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圈女孩无路可退

为刀,为韭,为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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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选秀,完了!”待业在家四个月后,心有侥幸的选角导演姜宏,终于承认了这一点。

2021年9月2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管理通知,要求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选秀类节目严控投票环节设置,不得设置场外打投、助力等环节和通道;坚决抵制不良“饭圈”文化。

随后,一系列针对“选秀”“饭圈”的文件出台,整个偶像选秀市场停摆,姜宏明白,自己彻底失业了。

换到半年前,姜宏不会相信自己能这么快遭遇职业瓶颈。她是偶像选秀类节目的资深选角导演,履历“极其突出”,市面上红极一时的多档S级选秀节目,她都有参与。

2018年以来,偶像选秀节目异常红火,一档头部选秀当季完结后,需要立马寻觅下一季参赛选手。“找完之后又开始录制,每年周期都是这样重复的。”但现在,“从没断过档”的姜宏表情迷茫又沮丧:“没有下一个了。”

风暴起于今年5月。爱奇艺王牌选秀综艺《青春有你3》被爆出录制过程中发生“打投倒奶”事件,引发全网震荡。5月4日,《青春有你3》收到北京广电局责令暂停录制的通知;6日夜间,爱奇艺发文道歉,宣布关闭《青春有你3》所有助力通道;原计划8日进行的总决赛成团夜直播,也没了下文。

这一事件对整个行业影响巨大,综艺导演王强同期正录制一档S级竞技类音乐综艺。节目采用了选秀综艺的框架,并配合客户需求制定了一套“打投机制”,粉丝们需要通过购买快消或虚拟商品、多次点击视频,来助力自己支持的选手晋级。

但这档原计划5月播出的综艺,延迟了近两个月,都未拿到上线批文。主冠名商是知名饮料品牌,本打算节目上线时,同步推广新的夏季特饮,但眼瞅着夏天过去大半,都没等到播出机会。

商务代表几次闹着要撤资,最后,节目彻底拿掉了导演组颇为得意的“打投设置”,通过平台多方运作,才在初秋“零宣发”上线。

相比正常宣发状态下,节目点击率至少降低了30%,但辛苦大半年的王强也没什么抱怨:“不被举报、顺利播出,这就是胜利。”

王强的前同事正在筹备一档上星卫视的选秀,已经谈好了全部的嘉宾和选手阵容,却被直接叫停。而互联网平台一些带有选秀元素的项目,“直接从S级降到A级、B级”,还有的方案大改,成了文化类节目。

某平台前员工徐晴晴所在的制作部门,第三季度上报的多个项目提案都未通过,她离开前,为避免整个部门被裁,制片人正各地出差、寻求联合制作,以解决无工可开的窘境。

“平台压力其实特别大”。除了要消解来自广告商和内部员工的巨大焦虑,还有一些外部压力同样不可忽视——徐晴晴的一位合作对象告诉她,《青春有你3》停播后,平台客服高峰时每天要接到数百个粉丝投诉电话,还有人要求退还打投资金;社交媒体上,“饭圈”女孩们四处控诉:这件事毁了多少男孩出道,他们的梦想该谁来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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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否认,在选秀的江湖里,“饭圈”女孩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她们的组织和执行力让很多职场人都汗颜。一个成熟的后援会,规章制度比一家上市公司还复杂。”艺人经纪何帆是“95后”,曾在韩国留学,系统接触过日韩“粉圈”,几年前还受朋友之邀,给一名参加《创造营》的选手当后援会会长。

在何帆眼中,粉丝后援会就像是一个大型活动公司,里面有着严密的组织构架,一般下设宣传、外联、数据、美工等小组,再往细分,还有负责控评反黑和慈善的专组。转职做经纪人后,何帆负责的青年演员,后援会成员约二十人,而一些顶流“爱豆”的后援会,体系下至少有两百多个人为其工作。

后援会多由粉丝义务组成,有的会混杂少量“脂粉”(拿钱办事的职业粉丝),对一位选秀idol的发展至关重要。何帆的选手当时还未出道,后援会的工作重点是宣传和数据。宣传板块的内容较为常规,何帆定期会为选手写总结小作文,针对不同平台的风格定制物料。

除此之外,还要深谙“虐粉—固粉”的套路。“在某些需要冲榜的阶段,我们要发一些‘姐姐低沉的图’‘姐姐流泪的图’。因为越虐粉,粉丝粘性就越大”。

至于数据,这是所有后援会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为选手进行节目竞选环节的打投、在各类平台“刷榜”。

头部偶像选秀常会将“为选手投票”和“购买冠名商产品”这两种行为捆绑,比如,购买不同口味的酸奶可获得不同的投票名额,在圈内这被称为“奶票”。

像何帆支持的这种“吊车尾”选手,粉丝规模有限,为了低成本拿到尽可能多的票数,她们往往需要“拼车”——节目初期,一张票能同时投给多位选手,几家后援会可以选择筹款联投。

而典型的“车”分为:“奶车”是使用奶票二维码打投的拼票团;“号车”则是通过官方平台用户账号打投的拼票团(平台通常借此法拓展新用户)。

“数据女工不需要睡眠。”是“饭圈”用来形容数据组工作的一句话。何帆做数据时,加入了一个微信群,里面是商量好联盟投票的各家后援会,粉丝们会不断把新的“拼车”信息发进来。

赛程中,何帆除了要及时拼车,还要和组员们留心计算自己投了多少票、对家投了多少票;制定不同的投票策略,厘清自家选手拿到高一名次,需补投多少票,以及相应要准备的金钱数额。

想要成功晋级,预测对家的“票池”也很重要,要尽可能精准判断对方手里还有多少余钱、“票池”里还剩多少储备;除此之外,也要注意甄别其他家粉丝反串自家,骗票、偷票,在关键时刻“跳反”……用一位资深“饭圈”成员的话来说,选秀投票发展至今,已经是一项融合情报学、心理学、博弈论和统计学的复合工程。

“数学不好,干不了这种事。”打投赛制的设计,是综艺导演王强最头疼的事,他的节目最开始并未设置这一环节,导演组也没引入专门的赛制编剧,决定新增环节时,难倒了一屋子的文科编剧。最后,因时间紧张,苦修“饭学”(指饭圈文化)无果的编剧组,不得不“借鉴”了市面上一档成熟选秀节目的打投机制。

不过,王强也不认为技艺精湛的“饭圈”女孩,会是选秀江湖里的最终话事人,“平台和资方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一档红火的偶像选秀,背后是各路资本的博弈。王强的好友开发过多档选秀综艺,几乎每个节目都会出现“关系户”,而这种家中背景雄厚,或早就被投资方签下的练习生,被“饭圈”统称为“皇族”。

“现在粉丝已经吃透了规则,节目组很难直接去干预选手票数,但想要让指定人选出道,他们总有办法。”王强的女友也有打投经历,追过市面上一档创作类音乐选秀节目,为了让自己支持的民乐演奏者晋级,她花掉了数千元——“她说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妈妈爱你,妈妈要给你打钱’!”

结果比赛后期,节目组几次修改赛制,将整体实力强劲的“民乐+流行”组合拆散,“厉害的队友配给了‘皇族’”。王强女友一边咒骂出走的队友是“逆子”,一边花钱打投,最终,她支持的选手成功被投资方签走,但她也花去了高出最初预算五倍多的“买票钱”。

女友和王强抱怨,认为节目组特意为“皇族”开绿灯,但身为资深综艺人,王强也说不准这是不是主办方在“故意虐粉”——越是有“皇族”出现,就越能激发粉丝对一些“美强惨”型选手的保护欲,常能出现“断层式”投票结果,刷新节目数据记录。而据他所知,一些制作团队已经深谙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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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宏曾是一名资深“秀粉”(指选秀idol的粉丝),她会去机场为idol接机、参加现场应援,也是为了追星方便,才入行当了选角导演。但参与过多档选秀后,那些在姜宏眼中一度“才艺双全”的追梦哥哥们,形象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选秀和棚综、真人秀不一样,它两头不靠,不讲音乐性,也不讲演技,主要考验选手的观众缘。但观众缘这个东西很玄。”她秀气的眉毛皱了起来,思忖着道:“如果一定要拆解成具体标准,那长相算是基本标准。”

姜宏统计过,一档偶像选秀,最后九到十一人组合出道,这其中,选手“唱跳都不出彩”也没关系,只要能靠脸冲到出道位,不足的部分,“后期都可以练”。

脸,也是姜宏选人的首要标准。她这样的选角人员一般有个固定组别,叫“海搜组”,通常在节目录制半年前就开始运转——对一档秀综来说,海搜周期铺得越长,挖到的选手质量就可能越高。

海搜一般分为网搜和地搜。网搜主要是线上招募,瞄准微博、抖音和小红书等平台的“高颜值”网红们;地搜则需要去到各座城市走访经纪公司,姜宏的团队还曾飞到东南亚各国“挖人”。这几年,还兴起了一大批专供选秀节目的Casting(选角)工作室。

“但人总有挖完的那一天。”秀综举办频繁,海搜的流程也越来越健全完善,但姜宏却发觉,哪怕是经纪公司专门送来的选手,质量也越来越差。

早两年,节目里还有很多训练了五六年的正规练习生,现在更多的是两个月速成、“刚进公司上了几节舞蹈课”,就被推出来的新鲜素人。“因为他们的选人标准和我们是一样的,脸好就行。”

刘蛋蛋难以理解这样的标准,她曾在韩国CJ娱乐中国分公司的综艺team工作,去首尔深造时,专门研究过韩国的偶像成长机制。在造星能力强悍的韩国,“除了‘空降’EXO的伯贤这种天赋异禀的,只花几个月训练,就能排进出道计划,韩国练习生的训练时长都是以年为单位”。

而出道前,以四大经纪公司巨头SM、JYP、YG、Big Hit为例,会向旗下练习生提供词曲、声乐、器乐和舞蹈的长期基础训练,还有外语、媒体和综艺感的专项培训,方便每个练习生根据自身特质,选择未来发展方向。

“早年国际上也有对韩国造星工业的批评声音,说他们把这些孩子当成流水线上的商品,而不是一个人。”不过据刘蛋蛋了解,2005年前后,一些大公司的练习生已经开始接受人性和性教育课程,以补全他们在思想和心理方面的成长缺失。

“虽然我不清楚课程的频率和效果,是不是就是宣传噱头,但这种课确实存在。”除此之外,刘蛋蛋还发现,有的签约练习生,公司还会安排一些文化课程,“让他们也不要落下文化课”。

在这些方面,国内经纪公司仍有着巨大空白,选手们被从各个角落搜罗上来,大多进行简单训练后,马上被推进节目。“很快就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姜宏共事过的综艺编剧白展堂认为,很多选手除了“年轻和颜值”,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技能。“做他们的人物线,只能卖腐、嗑CP,或者展示男友力,一时的新鲜劲没了,就彻底没了。”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棘手的状况。白展堂兼任过两档男生选秀综艺的选手Follow PD。参赛的男孩年纪都不大,却常能干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

选秀节目一般有几个月的封闭训练期,选手们要入住多人宿舍、上交私人手机,接受节目组集体管理。一个男孩因为半夜翻墙逃离宿舍被开除,理由是想去附近镇上买烟花放;另一档节目的选手,会在录制过程中忽然情绪暴走,冲出节目场地,不分昼夜地在大街上“跑马拉松”,这种疯狂的举动,还很快传染了一个又一个男孩……

因为节目是全程录制,遇到这种情况,白展堂只能带着VJ摄像跟在后头拼命追。经此一遭,再上同类项目,他都会下意识地往行李箱里多塞两双轻便跑鞋。

姜宏也在集训期和选手们朝夕相处过,她那时是选管(照顾、督促选手生活和日常练习的工作人员),整个过程里最令她难受的,不是管理选手们复杂起伏的情绪,而是直面当下环境对个体的异化。

一档成熟的选秀节目,会边播边录,一般到第三、四期,节目组已经清楚哪些选手能站稳出道位。他们会盘点出一份重点选手名单,在舞台灯光、妆造和编排等资源的分布上更有偏向;后期剪辑时,也会保留更多他们日常训练生活的记录镜头。

差别对待,会大大加剧选手们的心理落差,为了抢夺镜头,这些心思浮动的年轻男女和“看管”她们的工作人员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微型的权力场域。

性子软的姜宏曾和一位选手爆发过冲突,当时,她负责的这个女孩借口找不到统一的训练服,拒绝上舞蹈课。姜宏拿来备用服装,女孩不仅不肯穿,被选管组组长批评时,还跑来指责她背后告状。

“我那时没跟她吵,因为还有其他选手在。”姜宏耐着性子劝女孩换好衣服去上课,“她换上了,又说自己胃痛,还在那哭,说被节目组欺负了。”

女孩前两期节目表现亮眼,积攒了不少人气,但因为性格原因,平常被同宿舍选手排挤,可这一刻,几位室友却围上去主动安慰。眼尖的姜宏发现,女孩哭的地方,正对着化妆间的拍摄镜头。

“这个选手的室友,后来从角落里找到了她的训练服,和我说是她自己藏起来的。”室友一边劝慰震惊的姜宏,一边不忘提醒:这个选手之前当过演员,在宿舍时,最喜欢教大家怎么哭,好给自己抢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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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宏是“95后”,长期追星,能理解年轻女孩们对舞台的渴望,“她们就是奔着火来的”,却无法接受她们在镜头内外的两副面孔。

看到这些比自己还要小上几岁的女孩,候场休息时热烈讨论“哪种香水最能勾引男人”和更为隐私的性爱话题;录制时,被众人孤立的选手意外摔倒,日常态度冷漠的女孩们马上围过去安慰,同时不忘争抢镜头前的最好站位……她的“秀人”滤镜,突然就全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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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运营两个月后,何帆支持的选手在第二次公演落败,未能出道。结果不尽人意,但和其他朋友聊起来时,何帆也会强调:“没有(后援会),一公都过不了。”

“秀人”的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一个选手成功站上出道位,除了有成熟运转的后援会保驾护航,还有更多看不到的力量在水面下博弈。

今年上半年,两档男团选秀播出时间相近,形成对打之势。优质选手日渐稀缺,双方对“好苗子”的抢夺就更显激烈。其中一档节目,有位热门选手负面新闻缠身,其他选手粉丝联合向节目组施压、要求该选手退赛,但平台却迟迟未有回应。

有粉丝怀疑,这是因为选手“太有背景”,身为圈中人的徐晴晴却很清楚:“他们不知道为了抢这个人,平台费了多少心思、花了多少成本,所以才拽着他不放”。

徐晴晴曾好奇问过其他前辈,“为一个人建了个经纪公司”的业内传闻准不准确,对方笑而不答,却转头提起另一档节目,为在疫情期引入海外优质选手,砸下大几百万包机运人的故事。

高昂的成本和辉煌璀璨的出道位,最终将捧出怎样的明星偶像?作为男性,王强很难感受到这些idol们的魅力,他只知道:“idol的繁荣都是虚假繁荣。”

两年前,王强接了桩私活,给一档音乐综艺的表演嘉宾单人招募两百到三百个现场粉丝,节目组将承担所有到场粉丝的住宿费用。

嘉宾阵容里有新老实力唱将、跨界艺人和选秀出道的idol团体。结果,几位实力歌手轻松完成了粉丝招募指标,而选秀团体摊分下来,单人只需要数十位粉丝,几个中下位的idol,却连这个数都招不到。最后,王强只得往里头“垫人”——找渠道买“假粉”。

类似的事,徐晴晴也有所耳闻,她在知名广告公司工作的朋友给客户推荐了一个新晋选秀女团拍广告,结果带动的产品消费数据几近为零;另一个女团idol,商家掏了四百万代言费,附加两千万节目赞助,只换回来十数万销售业绩。

“她们就是idol流量试金石”。徐晴晴从朋友那了解到,这一两年,除了几个特例,大部分选秀idol的带货能力,实际堪忧。

除去难以捉摸的商业价值,选秀idol们在其他渠道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王强之前就职的制作公司,曾重金邀请了两位选秀idol,想炒炒话题,在旗下节目里带些流量。但在那档以谈话为主的系列节目里,两人基本什么都说不出来,完全沦为了人形摆设。

这季节目在豆瓣上评分不及格,收视效果也很一般。爱豆的加入,没带来节目组预期的破圈效应,主创从他们身上唯一能获得的回报,可能是一种虚幻的快感——“一个导演发了两个爱豆加盟的微博,几分钟三四千个转发评论。”导演的手机被源源不断的微博消息提醒震到死机,王强恰巧在一旁,“看到了他满足的脸”。

“国内idol成团的那一刻,就是他们职业生涯最值钱的时刻,之后每一秒,都是在走下坡路。”一位经纪公司的员工深谙其中门道:“平台现在跟出道组合签约,都只有两年,因为这是他们最长的保质期,这就是行业现实。”公司对新招募来的练习生,定位也同样现实——尽可能活到成团那一刻,就是他们的最高使命。

经历了几轮大浪淘沙般的选秀,自称“老追星狗”的何帆却不认为国内idol们素质低下。“民选上去出道的那几个,都不错”。但他们为什么会飞快地“flop”?“是因为整个的后续运营有问题,他们没有一个出口。”

开始真正运作一位艺人后,何帆才发现,中国的idol市场并没有“完全打通它的链路”,一批又一批的新鲜idol被挑选出来,接下去却没有足够的舞台去提炼作品、持续生存。不过,“这跟单独一家经纪公司无关,是整个市场没做完这件事情”。

在韩国读书时,何帆发现,即便是把idol看成一个产品,广告商和投资商也会对他们的作品倾注更多关注。“虽然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看的却还是老百姓的反馈,老百姓喜欢TA的作品,那这个人我们可以请”。但在中国,“大家看的是你的数据,哪怕是经纪公司,也不怎么看重作品”。

徐晴晴的观点却与之相悖:“有些idol老说国内缺少打歌舞台,但给了他们舞台,你又会觉得他们不配”。她和朋友列举了国内这两年兴起的几档打歌节目,“节目制作质量很高,但里面的音乐真的好听吗?”

朋友双眼迷茫,显然并不是这类节目的精准受众,徐晴晴只得拎出一个初代人气idol的大名:“XXX,你知道吗,你听过他的新作品吗?”这下,朋友的表情更迷茫了。

当然,哪怕未来难期,也没人能否认,这些idol在节目播出时的卓越吸金能力。饮品巨头们往往要花费数亿,争夺头部偶像选秀的独家冠名权;有媒体统计过,在选秀综艺播出的季度,爱奇艺这样的网络视听平台,会员服务收入能实现数亿元增长……

王强参与的那档音乐综艺,虽然制作水平一般、嘉宾阵容也不亮眼,初期也凭着选秀题材,从投资商那要来了亿元级别赞助。

不过,研究完一遍市场上的各类偶像选秀,王强觉得,巨额冠名顶级秀综,完全是物超所值。“都是大赢家。”微信那头,他的打字速度明显加快了——“腾讯、爱奇艺的选秀播了后,闲鱼上都有卖奶的黄牛。”紧接着又是一条讯息——“这简直是商家们的梦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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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月末,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要求“取消明星艺人榜单、清理违规群组板块;严控未成年人投票打榜和规范应援集资行为”后,内娱“饭圈”的金秋九月,基本是在整顿运动中度过的。

大量社交账号、群组和微博超话被关停,曾活跃非常的“饭圈女孩”们,短暂安静下来,但密集下发的相关文件,又像是投石入水,频频在余波未尽的湖面上,激起新的涟漪。

“是谁养着营销号‘恰烂钱’,搞得粉丝互撕,现在就怪粉丝?”“该整治的是饭圈吗,还是那些为了资源拉人下水的黑心团队?”“个人认为最该整治的是黑产和平台。”“粉丝只是资本围猎的‘韭菜’!”……

关于“饭圈”整治的微博热搜广场上,不乏这样的愤怒言论。姜宏的一位“粉运”(机构对接粉丝的运营人员)朋友大C告诉她,这是当下粉丝群体里弥漫的一种主流情绪。“比如‘打投倒奶’,他们会觉得是制作组和平台的问题。”

大C为姜宏拆解了某头部偶像选秀的赛制——最开始时,一张票可以投十一人,但随着比赛推进,有效投票数会从十一个人减少到七个,再到五个……最后,只能投给一个人。

与此相匹配的是,比赛初期,就会有黄牛在微博上私信各家后援会“卖奶票”,还有的黄牛会冒充粉丝,加入后援会微信群推销奶票。

黄牛的奶票售价,最初约是实体奶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随着赛程推进,价格会越来越高,一般第三次公演后,将超过实体奶价格。“后援会为了节约资金,这时会大量购买实体奶,但又无法消化,最后发生倒奶事件。”

姜宏疑惑过,黄牛手里层出不穷的奶票从何而来?“有人说是从厂里流出来的”。大C不知流言真假,但他能肯定:一定不是从粉丝手里来的。

完整操盘过一次选手打投,何帆能理解粉丝们的愤怒情绪:“节目组、投资商和粉丝之间,天然是不平等的关系。”两方地位的不对等,即意味着:“一定有一方是被压榨索取的。”

一系列吊诡现象随之浮现:选秀节目遭遇舆论危机时,粉丝们会马上和平台、节目组以及投资商统一战线,帮忙公关青年舆论、四处“出警”。“因为粉丝姿态低,可能说是想奢求对方,能给自己idol更多露出机会。”

但当行业的灭顶灾劫来临时,“节目组也好、投资商也好,他们比粉丝更了解传媒话术和传媒发声平台,也掌握着更多话语权”。于是,社交媒体上看似声势浩大的“饭圈女孩”,最终却成了舆论危地上的孤独遗民。

然而,过度承受负面舆论,并不是她们最可怕的遭遇,更残酷的真相是——“身为一个粉丝,有可能会被艺人团队和idol,或者所谓的‘大粉’,完全剥夺掉个人意志。”

何帆已经离开“饭圈”很久,但因为接手了青年艺人的经纪业务,她又和这个圈子重新建立了联系,而这一次,她的身份是后援会的“上线”,这也让她有机会从另一角度,去看待自己当年所做的一切。

粉丝后援会,实际相当于艺人和idol的免费外宣公司,同时还要消化掉一些商务方面的销售压力。何帆日常会把一些任务下发给后援会,“比如艺人的商务微博,我的转发需要什么数,评论、点赞要到什么数,你们要帮我完成”。后援会将任务分摊成一个又一个数据指标,再下发给各个小组和外围散粉们。

“后援会不断给你下任务,但你时间就这么多,都拿来做任务了,哪还有时间去社交、去获取别的知识,或者说经营自己的爱好?”何帆最近读到让·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猛然发觉这位哲学家五十年前描述的社会景观,正在她身边重现——粉丝对一个idol感兴趣、为他支付金钱,加入他的超话和后援会,然后不断收到新下达的数据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慢慢被套进一个信息茧房里”。

很快,粉丝的所有空余时间都被idol挤占殆尽,新的不平等就此产生——“你的需求,是被你所知道的讯息去创造的,平台也好,工作室也好,能借此制造一个你根本不需要的‘伪需求’,让你去进行消费。”而这种“陷阱消费”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是身体、情绪和心理等全方位的。

一个粉丝的世界里只有idol,她会觉得自己既卑微又重要,“好像自己什么都不做的话,喜欢的这个人,就会因此受到很不好的影响”。

一些状似“疯魔”的追星行为出现了,而新的压榨和剥削也随之滋生——为什么“idol睡粉”丑闻层出不穷?因为在这个圈子看来,“那是正常操作,就像你去看演唱会拼酒店一样”。

“这就很可怕。”何帆语气严肃起来,她又一次重复道:“这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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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王强和好友爆发了一次争吵,对方从事新闻工作,批评他这样的选秀综艺人,是“饭圈”畸形发展的帮凶。王强当时辩称,自己只是“单纯的内容创作者”,事后,却忍不住重新研究起了打投赛制。

“选秀都不让播了,我还在研究这个。”王强开始还能和女友自嘲,但很快,他笑不出来了:“越看越有点生气,真的。”

搜集了更多资料,也和多个业内朋友聊了聊,结合女友的投票经历,王强最后不得不承认,曾被自己惊呼为“天才设计”的选秀打投赛制,确实隐患重重。

一位朋友还告诉他,在idol产业发达的日韩两国,都没有将“氪金”和投票结合的秀综形式,反倒是中国选秀节目模式催生的粉丝文化,逆向侵蚀了“韩圈”。“中国粉丝在制造数据虚假繁荣方面,贡献蛮大,还把应援项目的资金规模天花板,整个抬高了。”

9月14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指出整顿“饭圈”,并不是整顿粉丝,而是“饭圈”背后的产业链;需要监管部门、平台企业、明星和制片方、粉丝和评论家,“五力”共治乱象。

王强把文章转发给那位新闻业好友,并附上新感受:“‘饭圈’女孩也挺可怜的,幸亏国家叫停了。”

有的故事并未就此停止。政策对选秀类综艺的管控日渐严格,有平台宣布,未来几年将停止偶像选秀节目开发。好几个月没收入的姜宏正计划着转行,却发现一个经纪公司的朋友,还在全国各地寻觅优质练习生。

“他们觉得还有机会”。朋友自信满满,告诉姜宏,市场需求一直都在,现在“只是要换个形式罢了”。下一个抓住风口的人,就能成就爆款。

姜宏却觉得情况并不乐观,她展示着自己的微信群聊界面,几个好友正在讨论业内动态——有平台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限制选秀idol露出机会。“没有idol,就没有流量,没有流量,就引不来广告商。”这在目前,又结成了一个死循环。

不过这也与她无关,在家冷静几个月后,姜宏对行业有了新理解,“初入行时,我抱有巨大期望,这一行在资本的包裹下光鲜艳丽,好像只要凭借自己的努力,你就可以出人头地”。但她后来发现:“这里不过是台绞肉机,榨干人的最后一丝价值,就彻底抛弃掉。”

现在,长夜正笼罩着整个行业,但姜宏想,自己是时候走出这个寒凉夜晚了。


(应需求,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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