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乒乓教练日本“养狼”,养太好也被骂

他们为何出走日本?在日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本文刊载于《ELLEMEN睿士》九月刊

原标题为《东京乒乓故事:中国教练在日本》

假如还在中国,他们是三代著名的乒乓球手。但成为“ 日本人”后,这一切变了,命运和制度像树枝剧烈地分叉,并席卷了他们的人生。

在东京的一周时间内,我们出没于这个岛国的无数球馆和训练场地,采访了第一个来日本的中国乒乓球奥运冠军韦晴光,采访了出生于中国乒乓球世家的著名球手李隽,采访了培养出世界冠军平野美宇的原河北籍教练王锐……

他们为何出走日本?在日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教出世界冠军能弥补自己运动生涯的遗憾吗?我们试图在东京找到答案。

韦晴光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留在日本。“我应该算第一个来的,1991年,中国的世界冠军都没有来日本的。”1988年汉城奥运会,乒乓球正式成为比赛项目,韦晴光与陈龙灿联手,为中国乒乓球队夺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

如今,这位奥运冠军和妻子石小娟住在东京都北区赤羽。这里是一片典型的日式生活区,安静、有序、平淡。他们的球馆也在附近,在一栋隐匿在连片住宅之中、没有明显特色的白色小楼里,天蓝色的“伟関卓球”招牌是周围最明亮的色彩。

韦晴光在“伟関卓球”教室门前

如果没有出国,奥运冠军的后半生是有保障的,通常可以回原籍当个副厅级的体委副主任,韦晴光的国家队队友中,蔡振华已官至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而在日本,他打拼二十年,才终于有了这间能并排摆下七张球台的球馆。

推开球馆的门,乒乒乓乓的对打声立刻打破了街区的安静。听到有人进门,正在学英语的韦晴光抬起头,透过老花镜上沿望向我们。他目光清亮凌厉,仍带有高手一招克敌的威慑力,但真的讲起话来,又直率爽朗,仿佛一切都可以付诸一笑。

每天四点半,中小学生下课后一小时左右,球馆就热闹起来。乒乓热在日本逐年升温,这家老板履历过硬、教球认真仔细、规模和设施在东京算是出众的球馆,现有的场地已不太够用了。“到我了到我了!”有小孩扑到球台上,抢着上场。

韦晴光说,尽管都土生土长在日本,华裔小孩和日本小孩还是有显著的区别:那些规矩沉默、怕教练的,多半是日本人,而第二代华裔,由于父母要很努力打拼才能在异国扎根,这种“厉害”的性格和做派,也多少遗传给了孩子。球风上的差异就要和日本教练教出的孩子比才能看得出来了,“队员一出手,一看走位、一个挥拍,就知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教的”。

这就是韦晴光现在的每一天,把中国乒乓不可言说、精妙幽微的技术传授给热爱卓球的日本孩子,同时通过这项经年累月的工作融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成为日本人”

在中国打乒乓,竞争大,出路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出国高峰中,乒乓球手们涌向海外,打联赛,甚至入籍打奥运。国家并不鼓励运动员外流,但默许一部分人出去,作为一种物质奖励。

乒协一度规定男运动员必须满28岁,女运动员满25岁,才能赴外交流。陈静、刘伟、王涛、乔红……都有海外打球经历。按韦晴光好友、同在东京的前北京队球手李隽的话说,“出来的全都是大腕儿,打得差的谁敢来呀”。世界冠军王涛也短期来过日本,当他把智能马桶盖扛回北京的时候,韦晴光看傻眼了。

1988年拿到奥运金牌后,韦晴光“没了目标”,已经想退役了,但还是服从组织安排,作为国家队队长打完了1990年亚运会。告别了高强度的训练生活,他想找个离家不那么远,打球也不那么累的地方休息一阵。

高手都想到欧洲淘金,去日本被认定为浪费青春,因为“水平太差”。但第41届世乒赛正好在千叶举行,去都去了,韦晴光决定留下来试试。时值经济泡沫极大膨胀,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会成立不止一个体育俱乐部,棒球、乒乓球、马拉松……每个俱乐部都希望引进水平高的运动员,帮他们赢得比赛。

介绍人问韦晴光想去哪里,出生于广西的他不了解日本,也提不出什么要求,就说“热一点的地方吧,北方冷了受不了”。对方告诉他,南方的熊本有家LALALA公司,乒乓球队要人。他没多问就去了。

“我来一看,哇塞,傻了,这地方真是农村啊!田里盖一个楼,就在里面健身打球。”能待得住吗?回国吧?这两个问题,不仅石小娟问他,他自己也问自己。一问就是很多年。然而刚从四年一度紧绷的奥运周期中解脱出来,想休息的心阻挡了他们回程的脚步。

在LALALA俱乐部的“ 运动员生 涯”,和在国内时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等 待上场的时间,他睡着了也没人管,轮到他 了,监督(教练)喊,“韦晴光起来啦!”他 就上去,以最快速度解决战斗。

日本国内的联赛赛制规定外国运动员在团体赛中只能打一场,当时LALALA俱乐部所属级别只有8支队伍,所以韦晴光只需要上下半年各打7场球,其余时间想干什么都可以。

训练也是,下班后开始,一天就两个小时,下午六点半到八点半。韦晴光按以往的习惯六点就到,做做准备活动,可有时等到七点半都没人来,“因为都在加班”。加完班,“叮叮咣咣打几下就回家了”。他又傻了:“我说,这叫队伍啊?!我教都没法教。”

但是待着待着,就慢慢适应了。国家队有人叫他回去教球,他觉得“还没歇够”,歇着歇着,问的人也就不问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国人来日本主要是帮企业队打球,而不是教球。

在日本打球的报酬虽然比不上德国,一年也有五六百万日元,比国内是高多了。韦晴光最初的计划是先待几年,赚点钱,回去办个退役仪式。然而1993年儿子出生,打乱了他的计划。儿子小的时候,他和石小娟每年带他回一次广西。广西缺人,世界冠军一个也留不住,他想回去试试吧,全家就回去了。

韦晴光形容自己是个顽固不化的广西人,二十六年来,每次回家乡都要背个冬瓜,再重也要提回东京。他也想不到,竟然有一天,会考虑入籍的事。儿子无法融入当地学校,没朋友,天天生病,夫妻俩不忍心看儿子受罪,就又回到了熊本。“算是为儿子牺牲了?”我问。他红了眼圈。

同时,LALALA也提议他加入日本国籍。“当年熊本有一个全国比赛,入籍就可以代表熊本县参加、去拿好成绩,公司社长拍胸脯承诺,保证我到六十岁退休都不愁。”

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挣扎:入籍意味着自断退路,但不入籍,又要留在日本,后半生就没有保障。他改姓了“伟関”,将自己和妻子石小娟的姓氏放在一起,生造出一个姓氏。因日本通用汉字中没有“韦”字,便改“韦”为“伟”,而“石”的日文发音与日文汉字“関”的完全相同,念SEKI。入籍不到三年,经济泡沫破裂,伟関晴光后半生的保障没了。

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2001年4月一个周五的晚上,他准备带队去外地比赛,临行前与社长告别,社长一如往常说了加油之类的话。星期天一早在赛场上,有人拿报纸给他看,上面赫然写着“LALALA公司倒闭,负债三千亿”。

“这时裁判喊我们上场,还上什么场啊,赶紧弃权跑回去,一万五千人的公司真的全部解散。疯了。”想到刚买的房子要还贷,还有儿子的好学校,韦晴光哭都哭不出来。“我和老婆说,怎么样,跑吧?”就这样拖家带口,北上东京。

走投无路之际,正好东京有一个举办奖金比赛的公司,韦晴光开始代表自己打比赛,一场一场赚辛苦钱。开始他打得不错,但是不到一个月,在一场比赛中“一个扑正手”,摔倒在地。“以为是扭到了,站起来,脚在那儿晃,跟腱断了,被救护车送到医院。”

奖金赛的规则是,上场就有钱,输了钱少,赢了钱多,但不上场就一分钱没有。“零啊!站在台上就给钱,但你站不住了啊!”绝望之际,韦晴光又萌生了回国的念头,然而后路早就断了,入籍时,奖励给奥运冠军的一套房子被收回,他那时不懂迂回,还去打官司,当然不可能赢。

医生建议他休息一年,但韦晴光没到半年就死撑着上场。坚持打了一年,“输得一塌糊涂”,但每输一场领一万两万的(现在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到一千二),基本的生活费算是赚到了。

在中国,韦晴光26岁面临退役;在日本,他为生存,打到了40岁。

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主要靠勤力和技术吃饭。乒乓就是他们的技术,顶级的技术。李隽来日本后几乎“怎么打怎么赢”,印象中就输过一场,输给了前国家队队友何智丽。

“真搞不懂,韦晴光怎么能在熊本待那么久?大农村的。”李隽这个直率的北京大妞晚来一年,第一站落脚横滨。她出身在乒乓世家,父亲是曾担任八一体操队总教练的李世铭,母亲叶佩琼则是乒坛名宿。而兄长李隼是王楠、张怡宁、李晓霞等的主管教练,一门四杰。

每一个来日本的人,仿佛都有一笔糊涂账。

李隽1991年从国家队退役,间或回北京队帮忙练球。日产汽车的企业队正好在北京队训练,带队的部长一眼看中了她。她想去欧洲,已经申请了德国,就婉拒了。对方也不放弃,邀请她先参观公司,彼此了解一下。她一想,“去日本玩一趟那就去吧。”

一去,每天就练一小时球,剩下的时间是吃喝玩乐,温泉、迪士尼……回北京后,晚办的日本签证下来得比德国还早了一周,她就这么阴错阳差地东渡日本。今年正好待满二十五年。

河北队的王锐退役后也想去德国,做梦都想。以运动员的身份打几年联赛,挣钱、延续并证明自己的价值。彼时,第一批去欧洲的乒乓球手已经满载而归。但不巧,合同签约期已经过了,得再等一年。他只能耗在队里,想练就练,不想练就不练。

没人管,没人问,爱喝就喝。运动员是需要高度自制的职业。一旦放松下来,离职业生命的结束也不远了。舒服了一阵,王锐觉得不对劲,心理开始发慌了,月薪2000人民币,挣那么点,不是个事儿啊。连睡觉也害怕,迷茫到极点。

这时朋友问他,日本招陪练兼教练,愿不愿意去?他本能地排斥,再说,自己还年轻,还想打高水平的联赛,不想当教练。回去再一想,“不去你能干嘛啊?”朋友支招,“你先去一年,第二年再去德国,将就一下”。就这样去了大阪MikiHouse企业俱乐部。

还有在东京东池袋经营着“中国卓球”教室的孟祥瑞。1990年代,他退役前所在的辽宁队搞支援国外,教练会突然消失个一年半载,回来之后,带的球拍、胶皮、运动服都是最好的。“一问去的什么地方,日本。我也要去,我也要像我教练这样。”

于是他通过中日乒乓球界桥梁性的人物罗武汉联络出国任教的事,新泻县的体育协会每三年轮替一个重点项目,刚好1996年轮到乒乓球,需要年轻教练。“根本没有人来面试我,直接就签了,和政府签的,让我来新泻县县厅,为县里教高中生,备战日本的国民体育大会”。

初来日本的待遇都很好。日产汽车不仅有诚意,而且大手笔,李隽到了日本,吃穿住行都不需要操心,还有一个专职翻译。合同期是两年,期间她一场球没输过。期满后,她进入日本淑德大学学习营养学,并结识了从国内来做贸易的丈夫,结婚生子后便留在了东京。新泻县县厅给孟祥瑞六百万日元年薪,每天规定的工作时间却只有4小时,而且只需要专注培养有潜力的小球员。

“要是回北京,肯定比现在舒服多了”,但是李隽仍不止一次假设,“这儿什么都靠自己”。

儿子不满一岁,李隽着急复出比赛,“下队十年,还是不输球”,拿到了日本全国锦标赛的冠军。那时,小福原爱刚转成人组,在李隽这儿一局连5分都拿不了。改名小山智丽的何智丽也还在打。

在一场特别安排的对抗赛中,36岁的何智丽赢下了12岁的福原爱,心直口快的“乒乓女皇(日本媒体语)”赛后对媒体表示,像“神童”福原爱这种水平的球员,中国至少千人。

整整十八年,日本没有闯入过世乒赛的团体半决赛。2000年,日本国家队监督找到李隽,恳请她出征在大阪举办的第46届世乒赛。次年,已入籍的李隽与另一位前中国球员高田佳枝搭档,为日本女乒艰难赢得一枚女团铜牌。“现在肯定不会找我们来打,人家自己本土的水平高了嘛,用不着我们了。”

直到2000年,日本都非常依赖归化球员,最家喻户晓的就是小山智丽,这个在国内不肯让球、出走日本,继而接连击败前奥运会冠军陈静、乔红和邓亚萍,夺得亚运会乒乓女单冠军的叛逆人物。如果不是国籍问题,何智丽更像一部励志片的主角。但在民风保守的1994年,小山智丽这四个字,几乎等同于“国贼”。

自从2005年与《是是非非何智丽》的作者叶永烈决裂,她鲜少接受媒体采访。最近一次是两年前,与前去日本探访的北京记者正面相遇,只说不到三句话。有人说她抑郁,有人说她孤僻,有人说她无法相处。

“她没什么朋友,但其实比我们都好”,李隽和韦晴光是少有能与她保持关系的人。何智丽经常邀请两家人结伴旅游,最近提出8月去北海道的想法。

李隽总是一口回绝:“哪有时间跟你出去旅游去啊,我们这儿经营着呐,饭都吃不上了。”何智丽退役后去到了大阪,担任池田银行俱乐部乒乓球队的教练。

1991年乒乓球训练馆落成时,日本媒体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日本明仁天皇还曾来到这里视察,这是天皇惟一一次视察乒乓球俱乐部。她与池田银行签的是终身合同,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她比我们都幸福。我们打完了就完了,得重新创业,不创业的话,就没法生存。”李隽说。

与其他中国球员相比,王锐如今是融入日本社会最深的。但他最初面临的文化冲突也最剧烈。

MikiHouse是日本最出名的企业队,可以与青森山田学院相抗衡,是名副其实的国手输送机。俱乐部从1990年代就启用了中国教练,大约有六七个中国人同时在这里教球。这是王锐后来才了解的信息。合同很是随机,依赖缘分的牵引,就像韦晴光去了熊本,张本智和父母去了仙台。

“去熊本仙台肯定待不久,我本来就是农村来的,又回到农村,不愿意”。某种程度上,他又感到庆幸。

少年时,王锐打球的风格是盖亭式的三板斧,大力猛扣,脾气也躁。刚去大阪,他也跟监督吵,本身不情不愿,所以也不怕。第一年,日文一句不会,周围都是中国人,也没有学习的欲望,直到第二年转任教练。

陪练的月薪是25万日元,普通教练的话,则有30-35万日元。转任起初,他还是拿的陪练的工资,因为没有成绩。第三年,石川佳纯来了,拿遍了全日本同年龄段比赛的冠军,主管教练王锐的工资一下子涨得很高。

可是工资和话语权是两回事。日本人做事一板一眼,不太容忍变通。比如做预算,中国人习惯做一个笼统的表格。而日本人必须列明每一项开支,提前考虑各种变动的可能性。MikiHouse的监督尤其严苛,某种程度上,是他让王锐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在训练中给王锐极大的自由,但在行政上又要求他绝对服从。

2006年,石川成为全日本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少年冠军,又拿了成年组的第三名后,MikiHouse公司举办了全社员颁奖晚会。晚会十分隆重,教练们站在台上,西装革履,全公司注目。当主持人走向王锐时,只是说,“他是主管与中国联络的人”,连“教练”二字都不提。

王锐呆立当场,“那么好的晚会,给你弄台上,却这么介绍”。回去的车上,他一声不吭,进了家门,抱住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

他再也不是那个在省队时跟主教练拍桌子的王锐了。他忍下来了。

俱乐部里的中国人来来去去,大多数都回国了,“师兄”刘斌现在已经是国家二队的主教练,而待了13年的王锐,有时候回过头,也会惊讶自己的耐性。

中国式教练

看中国人打得好,日本人培养自己的高手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他们逐渐把目光从引进球员移向了引进教练上。

孟祥瑞是第一批受邀去日本教球的中国人。

拥有三张球台的“中国卓球”教室,在一家印刷株式会社二楼,属于后者的产业。正门入口处原先有个简易招牌,“3·11”大地震时掉了,没有再挂,塞在杂物背后露出一个角。“我们是大隐于市,声名在外。”孟祥瑞把招牌扯出来给我们看,操着东北腔浓重的普通话,一本正经地调侃。

孟祥瑞“中国卓球”教室的招牌,“3•11”大地震时震掉了,他没有再挂,塞在杂物背后露出一个角


球馆面积不大,一块帘子遮挡的空间就是更衣室,有一种中式武馆的江湖气。墙上挂有数幅体现主人价值信条的书法作品,更多的是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诸如马琳、王楠、马龙、福原爱的照片以及与球馆有关的媒体简报。

球馆要求会员们进出都换鞋,教练出门,哪怕只是买个便当,也要换掉运动短裤,这是日本式礼仪。但教球得还依照中国规矩,那些从小烂熟于胸的要诀就刻在最显眼的门梁上——“打球点探、弧线重视、体重移动、リズム作(注意节奏)”,都是些中式日语。他觉得手把手教球最有效,胳膊怎么放,拍子怎么握,先架着你,带到节奏起来了,再放手。

中国人教球细,这是李隽后来发现的,因为国内都那么教,没有比较。日本人的方式是反复练,自己找感觉,不停失误,直到打准,几乎没有章法。中国人则讲究细节,手形,板形,接球部位,“比如说你这个球没打上,你为什么没打上?你怎么着就能打上了”,得一步步拆解。

孟祥瑞准备了一个日历,学员约课,就直接在日期上标记


孟祥瑞教球是有经验的。1989年拿了一次全国冠军之后,没过两年,孔令辉、刘国梁两个留德回国的“秘密武器”一出,孟祥瑞感到自己“好像一个拿傻瓜机的碰上了拿数码单反的,没得打了”。

1994年,孟祥瑞回到家乡鞍山开了家球馆。“你知道谁在这球馆?马龙、李晓霞、郭跃!那时候他们才6岁,除了马龙,都不常来练,”孟祥瑞一拍大腿,“要知道他们能打奥运冠军我就不来日本了!”

1996年开始,孟祥瑞一个年轻人独自在异国生活,有无穷的力量无处释放,只能全部投入工作。每天四小时,下午4点到8点,一个星期休息两天,对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工作量太不饱和了。于是他自行取消了休息日,三年合同期内,一天都没休息。

在新泻,孟祥瑞得了个外号“鬼才教练”,队员都怕他。他想不明白,“我又不打不骂的”。他自己的教练是要打人的,有一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扇他嘴巴,等他反应过来,6个已经扇完了。

家长们心疼孩子,说孟教练,少练点吧,开始他也不理解,“我当年训练强度比这可大多了”,后来才知道,学生们早晨5点起床,6点出来上学,坐电车一个多小时,“以前是7点半练完,我老是给延长到8点半9点,人家回到家都11点了,再洗澡吃饭,作业还没写呢。”

合同期满,县政府破例给他延了一年,到第五年,当地学校想让他留着继续教,但给不了那么多钱,只能出政府一半的工资,年薪约三百万。孟祥瑞一想,刚来日本的时候,生活、语言,全靠学校其他教练和学生家长帮忙,“就当报恩吧”,又待了三年。

然而和学校签约就没那么简单了。和政府签约时,可以只重点培养那几个有潜力的队员,让他们打出成绩就行,作为学校教职员工作,最重要的则是公平。“每个人要平均分配时间,你教哪个孩子教少了,家长可以投诉你。”

日本的规矩是,一年级新生要捡球、打扫卫生,还轮不到上球台打球,二年级开始上球台了,三年级的8月份之前有全国预选赛,要是赢了就有机会争取大学免试录取,赢不了就得去学习备考。

孟祥瑞算下来,不到一年半就得出成绩,压力很大,一个月发一次烧。待到第十年,他觉得继续“报恩”不是办法,就辞了职,先是在TSP乒乓球品牌公司贸易部干了一阵,负责中国业务,后来觉得还是喜欢乒乓球本身,就去了乒乓球名校仙台育英高等学校做教练。

在仙台,孟祥瑞碰上了史无前例的“3·11”大地震。“我们前面和后面的城市都被冲了,海啸一走,我们回来,全是尸体”,生死浩劫,他毫发无伤地活下来了。

“根本就顾不上害怕,我们老说天崩地裂是吧,什么叫天崩?天空就是一个洞,转着圈,瓦蓝瓦蓝的,就这么一个大洞,蓝得不得了。然后突然开始下雪,下完雪,又变回那个瓦蓝瓦蓝的洞。”

地震海啸过去后,断水断粮,孟祥瑞开辆大车挨家挨户为学生找吃的,土豆、水果、应急食品,有的全往车里放。忙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六点,他拉了一车食物到学校。学生们关心他,专门在一个箱子里留了吃的,写上“孟教练专用”,但他一觉睡醒,箱子没了,吃的一个也不剩。“我当时就想,人呐,没吃的真就变成了动物。”

东京也深受震灾影响,当时“车都停在路中间没人管,到超市一看,全空了,我的妈呀,这不是战争了吗?”韦晴光带着全家先跑到大阪,再从大阪买了比平日贵三倍的机票回到广西。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那个回国还是留在日本的永恒问题,“球馆空着没人管,也得付租金呀,还是得回来继续干。”

高桥兴与高大、壮实,今年69岁,是一家建筑事务所的董事长。迷上打乒乓球十几年,他早上四点起床,工作到八点,出发去公司给下属布置工作,然后开始打球。他加入俱乐部,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很多比赛,但一直没拿过冠军。两年前,他开始跟着孟祥瑞练习,终于在今年2月,超龄前的最后一年,拿到了日本六十岁年龄组的全国冠军。

“中国卓球”教室里,高桥兴与和尹艳萍在切磋步法


“高桥人很聪明,不明白就问我,然后拼命练,练完再去打,赢了就继续这么练,没赢就调整。”孟祥瑞说,这位老人深受风湿困扰,刚开始站都不太站得稳,他就教他怎么不动来打球,打着打着,能动了,毛病也好了大半。

老年爱好者是孟祥瑞的重要客户,因此他的球馆备有日本人发明的44号球,特别大,球速慢,容易打,而高桥是最勤奋的学生之一。球馆10点正式开业,但由于不锁门,他往往9点半就到了。

有时候孟祥瑞的朋友、也在东京做教练的原北京队队员尹艳萍来串门,高桥就和她比赛。两人都很较真,哪个球没接到,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小孩与老人,是日本乒乓球最强大的群众基础。

李隽刚退役时,也是陪老头老太太打,捎带着教自己儿子,没想到儿子有点天赋,打出了成绩,跟来一批生源。她还是没想要培养什么选手,但全国比赛带出去输了球,她不干了,“凭什么我们输啊?得赢他们啊!”慢慢就把那个劲儿给斗起来。

在东京,李隽的羽佳球馆是名气很响的,响到爱知县的球手,每个月都要坐新干线来练。她也在暑期举办中日乒乓球夏令营,吃住就在运动品牌蝴蝶(Butterfly)公司的训练楼里,家长们带着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仙台、大阪、名古屋、岩手、兵库、山形……楼上没地儿住了就住在楼下。

蝴蝶只赞助了两家少年乒乓球俱乐部,东京的羽佳,还有一家在仙台,是张本智和父亲张宇的俱乐部。

蝴蝶公司的训练楼里,李隽带领羽佳球馆的小学员训练。孩子们年龄、水平参差不齐,李隽勾着腰一个个喂球,手把手教球,20分钟一轮。

你不能把日本的球馆想象成北上广的体育中心,实际上,它们普遍就只是前店后家的规模。羽佳球馆在一楼,李隽住在二楼。新开业的第二家球馆在地铁附近,5分钟路程,也只有三张并排的球台,间距并不宽敞。但她兴奋得不得了,“位置很好”,说“很”的时候,她拖长了尾音。

我们见面的那天,她正带着小选手在强化训练,备战8月中旬在东京体育馆举办的全国六年级以下团体赛。孩子们年龄、水平参差不齐,李隽勾着腰一个个喂球,20分钟一轮。这一天,尹艳萍也被叫来帮忙,她是李隽在北京队的师妹。两个教练,16个学生,场面热烈而有条不紊。孩子们对打时,家长帮忙拾球,轮到自己孩子与教练一对一了,就站在身后用手机录下教学视频。

有志于乒乓球的日本孩子一般从四五岁开始练习。前几天球馆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两岁的孩子也要来,“先看看吧”,李隽没拒绝,也没答应,“两岁太小”,她自己是从7岁开始练球的。她采购了几张小球台,比正常球台矮10公分,专供8岁以下的孩子练习。


前几天,尹艳萍还在位于JR小岩站附近的鹿骨区役所教两个退了休的爱好者打球。役所二楼的一间活动室每周四专供乒乓球训练,下午一点开始,老人们自己搭球台、拉球网,先相互喂球活动身体,再开始比赛。对战的激烈程度绝不输给眼前的这些孩子。其中一位老人已经79岁了,心脏还动过手术。

中午12点,训练间歇,李隽就着白水吃着饼干,应付着当午餐。问她日本的乒乓球到底有多热?她指着胸口的位置跟我们说:“张本那么点儿孩子,就这儿一个小商标最少一千万,最少啊,他不止一个牌儿,最少三四个”,她指的是赞助商。这在她打球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很多年来,乒乓球在日本只是小项目,还是个成绩不好的小项目。

而现在除了中国,只有在日本能通过乒乓球养活自己,甚至能出名。今年,日本最大的出版公司倍乐生株式会社面向小学生做了一份关于“最希望从事的职业”的民意调查,“乒乓球选手”名列第二,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偶像的力量呗”,李隽想了想,列出长长的名单:福原爱,水谷隼、平野美宇、张本智和……”他们的背后是更长的一串中国教练和陪练名单。

“张本智和”现象

王锐代表了中国教练在日本可以企及的最高成就。他就是在亚锦赛战胜丁宁、朱雨玲和陈梦的中国大劲敌平野美宇的教练,也是日本乒协中,唯一一位中国教练。

今年,他和韦晴光双双与精英学院签约,分别担任男女队主教练。精英学院是日本申奥成功后,奥委会专款成立的训练学校,类似国家青年精英队的性质,为奥运输送选手。精英学院离赤羽站不远,离韦晴光的球馆很近。

乒乓球教练组共8人,男女各4人,女队全部启用中国教练。男队则有2人,除了韦晴光,就是张宇。目前女队的王牌是平野美宇,男队则有年仅14岁的华裔选手、日本乒乓球明日之星张本智和。

韦晴光在给球拍贴胶皮

“伟関卓球”教室里,学员在练球

穿着“伟関卓球”专属训练服的小学员在看别人练习,远处墙上挂着的队旗上写着卓球教室的队训“有心入魂”


中文是这里的通行语言。每一天,运动员们都得跟着教练学习30分钟到1个小时。“学校规定的二外是英文,到我们这儿,变中文了”,王锐调侃。学习以体育用语为主,因为乒乓球的很多术语必须用中文表达,比如“飘它一个”,就很难用日语对应。“脚下”则是个高频词汇,而吼一嗓子“撑住”,最醒神。但孩子们学烦了,就会问些日常生活的问题,比如“你喜欢什么?”“‘我不想训练’怎么说?”

从福原爱开始,日本高水平的运动员几乎都会来中国训练。MikiHouse的小队员们每年到中国集训,最长的一次三个月,中国教练要找房子、请保姆、管训练,一条龙服务。王锐自己租房子住在队员隔壁,每天连菜色也要管,小姑娘们辣了吃不了,油大吃不了,他也不惯着,反正西红柿炒鸡蛋总是要吃的。

精英学院的球员们每年寒暑假也去中国。而有特别经费的平野美宇,只要没比赛就得去。去年,她甚至参加了3个月的中国超级联赛。某种程度上,平野美宇和张本智和都是中日合力培养的产物。

王锐在精英学院的运动员照片墙

他们背后的中国乒乓人,为了生存来到日本,又为了职业荣誉在日本耕耘。2002年,24岁的王锐从河北队退下来。摆在他面前的一直就只有两条出路:进国家队,拿世界冠军;到海外挣很多钱回来,起码也是荣归故里。

王锐没进过国家队,这是他一生的遗憾。他身体好,球风凶,两次打到全国少年锦标赛前8名。但不成文的规矩是:前4才可以进国家队。有些人第一年前16,第二年就闯入了前4。他没这个运气,偶尔翻出来的泛黄照片,前8的选手中,除了他都进过国家队。对手中,有马琳和王励勤。

他把志气都用在了教球上。刚加入精英学院,他就遇上了瓶颈期的平野美宇。这位乒乓神童打惯了四平八稳的小孩球,技术上很难再突破了。王锐的教法是,加强速度和力量,用腰腿发力。改打法是要冒风险的,最初简直是溃败。2015年世锦赛第一场,平野美宇0:4输给一个从来没输过的对手,下场哇哇大哭。

王锐开导,“不改也得改,不然打不了一流选手”。嘴上说得坚决,心里却是动摇的:“我干嘛弄她啊,我不改,谁也埋怨不了我,她高手赢不了,低手也输不了”。同行隐晦地劝说,“乒协不光是成绩,还有自己的位置,看问题要‘宏观’一点”,意思也是别改。

“不改要我干嘛呀”,他憋着劲儿。平野美宇性格倔强,有时候表面同意,但行动不跟上。他只能比她更犟,一遍遍讲,讲到她去做为止。一年后,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女单冠军。

韦晴光和王锐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麾下成员能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要是奥运会能拿一枚金牌,我们的生活就不愁了,我也和国内原来的队友开玩笑,中国队不要全拿了吧,否则我们在国外都没法生活,给一块就够了。”

有时候,玩笑不那么好开,当身份敏感时。

第一次见面时,王锐在北京。我们约在五道口的一家日料店。“训练5:30分结束,不知道能不能准点赶来”,他特意微信提醒。但晚上他还是按时从昌平赶到,换下了运动服,穿一件黑色T恤。

他精瘦、挺拔,皮肤黝黑,保持着晚餐不进食的习惯。他是那种耐心极好的人,慢条斯理地说话,再活络的笑话,最多扬扬眉,习惯倾听多过表达。

“到北京来干嘛?”我问他,几乎是初见面的客套话。他整个7月的行程几乎都在国内,而月底并没有任何公开赛,况且微信不是说了“训练”嘛。他迟疑了一下,露出一丝生硬的表情,“还是别说了,免得给别人添麻烦”。不久前,张宇带着儿子张本智和回国训练,头一天到了,第二天却吃了闭门羹,又坐飞机回去了。

日本人认为他们是中国人,而中国人认为他们是日本人。

在之前的全日本公开赛中,张本智和在青少年组的比赛中,2:3不敌17岁的高二学生宫本春树。日本观众一直怒喊“滚回中国”。

在老家四川,张本智和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今年六月的成都国际乒乓球公开赛,中国男乒三大主力马龙、许昕、樊振东早些时候相继退赛,张本智和一度成为男单夺金热门,他也从不掩饰要拿冠军的“野心”。但他的名字、国籍深深激怒了观众,只要比赛,场内就嘘声一片。观众从心里到嘴上,都在为他的对手鼓劲。

搜索“张本智和+四川”,尽是这样的报道——“张本智和已忘本?日本华裔天才回成都老家打比赛,却吃不了辣!”、“日本花6千万换华裔小将张本智和报忠心,代表日本却来四川队训练偷师”……

张本智和的父母都来自四川,母亲张凌还是邓亚萍的前队友,上世纪90年代受聘于仙台育英。年轻时的王锐很崇拜张宇,“球非常好”。他们全运会团体赛碰过一次,王锐是河北队的替补,张宇是四川队的主力。

在仙台经营球馆,张家过得并不轻松。张本智和在球馆长大,据说穿着纸尿裤就开始摸球,13岁则拿到了全日本的冠军。父母所能提供的并不多,只有乒乓球,他们可以传授高超的技术。

我加了张宇的微信提出采访的请求,过了差不多一周,没有任何回音,又托了人去传话,才得到了“如果有合适的时间,我一个人接受你采访”的消息。朋友们形容张宇、张凌夫妇本分、老实、不善言辞,保护儿子的方式只能是尽量不要让他开口。

李隽是看着张本智和长大的。从小到大,这个小孩只要上了台就想赢,有一次比赛,二年级的他输给了六年级的选手,一下来边哭,边埋怨爸爸,张宇劝不了,推说“那我不教了,你也别打了”。他更不乐意了,气愤道,“那不行!”。

刘国梁曾公开点评张本智和现象,“因为张凌他们都在国家队待过,对乒乓球理解深,家里乒乓氛围浓厚,父母的希望都放在孩子身上,这无可厚非。对于这种选手,我们更应该去鼓励。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他的父母是中国队的世界冠军,他们不一定会出去。”

旅居日本的中国乒乓人大致有个圈子,以各自原籍的省队、同期国家队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与李隽同一批的北京队队友有十多个在日本,散居在大阪、仙台、名古屋等各个城市,一年聚会一次。几年前,李隽筹办“人气”很高的“中日草根杯乒乓球赛”,朋友们都合力帮忙。张宇带着张本智和开球,韦晴光为青少年选手做指导,办得风风火火。

堆积着的奖杯是经年累月耕耘的成果

“乒二代”不可谓不多,张本智和的妹妹张本美和,据说比哥哥还“神”。前辽宁队全国冠军华兵的儿子,也是高手,打过全日本小学生冠军。这位跟韦晴光同期的球手平日在神户开球馆,属于精英队的临时教练。李隽的儿子也打球,现在就读于明治大学,按照韦晴光的说法是“颇有天赋,用心教就出来了”,打过全国第三,入选过国家少年队。

30年来,几代中国乒乓人合力,让“国球”在日本维持着极高的人气和水准。然而“如果稍微有点成绩,国内就骂,还养什么狼啊……”,王锐低下了头,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养狼计划”是独孤求败的中国乒乓的一次“自救”:引进外国运动员到中国打球,送出中国优秀运动员,以提高乒乓球的世界参与度和竞争力。水谷隼、平野美宇,不就是多年以来中国队孜孜以求的“狼”吗?但球迷更喜欢相对无害的福原爱,圆润、自带萌点,但竞争力有限。大魔王张怡宁11:0赢她的视频会疯传,因为这彰显了她的可爱。

狼,很难养。而人,如今也很不好送出去了。

今年,王锐打算从国内引进3-5名陪练,已经找好了三个人,每个人来三个月。他们是现役中国乒乓联赛甲B选手,甲B在超级联赛和甲A之下,等于三级。省队的年轻人,好的往国家队送,不行的直接上大学。愿意来日本的一般只有两种,上大学期间短期过来,或是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

今年,王锐把家搬到了东京多摩区一片建成不久的社区里,他说,在日本十三年,半截儿回国的机会不多了

十年前不一样。在MikiHouse这样的企业队,陪练都是国手。但2012奥运会后,大家都不来了。

到了北京,王锐才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国不一样了。“太有钱了,满大街的豪车,迈巴赫就在身前呼啸而去”,而即使是在东京都心,大家的车都很普通,差距不会很大。朋友告诉他,江浙一带的乒乓球陪练,假如是国青队的水平,1小时收费已达500元的价位。而正常大学生在南方球馆一年挣一二十万很正常。“高手”如果打“野球”,赚得更多。

这个暑假,李隽没法去北海道,她忙着筹办中日乒乓球夏令营;孟祥瑞和高桥兴与打算建造全日本第一家乒乓球养老院;韦晴光则想开第二家球馆,10张台、能洗澡、有食堂。

1991年,当韦晴光踏上日本的土地时,他的身后是一群急于寻找出路的中国乒乓人,这股风潮持续了二十年。“那个时代塑造了我们这样的人。”王锐说。

现在,它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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