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建立了偷拍王国N号房?

2018年,5.5万名韩国女性走上街头,表达对无孔不入的偷拍的抗议。 令她们没想到的是,另一场性质更加恶劣的集体犯罪,也在那一年悄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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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N号房”事件从上周发酵至今,因受害者人数众多、手段恶劣、共犯之广在互联网上引起众怒,超过300万韩国网民在青瓦台网站上请愿,要求公开主犯及telegram聊天群26万会员的身份信息。

据韩国警方3月23日确认,“N号房”聊天群三大运营者中的“Watchman”和“博士”均已被捕,昨日下午,“赵博士”的个人信息被公开。

但在今天早晨送检示众的过程中被问及是否后悔犯罪并愧对受害者时,“博士”保持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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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上公布的照片来看,出生于1995年的“博士”看上去有些其貌不扬,“从外表看就是普通学生的样子”。

2018年,23岁的赵主彬(Jo Joo-bin,人称“博士”)从首尔一间工业专科大学毕业,虽然大学期间多次获得奖学金、有三学期的平均绩点一度超过4.0,但他既没有选择继续读书,也没有参加工作,只是短暂地参了军,并在5个月后回到了大学时服务过的志愿者团体,帮忙策划一些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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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职场向来以残酷的竞争而闻名,像赵主彬这样专科毕业的学生,想要谋得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绝非易事。

他在大学时主修的是信息通讯类专业,但似乎兴趣并不在此。热爱写作的他乐于参加各种文科类比赛,还在校园报纸Hakbosa担任记者和编辑,有意思的是,他曾多次就“如何预防性犯罪”这一主题写过多篇文章,面子上营造出一副“关爱女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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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无需实名的网络世界中,他的恶却是有迹可循的。有网友起底了赵主彬在不同社交平台上注册的账号,发现他不仅喜欢在instagram上追踪各类性感女星、女网红、AV女优,还曾发表过大量令人不寒而栗的言论。

在韩国网站Naver的“知识+”功能中,他热衷于回答一些和性相关的问题,有人曾提问“下载色情资讯会不会被罚?”,赵在下面热心解答:“只要看的内容不是未成年儿童就不会。”

不过,这大概只能代表高中时候的他,毕竟,在他所创立的“博士房”,目前已确认的74名受害女性中,就有16人是未成年,他将她们视为“奴隶”和“来月经的东西”。

2019年11月2日,位于首尔仁川富平区的shinmyeong幼儿园邀请了包括赵主彬在内的志愿者们参加活动,当被问及从事志愿工作的原因时,赵表现出了和网络世界截然不同的面孔:

“因为自己曾经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所以也想帮助别人,在保育院里和孩子们成为哥哥弟弟、哥哥妹妹,让我非常开心。志愿工作我会一直做下去,并将其视作我人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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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赵主彬来说,从事公益是不是发自内心不得而知,但确实给他穿戴了一层安全的“保护色”,周围人对他的恶行浑然不觉。身份公布后,保育院的工作人员们很多都感到后怕,他们难以相信那个善良正直、乐于跟孩子们玩的优秀青年一瞬间变成了这样。赵的大学同学则表示,虽然他会和大家有些矛盾,关系也不算太好,但“他就像随处可见的很文静的孩子”。

不过,据警方调查,赵在2018年开始就在网络上骗取钱财了,先是开设网站以售卖毒品的虚假广告进行诈骗,一年后,摇身一变,成为“N号房”链条上的终极受益者。

在“god god”和“watch man”此前运营房间的基础上,赵设计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长期获利机制,他和房间会员们通过比特币进行交易,最高级别房间的收费高达150万韩元。被捕时,警方从他的家中搜到了1.3亿韩元现金,没有正当职业的他日子倒是过得悠然自得。

除赵主彬外,代号“watch man”的全某已于去年年末被拘捕,时年38岁的他因涉嫌运营偷拍女性视频的非法网站而被起诉,去年11月至今,他在三次审判中共递交了12次悔过书。

在“watch man”运营“N号房”期间,不仅对受害女性的侵犯从线上发展到了线下,原先2000人的规模一下子跃升至7000多人,房间中还一度充斥着儿童遭受性侵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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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N号房”的始作俑者,至今仍逍遥法外。2018年年末,这位代号“god god”的高中生先后开设了1-8个房间,开始时只是散布违法色情内容,后来,随着房间的会员数越来越多,他不再满足于上传视频,而是将房间分为“熟人情报房”和“熟人凌辱房”,再根据职业打上“女教师房”、“女军房”、“女警房”、“女护士房”等标签进行分类。

在“watch man”的供述中,去年2月,“god god”突然不见踪影,可能是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韩国高考,专心复习去了。警方透露,“god god”姓笠,他们目前正在全力抓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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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号房”事件引爆的网络舆论中,26万的会员数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请愿书中,女性们要求将这些人的信息全数公布,“观看者与犯罪者同罚”。

26万,是什么概念呢?@煮女巫汤的小女巫 给出了几组数据:

“韩国总人口为5223万人,N号房的会员共有26万人,则每100名男性中,就有一个男人是N号房的会员。

首尔的人口密度据说是16221人/平方公里,在首尔,每平方公里有81个男人是N号房的会员。

成年人正常步幅大约在0.65米左右,一般步行步频在2步/秒,漫步首尔街头,每77秒你就会遇到一个N号房会员。”

也有人以韩国的出租车数来类比,“韩国共有26万台出租车,你在街上碰到出租车的概率,就是你周围出现N号房会员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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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参与其中的男性却仍在为自己辩解。一些人在网络上直言委屈,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不是这样的人”,“只是想付费看片而已”。

也有一些男性在看到请愿内容后表达了对自己前程被毁的担忧,“我也没犯什么大错吧?”、“不会影响我的工作吧?”

“N号房”会员中有不少年轻人,还在上学或是刚刚步入社会,有的还在准备一些关乎职业前景的考试。

“任用考试(教师资格证)备考生也在看N号房,如果因为N号房被处罚了是不是就不能考教资了?”

“N号房事件参与者全员身份公开的话也会传到学校里吗?我真的很努力才成为小学教师,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删除记录吗?那个请愿成为现实的概率有多少呢?还有万一成真的话会寄信到家里来吗?”

在这些回帖众多的提问中,丝毫看不到这一群体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任何反思,更有甚者,还提出“26万受害者”言论,认为付费观看就是合法的,甚至说出“那些上传自己不雅视频的女性错误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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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韩国媒体所言,Telegram聊天室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单纯的参与者,他们都是直接的作恶者。因为要想长期留在“N号房”中不被强制退出,这些人需要发表侮辱女性的言论,甚至上传周围人的偷拍视频和其他资料。

这些偷拍者并不只是陌生人,还可能是朝夕相处的人。偷拍摄像头像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在偷窥者背后撑腰的是父权和男权,或是性主流群体的话语权,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现象:偷拍者姿态优越,被偷拍者却有苦难言。

“N号房”的参与者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父亲、儿子、男友的角色,有着体面的工作和“尊贵”的社会身份,他们隐藏在女性周围,有着一张张你可能不会记住的脸,但在另一个世界里,面目狰狞,得意洋洋地充当着性犯罪的共谋。

一位曾经加入过“N号房”的男性会员,因为里面的内容太过不忍直视,选择了报警,这一举报经过警察局内部的不断推责、“甩锅”,最后好不容易由网络犯罪调查科接手,但一直拖着未予立案调查。

而一开始报警的男性,则在一系列过程中意识到这是一片“法外之地”,没过多久就也成为肮脏链条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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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号房”事件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技术如何成为恶行的庇护所。

为什么这些受害者被迫拍摄了性爱视频,N号房的机制又是怎么运作,且存活如此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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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韩媒公开披露的资料,实际上早在去年“胜利案”之前的2018年,N号房就已经悄悄在互联网运作,它最初被发现是源于一位记者想要对“性剥削文化”进行调查。在取材过程中,记者发现了通往“阅后即焚APP”Telegram的入口,并顺藤摸瓜找到了潜藏已久的“N号房”。

“N号房”事件的可怕在于,它让许多女性沦为性奴隶,供人赚钱谋私,步步演变为一场大型的互联网“视奸”,无辜的女性成为几十万男性窥探的对象,而她比往常的色情形象恶劣的地方在于:

首先,它并非如同日本的AV题材一样,开拍前双方签下对等协议,保障被拍摄者的知情权、隐私权;

其次,它本质上是部分男性对女性(包括未成年女孩)的诱骗,甚至含有诱奸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法律的底线。

最后,它向我们展现了每一个正常人都可能遭遇的恐怖,即一个人只是点开一个网址,却可能因此步步沦陷,最终成为互联网偷窥狂潮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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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上网的时代,网友的隐私权如何被保障?纵观整个事件,godgod、赵博士这些作恶者诚然是要被谴责的,但如果只追究个人,不过问付费参与观看视频的人、不作为的网站、监管体系,还有社会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N号房”的悲剧就不会停止,被26万人围观的性侵也将一次次上演。

放在大环境来看,“N号房”事件是韩国性别不平等的冰山一角,也是在现今这个技术崇拜年代,数字资本与父权社会结合下的必然产物。数字资本造就了容忍性虐待视频的聊天室(因为它有利可图),父权社会则本就是歧视女性的温床,女性在父权制中受到的性剥削比男性更加严重。

从2019年的“李胜利案”,到年底的崔雪莉之死、《82年生的金智英》引起的舆论两极化,再到此刻被揭发的“N号房”事件,韩国社会正处于性别议题的撕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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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一部分人同情女性的遭遇,发自内心呼吁抗争父权社会,推动两性平等;另一方面,数百万人将这种浪潮归咎于“女利主义”、“田园女权”,不认可甚至去抵制女性追求自身权益的运动,把一切和女性运动有关的事件污名化,进而维护父权制的运转。

在一个女性得不到公正对待的环境里,男性凝视裹挟着厌女症的幽灵,在线上和线下发动一次次针对女性的“性剥削”。在线下,是对女性身材、着装更高的要求,酒局饭桌里对女性员工的骚扰。在线上,是诸如“N号房”这样对女性的侵犯。人们不应当忽略的是,在这些事件里,女性占据了受害者的绝大比例。

“N号房”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只发生在韩国的,它同样存在于各国的互联网环境中。这套阅后即焚、付费浏览的模式,在中国具有可复制的可能,并且很可能已经实现。

只需要动用我们的经验,留意日常上网时,会不会突然在网络上谈出一些图片暴露的小窗口,或者稍有不慎,打开一个链接,网页立刻弹出一个色情网站,这些都是性剥削可复制的场景,而实际上,通过获取隐私来威胁女孩的伎俩,早在多年前不法分子威胁欠债女大学生拍裸照时就存在了。

正如韩国记者在节目中所言,“并不只是几个创始人的问题,即使他们消失了,想看性奴隶的视频、性剥削物的‘平凡观看者‘依旧在网络世界里不断乞求着链接。“
而只要这个机制依然存在,女性就仍然无可避免地活在被观看、被消费的恐惧之中。

资料整理:E/撰文 & 编辑:宗城 & Holly/封面设计:湾湾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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