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被心理病“杀死”的都市青年

以抑郁症和焦虑症为代表的心理疾病,正在成为都市青年们的一种“群体性疾病”

以抑郁症和焦虑症为代表的心理疾病,正在成为都市青年们的一种“群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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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达2.1%,焦虑障碍患病率4.98%,抑郁症和焦虑症患病率接近7%。与此同时,抑郁症的发病年龄正呈“年轻化”趋势。
以抑郁症和焦虑症为代表的心理疾病,正在成为都市青年们的一种“群体性疾病”,因病自杀、自残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什么才是患病率不断走高的“幕后推手”,这样的群体性趋势是否有逆转可能?那些迷失在水泥城市间的年轻迁徙者,又要如何抵御这个无处不在的“影子敌人”?


红色警报


什么能轻易击溃一个二十出头、年轻漂亮、正预备开启新创业计划的北漂女孩?对1994年出生的任可来说,是一通打给父母的电话。

2017年末,创业热潮依旧在北京持续,因在互联网产品圈积累的工作经验,有人拉任可合伙创业,做一个美学教育项目。任可拿不定主意,打电话回家,一为例行的“人生重大事项汇报”,二也想听听父母的意见。但她收获到的,是这二十几年来惯常听到的打击和责骂。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电话那头,对美学教育毫不了解的母亲嘲讽起打小就喜欢画画的女儿:你以为你还能做美术吗?

“当自己的理想被攻击、被践踏时,我太难过了。”任可回忆,在父母越来越难听的指责里,她一败涂地,坐在地上大哭着向对方求饶,“就说,求求你们不要再骂我了。整个就崩溃掉了。”

一条看不见的导火索被点燃了,第二天,任可发现自己起床变得困难,接着是整晚的失眠或噩梦。梦里,她一遍一遍重温年幼时被父母责打和语言暴力的经历。正常工作也变得困难,每工作一小时,她就要躲进卫生间里哭二十分钟。白天强撑着把工作做完,晚上回家后,又要靠在沙发上再哭几个小时。

并发症状越来越多,身体各处出现了持续的、不明原因的疼痛,记忆力也快速衰退,她会弄错熟悉的地铁线路,会莫名其妙在楼梯上摔倒,在神经性贪食和厌食的两极奔走……生活支离破碎,她的精神也被摧毁了。

“为了逃避这种病理上的痛苦,当时超级想自杀。但我又觉得,自杀不对。”可怕的念头像潮水,此起彼伏翻涌上来,靠着仅有的求生意志和对工作绩效考核的担忧,任可选择主动求医,她先去的是北京友谊医院睡眠科,接着转到心理科,然后收到了一张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诊断书。

强烈的自杀和自毁倾向,对还未有患病意识的抑郁症患者来说,是一个横跨在生死之间的红色警报器。被确诊为抑郁症之前半年,同在北京工作的29岁媒体人李萌,几乎复刻了任可发病的整条路径——失眠、作息紊乱、长时间莫名哭泣,精神常处在一种“非常屈辱的状态”。确诊前一周,这个瘦弱的南方女孩差点在一个午后,一脚翻出自己租住的12层小公寓窗外。

“那是那栋楼的顶楼,我当时非常非常强烈地想从窗户上跳下去,那种感受完全控制了我。我知道不应该那样做,但就是非常非常想,就觉得,我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那一刻的强烈情绪,九个月后,依旧残留在李萌身体里。

她还清晰记得,那个初夏午后,两三点突然下起大雨,天空是泼墨般的暗沉,她悬在窗边哭,最后,残存的理智让她拨通了朋友的电话,挣扎着向对方描述了自己的状态。“或许因为跟人讲了话,我觉得自己稍微缓过来些,头脑变清醒了一点。”

警报短暂地解除了。将脚从窗沿撤下,李萌在房间里静坐了会儿,然后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不知还会做出什么样的过激行为。雨依然没停,她披上外套,没带伞,慌忙跑下楼,扎进雨里……

一周后,亲近好友被确认为抑郁症,李萌也走进了在精神疾病领域颇有权威的北京安定医院,很快被确诊为“重度焦虑,中度抑郁和中度强迫”。

很多抑郁症患者在首次服用抗抑郁药物时,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不良反应,这也反向造成了新的压力。
很多抑郁症患者在首次服用抗抑郁药物时,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不良反应,这也反向造成了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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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会得这么没用的病?”


“心理疾病”在近年来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社会聚焦的常规议题之一。截至2021年3月,知乎话题“心理疾病”有32.5万关注者,“抑郁症”频道的订阅数为78.7万,拥有多个超千万浏览量的精选问题;在年轻人聚集的豆瓣APP上,“群体心理互助治疗”小组也有近5万名成员。

医学杂志《柳叶刀·精神病学》的研究文章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的抑郁症终身患病率为6.9%,十二个月患病率为3.6%。根据数据估算,中国有逾9500万抑郁症患者。

“这个数据绝对是没有涵盖完整的。”拥有15.6万知乎粉丝和六年从业经验的心理咨询师苟渝笃定认为,“中国真有抑郁症的人,我保守估计,肯定要超过这个数字。”

苟渝生活在直辖市重庆,曾长期在基层社区工作,他多年观察发现,因为中国人较强的“面子观”,很多抑郁症或者是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特别强”,“他们是不会去就医的”。这也导致了中国的该类疾病确诊率,“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与强烈的自杀倾向一样,病耻感也是很多抑郁症患者需要面对的头号敌人。饱受抑郁症状折磨的任可在拿到诊断书后,经历了她人生中最难熬的三个月,“羞耻感像一桶黑色的油漆,从头到脚地浸透了我”。

任可对抑郁症的了解,此前仅限于社会新闻中报道的、因抑郁症自杀的明星和企业家,当疾病轮到自己身上时,她反复质疑自己:“我怎么会得抑郁症这么没用的病呢?”身体和精神上的明显不适,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和绝望感,它们变成了一个孤立的囚笼,将她锁在原地,“每秒钟都觉得痛苦,像捏着一块烧红的炭,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最初,任可鼓起勇气,向主张“打压式教育”的父母求助——她把诊疗单的照片发给两人,企图换取一些宽容对待,并将“常年被家暴”的病因打上马赛克,以免父母自责。但父母那辈人,对这类疾病的接受度显然更低,他们难以理解任可生病的原因,甚至在她春节回家时,父亲当着亲戚的面开口大骂:丧着这张脸给谁看?有你这样的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我成长过程中其实是有比较不错的物质条件,他们(父母)觉得,明明满足了我的物质条件,我却生病了,那肯定是我自己的抵抗力差,对不对?”说起父母,任可的情绪变得低落:“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我才会特别恨自己,觉得自己特别不中用。”

这些年接手过不少抑郁症案例的苟渝,能一定程度上理解矛盾产生的原因。“大城市的年轻人出现心理问题后,很少能得到长辈们的理解。”苟渝是“80后”,在他的童年记忆里,父母间盛行着单位、大院的概念,这种结构与农耕社会的家族体系接近,“一个单位的人,就是一家人,那些叔叔阿姨,我要是没饭吃,可以随时去他们家吃饭”。

良好的熟人关系为个体提供了复杂的情绪支撑,同时因为社会变化缓慢,就业方向单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不大。“比如说我,我妈是会计。”苟渝记得,小时候母亲加班总要带着他,长久下来,他几乎以为,“(长大后)我也要做会计”。

在过去的稳定生存环境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谁,有自己的定位和清晰的发展路径,不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但今天,“随着城市化和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90后’‘00后’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苟渝沉声道:“我儿子现在都不认识邻居的小孩。”

高速发展的城市是完全的“陌生人协作体系”,不断涌入的年轻人被从早年生长的“大家族式确定性”里暴力剥离出来,抛进互联网和高度工业化的迭代浪潮中,周身一切都是时兴和陌生的,在他们与留守家乡的父母亲友间,是滚滚前行的时代洪流冲刷出的、一道难以逾越的代际裂隙。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信息的产物,接受信息教育的环境,和我们父母所接触的截然不同。”任可在2018年下旬成立了创业项目“抑郁症研究所”,她自学心理学,在网络上连载自己的“抑郁症日记”,建立病友沟通群,尝试为更多的抑郁症和情绪病患者提供解决方案,进行自杀干预。在这样的自救过程中,她也能更加清晰地看到,那条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Gap”,“大家生活在同样一个物理空间下,却不知道我们内心的需求是绝对不一样的”。
父母无法代入孩子日趋复杂的心境,那些传统的中国式教育理念,又不断拓宽着这道裂隙。任可确诊抑郁后,曾上过一档主流电视台的访谈,父母看到后跑来竭力劝说她:不要说是家庭压力让你抑郁的,你就是工作压力太大,加上身体不好,又熬夜,才会得上这种病。

父母对抑郁症的理解,似乎永远停留在了有限的病理性层面,对女儿控诉的那些童年时自己遭受的暴力教育方式——挥舞的鸡毛掸子、侮辱性的言语暴力、脱衣跪搓衣板、自罚打耳光……到今天,他们似乎也难以理解其中的不当之处。

“他们是真觉得‘棍棒底下出孝子’‘我是为你好’,因为他们也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任可多次提起那个悬挂在父母家墙上的“文明家庭”牌匾,这对她来说,更像是一种赤裸的嘲讽:“我爸以前打我时都会说,你要知足,现在我们多么文明,你爷爷以前打我都是用铁锨。他现在只是用皮带,他觉得我这已经是享受文明家庭的红利了。”


迷失北京


确诊抑郁后三个月,虽然单位领导表示可以放长假休整,但李萌还是辞去了她从事三年多的记者工作。

记者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载着李萌的理想——她大学本科是市场营销,但却执意选择了一家素有“针砭时弊”之名的大型报纸实习,“(那时)真就满腔热血,觉得新闻本身是个很有正义性的事,你可以替很多人发声,也可能帮助到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从学生时代起,李萌就喜欢写作,她认为新闻记者是少见的、能满足她个人喜好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完美职业。但入行第一年,意见相左但态度强硬的老编辑、激烈的同行竞争和长时间的反复出差,让李萌感觉不到外界对个体的尊重,自己“被当成一个工具人在利用”。
她选择换到新单位,但江河日下的从业环境、关键公共事件中无作为的领导和缺乏人文关怀的前辈……又加剧消磨着她。去年三月上旬,武汉疫情后期,她忽然“心里一下觉得不行了,就完全垮掉了”。

职业上的无价值和无归属感,是李萌感到挫败和虚无的源头,也是她发病的诱因——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如此之大,自己也没有最初设想的那样适合这份工作,“我辛苦呆在北京是在干嘛?”沮丧的情绪没顶而来,李萌对未来生活的方向感和动力,很快都消失了。

作为“过来人”,苟渝也有过和李萌一样的迷茫期,他2000年上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能去干什么”,这也是很多大学生面对的普遍困境,“我不知道哪个地方能接受我,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能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我能不能被需要?”

清晰的归属感和多元化的自我定位,是抵御这种焦虑情绪的有效方式,但在苟渝看来,这样的解决路径,或许早在一开始,就已经被严实地堵上了。

“归属感是一种主观感受,是我自己认可我属于这个地方,抱着开放接纳的热情态度,去和我认为与自己同属一个社群的人交往。但你发现了吗?”苟渝再次发问:“这和我们传统应试教育的规则,居然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教育是,我以优异的表现来取悦你,让你满意,以获得你的接纳。家长告诉你好好读书,上985、211,那都是为了获得认同。在这个认知里,是我被认同了,我才属于这个地方。”

李萌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苟渝的判断。她在决定辞职前曾反复犹豫过,大学毕业时,她不顾家人劝阻,跨专业考取了新闻学院研究生,然后成为记者。现在,哪怕过得煎熬,她还是想为理想再坚持一次。但很快,焦虑和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也开始叠加出现在她身上。

一次和心理咨询师的沟通治疗,让李萌开始重新审视这份职业对于自己的意义。“他说我对这个职业的很多期许,其实是别人的期待和认同,未必是我自己的。”李萌觉得自己像被人“迎头敲了一棒”,她一直坚定认为,自己对职业的选择,都是自我意志的延伸,但当她由此开始追寻病因,曾经笃定的信念,也出现了偏差。

“我小时候就写作文还行,算是所有学科里比较有优势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总会被老师表扬。”李萌从小学到高中,成绩平平、偏科严重,那时,老师们习惯以分数来论好坏,班主任间也多拿优秀生互相攀比,她自然不属于能常获得关注和表扬的好学生。

想要获取关注和进步的李萌回到家,还要面对父母的“批评和打骂教育”,“在那个阶段就很有挫败感,我很希望能被别人看到、关注到,但又觉得自己脑袋也没有很聪明,成绩没那么好,又赶不上别人。”父母的说教和挑剔,不能给予小李萌支持,反倒让她期待得到他人认可的欲望,变得越发强烈。

抑郁症确诊后,李萌读到了苏珊·福沃德的《原生家庭》,结合心理咨询师的判断,她意识到,或许早在少年时代,她接受的教育方式,就为她罹患心理疾病埋下了隐患。

在李萌的记忆里,父亲很爱看报纸,家里一直都有订都市报的习惯,她小时候也总跟着父亲一起读报,“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记者这份职业能让我爸妈比较多地认可我。”李萌思索片刻,慢慢补充道:“我可能非常非常需要他们的认可,我对于外界的认可好像有非常大的需求。”

最终决定辞职前,迷茫的李萌向“点醒”她的咨询师求助:如果你说的是正确的,这个职业的意义对我来说就已经破碎了,那我接下来怎么办?

“你要重新为这件事赋予你认同的意义,或者,你要去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方温和鼓励道:“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需要去不断试错。”

很多抑郁症患者在首次服用抗抑郁药物时,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不良反应,这也反向造成了新的压力。
很多抑郁症患者在首次服用抗抑郁药物时,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不良反应,这也反向造成了新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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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


倍速进化的城市里,执着于寻求他人认同,难以找到真正的归属感。“你属不属于这个地方,是由人家来定义的,那你永远都处于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状态。”苟渝坚持这样的观点。

在放弃国企“铁饭碗”,转行成为心理咨询师后,苟渝做过很多社会实践,他当过一线社工,“拿着2000块工资,每天跟穷苦的人打交道”,也尝试过卖房子,学着和不同小区的居民打交道,获得消息。

苟渝想要探寻一条建立归属感、重塑自我认同的清晰道路,但他很快发现——“这个社会已经完全圈层化了”。社会关系已经由剧本唯一的单机游戏,变成拥有复杂故事线的联机游戏,“在我们父母的时代,社会是个完整的金字塔,你必须爬到塔尖才活得下来。但现代社会是什么?如果我是个游戏玩家,但隔壁小孩是个好学生,不喜欢玩游戏,那我不跟你玩,我通过网络能找到其他朋友。”

抖音和知乎里的美好生活未必是骗局,但那是来自不同圈层的传奇故事,对应着各异的游戏规则和技能门槛。而那些初来城市、自嘲为“小镇做题家”的年轻人,“一路往上读,读到了博士出来,突然看到健身教练过得好美好,插画师过得好好,但我一无所有。他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博士,我却过得不好”。

苟渝已经为这个问题准备了答案:“去个性化”的应试教育不培养技能,“你没有入门的那个技能,是真进入不到任何一个协作体系里去”,只能被困在“低复杂度的重复内卷”里。
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是焦虑和抑郁情绪产生的重要根源,在北京打拼多年的任可,将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统称为“不适感”,这是个人的生物节律和高速发展的社会节律产生错位后,滋生的必然后果。

“互联网的普及,让信息获取日趋方便,现在大家都是从各个知识付费平台光荣毕业,我们购买了这个产品之后,就好像可以实现财富自由、阶级跨圈。但实际上,这和每个人能够触达到的,中间有非常大的落差。”不过,任可并不认为,通达的信息网络和割裂的社会只能带来不适,变化的现实也正从另一个层面,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案。

2018年初被确诊抑郁症后,任可曾主动转诊北京安定医院。当时,抑郁症还未能在社会上引发“白热化”的讨论热度,但任可发现,她花400块钱挂上的特需门诊外,等满了人。“医生半天要看五六十个患者,根本就顾不上你。”

待到任可就诊时,把医院当成“救命稻草”的她向医生求助:我快死了,你快救救我。而对面的中年女医生只温和回答:来这都是快死的,你就是重度抑郁,吃药就行了。
“她本意应该是要做患者教育,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三年过去,任可依旧能记得自己当时的绝望心情,“当时我就想,干!我已经这么难受了,我尽全力走到这家医院,你就跟我说‘吃药就行了’,其实是感觉自己被放弃了。”

这样的故事并不鲜见,在成立“抑郁症研究所”后,任可发现,在她的用户人群中,“这基本上是人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对程度和病状各异的抑郁症患者,医生只能提供病理层面的缓解方式,却难以从“社会人”的角度,给予更加个性化的对待。

任可走出“自杀阴影”、逐渐康复,靠的不仅是有限的医疗手段,朋友的支持和包容,才是先后在医院和父母处受挫的她活下来的重要力量。“抑郁症啊?我之前有朋友也得过。”当她蓬头垢面、带着强烈的病耻感,怯弱暴露在朋友面前时,对方像日常聊天一样回复她。那一瞬间,“我得到了第一次松快。”

在任可确诊初期最难熬的几个月里,身边朋友担心她做出极端行为,会每晚接力给她打电话。任可记得,有次她已经“把所有眼泪都流干了”,但朋友还是没挂电话,安慰她:不想说话可以不说,哭一会儿也行,我等你哭累睡着了再挂。

明天变得有了期待,吃到朋友寄来的车厘子,任可发现,“车厘子真好吃,别人给我买的尤其好吃,我还想吃”,慢慢地,她觉得自己还想多活两天、多活五天、多活到下个月……
“那时,我觉得死亡才是我的母亲,是最亲切和最有安全感的解决方案,但朋友们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真有不求回报的爱,给我构建了一个社会支持的网络。”从强烈的自杀倾向中缓和下来,任可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日记,建立病友群,拉着一帮朋友交流“怎么活下去”。

后来,群里的人变得越来越多,情况逐渐好转的她也成了其他患者的“锚点”——病友群里有人提出想自杀,会有老群友劝他:你不要觉得自己惨,看看任可的微博,人家比你惨多了,现在活得好好的!

“你鼓起勇气去分享自己的经历,其他身在病中的人会意识到,原来抑郁症是可以康复的,她有康复的一天,那搞不好我也有。”看到了“活下去”这件事之外的新价值,任可决定将社群“抑郁症研究所”当成自己的创业项目。

“24岁之前,是父母把我生出来,但24岁之后,我依靠着我身边的连接关系,自己重新把自己生出来了。”2018年秋天,任可变成了“抑郁症研究所”所长“任有病”,某种程度上一个全新的人。

北京安定医院,已经成为很多泛抑郁年轻人的经常性造访地。
北京安定医院,已经成为很多泛抑郁年轻人的经常性造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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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


“这是一种新的选择。”苟渝将任可搭建的这类社群,定义为“类血缘关系”,一种由当下“圈层社会”提供的福利,它游离在社会主流亲缘网络之外,为个体提供新的群体性支持。
“你获得了支撑,然后具备勇气到未知的世界去,对那些失控、不确定性,你才有更好的抵抗性,心理才不容易出问题。”苟渝认同这种新型关系是缓解当下矛盾的有效方式,但一切有个前提:你要不断向外探索,“知道‘我是谁’,才能去加入自己的圈层”,从而真正获得归属感。

辞职离开北京后,李萌开启了一段寻找自我的旅程。她先按《原生家庭》一书中的建议,给父母分别写了一封信,用尽量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在信里列举了她认为父母以前做错的事和给她带来的影响。

把信寄给父母,并得到两人理解后,李萌去到了依山傍水的南方小城,在一所山间寺庙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禅修。远离城市、没了工作,生活彻底慢下来,她会整个下午什么事都不做,只在农田里帮助僧人除草,或者在开凿的岩洞里,帮着向外搬运石头。

李萌也在研究心理学,尝试用更多向内探索的方式来自救,她反复练习正念冥想,慢慢发现,“我能比以往更快觉察到,我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为什么有这个情绪、这个念头?”
躁郁感依旧不定期造访,但几个月后,李萌能在察觉内心变化时,“停下来,问问自己是因为什么”,她试着去接纳这种情绪,告诉自己:“它们会来,很快也会走。”

今年1月,电影《心灵奇旅》上映,李萌和旧时好友去了电影院。这是一个讲述厌世灵魂“22”在现实世界寻找生命之意的故事。电影过半,意外进入男主角乔伊身体里的“22”坐在阳光充裕的街边,抬手接住一片从树上掉落的金黄落叶,它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生活。李萌坐在黑暗里“疯狂流眼泪”,“看到‘22’试图寻找人生意义的时候,我好像和它完全共情了。”

李萌想起自家楼下的一棵树,她在那个小区住了十年,但却从没怎么注意这棵树,直到不久前,她走过树下,抬头发现那棵树挂满了黑色果实,层层叠叠的叶片上有橘红色的斑纹,风吹过,散发出像是柠檬和茶树混合在一起的香气。

“我立刻觉得,我真正活在了当下,我没有为过去发生的事,有任何的遗憾、埋怨,也没有为未来焦虑。”那一刻,李萌感到“很圆满”。

农历新年过后,李萌的状态明显有所好转,她报了舞蹈班,也在学习绘画,并重新考虑职业问题,她想着,自己或许能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而对之前的那份理想职业,“最后应该会离它越来越远了”。她不知道到底怎么样,自己才算是康复。“但其实不康复也没关系,我可以带着这个症状,再多尝试一些新东西,我觉得我可能承受得住。”

新年时,处于康复期的任可回了趟老家。她创办的“抑郁研究所”获得了数百万融资,她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一些年轻商业精英的排行榜上。

任可拎着满手礼物,期待着父母能认可自己的成绩,但却迎面撞上父母说她“太久不回家”“不孝”等指责。连滚带爬逃回北京,她重新陷入到之前的那种抑郁状态中,“六神无主,好像又一个跟头栽倒了”。

哪怕任可多次给父母去信,他们依旧不能与女儿共情,她之前几次濒死,但看到现在她小有所成,母亲也只评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会发现,半个月前我的感受,和两年半前日记中记载的一模一样,它们没有消失,依然是我的一部分,也不保证它们永远都不会再找回来。”对父母燃起的希望再一次熄灭了,任可又要重新面对自己的老对手,好在这次,她不会过于孤独害怕。

社会对于抑郁症的讨论和研究,已经越来越普遍,任可觉得,这是“医疗革命带来的认知进步”,年轻人对心理疾病的包容度也越来越高。近一两年,因为创业压力大,任可常去安定医院开安眠药物,发现候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气氛却并不紧绷。“你就感觉他们心态是,唉呀,我睡不着觉,有点抑郁,那我顺便来开个药。”她偶尔还能碰上一两个年轻“同行”,在研究医院导诊系统的优化。

在“抑郁症研究所”的各个病友群里,好的故事也在不断发生。12岁的小朋友在群里说:当打开“抑郁研究所”这个公众号时,我开始想,是不是可以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了;康复的群友在退群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不是这个群,我可能早就死掉了。

许多能力出众的创业者会来鼓励任可:我们之前也想做这么个心理项目,但都没做成,很高兴看到你把这件事情做下去了。在任可最害怕病情卷土重来时,创业圈的老病友前辈也会用自己的经历,自然鼓励她:不要怕呀,复发就治啊。

成为“任有病”后,任可能看到更广阔的空间,也积累了更多的勇气。最后一次采访,是在北京周末一个雾蒙蒙的上午,聊到折磨她多年的病症,任可的语气平静放松:“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问题,创业公司有创业公司的问题,哪个组织不是在带病生存呢?能有问题,说明它还是个健康的机体。我觉得人也是,甭管是得了心脏病,还是季节性过敏,还是抑郁症,我说,只要活着,问题就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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