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一个互联网大厂程序员惊讶地发现，同一栋楼的IBM“人去楼空”。这只是外企离开潮里的片段。

二十年前，外企曾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去处——体面、稳定，也滋养了一代职业中产。

离开外企两年的Roni和Angela，正是那段黄金年代的见证者。

一扇通往体面的门

2004年，Roni从同济大学英语系毕业，他轻松地就拿到了外企入场券：“在招聘平台网站上随便投一个简历，面试时说了几句英文，面试官看我思路还不错，就定了。”

Roni将此归因于自身条件与时代机遇的契合：“那时候机会实在是太多了。”

2004年前后，外企正处在中国市场的扩张期。全球500强几乎都在国内设立分公司或地区总部，从快消、汽车到IT与金融，各行各业都在招人。校园招聘季，外企的摊位前应聘者都在排起长队，“四大”和跨国管培项目是名校生的首选目标。

Roni不是第一批吃到外企红利的人，在他之前，“70后”享受了第一波红利，早早占据了外企各部门的要职，在千禧年初拿着每月一两万的薪水，日常购买和花费非常惊人。

第一份工作在联合利华，办公室在上海虹桥，他形容那时的工作状态就是“精益求精” “付出才有回报”。

Roni的职业生涯前期，完美诠释了个人努力与时代红利的共振。他先后跳槽到阿迪达斯、百事可乐等公司，基本维持着每年25%到30%的薪资涨幅。“有时候跳一次槽可能就40%-50%的增幅。”

在阿迪达斯，他经历了2008年奥运会前后的体育行业黄金期。办公室最初位于上海港汇恒隆广场，之后迁至淮海路，“办公室一眼望去从设计到装修都是烧过钱的。”内部健身房、全透明设计的内部楼梯、由著名设计师操刀的个性化会议室……

“让我感觉在这里工作是很开心的，心里有一种自豪感。”

2018年，Roni加入加拿大鹅，品牌刚进入中国市场不久。那时候的加拿大鹅“知道的人不多，定位高端，一件羽绒服卖一万多，目标客户是高收入人群”。

面试时，外国老板跟他说：“我一个人来中国，要把这个牌子带到中国来。”彼时办公室里就几个人，Roni是中国区的五号员工工号006，老板是001。

在Roni眼中，那些年外企白领是一线城市最稳定、收入最高的一群人，中层年薪动辄数十万，高管百万起步，年底奖金、出国培训、外派津贴层出不穷。北京、上海一些外企员工在城市核心区买房并不稀奇，很多人靠薪水和外币补贴提前进入了中产阶层。

“从未热衷炒股或投资过房产”，Roni回忆道，“主要靠升职加薪，年化增长就是20%到30%，没有必要去炒股和买房。”在加拿大鹅期间，他的年薪已超过百万。

那时的他深信，只要继续在体系里上升，收入和地位就会稳定增长——这套建立在个人职场价值持续增值基础上的逻辑，在当时几乎无人质疑。

潜力比出身更重要

而在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轨迹上，Angela正靠自己的方式闯入外企世界，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代浪潮是如何奖励一个努力向上的普通人。

Angela 只有中专学历，是一名幼儿园老师。2001年，27岁的她刚刚结束一段婚姻，独自抚养两岁的女儿，为了“见见世面”，这个“什么都没有见过”的单身母亲，成了北漂。

第一份工作是IT培训销售，靠着“疯狂”的电话销售技巧，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为一家规模较小的外企签下了百万元订单，半年做到四百多万业绩。

那时的Angela完全不懂英语，但作为销售，她必须快速理解并谈论完全陌生的领域：“每天发疯一样的学习、工作。”

与此同时，Angela也在一路攀升。2004年她加入德国软件巨头SAP时，月薪在1万元左右；到2009年，凭借销售奖金，她已年薪百万，跳槽了将近七份工作。

在外企，Angela遇到了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老板。她叫他“鸡妈妈”——虽是男性，却像母鸡一样庇护下属，让她第一次感受到职场的安全感。

这位老板明知她只有中专学历、英语不熟，却看中了她的悟性与学习力。多年后，在SAP的最后五年，Angela从销售转为培养年轻人的“教练”，延续了那种导师式的传承。

外企带给她的除了收入，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所谓“多元与包容”其实是一种训练：教人拥有更开放、更系统的眼光。

“你的职位不存在了”

跨国公司的命运总是和世界的变化紧密相关，危机的信号并非毫无征兆。

Roni最早感知到波动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当时中国经济向上势头锐不可当，冲淡了这种严峻感。

2023年，裁员降临到了41岁的Roni身上。上午九点推开会议室的门，他看到了HR总监，老板直接告知：“你的职位不存在了。”

“你的职位不存在了”——这是一句标准的外企裁员话术，冷静、客观、不留余地。Roni没有太多意外，他冷静地确认、询问补偿方案，咨询身边的律师朋友，甚至反过来安慰那些难过的同事。

情绪是在三天后才涌上来的。Roni想起自己是公司最早的员工之一，工号006。那时团队只有六七个人，财务、物流、电商、商品都自己干，“像创业一样”，却在一年里做出了3亿元的业绩。

“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公司，将来也不会再有了。”几个月后，裁掉他的总经理也离开了。

那一年的Roni并不孤单。在最近的十年里，外企在中国的版图经历了从扩张到收缩的转折。随着全球供应链重组、成本上升和本土品牌崛起，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开始重新评估在华投入。

从快消、IT到制造业，外企陆续撤出部分地区总部、整合部门或外包团队。IBM、联合利华、雅芳、福特、微软等公司都在2023年前后启动多轮裁员。

对于许多在外企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中层与高管而言，职位的消失可能不意味个人的失败，而是全球架构调整的结果。行业里流传着一句话：“不是你被裁，而是外企在中国不再需要那么多人。”

生活必须继续下去，也一定会继续下去

2023年3月， Angela也接到了裁员通知。

她没有哭，只是像当年离婚、北漂那样迅速接受变化——这种“被迫改变”，她早已习惯。

Angela离职后，腰椎间盘突出卧床休养。想起自己曾在网上搜索错误信息导致病情加重，她便在社交平台上做了5条关于腰突科普视频，没想到一下子火了。

后来，她开始分享“职场面试经验”，结果再次引发关注。

她的视频风格独特，一镜到底，不加剪辑，像朋友一样跟网友聊天。靠着补偿金度过了最初没有广告收入的几个月，之后账号才慢慢开始变现。

与Angela无缝衔接的转型不同，Roni今年41岁，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光鲜的履历和在大公司独当一面的能力，但所有这些，在他离开那个“系统”之后，变得轻盈而失重。

被裁员后的最初几天，Roni形容自己“心如止水”。他甚至享受了久违的“自然醒”，终于可以睡懒觉。他查看邮件，看看是否有猎头或之前投递简历的回复，在微信上和老同事、朋友们联系，约着见面，或者进行电话面试。下午四、五点钟，他开始做饭，接孩子放学回家。

银行卡中还有几百万存款、上海有房、没有债务、父母也会帮助他......听起来暂时没有后顾无忧，但节奏的改变，也意味着某种失序。

过去，他的一天是从容的：公司无需打卡，上午例行检查工作，下午心无旁骛地高效工作三四个小时，不忙时约朋友下楼喝杯咖啡。晚上进行跨国会议，那是一种被全球化的商业逻辑所填充的、充满自主性的忙碌。

而现在，时间节点消失了。Roni失去了那个让他每天早上准时醒来的、名为“事业”的生物钟。

现实的压力逐渐浮现。他的能力、经验和视野，在冰冷的求职市场上，因其伴随的高成本和“高龄”标签，显得无所适从。

为了应对收入断档，Roni开始了“多元化收入”的尝试。他卖过保险，也做零售管理咨询，“我不可能重蹈覆辙”。

“不是说我用前20年赚钱就完事，而是接下来20年生活该如何继续，钱要从哪里来。”

Roni开始留意到那些与他命运相似的人：戴着眼镜、说话斯文、不熟悉路的滴滴司机，一看便是昔日的职业经理人。

离开外企，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的结束，更是一代人所熟悉的某个阶段的终结。接下来的生活，对于Roni和Angela来说，依然要继续。

新媒体内容总监：TAN HAO

采访，撰文：明亮

编辑：Sebast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