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国际学校当老师,遇到魔幻现实

上海国际学院老师
ellemen

在国际学校当老师,

体验就像服务员?

以下是一位老师的亲身经历及自述:

上海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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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在上海排名前十的国际高中当化学老师。

在上海,国际学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外籍子女学校、公办学校的国际部、以及不限国籍的私立双语学校。

我所在的学校属于第三种,班上学生都是中国人,学习的是美国大学认证的AP课程,为留学做准备。

近年来,我们这类学校受到了越来越多中产家庭的青睐:无需外籍身份,孩子就能绕开高考,进入一条相对轻松的赛道,培养与国际接轨的思维和视野,毕业后水到渠成进入美国名校。

尽管一年学费高达20万,但很多经历过应试教育之苦的70后家长都认为,这笔钱是值得的。

学校深谙这些家长的心思,尽最大努力让学生拥有“国际化”体验,外教、全英文授课、海外夏令营都只是标配,还开设了棒球、钢琴、法语等特色课程,打造中产阶级的“精英梦”。

而另一方面,这群中国父母并不能真正摆脱对考试和分数的焦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陷入了“不中不洋”的两难。

当家长和孩子挣扎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作为老师的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经历了很多魔幻时刻,甚至渐渐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定位尴尬的角色。

“老师,等我的律师来跟你谈”

每个家庭选择国际学校的理由或许因人而异,但核心都是对西方教育的推崇。

而西方教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对个性的尊重和张扬。

我接触的孩子,很少会有人把学习当作生活的全部,而是将大量精力用于发展兴趣特长。

学校氛围自由,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比如他们晚自习不必非得待在教室,可以去图书馆、咖啡厅、小花园等任何地方。

校规不禁止烫发、化妆。当体制内学生还在被要求“刘海不能超过眉毛”,我的学生中,已经有不少是小有名气的美妆博主了。

家长大多开明前卫,班上一个高二男孩的妈妈曾为了孩子的“感情问题”找我了解情况,我以为她担心儿子早恋,没想到这位妈妈愁容满面地对我说:“老师,我儿子到现在都没谈过恋爱,他该不会是GAY吧?”

成长在这种环境下的孩子,普遍朝气、自信,“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

但弊端也显而易见: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太过片面,有时误解了“自由”的含义和限度。

我第一次领教到学生的厉害,是在开学后不久的一节化学课上。

那天我的课上到一半,看到有学生在课桌底下玩switch,提醒了他一次还不听,我只好收走了他的游戏机,放在讲台上,让他下课后再来拿。

这本来是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可学生不服,一定要我立即把游戏机还给他,我始终没有让步。

他突然回到座位,拿出手机,拨通110,当着全班的面报了警,理由是“老师侵占我的私有资产”。

警察来到学校,听完事发经过,用无比同情的目光看了看我,转头问报警的学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呢?”学生义正严辞:“我要求老师向我道歉,并归还我的个人财产。”

上海国际学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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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学校,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

某个考试周,有考场发生了严重违纪,我的一位同事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自己班级的同学,就把这件事发在了班级群里,还特意隐去了当事学生的姓名。

没过几分钟,这位老师收到了当事学生的邮件,要求他撤回消息并道歉,因为虽然该名学生的名字被隐去了,但所有同学都知道是违纪的就是他,这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我的同事拒绝了。

第二天,男孩带着一个人走进我们办公室:“老师,这是我的律师,让他跟你谈。”

学校请来家长处理此事,才发现这根本是一场骗局:“律师”是男孩找朋友假扮的。

而事情的后续发展更令人匪夷所思:家长认为孩子有很强的法律意识,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决定力挺孩子,于是聘请了一名真的律师,继续与学校交涉。

经历多了,我也渐渐明白了,自己曾经相信的“传道授业解惑”,可能并不适用于国际学校。在这里,总会有一些信奉西方教育的学生和家长,把老师看作压制个性、侵犯人权的洪水猛兽。

说到底,还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有误,总把自己当成是“教育工作者”,其实,我和那些帮学生做题的AI机器人没什么两样。

“老师,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虽然很多家长选择国际学校的初衷就是为了减轻孩子压力,但毕竟身处教育内卷的大环境,自己又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很难真正放下对“高分”和“名校”的执念。

在国际课程体系下,老师的角色和体制内很不一样:我们不仅是提高学生成绩的“教练”,同时还是给学生打分的“裁判”。这些分数最终都将用于申请国外大学,重要性不言而喻。

西方的游戏规则复制到国内,一切就变得“中国特色”起来:学生和家长会想尽一切办法向老师“要分”,陷入另一种形式的焦虑中。

上海国际学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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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家庭往往社会地位高、人脉资源丰富,为了把孩子的成绩刷高,几乎“不择手段”。

来找我要分的家长不胜其数,有人搬出校长,有人搬出董事。最夸张的是一位从未露面的神秘爸爸,也许自恃身份贵重,不想随便加人微信,他和我的对话都在孩子妈妈拉的微信群里进行,为了说服我多给孩子一分,这位爸爸特意提到:“孩子的爷爷和某院士睡过上下铺。”

面对家长的“围攻”,我经常感到很无奈:虽然分数是老师打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更改,每一个成绩的背后都有着客观且严格的评分标准。

相比之下,学生们来要分的姿态,已经显得可爱多了。

有男生追着我给他加平时分,被我拒绝后,愤怒质问道:“亏你为人师表,给我打这么低的分,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还有女生因为我打的课堂表现分太低,直接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最开始,我还会被这些学生的态度激怒,但现在我好像逐渐理解了他们微妙的心态。

我记得自己上高中时,老师总说:“如果我知道高考考什么,就把答案告诉你们,让你们都考满分。”

而现在,在国际学校当老师的我,的确知道“高考”考什么,却不能给所有学生满分。

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更像同一战壕的战友,并肩奋战、目标统一,共同面对一个叫“高考”的敌人。

而在国际学校,老师既需要教授知识,又负责评价学生,但学生和家长显然并不习惯这样的关系,他们可以接受一个严格的“教练”,但不能理解一个冷血的“裁判”。

“服务员,把你们经理叫来”

在国际学校,每个角色仿佛都在被中西价值观的差异撕裂着,我也是在一次次三观受到冲击的过程中,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定位。

与其说我是一个老师,倒不如说,我和学生之间,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学校是开门做生意的,家长和学生是至高无上的客户,老师是服务员,对待学生的态度,应该本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

有家长请老师写推荐信,要求老师着重夸奖孩子的三大优点,老师提出,能否写另一个自己更有感触的优点,家长淡淡地驳了回去:“其它优点我已经‘安排’别的老师写了。”

在和家长沟通的过程中,一旦老师不能满足家长的要求,总能听到这样一句话:“那我找你们校长说说吧。”就像是在餐厅和服务员对话,一言不合,“那就把你们经理叫来吧。”

校方深谙此道,每当有老师和学生发生冲突,年级组长就会苦口婆心地劝导老师:“我们一定要微笑服务。”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简直觉得屈辱,但同事安慰我:“在这里工作,你要时刻谨记,只要不接到家长和学生的投诉,学校就不会找你的麻烦,其它事情何必那么在意呢?”

当然,做老师的这一年,我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十六七岁的孩子终究是单纯而可爱的,无论接受哪一种教育,都有独属于这个年龄的活力和叛逆。

而置身于中西方两种价值观夹击下的国际学生,往往会比同龄人更成熟,也更迷茫和脆弱。

随着“留学”成为了越来越多中产之家的标配,我接触的很多家长,可能并没有做好接受不同文化、不同课程体系冲击的准备,就把孩子送进了国际学校。

事实上,这条路既不是逃离应试教育的捷径,也未必是金光灿灿的坦途,相反,它对家庭和学校教育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编辑/straw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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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自「外滩TheBund」(微信号:the-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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