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A9来自于中文互联网新涌现出的财富分级体系。不同家庭按净资产总额由低到高为A1—A10。A指Asset（资产），A后的数字表示净资产（即房屋总价+投资+存款-负债）的位数。如A8代表的就是资产千万级，按照多家财富机构的分层标准，其已经达到富裕中产家庭线。

《2024胡润财富报告》提到，自2023年起，连续两年，资产千万以上的中国高净值家庭数量持续减少，为15年来的首次。

他们或是因为在不同阶段抓住时代风口完成了财富积累，又因对风向的误判被“打回原形”。

资产滑落后

周恒过去很少关注国际形势，仅限于酒桌社交。但这两年，他时刻为这些万里之外的事提心吊胆。

两天前，周恒醒来习惯性地点开手机，他重仓的科技股创下了投资以来的最大亏损。他坐起身抓揉头发，点开各个新闻软件里“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越刷越焦虑。

一整天都怏怏的，妻子有些习以为常，吃饭时一看他的神态就猜到出了什么事，打趣地说：刷到了个靠谱的“二奢”店，准备过两天就把家里落灰的几个LV包包拿去回收。“反正放着也是放着。”妻子夹了筷子菜到周恒碗里。

周恒知道妻子是在安慰他，心里更不是滋味了。这样的情绪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但外人对此一无所知。

村里人依然会夸他是有本事的周总：刚40岁，正壮年，就在深圳中心城区有套150平的住房，郊区还有套三室一厅的；孩子上国际学校，妻子是奢侈品店里的vip，每个场合都能选不重样的包背。

只有周恒心里清楚，体面之下，他的底气究竟跌了多少。

自从2023年创业失败，周恒就把重心放在股票投资上，家里的两栋房子，房价最高时市值2400万，现在落到了1800万。

几年前，妻子辞职在家带孩子，经济的负担由周恒来扛，现在望着每天只出不进的余额，和固定资产贬值，他压力倍增。

这些压力同样落实到了日常生活的细节上。

去年暑假，原本计划的欧洲旅行取消了，改为去港澳玩了几天；今年，讨论是否继续给孩子报名国际学校夏令营时，周恒也犹豫了很久。

他们当然能负担得起这些费用，但心里逐渐加剧的不确定感最终支配决定。

“以前觉得花出去的很快可以赚回来，”周恒说，“现在就想，接下来几年都不好怎么办。”

同样被新闻牵动着神经的，还有大洋另一边的杨婷婷。她不但是为自己，还是为父母。一旦父亲买的股票因国际形势而大跌，微信对话框里就又会弹出找她要钱的消息。

杨婷婷今年28岁，在美国读完研究生后工作了四年。她根本没想过，自己会体验从奢入俭难的日子。

2016年，杨婷婷刚来美国读书时，父母安慰她，不要担心学费和生活费，不要委屈自己。还保证，她毕业后无论是回来还是留在美国，都给她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当年的父母的确是有这个底气的，他俩早些年从国企出来后下海经商，每年赚一百万不是问题，杨婷婷从小到大吃的用的都是最好。在网上看到有人讨论”江浙沪独生女有多命好“的话题时，她会瞬间联想到自己。

自从五年前，生意出现颓势，父亲沉迷炒股赔了几百万后，生活一下子看不到尽头。杨婷婷在小红书上分享经历时，有人提醒她，真实情况往往远比说出来的严重。她不敢多想。

如果没有那次计划

股市的动荡一路震到了睡眠上。周恒本能地想找出一个答案，究竟是哪一步做错。

如果没有创业，如果没有买股票，如果没有想投资房产，是不是现在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但紧接着又否定了。他是想闯想拼的性格，拼了一次就会想两次、三次。如果没有这些计划，他连现在的本钱都没有。

2010年，周恒研究生毕业，来到深圳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时正值移动互联网兴起，新的可能性接连冒出。从产品助理到产品经理，周恒很快就熟悉了互联网产品的推出流程，他意识到，很多领域其实仍有空白。

2014年前后，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突破6亿人，移动支付、社交、电商等应用迅速普及。面对缺口，创业的热情迅速在各地蔓延。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2015年中国创业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均创下历史新高。

随着身边一些同事辞职创业，周恒也有了类似想法的念头。

2017年，他和公司里的两位同事一起出来做企业软件，三个人租了个小办公室，给中小企业提供线上客户管理工具。事实证明，周恒对风向的把握是精准的，他公司也在2021年迎来了某家上市科技公司的收购邀约。最终，周恒实现了他眼里的财富自由。

他首付了1000万，把家搬到中心城区。周恒没有卖掉老房子，这套他和妻子五年积蓄买的房子，从300万涨到了800万，他相信这是稳定的投资。算上500万存款以及300万的股票，净资产接近2600万元。

好运没有持续太久。2022年开始，房地产交易量下降，深圳部分地区房价回调。周恒那套1600万元买入的房子，同个楼盘的最新成交已经跌到约1200万元左右；旧房也从800万的高点回落。

股票市场也在震荡。周恒买了几只科技成长股。受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这几只科技股的涨幅没能持续下去。两年时间里，累计亏损约100万元。

另一个重击是2023年的二次创业。这直接耗损了大量的可用资金，以及他的信心。

固定资产在缩水，股票挣不到钱，周恒不想坐吃山空，准备再干一票大的。他重新拉了一个团队，依然做企业软件，服务企业内部。

从接触的企业客户那里，周恒敏锐察觉到，很多公司的报销、合同审批、客户信息录入、库存更新等重复性工作依然依赖人工，既耗时又易出错。如果自动化管理，效率一定会提升许多。他坚信这个赛道是正确的。但没预想到的是，环境变了。

很多企业客户对产品本身满意，要购买时就都持观望态度了。一家公司在试用后告诉他：“功能是不错，但预算已经砍了一半，暂时不敢再上新的系统。”

周恒尝试寻找融资渠道，遇冷几次才明白，这几年资本更偏好的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领域，传统企业软件赛道的投资热度明显下降。

项目坚持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找到突破口。最终，周恒终止了项目。

把这些损失全部算在一起，周恒的资产账面上已经蒸发了超过一千万元。最重要的是，能灵活支配的现金，已经远没有几年前那么充足。

十几年的经历就在脑子里完整过了一遍，再打开手机，时间只过去了两小时。

周恒曾经坚信，自己的阶层跨越，得益于洞察力和他超出常人的毅力，但现在，他不由怀疑，自己能成功，或许只是恰好站在了风口上。

杨婷婷也逐渐意识到，环境对人的作用，是悄无声息的。

父亲炒股是从2020年开始，当时不能出门，他只能在家里刷手机解闷。新能源产业是资本市场最热门的赛道之一，电动车、电池、光伏等板块轮番上涨，短视频平台上也充斥着各种讲解“赛道股”的内容。

父亲心动了，也买了一些，股价一年内从七八十涨到一百多元。他彻底把重心从越来越不好做的生意转移到了炒股上。但市场的转折往往来得比想象中更快。2022年，新能源板块的波动加大，此前涨幅巨大的个股开始回调。父亲“摊平成本”，陆续补仓，到2023年初，已经亏了几百万。

杨婷婷的母亲骂父亲把家败光了，不再指望他，想靠自己把钱赚回来。

“但她本身没读过什么书，对经济一窍不通，看网上说什么就信什么。”杨婷婷说，“可能也是病急乱投医吧。”

最开始，母亲花了50万，加盟了一家现制饮品的小品牌，生意一直没做起来。这两年，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又听说投资保健品赚钱，往这个赛道投入了大量资金。

一条条消息撞进来，杨婷婷只觉得天旋地转，她本能想责怪，但对父母开不了口。“他们本身也是普通人，哪怕以前赚到了钱，也只代表那个时代允许这样，而不只是他们自己能力突出。”杨婷婷认为，如今信息泛滥严重，信息差早已不可求，教人赚钱的，基本都是以此骗钱的。

“他们是被时代抛弃了吗？”杨婷婷想，“不，他们是被时代操弄了。”

生活可以止损吗？

周恒不得不直面重新开始工作的现实。而真正进入求职市场，又要迎接当头一棒。

互联网行业的岗位明显收紧，他今年40岁，哪怕经验丰富，也难以匹配管理岗位的需求。周恒投了不少简历，通过朋友介绍聊过几家公司，有的谈到后期没有下文，有的薪资比他预期低了很多。

心态消极时，周恒会想，哪怕不工作，仅靠家里的这点资产，也能安稳过一生了。但想到在国际学校自小接受精英教育的孩子，又觉得对不起这个家。

他知道，要面对的并不只是消费上的收紧，而是心理上的落差。

他见过生活在高位时的样子。那种状态里，很多决定都显得简单：想做什么就去尝试，花出去的钱似乎总有机会再赚回来。但当收入来源不再稳定时，同样的生活方式就变成了一种压力。

杨婷婷面对的是另一种调整。

她已经在美国工作了几年。毕业后，她因为拿绿卡的事焦虑过一段时间，很快又平复了。“大不了就回家。”从小到大的经验让杨婷婷相信，家庭是一个稳固的后盾。

父母的生意出问题之后，这种感觉逐渐消失。

最初她只是从电话里听到一些零碎的信息：生意不好做、投资亏损、加盟店关停。后来，父亲开始频繁在微信上和她说股票，说到后来话锋一转说养大她有多艰辛，接着进入下文：让她转钱。

这些变化让杨婷婷极不适应。

过去，她的生活轨迹和家庭紧密相连，当家庭开始出现问题，她必须重新思考两者的边界。如果一直替父母承担经济压力，她可能很难维持生活；如果完全抽离，又会产生强烈的愧疚感。

沟通往往以争吵结束。父亲觉得被拂了面子，让她不要管大人的事。

杨婷婷只能减少劝解，专心工作，时而找AI求助建议。她现在的计划是，在美国继续工作，这是一种逃离，也给父母的以后留下一些保障。

他们相信，资产的滑落可以用时间慢慢修复。但生活本身，却很难像一笔投资那样，在某一个明确的时刻按下“止损键”。

它是持续的，渐进的，是某天说着说着突然就有的叹息，是疑问，也是不甘。最后，只能不得不从心里接受。

专题及新媒体总监：TAN HAO

采访/撰文：诺米

编辑：Be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