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琪琪硕士毕业后，在一家新媒体公司担任项目执行，主要负责给医疗领域的KOL做推广。
初入职场的琪琪拼劲十足，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她每天都会主动加班一个半小时。
公司刚刚从北京搬到天津，员工不多，入职不到半年，上司就抛出了升职加薪的橄榄枝，希望她做公司的项目经理。
意外的是，琪琪拒绝了。
“钱没加多少，破事一大堆”
像琪琪这样拒绝晋升的年轻人并非个例。
当有一个晋升的机会放在当代年轻人面前时，比起直接接受，他们开始计算“升职”的性价比：薪资的增加与压力、工作量的增长是否成正比，更好的职业前景又是否等同虚无缥缈的空头承诺。
荷兰人力资源公司Randstad在2024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全球范围内，有39%的员工对晋升不感兴趣，42%的员工表示会完全拒绝晋升。
琪琪就是其中之一，她先后两次在不同的场合，向上司和大老板表达不想升职的意愿。
一方面，琪琪自认性格中庸，做人中规中矩，并不适合管理岗位。管理往往要求强沟通、多协调，而琪琪更喜欢专注在具体业务上，享受专业带来的成就感，不擅长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管人”上；
另一方面，则是向上的“性价比”。努力常常看不到什么成果，业绩提成发的也不及时，她看不到继续为公司“卖命”的意义，升职就更没必要了。
在新加坡一家AI初创公司做市场营销工作的凯特曾是公司的“卷王”。
一开始她对公司充满了感激，“我毕竟是外国人，公司还需要给我提供工作签。”那时的凯特很有冲劲，她几乎不休假，周末也主动加班，甚至还会找家里人帮忙冲击业绩。
但这些额外的工作量没有为她换回丰厚的报酬。“公司认为我给你申请了签证，给到的薪资也比你预期更高，所以你理所应当应该工作更努力。”
今年，凯特的公司计划在上海设立合资公司，CEO希望她可以去上海做管理岗，但薪资只有10%到20%的提升。
兴奋劲过去后，仔细思考了两周的凯特选择拒绝。在凯特看来，升职后本质上和销售岗位没有差别，“如果我要在中国做销售，肯定会找到更好的平台和机会，干嘛要到一家新加坡初创公司来做呢”。
凯特的职业规划与这次的升职并不匹配。来到新加坡之前，她曾有过短暂的国内工作经历，比较下来，她觉得新加坡的职场环境更适合自己。如果接受在上海的岗位，她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需要和国内的民企频繁打交道，这样的工作内容和模式都不是凯特所期待的。
“如果给我涨薪50%以上可能我还会纠结一下，但现在综合来看，它的性价比太低。”
“草台班子”管理岗，不如不要
除此以外，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糟糕管理者，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人对升职加薪的祛魅。不少年轻人认为，很多高层管理者都是“草台班子”的一员，而非值得追随的leader。
这也是琪琪拒绝升职时的重要理由之一。在琪琪拒绝升职后，她的直属上司曾这样劝说她：“你现在的工作已经是项目经理要干的活了，如果升职的话，起码底薪会高一些。”
这句话成为琪琪彻底打消升职念头的稻草。“我还是项目执行都已经在做项目经理的活了，证明公司流程不完善。在这种稀里糊涂的公司，升职之后要做的事情也不会太清晰。”
同样的，由于公司不大，凯特一人身兼多职，“我要做商务拓展，要做销售，要做执行，甚至还要做人力资源帮他们招聘。这样的工作内容跟我入职时候的BD岗位（商务拓展）完全不一样”。
在现在的公司，老板和绝大部分的同事都是“表演型人格”，“他们装作自己很努力，有很多活，但是很多事情要拖到最后一刻才去做”。
在凯特看来，拒绝升职只是个人选择与岗位特质不匹配，并不意味着失败，反而是一种对职业道路的清醒认知。
当年轻一代不再迷信“升职加薪”
曾经，升职加薪是大部分人最正常不过的职业道路。更高的职位title、更丰厚的薪水，这些可以被量化的因素成为了衡量一个人在职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
现在，像琪琪和凯特这样的年轻员工，开始对这样的成功标准产生质疑。
《金融时报》今年年初发布的一篇文章指出，一项涉及2000人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27岁以下年轻人完全不想担任企业管理层，超过70%的年轻人认为高管是一个高投入、低回报、难以获得成就感的职位。
德勤《2025 Z世代与千禧一代调研报告》中显示，仅有6%的Z世代将“进入管理层”列为首要职业目标。
在一些机构的调研报告里，会将这种拒绝晋升的态度描述为“对雇主缺乏忠诚度”。但随着人工智能和远程办公的兴起，劳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
对于已成为管理者的一代来说，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遵循着“晋升意味着光明未来”的职业发展逻辑。不过现下的职场环境里，升职对应的可能是更高的裁员风险。更有甚者，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当下，越来越多人把精力放在办公室“政治”上，名义上的升职加薪，很可能是方便他人“甩锅”的伎俩。拒绝升职，反而成了一种最低成本的自我保全方式。
与对管理层祛魅同时到来的，是年轻一代正在改变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式。副业、自由职业、甚至是打零工，都可能成为他们的选项。
年轻人将工作视为收入来源，而非身份认同的象征。
琪琪和凯特都认为，除非升职能带来显著的加薪和快乐，否则不值得为此承受额外的压力。他们不再愿意为公司牺牲个人生活，更看重幸福感、自由和实现自我意愿。相比升职，他们更希望自己掌握时间和工作的自主权。
“职业决策应该基于个人成就感，而不是社会期望。毕竟，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琪琪说。
新媒体内容总监：TAN HAO
采访/撰文：Echo、ccc
编辑：c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