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的严渊刚刚拒绝了一份令人心动的Offer。
一家自称要做“全球最大AI配对聊天APP”的初创公司，开出14万加币的年薪，以及一个关于“上市后财富自由”的承诺。几个月前，这样的机会或许还会让她心动。
2022 年底，ChatGPT 的横空出世如同一声发令枪，在全球掀起一场名为“人工智能”的新淘金热。资本涌入、公司林立，除大型科技公司外，大量中小型AI初创公司迅速涌现，尤其在北美，许多由移民、包括华人创业者主导的团队，试图在这个风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严渊，这位33岁、拥有硕士学位的中国移民，正是这场热潮中的第一批亲历者、参与者，也是逐渐清醒的观察者。
从2023年抵达北美，严渊先后进入两家AI初创公司，经历了业务方向的频繁切换、团队的急速膨胀与收缩，以及令人疲惫的欠薪维权。
“谨慎吃饼”——她在采访中用这四个字总结。“饼”，老板们画的关于前景、财富与改变世界的虚无承诺；谨慎，则是一位普通从业者用时间、精力和被拖欠的工资换来的教训。
启程：从广告业到AI
严渊的职业生涯始于2014年。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正蓬勃发展，社交媒体方兴未艾。她进入了国内4A广告公司，此后的近十年，扎根于此。
2023年，严渊移民北美。在北美，互联网和AI行业都呈现出“少数平台型巨头+大量中小型公司”的结构。大型科技公司掌握算力、基础模型和平台能力，而真正构成产业主体的，是数量庞大的中小型公司。它们围绕具体技术方向或行业场景展开专业化的探索，承担了大部分应用落地、工程化和商业试验的工作，也吸收了大量就业。
此时，ChatGPT引发的震撼余波未消，无数初创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每一个都试图与AI挂钩，以吸引资金。这股热浪，不可避免地波及了求职市场。
“我没有故意选AI公司”，在她看来，AI在当时更像一个“非常基础的工具”，甚至是一种营销话术，“每个互联网或产品公司都能说自己融入了AI科技”。尽管抱持着清醒的认识，但市场的热度与现实的需求，还是将她推向了AI初创公司的世界，她也没有料到，这将成为一次“历劫”。
第一站： AI“转型” 梦碎加拿大
严渊加入的第一家AI初创公司位于加拿大。老板是华人富二代，最初团队成员多为当地公民，公司的雄心也并非指向AI，而是试图复制中国已被验证的网红带货模式。
2023年，北美的TikTok Shop尚未全面上线，本地网红电商生态远未成熟，公司设想打造一个MCN机构，通过签约和管理网红，充当品牌与内容创作者之间的中介。
但在具体执行层面，这种模式移植很快遭遇现实阻力。“公司发现国外网红很难控制，自由意志太强，不好管理，就做不下去了”，严渊回忆道。这一商业模型在跨文化语境中迅速暴露出水土不服。
“正好AI出来了，他们就转型做所谓的AI配对系统，类似巨量引擎，让网红和品牌在上面匹配对接。”
在北美的互联网和AI创业生态中，移民是非常活跃的创业群体。根据一家研究机构基于 2025 年《福布斯 AI 50》榜单的统计，在美国的42家私营 AI初创公司中，约 60%（25家）由移民创立或共同创立，其中中国背景的创始人数量位列第二（仅次于印度）。这一结构与美国科技行业高度国际化的人才体系密切相关：卡内基基金会在 2025 年的研究显示，在其追踪的 100 名中国背景AI研究者中，2019 年后仍有87人继续留在美国的科研机构或企业工作。
但严渊进入的这家公司业务模型本身就脆弱，用AI概念重新包装原本难以为继的商业设想，核心目标是融资而非产品。公司的规模随之剧烈起伏——她从入职时的七八个人，见证团队在拿到投资后膨胀到三十多人，又因业务迟迟无法落地、资金持续紧张而缩减至十人左右，最终走向倒闭。严渊这才意识到，“这家公司其实就是做个 demo，骗投资人钱的”。
离职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由于她手中还掌握着公司的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前老板在有求于她时，不得不结清了欠款。
第二站：南下美国，一场漫长的维权
带着加拿大的经验，严渊南下美国，加入了一家定位为“AI安全”的初创公司。老板来自中国，但这次业务看起来更“硬核”，产品类似为浏览器添加一层安全扫描，提示用户在使用AI软件时可能存在的风险的软件。“这个赛道当时挺新的。”她的年薪也跃升至10万美金。
起初，公司深耕美国市场，参加网络安全大会，发表行业论文建立专业品牌，目标客户是政府、银行等对AI安全有严肃需求的机构。
2024年5月，公司还派人参加了旧金山的RSA网络安全大会，参与“红队攻击”比赛，旨在证明能发现并让AI模型暴露出潜在的安全漏洞或违法信息。
然而，好景不长。当预期的订单和盈利没有迅速到来时，焦虑开始蔓延。新的销售成员带来了国内的资源和人脉，CEO的注意力随之转向。“老板想回国发展，利用国内对AI初创企业的优惠政策，在国内注册公司接客户，做客服机器人、AI自助下单报价这些产品。”公司战略发生了180度转向，开始在国内疯狂招聘开发人员。
与此同时，公司内部开始孵化一些“挣快钱”的想法。其中一个项目是“AI语聊擦边APP”，用AI创造虚拟女孩与用户聊天，用户赠送虚拟礼物，虚拟形象便会做出相应反应。
令人意外的是，擦边APP在2024年10月上线后，凭借自然流量获得了约1000的月活跃用户。
但这一点微小的成功并未带来稳定。CEO的妻子开始介入产品运营，大幅修改功能，取消免费试用，将UI改成类似Tinder的左滑右滑模式。严渊无法认同这些改动，对方也质疑她的工作价值。“11月初就让我走了”，但公司没有支付她10月份的工资。
这一次，严渊决定不再被动等待。她已经获得了北美永居身份，有了依法维权的底气。她通过WeChat、Lark、邮件多次催薪，均石沉大海。2024年12月1日，她正式向美国劳工局提交了案件，提供了聊天记录、工作交接邮件等证据。拿到案件编号后发给公司，依然没有回应。
直到她找到了外包HR的邮箱，发送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邮件，明确表示若不付款将诉至小额法庭（即小额索赔法庭，美国的一种非正式法庭，个人可以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提起诉讼，仅限金钱诉讼，有金额限制），对方才终于有了反应。最终，在2025年1月初她被拖欠了五六周的工资才全数到账。
后来，严渊发现自己不是唯一受害者。“那家公司在中国欠了五六个员工的工资，我维权成功后，其他人也在跟着用我的方法找法院维权。”
幻象之下：对这个行业去魅了
连续两次不愉快的经历，让严渊在看待AI初创公司时，多了一层审视的目光。因此，当第三份工作机会——那家号称要做“全球最大AI配对聊天APP”的公司——出现时，她异常警惕。
这家初创公司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年薪十四万加币，外加期权。面试过程就让她感到不安：“CEO身边有个助手在拍照录像。”她观察到，整个团队和CEO都呈现出一种“精心包装”感，但经不起细节推敲，例如公司官网将至关重要的“开发团队”标注为“IT团队”，这在技术公司中是极不专业的信号。
面试时，老板声称“市场上没有统治性的配对软件”，这显然与Tinder、Bumble等巨头存在的现实不符。结合之前两家公司的经验，严渊判断其很可能又是一个包装产品骗钱的“草台班子”。
尽管对方开出了14万加币的年薪，并描绘了上市蓝图和期权奖励，严渊还是拒绝了。后来，该公司HR告诉她，她“幸好没去”，因为之后很多人“被离职”了。
经历过这些，严渊对整个AI行业“祛魅”了。在她看来，许多所谓的“AI岗位”，只是名称上沾了光，工作内容并无本质不同。
当被问及对希望进入AI行业的求职者有何建议时，严渊的回答非常实际：
首先，看福利和商业保险。她所经历的三家海外公司，都没有提供额外的商业保险，只有“看似好听的工资”。
其次，警惕用未来承诺替代当下回报，一些公司会用期权抵工资或者承诺奖金拉高年薪，但这些奖金和期权大多兑现不了。许多员工为了期权和“上市自由”的梦想接受降薪，最终可能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回来。
很多公司还存在不合理的KPI要求。严渊提到第二家公司曾要求一个免费实习生一个月拿到2000个客户，这根本“不切实际”。
现在，她只想找一份工作，做好分内的事，争取应得的报酬。“现在涉及初创、华人的公司几乎不会考虑了。”
在技术炒作周期中，大多数人不是风口上的猪，而是被风吹起的尘埃——有时被托起，有时被摔落。而AI行业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避免的“挤泡沫”。资本将更加挑剔，花哨的概念会让位于实效，许多昙花一现的公司会消失，而真正有价值的创新会在沉淀中浮现。
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个“严渊”的经历将被书写：有人收获了财富与经验，有人浪费了时间与热情，有人则在理想幻灭后重新上路。
专题及新媒体总监：TAN HAO
采访/撰文：明亮
编辑：Sebast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