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编剧:“我们只是明星出气筒”

明星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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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一档呈现在台前的当红综艺,其背后是数十人乃至数百人长达数月精心协作的成果。而这套由人搭建起的庞大系统运作的基底,正是那些隐居幕后、身份神秘的综艺编剧们。

目前,“90后”“95后”的年轻综艺编剧,已经成为节目创作主力军,他们一面享受着自我创意被明星嘉宾们精彩演绎的成果,一面厌恶着自己被高压工作打磨成了极速消耗的零件,除此之外,滚滚而来的“娱乐至死”文化洪流,更是他们需要抵御的共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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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上旬,一段“为偶像‘打投’而大量倾倒奶制品”的视频在网络热传,很快引发舆论地震,随后触发监管,相关部门出手,涉事选秀综艺《青春有你3》暂停录制。

被这一事件波及到项目时,入行四年的综艺编剧邹燕正在加班,她参与的这档选秀性质的真人秀要在两周后开始录制,节目组各个工口都在紧张筹备,编剧团队更是“连轴转”了快一个月。

凌晨5点,创意园的办公楼里鸦雀无声,中央空调也已早早关停,整栋楼只有邹燕所在的综艺制作公司的会议室一直亮着灯。平台方制片人、宣传负责人、导演组和编剧组,围坐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

“打投倒奶事件”,把整个综艺行业,尤其是选秀综艺推到了风口浪尖。舆论沸腾,综艺圈里开录和临录的项目团队都像惊弓之鸟,密切观望着事态发展。邹燕参与的这档综艺,是某互联网头部平台的重点项目,植入和合作的品牌众多,“倒奶”事件发酵后,平台方高层要求编剧组立刻排查内容的设置隐患,进行节目赛制和评价体系的调整。

节目录制前夕从最核心的内容开始进行调整,显然并不容易。会议中,制片人快速说完自己的需求后,气氛陷入了僵局,几个编剧端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肯率先应声。

一位资历颇深的导演只得开口相劝:“各位编剧老师,我们这段时间就尽量不要碰选秀这个事了,原本针对一些赛制和打投的内容设计都要调整,辛苦大家修改。”

编剧组的几个人悄悄对了下眼神,胆子向来较大的“90后”编剧陈昭想要开口和对方掰扯,却被隐约带着怒气的总编剧打断,他冲开口的导演发难:“你那叫修改吗?完全就是打翻重写!”

总编剧张隽平年近不惑,曾经就职于某一线省级卫视,赶上了电视台发展的黄金时代,先后参与制作过几档爆红的大型电视综艺。2016年是电视人从体制内集中出走的分水岭,张隽平凭借丰富的项目经验,从台里离职,转做“爱优腾”三大互联网平台项目,手里积攒下了几档反响不错的S级(多指投资过亿的大型项目)综艺。

由于常年熬夜加班,张隽平看上去比同龄人更显老态,他眼眶凹陷,双颊垂得厉害,沉下脸时,更显压迫。导演见此只能诉苦:“张哥,你是老江湖,不是不知道现在的风向对节目影响有多大。我们现在也为难,上到商务、下到道具,全部都要重新对接、设计。如果你们不改赛制和评价体系,录完播不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这又不是菜市场里几毛几块的买卖。”

舆论危机和监管收紧,已经成了综艺节目最大的致命伤。在这行浸淫许久的从业者心里都明白,倘若只是艺人或商务出了差错,还能根据合同牵制调换艺人、增补商务来挽救。但被“打投倒奶”这样的行业性事故波及,除了进行自我阉割难有他法,那些录而未播,胎死腹中的项目举不胜举。

一根烟燃尽,张隽平似乎是认了命,他转头吩咐组长江黎:“你带着编剧们马上重新策划吧。”见总编剧松口,制片和导演马上挤到编剧们的电脑前,开始盯着他们修改策划方案,并随口指点起来。作为主力编剧的邹燕明白,她想要睡足六个小时的补眠计划,又泡汤了。

综艺编剧,这个职业在外界看来,或许神秘光鲜,但邹燕却觉得,编剧实际处于整个行业链条的下端——熬最长的夜,干最累的活,而苦心写出来的本子,几乎所有人都能上来“指导”。就连被她视为老前辈的总编剧张隽平,在行业内颇有声名,却也少不得要遇到这样的尴尬情境。

几年前,张隽平曾带着团队向一个老板汇报节目方案,沟通招商意向。这位大老板当时正在外出差,张隽平和几个核心成员飞到当地,在酒店会议室苦等几个小时后,才等到姗姗来迟、还带着一个“外围女”的大老板。

当他把方案的PPT投影到液晶屏上,给对方详细阐述完节目的模式和内容后,那位老板却拍了拍“外围女”的肩膀,嬉笑道:代我去给编剧们提提意见。在场的几位编剧难掩错愕,而打扮暴露的女人却大大方方站起来,一板一眼地点评起编剧们的方案。

此事被张隽平视为“奇耻大辱”,他常和邹燕她们聊起这个故事,末了总不忘语重心长地向后辈们感叹:“做编剧,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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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职场歧视,年轻的综艺编剧们,其实更怕“猝死”。邹燕今年30岁,包里常备护肝片和维生素。同为90后的组长江黎,随身带着一个大药盒,里面是各种保健药丸,手机里还设置了闹钟,“到点就吃药”。哪怕需要长期熬夜创作,她也坚持不抽烟、不喝咖啡,保温杯里常年泡着枸杞和杭白菊,用她的话说,这是“在熬夜猝死的边缘修仙养生”。


江黎是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硕士,和总编剧张隽平一样,也是某省级卫视的离职人员。在综艺圈里,江黎花名“江神算”,除了做节目,她在“星盘算命”这件事上也颇有研究,常给一些同行算运势。她草草统计过,同行问询最多的就是:江老师,我要进新项目了,你帮我算算累不累,熬不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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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熬夜”已经成了综艺编剧的“标配”能力,但在2013年之前,情况并非如此。那时,国内还没有综艺编剧这个岗位,电视台制作节目的人统称“编导”,兼编剧、导演、后期职能一体。节目内容也相对格式化,一档电视台著名的脱口秀,单期台本内容大概只有两张A4纸。


2013年后,本土电视台大量引进韩国综艺版权,诸如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等,大批韩国编剧进驻内地电视台,把他们成熟的工业生产体系带到内地综艺圈。之后,网络平台崛起,市场资本入局,电视台体系之外的专业制作公司大量涌现,综艺节目制作环境开始发生较大改变,制作工序和流程越来越繁杂。以真人秀综艺为例,现在单期节目剧本一般在万字以上,有的甚至需要把嘉宾说的每句话都标注预设。


制作上,综艺节目也被切分得更加细致,光编剧这一工种,就分成台本、艺人和选手编剧三大类。其中,台本编剧是节目核心,承担的工作也最多,要负责节目框架搭建、环节赛制设置。

艺人编剧又称艺人Follow PD(Producer Director),负责在节目框架内为艺人“立人设”,给艺人导戏,引导他们表现出节目组预计的综艺效果。选手编剧则集中在近两年大火的选秀节目中,为素人选手做剧本,也叫选手Follow PD。


所有编剧都归属导演组,而三类编剧间,存在的是彼此依赖又互为角力的博弈关系。日常录制时,台本编剧为实现最好的综艺效果,会瞒着另两组编剧,加入一些激发人性和情绪的环节。这种临场设计,容易惹怒嘉宾和艺人,造成的后果却都要由跟随的PD承担。在录制一线的艺人和选手编剧,为保住各自负责嘉宾的镜头露出,会预先拆解台本编剧设计的环节,私下透露给嘉宾们。


很多项目里,台本编剧数量最为有限,因人员紧缺,不少编剧需要“从头跟到尾”,从前期策划到完成台本,再到现场录制Follow艺人。和马拉松式的策划会相比,录制开始后,编剧的工作强度更大,昼夜赶工的情形并不罕见。


项目组年龄最小的编剧于多多,初入行时做的是一档卫视综艺节目,节目开录后,几天几夜没睡上觉,唯一的喘息之机是“(节目组)给你半小时,回棚旁边的酒店洗漱,然后立马回来”。那次录制还没结束,一向不长痘痘的于多多就发现,自己半张脸都爬满了红疙瘩。


电视综艺圈的人常挂在嘴边的吐槽是,台里“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牲口使”,但从电视台跳槽后,江黎发现,市场化的制作环境中,这样的工作强度更是常态。


作为台里资历较老、有热播作品的编剧,江黎在两年前被外部制作公司高薪挖角,然而高薪的背后,是对编剧时间、体力和精力的极致压榨。初到这家综艺制作公司上班时,老板热情地带江黎参观了一圈办公区,最后指着休息区放着的两张高低床说道:“我们公司很人性化,特意给编剧组准备了床,免得大家熬夜开会后还要回家。”


与电视台稳定宽松的运行结构不同,不少制作公司采用的是互联网大厂的管理模式,编剧几乎被挤压掉了所有私人生活空间。江黎常凌晨四五点下班,回家简单洗漱后倒头就睡,第二天中午12点前又要到办公室,和同事开碰头会、策划新内容。


网上刚流行起“抨击‘996’工作制”的风潮时,江黎看到社交媒体上网友的激烈抱怨有些好笑,她向好友吐槽:“‘996’才哪到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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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江黎不同,目前最困扰邹燕的问题是:自己“不断被边缘化”。她不是专业编剧出身,从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就去了地面频道当记者,做新闻访谈,手里握有让无数同行艳羡的内部编制。

但近几年,新媒体异军突起,地面频道的影响力不断走弱,营收大幅缩水。经历两次降薪后,邹燕在2017年接到一家大型综艺制作公司抛出的高薪橄榄枝,让她转行做综艺编剧。她没怎么犹豫,用了一周时间办理离职,马不停蹄去了新公司。


在电视台时,邹燕擅长的新闻、访谈类节目,在招商上其实不占优势,目前市场上的主流综艺制作公司,基本上以制作选秀、真人秀、脱口秀三大类节目为主。邹燕刚进公司就感到严重的水土不服——她加入的是语言类节目组,团队里一半是脱口秀和相声演员,平时聚在一起开策划会,大家尺度很大,说话荤素不忌。在邹燕的印象里,她的同事们玩过猜对方内裤颜色这类的“游戏”,每当这时,她都感到强烈不适。


曾让邹燕在电视台快速得到认同的名校背景,也成了让她无所适从的“缺陷”——在邹燕看来,综艺制作并不讲究逻辑严格,放飞的脑洞和“好笑的梗”反倒更重要。公司里,编剧这样的核心岗位,从业人员水平不一,在脑洞和“制梗”上天赋异禀的编剧们,往往是职校和艺术类专业出身,他们“和大众审美的联系更紧密”。


每次例行汇报创意时,邹燕的方案都容易被“卡住”。她曾提交过一个“经典影视剧性别转换”的拍摄创意,同事们看完她在B站找的素材参考片后,集体沉默了。一位男性领导含蓄提示:“这不适合做节目啊,太小家子气了。”

“小家子气”,意味着节目不够大众化,而能否让更大体量的观众接受,是这一行里不少老前辈奉行的“创作铁律”。同是名校背景的江黎,也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她曾长期参与一档现象级喜剧类综艺的制作,这个节目成功推出几季后,面临着模式固化、亟需升级改版的问题。


江黎和几个主力编剧在头脑风暴会上,共同选中了一个有些文艺气质的方案,却被总编剧一力否定。“他说所有东西都要大众化,所有人都爱看的节目,就是好节目。”江黎据理力争,总编剧没被说服,反倒评价她:就是文青思想,太矫情。


“我当时特别生气,问他,‘有文艺思想是件可耻的事情吗?’”但江黎的质问没得到回答,僵持的局面,很快就被同事的笑话遮掩过去了。


文青思路的策划案,是否注定不能打造出爆款综艺?邹燕不知道答案,但来制作公司三年,接连换了几个团队磨合,她始终没能做出一档有影响力的节目。因为无法在公司的员工互评中拿到全优,合同里承诺的高额薪水,她也未如数拿到手。


被团队排挤、工作不顺时,邹燕动过当自由编剧的心思,就像她很多同事、朋友一样,不进制作公司,只签单独的项目。她畅想着,只要能稳定接到项目,转型做自由编剧,或许就能走出目前的职业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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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的陈昭,是邹燕比较羡慕的人。陈昭才27岁,却入行七年有余。他是项目制编剧,不属于任何一个制作公司或电视台,只和单独的项目签短期合同。尽管没有稳定的五险一金,但只要手头项目不断档,收入要比普通在职编导高出不少,而且自由度更大,能挑选自己喜欢的项目。


陈昭参与过很多S级综艺录制,也跟业内最出名的制作人合作过。他来项目组的第一天,是总编剧张隽平亲自下楼接引上来的。


双子座的陈昭为人长袖善舞,在某些方面,很有些自己的“办法”。一些熟悉的艺人在接综艺时,甚至会指明要他来当自己的Follow PD。陈昭参加的上一档音乐综艺,受邀来的几个艺人咖位相当,节目开录前,现场座位顺序排来排去都没定论。一次节目组全员大会,陈昭忽然抛出了三套艺人排位方案,一套按资历,一套按年龄,还有一套是按艺人间的谈话气场排布,总导演最后选择了第三套方案,其它PD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直到第二天,所有艺人PD代替艺人彩排走位,大家才发现,陈昭坐的竟是正中间的“C位”,这意味着他带的艺人能尽可能获取最多曝光——而之前,因为是在白板上排位,灯光、机器和舞台不具象,大家都没有看明其中玄机。另一位艺人PD不服气,要求按陈昭的另外两套方案重新彩排,结果无论哪个方案,陈昭带的艺人都坐定了“C位”。

作为专职艺人PD,陈昭有很多机会长期、近距离接触一些活跃在荧幕上的明星,见识了不少聚光灯外的“离奇事”。在录制一档竞技类综艺时,他见过两位知名男艺人“玩游戏玩急眼”,在节目现场“一甩麦克风”,就要拳脚相向;也碰到过因为连续录制时间超过二十个小时,所有艺人联合起来,集体罢录的危机事件。


碰上这种意外,艺人PD往往要充当现场“出气筒”。早几年时,陈昭做事不比今天圆滑熟练,还遇到过更尴尬的情况——录制一档真人秀时,他是一位年轻女艺人的Follow PD,女艺人和一个圈内老牌男艺人要合作一个入水的游戏环节,但女艺人却在现场告诉节目组,自己正处在生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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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艺人资历挺深,直接问女艺人戴了卫生棉棒没有,用那个是可以下水的”。陈昭记得,当时现场很多人都在叫他的名字,要他赶紧提供合适的卫生用品,那时,他根本搞不清什么是卫生棉棒,当他举着一包卫生巾冲到摄像机前时,只看到了女艺人丧着的脸,对方低声向众人解释:这不是那个,我来也没准备。


资深男艺人闻言,翻脸指责,“骂女艺人说,‘你不敬业,作为一个女艺人,你知道自己生理期,为什么不带那个?’”陈昭也被迫直面了对方的怒气,“他说,‘你作为一个Follow PD,为什么没提前准备好,你们导演组是怎么干事情的?’就把对导演组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我身上”。


艺人PD和艺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陈昭多年工作下来,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我永远跟艺人保持一定距离,尽量保持工作关系,去跟他们平等地交流沟通。”他从不找艺人合照,不借职务之便,替朋友找艺人要签名,也不和带的艺人私下多相处。


陈昭觉得,这样能尽可能将两方的关系维持在“平等”的状态,既能让艺人更好地发挥节目效果,也让他自己感到“舒服”。


但这种“舒服的平等”,在大多时候,极易被打破。陈昭几年前参加过一档投资过亿的探索类户外真人秀,有期节目在野外录制,艺人们需要按组完成任务来获取生存物资。录制当天,夜晚温度降到零下,有两组嘉宾没凑齐必需的保暖物资,按节目设定,需要跨组合作才能度过整个晚上。


“两个队长之间发生了矛盾,一个男艺人跟女艺人互相生闷气,女艺人说,‘我不去求他,我觉得我们组能过得去。’男艺人说,‘我也不求她。’实际上,晚上非常冷,我们知道谁都过不去。”导演组撒手不管,照常录制,只有同组冻得直哆嗦的年轻艺人和两个Follow PD在中间传话,帮忙沟通。

陈昭作为其中之一,出面调停时,却成了这位当红女艺人宣泄情绪的对象。“我觉得她不是在录制的状态里面发泄这个情绪,就是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陈昭苦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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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直走项目制,陈昭虽不是现在编剧组里资历最深的,但做过的节目数量,却是数一数二。他能细致地向邹燕描述全国不同综艺团队的工作风格:“北京、上海和长沙三个主要地区,上海团队最精致,开会时请大家轮着点咖啡;长沙是点奶茶,只有北京,领导什么都不给点。”在陈昭常年观察下,长沙和上海的团队,工作强度基本不分彼此,北京团队轻松稍许,但无论在哪,编剧都算是综艺行当里最难做的岗位之一。


编剧的收入和付出不一定成正比,很多时候,也难有保障。一个节目组,最难收到项目尾款的就是导演和编剧——摄像收不到钱,可以中途以“扣卡”要挟;艺人可以等“钱到位了”再拍摄,但编剧呢?台本一给,节目一录,“人家说不给你,可能真就不给你了”。


相较其他工种,编剧也没太多能用“灰色收入”找补的空间。陈昭入行后,一年到头,休息的日子十个手指头就能算过来,但直到去年,他的存款才超过五位数。


刚入行的几年,薪水稀薄,陈昭还勉励自己“少拿钱多干活”,积累经验以待未来发展,但后来他又发现,“这是个天花板极其明显的行业,缺乏晋升通道。你要么是个编剧,要么是总编剧,中间,没了”。总编剧是“攒项目的人”,而其他编剧和底层实习生,一概都是待遇不能被完全保障的“干活的人”。


江黎离开电视台之前,是台里知名工作室的主力编剧,在入台之初,就备受领导器重。她一度非常满意自己在电视台的工作环境,最终选择跳槽离去,高薪只是部分原因,迟迟无法解决的编制,才是她的“心病”。


她所在的省级卫视,早些年就关闭了内部编制渠道,新员工多采用劳务派遣模式,由工作室的大制片人发放工资,没有五险一金,也无法享受在编员工的多项福利。江黎的薪资属于无编人员中少见的优渥,她曾为此内心得意过,直到三年前,她在医院检查出了肾结石。


江黎到现在还能记得,当时,医生拿着她的CT片子看了看,安慰道:不是太严重,外科手术和激光都能治疗,而且你是电视台员工,可以用医保报销。

那一瞬间,江黎感觉自己“好像是做梦忽然醒了”,她清晰意识到:自己引以为傲的电视台员工身份,说到底,其实不过是个底层的临时工而已。


“现在卫视就是论资排辈。”在台里待了几年的江黎清楚,电视台体系里,一个老人把“山头”占住后,新人就没机会再上去,可能需要十年、十五年,才能爬到相对具有话语权的位置。


而在外面的市场环境中,综艺这一行晋升的机会可能更渺茫。“再好的公司,一年做三个节目都累死了,三个节目至多需要仨总导演,一般一个总导演全干了,你在他下面干十年,只要他不退,你还是干那活的”。陈昭觉得,问题的核心在于,综艺行业与很多行业不同,并不能通过成熟的架构来大幅提高生产规模,“人才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因素。”


陈昭见过优秀的编剧,“眼睛很毒,一堆素材,能在里面挑出三个素材给你,最后你发现,就是那三个素材”。还有的好编剧,“脑洞特别大,有无数的方案在面前,但他永远能再给你搞一个出来”。但一个既懂管理、能整合资源,同时还兼具内容创作天赋的人,本就是稀缺资源。大多数人,哪怕在这行混一辈子,也做不成总导演和总编剧。


陈昭也不觉得自己适合这个行业,他看上去极擅交际,可每次见艺人前,都需要把自己关在事先为对方定好的酒店房间里,一遍一遍原地转圈,做心理建设。

近两年,陈昭频繁思考起转行问题,因职务便利,他总会收到一些艺人团队的“挖角”,但最后都被他一一婉拒。陈昭知道,综艺行业与他不是百分百适配,可他却始终无法轻易跳出眼前的圈子。

身边亲近点的朋友曾好奇问过原因,他只答:我在这个领域可以做得很好,别人也会看到你的好,但如果换到艺人团队,我的能力,我的优秀,可能就没办法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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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原定的开录时间只剩最后一周,整个导演组将按计划,全体迁往一个南方城市录制节目。凌晨3点,出差录制前最后一次编剧会结束,编剧组决定集体去海底捞吃顿火锅。


录前吃火锅是行业惯例,祈祷节目能红红火火。由于疲惫,大家聚在一张桌上异常沉默,为活跃气氛,邹燕抛出话题,问大家为什么今天还在当编剧?


“不做编剧能做什么?我跟你们又不一样,年纪轻轻还有得选。”总编剧张隽平摊手反问道。

综艺讲求时新创意,节目是否能成为爆款,更是一门“玄学”。但创作节奏始终“熬人”,张隽平年至不惑,处在从业年龄的天花板位置,如果不转岗或者转行,更大的可能性是慢慢往下走,最终被这个系统代谢掉。


他不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几年就尝试过开过火锅店、儿童用品店、网吧……都是不出几个月就关门大吉,到头来发现,还是得靠做综艺赚钱,来填补亏损的大洞。


对张隽平来说,综艺编剧就是一份打工挣钱的职业,创作的意义早已淡褪。邹燕对此也有共鸣,当初从地面频道离职时,她心里还抱着“要做出作品”的信念。前领导说她“被做综艺迷昏了头”,早晚会后悔,邹燕也不理会。


加入语言类节目的团队后,邹燕却总写不出让领导满意的台本和段子。有次,她把自己写了几天、反复修改后的脱口秀稿件发给行业里一位知名编剧,对方看完后回复:段子怎么这么硬核,有种新闻稿的味道。邹燕一瞬间就对自己死了心,很快主动换到了现在的真人秀团队。


“真人秀好歹只要会写点剧情就能干,脱口秀真的太难了。”邹燕感到沮丧,支撑她留至今日的,不再是初时的信念,而是每月如期而至的工资。

节目录制,成了邹燕现在为数不多能感到快乐的工作环节。看到自己写的剧本,被那些知名艺人在节目中演绎出来,甚至呈现出超预期的效果,那一刻,邹燕心中,还是能隐秘涌出一些难以言喻的成就感。

陈昭最喜欢的也是节目录制的过程,他自嘲是“两个箱子走天下”,每年跟着项目满世界跑,却是个“连家都没有的人”。和邹燕这种呆在制作公司里的编剧不同,陈昭参加的项目多,却很少能遇到同一个团队。他需要在短短几个月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团队,和所有人快速熟稔起来,然后再很快进入下一个项目,重新面对一群陌生的同伴……如此,循环往复。


早四五年,节目录完杀青,陈昭还挺开心,“终于完成一个项目。”但渐渐地,每次录制结束,杀青宴一散,看到有人立刻拎着箱子走,他心里反而生出了一种凄凉感。


综艺的圈子说大不大,但有的人,合作过一次后,却很可能再不会相见。短时间密集地经历离散,致使陈昭有个时期,每天起床时都要花好几分钟思考,“我要先想我在哪,我的终点又在哪?这让我觉得很难受”。


母亲不止一次抱怨过他的工作不稳定,每当这时候,陈昭又总能找出反驳她的理由。“我说有些人,一辈子像你们一样,可能都没有离开过家乡,但我要现在就去死,我去过那些地方、经历过那些事情,可能有人两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不够有意思吗?”


陈昭也不是总是和艺人打交道,几年前录制节目时,他遇到过一个男孩,父亲早逝、母亲瘫痪,唯一的舅舅也有精神缺陷,差点意外纵火烧死男孩母亲,只能用麻绳拴在房间里。男孩当时七岁半,却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节目组拍摄时,这个被陈昭形容为“世有七分苦,他吃了六分半”的男孩,却能开朗地和几个导演聊天,还用政府送来的“电锅”,主动给陈昭他们做了一道拔丝地瓜。


“那一刻我哭了,因为他做得太好吃了!”红油火锅翻滚,浓郁的水汽蒸腾而上,染红了陈昭的眼眶:“这孩子一定是给妈妈舅舅做了很多回,慢慢改进,才会做得好吃。”


一时间,饭桌上再次陷入沉默,直到张隽平抬手,将剩下的涮菜倒入锅中,轻快地招呼道:“聊得有点沉重了啊,赶快吃,等下回去收拾完,还要赶飞机。”


年轻的男女们回过神来,江黎拉着于多多再去拿些小吃,邹燕坐在窗边,转头看向窗外,天空依旧是乌沉沉的,只是眼力所及的边缘处,隐约泛出了一抹浅白,又是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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