说想请你写一份原谅书给偷窃者时,你什么反应?

A在写原谅书之前,我收到了道歉信和当地艺术家的联名支持。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澳洲人做得比我更有情怀。所以说我也是在从容和放松的情况下,把原谅书写给他了。我当时是这么考虑的:一定要惩罚他,但是不要太深度惩罚,即不要判刑入狱。尤其当我知道偷窃者好像只有21岁,我觉得说我也是从21岁过来的,人难免犯错误,难免有一些冲动。并且我很快表态说只要原件销毁,我可以再贡献补做一件——但不是捐赠。

Q期间有过什么波折?

A其中一名男孩的父亲曾经通过南京的一个公司告诉我,说他们愿意给我一笔钱。我当时就跟他说是不用的,这笔钱我是不能要的,因为我要他这笔钱是危险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样的一个形象是会受到怀疑的,必须通过一种公开化的手段获得这个赔偿,所以必须拒绝。

陈文令在央美学习。

Q那你还是很有警戒性的——所以你在这个事件当中挑战的并不是真相,而是私了公了的这样一个问题?

A对,我给他的回答就是,通过私了我们没有权利,因为肇事者已经被警察抓到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通过“私了”能够解决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没有和这个父亲在北京或是澳洲见面,当时他的儿子可能已经被拘留了,但我决定要写原谅书。另外一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没见,等于说是少揭开他们一次伤疤,在我看来,就是少让他们在心灵上受到一种蒙羞,因为显然我这边是居高临下的,这样子对人性的一种尊重程度不够,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是放弃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的妥协其实是一种精神的提升。

Q但如果照你这个理论的话,你之前返乡去见案犯,你们双方不是也有道德上的高度差吗?

A当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宽恕加布施,把精神和物质食粮给他们,还有对“宽恕”这一社会学命题的研究,我们希望寻找在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恶性案件背后,它的社会性根源到底在哪里?

Q亲自来澳洲,你现在对整个案件的背后和整个案情的发展,觉得自己比较了解了吗?

A我个人感觉还是实地了解得更多一些,尤其是两个年轻人受到的惩罚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在西方社会,这是一个信用记录的问题,尤其在人生的起跑线上的时候,在刚面向社会的时候,他们的公信力和道德形象虽然没有完全破产,但摇摇欲坠,对他一生的伤害是会非常大。这件事让我很矛盾,我其实也很想撤诉,但如果说一个法制国家,什么样的犯罪都能够一张嘴宽恕了之的话,我觉得整个社会难以正这种社会风气和文明程度,所以又必须要惩罚,我所能做的是掌握其中的一点尺度。

Q在西方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真相让人自由”,但其实人在探明真相的过程当中也会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觉得真相会让人自由吗?

A我觉得真相会让人不光是自由,还能够让人的灵魂有一个安居之所,因为你了解了真相,你的心就安放下来,就踏实下来了。这句话里的真相,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为真理,就是说要探求事件的真理,真理点在哪里,真理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东西,告诫自己和他人怎么样提升一种人性更美好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人必须要担当和去探寻、追逐的答案。

This content is created and maintained by a third party, and imported onto this page to help users provide their email addresses. You may be able to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and similar content at piano.io
广告 - 内容未结束请往下滚动
更多 From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