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中国战地记者,在人间地狱,看着一批批年轻人死去

战场故事。

四位年轻人,四个来自战场的故事

生于和平年代的中国孩子,

却被战争永远地改变

在这个只需满足欲望的时代

他们却明白了活着的宝贵

几乎每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新闻人,都做过成为战地记者的梦。战场极大满足了记者追逐故事的本能,这里有政治、民族、冲突……所有一切引人入胜的故事背景,还有在悬于生死一线间,人类迸发出的亲情、爱情、恐惧等所有生命的底色,以及从中闪耀出的人性光辉。

对记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舞台。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血液似乎都要沸腾。但冷静下来,到底还有多少年轻人知道哪里在打仗?为什么要打?打开手机的新闻App,推送的还有国际新闻吗?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做严肃新闻似乎格外不合时宜。

直到有一天,英国《卫报》报道了中国年轻战地记者陈序和袁文逸的故事。我们才得知,在大多数人视野之外,一些“80后”、“90后”仍然选择走进战场,告诉大家世界上不尽是和平,战争仍然在制造悲剧、释放丑恶。

我们好奇他们的选择和动机,希望听到一些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句子。但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态度谦逊,带着几分羞涩。直到我向王薇薇约稿,她问其他人写了什么,我说可以写写枪林弹雨,她停顿了一下,说枪林弹雨太习惯了,好像说不出哪次比较特殊。她在叙利亚待了五年,“有一次在现场,身边躺的全是尸体”。

问他们如果有机会,还会不会回去。改行做网络直播节目的袁文逸想都没想,说当然,离开战场属于无奈,东方卫视作为省级电视台,现在拿不到国际新闻报道的许可。杨臻说如果回去,是为了那些当地的雇员兄弟,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是最纯真的友情。陈序有个漂亮的女儿,现在和老婆常驻波兰,出于做父亲的责任,他需要暂时远离战场。

下面是他们自己写下的文字,无需修饰,足以震撼人心。一旦走上战场,终将被战场改变,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英国诗人约翰·邓恩写道:“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陈序:媒体是有罪的

30岁

新华通讯社

2011-2013 驻加沙分社记者

2014-2016 驻巴格达分社首席记者

血色中的伊斯兰新年

火中的加沙天际线,对我来说像梦境与现实的交割线。

在空中的是梦,F16战机隆隆的盘旋声和尖锐的导弹发射声,地对空导弹和火箭弹在眼前升起腾空,“铁穹”发射导弹呼啸拦截,还带着爆炸后拂过脸的气流,让喜欢军事的我热血沸腾。回到地面,马上进入了现实世界:被炸毁的废墟中躺着小学生的课本,死者卧室的枕巾上残留着乌黑血迹,太平间进进出出的是孩子的尸体,还有散落一地的人体碎片。这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签下“生死状”

巴以冲突升级后隔天一大早,我和同事就简单收拾行李,火速赶往加沙地带。

车开到距埃雷兹检查站还有数公里的地方,我们就被以色列士兵拦了下来。这里是外国记者从以色列进入加沙的唯一通道,一位负责接待媒体的女兵语气亲切地告诉我们,由于附近交火激烈,检查站暂时关闭。于是我们决定去附近的加油站简单吃顿午餐。

从点餐开始,附近就不断响起防空警报声,每次响起,大家都放下手中刀叉,紧张地搜寻着火箭弹的位置。我一边大口吃着意大利千层面,一边看到“铁穹”在空中拦截火箭弹后火光四射的爆炸,感觉像坐在电影院第一排看战争片。我懊恼地想,这应该是这个月最后一顿像样的午餐了。

一直等到傍晚,我们才被告知交火减缓可以通过。进入检查站后,以军没有立刻放行,而是先把所有人带到了边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我们每人都收到一份两页的文书,要求我们签字。

我瞄了一眼标题:《对以色列国防军军事行动的承诺书,暨对媒体公司的警告、免责书》。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生死状”么!同事要我仔细看看各项条款,我说:“还看啥啊,不签也不会让你进去的。”于是我们赶紧签了,一溜烟过了检查站。

加沙新年

进加沙后本来应该在哈马斯的边检办入境手续,但用集装箱改装成的小办公室早已人去楼空。载着我们的巴勒斯坦司机说:“哈哈,别急,马上让你们看到他们在哪。”他继续向前开,左拐右拐来到远处的一栋民宅。在民宅背后,我们找到了正蹲在地上,忙乱地给外国记者做登记的哈马斯边检人员。这些人慌慌张张,场面十分混乱,在快速给我们办完后,不耐烦地挥挥手:“快走吧快走吧。”

我们随后坐着“天价”出租向以军轰炸最猛烈的加沙城前进,一路上看到哈马斯武装人员不断从各个角落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加沙原本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将近200万人生活在这个面积还不到北京市海淀区的狭小地带里。

当天还是伊斯兰历新年,但原本车水马龙的大街空空荡荡,成了胆大的孩子们的足球场。天真无畏的孩子们在残阳下欢笑着踢球,和远处火箭弹与导弹交织残留的轨迹,构成了一次充满血色的新年回忆。

陈序和伊拉克士兵的合影

“危险区”与“安全区”

在加沙采访最让我紧张的,不是在新闻现场,而是赶往现场的路上。由于阿拉伯人记性出奇的差,我每次上车都会跟司机强调,选安全的路走!在加沙的司机都明白,安全的路指的是视野开阔、目标明显的大路;要远离哈马斯建筑,因为那是以色列战机重点“照顾”的对象;要远离人口稠密、街道狭窄的难民营,因为那里遍布着武装分子;要远离边境地带和海滨大道,因为将暴露在以军坦克和军舰的炮口下。

再充分的避险意识也是不够的,危险会时刻潜伏在身边。刚拍摄完被炸毁的哈马斯内政部大楼,在我走后不久,大楼又被以军反复轰炸;每次走非常靠近边境的萨拉丁大道,都得踩死油门拼命开,并祈祷边境上无数的以军坦克手不要打歪了;采访途中,附近一有火箭弹升上天空,就得赶紧上车逃跑,以免被以色列战机随后的反击波及。

尽管听说我们居住的Arc Med酒店与 以方有“秘密保护协议”,但酒店位置靠近 以军轰炸最密集的加沙北部边境,轰炸经 常从夜幕降临一直持续到隔日清晨。

经常 是刚上床不久,窗外突然火光四射,接着是 震得人胆颤的巨响,一股气浪打在脸上, 整个房间都会跟着晃动。我还在窗口目睹 164 过几次挺近的爆炸,并被随后的气浪给打了回来,时不时还有爆炸产生的碎片,落到 酒店楼下的露台上。加沙冲突期间,轰炸成 了我最特殊的“叫早”服务,基本上每天我 都是被炸醒的。

人间地狱

除了人间地狱,我再也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去形容战火中的加沙了。

巴勒斯坦平民达卢一家九口被炸死的惨剧震惊了世界。隔天我在加沙城希法医院的停尸房遇到了达卢和他的大儿子。他们两人当时冒险出门为全家购买口粮,却反而侥幸逃过一劫。在看过亲人的尸体后,他们哭着走出了停尸房,我拨开人群,发现他们瘫坐在门外的角落里默默流泪,这是一个让人心碎的画面,虽然不忍,但我还是将镜头对准了他们。达卢看了我一眼,然后深深地埋下了头,这让我心跳不已,我想我的行为一定再次伤害到他了吧。

在去拍摄赫贾兹一家的葬礼时,我遇到了两名哈马斯下属“阿克萨”电视台的摄像记者。当时这两名穿着媒体背心的大胡子走进暂时停放遗体的清真寺,与在一旁等待葬礼的我闲聊了两句。我记得他们随后乘坐雷诺旅行车离开,车顶上贴着“PRESS”的字样,却不想当天下午就传来了他们的死讯。当时在联合国学校采访难民的同事目睹了一切,这两名记者的车刚开到联合国学校门口,突然一架以色列战机向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引发了巨大的爆炸。同事立刻下去看,发现车里的两人已经烧成了黑炭,司机的手还紧紧扒着方向盘。

每天外出采访,都要面对一幕幕类似的惨剧。每天我都必须紧闭内心,关闭情感,一心投入工作。因为稍有分心,我就有可能被情感动摇而无法好好工作,当下我的责任是记录。尽管如此,在我拍摄完最后一具尸体后,胃里泛上的恶心和晕眩感,还是让我从停尸房夺门而出,跑到一边干呕。虽然如今冲突已经结束,但一些恐怖画面仍会突然重现我眼前。

加沙停火与媒体之罪在苦熬了8天后,我们终于收到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停火的消息。当最后一阵炮击与轰炸结束之后,加沙城陷入一片久违的沉寂。我们围坐在电视前收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新闻发布会,当他宣布代号为“防务之柱”的军事行动正式结束时,在场所有人都发出一阵欢呼。酒店四周开始传来哈马斯武装人员鸣枪庆祝的声音,哈马斯下属的“阿克萨”电视台则将停火协议称为“继以军2009年被迫撤出加沙之后,(巴勒斯坦人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一直躲在家中或联合国学校里的巴勒斯坦人开始涌上街头庆祝。当我赶到8天来发生最多惨剧的希法医院时,看到人们在医院门口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和各种派别的旗帜,疯狂地呐喊着胜利的口号,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有的人已然热泪盈眶。清真寺的喇叭高声诵起《古兰经》,有人开始向人群抛洒糖果,仿佛今天才是真正的新年。我的同事看到这一幕后放声大哭,是的,不管是对巴勒斯坦人还是我们,过去的8天是一场太长太压抑的噩梦。

随着加沙地带的停火,这个在全球荧幕上热闹了一周多的地区也迅速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热点。和热度退却速度相当的是媒体的撤离,第二天我们所住酒店的媒体就走了一大半,隔天我们撤离时,平常人不多的埃雷兹检查站,被全球媒体挤得水泄不通。如今已见不到报道时的普世博爱之情,各国记者神情疲惫,脸上都写着“快点让我出去”。甚至在检查站为加速多开一个安检通道时,记者们早已顾不及素质与形象,争先恐后地插队加塞。

媒体大军进来了,狂欢了,拍拍屁股又走了,但加沙人不能走,也走不了,未来的岁月里,这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巴勒斯坦人,要在这360多平方公里的监狱里,反复体味孤寂和痛楚。就像当我把镜头对着失去亲人而痛哭的妇女,她丈夫还要强忍悲痛,过来要求我删掉照片一样。

我们把他们最后的一丝尊严都剥夺了,我们是有罪的。

袁文逸:不知道什么时候

年轻人才能停止死去

36岁

东方卫视原首席记者

2011-2015 特派利比亚、叙利亚、

埃及、乌克兰进行战地报道

学枪的少年

那是5月27日的下午。

对面的男孩只有十七八岁吧,身板还有着少年特有的清瘦。他戴着眼镜,看起来度数不低,这让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学生。可是他手里拿着一把AK47冲锋枪,而这里并不是学校军训的练靶场。

我正位于乌克兰顿涅茨克机场附近,距离交火位置只有1公里多。少年的身旁站着一个膀肥腰圆的男人,手把手教少年学习用枪。炮声一阵接着一阵,从机场传来,沉重地敲打着人的耳膜和心脏。我和他们相隔一条马路,蹲在一个铁皮变电箱的后面看着他们。

少年应该没怎么摸过枪,当那个男人教他应当用枪托抵肩托腮时,他的整个右脸贴在了枪把上,仿佛是趴在课桌上,整个枪管完全偏向了右方。男人一把抓住枪管矫正位置,然后给少年又示范了一遍。少年再次拿过枪练习,这次,他右手持枪却用左眼吃力地瞄准。这是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少年被呵斥了,我看到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满是羞涩腼腆。

我在想,又是一个被热血冲昏了头脑的孩子,他是多么不适合拿枪战斗,还偷偷跑来这么危险的地方练习。但令我更加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穿着军装的武装人员走过来拍了拍少年的肩,这个少年就跟在他身后,越过反对派武装设置的隔离线走向了枪炮声隆隆的机场。

练习三分钟不到,这个还没学会正确拿枪的少年就走上了战场。我来不及也没有办法追上去问一问他的名字,没有办法问一问他,这一刻心里是不是会想起爸爸妈妈和班里的漂亮姑娘。

再见到他腼腆的笑容?我心里不抱一丝希望。军事实力远胜于反对派的乌克兰政府军在机场布置了11个火力点,配有榴弹炮和火箭弹,一路的楼房上,到处都安置了狙击手。反对派武装的一个司机告诉我,他是专门收拾尸体的,可他没办法进去找回前一天战死的同伴的遗体。他说,对方的火力点太多根本进不去,远远望去,地上到处散落着尸体,不,是尸块,没有几个还能被辨认出身份。

所以,少年,你真的想好了吗?

如果说在利比亚、叙利亚,我还能理解很多人走上战场的理由,在乌克兰我真的想不明白。我去问了几个顿涅茨克的年轻人,尝试了解那个学枪少年的想法。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他的愤怒来自于语言。

乌克兰那么多人是俄罗斯族,那么多人说俄语,可是自从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乌克兰政府一直只把乌克兰语作为官方语言,俄语作为第二官方用语的提议屡遭否决。

这位年轻人还告诉我,苏联还没解体时,在学校说俄语的小朋友总是有点瞧不起说乌克兰语的孩子,觉得那是农村话,而现在说俄语尤其在西部说俄语,反而会被别人侧目。另一位顿涅茨克年轻人告诉我,他最不满意是现在乌克兰的教科书美化了二战和德国,尤其是把德国名将曼施泰因英雄化,仅仅因为那时德国支持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这些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我问他们,“这值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互戗互残吗?你愿意为此去死吗?”他们愣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理由,所谓“师出有名”。但是,我用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很多次验证,每一场战争的发酵剂只是仇恨。一定会有固有的矛盾和问题,一定会有人为了政治目的和现实利益去拨弄挑起这些矛盾。但是一旦刺刀见红,亲人朋友失去了性命,仇恨就像滚雪球一样累积起来,没有对错、失去理智了,战争也就变得无法避免。

袁文逸在利比亚班加西街头刚结束一次采访

这种用生命代价积累起来的仇恨像病毒,在肌体扩散开去,让原本看起来不值得的战争真正打起来。这种仇恨也很容易再被政治利用,让事态像呼啸的火车突然脱轨,最后车毁人亡。

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是非对错的评价可以不说。但是,我希望不管谁输谁赢,乌克兰的战乱要快一点结束,拖得时间越长,这个国家就会面对更久远更深重的灾难。

机场边那个学枪少年的笑脸,让我想起自己第一次进入利比亚。那是我第一次进战地,刚到班加西,烈士广场上铺天盖地的是“烈士”海报——一张张年轻灿烂的笑脸。我也想起在叙利亚黎巴嫩边境的战地医院里,一个被炸飞双臂的反对派小伙子一直对我笑。叙利亚战火持续了三年,甚至被国际社会厌倦,不知道什么时候,年轻人才能停止死去。

王薇薇:每天起床看到

太阳升起就是一种幸福

29岁

中央电视台

2010-2015 驻大马士革站首席记者

2015-2016 驻欧洲站记者

战地的幸福

直到现在,我还在努力走出我的战地生活,或者说我其实根本不想走出那个世界。

你知道被放在案板上的鱼的感受吗?2011年到2014年间,我每天经历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2013年叙利亚局势急转而下,但作为常驻记者,我的战地生活是以年为单位的,在战火中,日子还要过。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在大马士革城东一家围巾店,沉浸在当地手工艺人编织的花纹中。突然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店铺狂震起来。几乎是在同一刻,我和店员快速闪到店内的一堵墙后。我们看着对方,没有任何交流。

这样的闷响是汽车炸弹,通常意味着一次连环袭击的开始。如果在我们附近再发生一起,这样躲也没用,冲击波会把楼房轰成没了抽屉的柜子一样。我看着店员的脸,感觉她在作祷告。我们没有更好的躲藏地。在一片尖叫声之后,外面熙攘的街道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真主保佑,不要害怕。”店员对我说。

十几分钟过去了,第二起爆炸并没有发生。我掏出手机:“成竹,你半个小时后和摄像出发,爆炸在东门,我衣服不适合出镜,你来做这个报道。我这里有一个目击者,就在旁边的Anita店里。”半个小时是给同事一个安全时间,防止可能出现的第二起爆炸,但也不能太晚,不然现场会被清理掉。

回国之后,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说说最危险的那一次采访经历,有没有差点被子弹打到的那种?然后用一种期待听到电影情节的眼神看着你。

当然是有的,然后我开始讲述2012年初去南郊战场,正在采访的我们和政府军遭到突袭。大家惊慌失措,我恰好滞留在一个环岛边,找不到躲避的建筑,只能下车趴在旁边,弄不清子弹从什么方向飞过来。我能感觉到身旁的汽车被子弹击中。最后,政府军调来了一辆装甲车,指挥官艾马尔保护着我,一边向外胡乱扫射,一边带我跑到装甲车内撤离。

在巷战中,其实没有清晰的“前线”。

2013年8月,在东古塔,狙击手突施冷枪,我和摄像师亚西尔跳进旁边建筑的废墟里,卧倒后伸手够旁边一切可遮挡的东西——烧焦的木头,掉落的天花板——一件件往身上盖,将自己埋在里面以躲避狙击手的视线。

而霍姆斯郊区的旷野战场,有一个清晰前线,没有了时刻被冷枪打死的紧张,但炮火会猛烈许多,迫击炮和自动机枪编织出一张密不透风的火力网。看过现场就会知道,迫击炮炮弹所落之地距人五米之内,就必死无疑。有一次,对方的进攻出乎意料地快,我们迅速撤离,给人反应时间就十几秒,车开起来的时候,一名摄像师因为把器材从三脚架上拿下来一个简单的动作,被落下了,跟着车子狂奔了十几米才被一把拉上车。

王薇薇坐在大马士革东古塔郊区战场的废墟里

很多人会用勇敢来形容战地记者。其实,我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是否勇敢这件事。

前往交战前线是为了探究和记录事件的真相,在战场上脑子里想的是如何争分夺秒去观察、采访和拍摄。前面提到去南郊战场,是为了观察安南提出的停火协议执行情况,去东古塔是因为交战区发现了疑似制造化武的工厂,而去霍姆斯,因为那里是扭转当时叙利亚地面局势的关键之地。我从不会为了去体验战地而去冒险,我一直觉得,做到规避风险地去纪录事实,是战地记者的必备素养。

人们好奇那些惊险刺激的故事,而我最想告诉他们,战地报道真正带来的冲击,是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

在那个世界,所有人的追求就是“活下去”,晚上能看到一家人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哪怕他以前是个中产,现在靠打零工糊口,住在没有窗户的烂尾楼,你也能看到他看着家人的时候脸上的笑容。

每天都有太多的人无缘无故地死去,到2014年的时候,我已经找不到一个没有失去家人的叙利亚家庭。在叙利亚和我共事的媒体朋友中,有五位死于工作中,其中两位死于和我一起的同一个报道任务。

在战地,每天起床看到太阳升起就是一种幸福,每一次危机后,劫后余生会让你想跟着人们一起冲到街道上去庆祝。活下去,不要被打死,不要被饿死。

2014年的圣诞节,教堂里到了新年祈愿时间。我没有想到任何个人问题,只是默默祈祷,愿这里的人们能早日走出战乱,局势能够好转。

杨臻:我害怕配不上

他们的苦难

27岁

新华通讯社

2014-2017 驻叙利亚大马士革分社记者

我的朋友莱拉

卡迈勒(我的阿拉伯语名字),你好!

很遗憾不能为你送别,不 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在黎巴 嫩或者叙利亚再见?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很 高兴认识你,祝你生活幸福、学业有成!

P.S. 别忘记把书还给图书馆,谢谢!

莱拉

2011年12月27日

七年前,叙利亚危机爆发,我还是一名阿拉伯语专业的大学生。那一年,我在黎巴嫩的一所大学交流学习。

莱拉是我的朋友,我们相识于学校的图书馆。由于不是学校正式注册的学生,我不能外借图书馆里的书,而当时莱拉是图书馆的学生管理员,她便帮我借书,举手之劳为正在准备论文的我解了燃眉之急。

这段特殊的情谊让我们成了好朋友。

回国后,我们仍保持邮件联系。莱拉的家乡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她在英文系念研究生,方向是比较文学。但她同时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从唐诗宋词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她竟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我是她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

一次,当我提起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的叙利亚诗人尼扎尔·卡巴尼时,莱拉向我念起卡巴尼的一首诗:

“大马士革,我梦中的宝藏……我要向你哀叹阿拉伯主义,还是向你哀叹我的阿拉伯同胞?”

虽然不在叙利亚,但有关她祖国的新闻已经是铺天盖地,想到未来,莱拉眉头紧蹙。

卡迈勒,你好!

多谢你的关心!感谢真主,我和我的家人都很好。尽管叙利亚国内的局势有些动荡,但是被西方的媒体夸大了……我的家人现在也都在正常上班,我的妹妹也在正常上学。我们当然也希望民主,但是不希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打着民主的幌子来干涉我们的内政……我还要感谢你们伟大的祖国――中国,因为你们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不给美国插手我们内政的机会……

莱拉

2012年2月12日

“阿拉伯之春”席卷了西亚北非诸国,突尼斯的本·阿里、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等政治强人纷纷倒下。

然而,当时学校里不少像莱拉一样来自叙利亚的学生,他们无不对他们的祖国充满信心。

因为中国对涉及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行使了否决权,这让我在这些叙利亚同学之间颇受欢迎,甚至走在路上,常有素不相识的人冲我兴奋地高喊“感谢中国!VETO(否决票)!VETO!”。

当时住我隔壁的同学法里斯也来自叙利亚。他是学校足球队的主力前锋,得知我也喜欢踢球,他把我介绍进了校队。和他们一起训练、去各座城市比赛、周末一起看球,成了我留学时最美好的回忆。

法里斯一直盛情邀请我去他的老家阿 勒颇玩。他在谷歌的卫星地图上搜索出阿勒颇,把比例尺调到最大,指给我看:“这 就是我家!”“你看这里有个足球场,我从 小就在这踢球,我有个好哥们在中国联赛 踢球 !”

卡迈勒,你好!

局势失控了。我有一个亲戚前一阵子被炸死了……我也已经有七个月没有能够回到家里了。我很担心家人……不仅是我,叙利亚人民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不安与忧虑之中……卡迈勒,我很悲伤……如果叙利亚内部不能达成真正、有效的和解,那么全世界也无法使叙利亚人民团结一心。我只求真主让叙利亚人民之间摈弃仇恨,让无辜的百姓免于战火,保全一个完整的叙利亚,不要成为下一个伊拉克或是利比亚……

莱拉

2013年2月21日

这一年,我大学毕业,进了新华社。一天,领导特意找到我,他酝酿了半天,终于开口:“叙利亚的记者岗位有空缺,需要一个学阿语的,你看……你感不感兴趣?”

“我去。”那时,我工作还未满一年。我没有犹豫,也没想太多。

几个月后,2014年的9月30日,我来到了莱拉的故乡,大马士革。

我给莱拉和法里斯发去邮件,但都没有回信。

之后的两年多里,我从大马士革到阿勒颇,从霍姆斯到拉塔基亚,目睹历史古城巴尔米拉屹立千年的神庙化为废墟,听到了太多太多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

杨臻 2016 年在叙利亚东部抗击“伊斯兰国”前线采访德鲁兹民兵

叙利亚危机爆发至今已经六年半,超过4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另有半数以上人口流离失所。

他们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无数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是无数个本该像我们一样有温度的人。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即便硝烟散去,这段历史不该被淡忘,他们不该被遗忘。

我不能停下脚步,停止记录。因为我的心底总有一个声音:我害怕,配不上他们的苦难。

摄影 DEAN 王海森(王薇薇) 陈序(开篇)

编辑 陈晞

化妆 叶 妍 / 发型 Luc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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