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记 :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重庆长大,在北京读了七年书,在上海工作近十年,除了这三个地方,武汉是我目前为止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自1月20日至今,已经二十多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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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就像“新裤子”歌里那场不期而至的大雨,将我们围困在原地。

疫情中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惊心动魄,我们以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方式见证了这段历史。我记录下的,也是大部分普通人在这围城中的感受。

1月19日

走还是不走,这是个问题

今年,我随着老公回武汉过年。出发前,关于新冠肺炎的新闻已经此起彼伏。我隐约感到情况不太简单,于是再三问老公,我们真的要回去吗?老公说,回吧,应该没什么大事。他曾经做过记者,现在又在医疗行业工作。我想,他的判断多少比我准确些吧。

1月19日,我们在汽车后备厢里塞上满满的年货,带着女儿和婆婆,开车出发了。这一天,武汉的新冠确诊病例升至62例,但我们处在归家的兴奋中,并没有在意。途中,我们还到婺源和景德镇玩了一圈,住树屋、吃火锅、买瓷器,现在想来,就是黑暗前的狂欢。

1月20日,官方公布的武汉确诊人数陡增至198例,全国确诊病例接近300例。外地确诊的所有病例的线索都指向武汉,我开始觉得不妙。晚上7点左右,我爸打来电话,问,你们到哪儿了,情况好像不太对,现在可以折返回上海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到鄂州了,仅距武汉一个多小时车程。都开到这里了,回上海好像有点说不过去。更何况,“198”这个数字相较武汉的千万人口,看上去仍然只是个小数目,我们想:回去小心点,少出门,就没事了。

就这样一路逆行,我们回到了武汉。此后的两天,“潘多拉魔盒”似乎被打开了,全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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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车辆上有“封城”那天贴上的封条

1月22日,同事发来消息,公司隔壁楼的上海电气的一个员工曾去武汉出过差,返沪再赴北京出差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我们公司立马紧张了起来,要求春节期间到过武汉的人员返沪自行隔离14天。晚上老板还发来消息,让我注意安全。我求生欲很强地回道:“谢谢老板,回来还要上班,必须平安!”当时,我心态还不错,实在不行大年初二就往回走呗,总还来得及。

但就在第二天,一切都变了。早上8点,我还没来得及看新闻,在媒体工作的大学同学就发来消息,说武汉10点“封城”,他们的前方记者现在全部撤离,让我们赶紧走,不要犹豫。

“封城”?非典的时候似乎也没这么干过。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会不会全城哄抢物资?会不会停水停电?我跟着老公跑到超市,一边扛大米买泡面拎农夫山泉,一边在微信上跟同学沟通武汉的形势到底有多严重。我的心越来越慌。

我问:“帮家里囤好这些东西以后,我们能马上回上海吗?”老公:“再看看吧。”我急了:“如果今天白天你觉得来不及,今天晚上可以走吗?”老公不说话,我更急:“那明天呢?”

老公还在犹豫:“明天是除夕。我们再等等吧,而且高速还没封呢,出得去的。”我不说话了。高速既然没封,就不用急了。

但是回到家,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朋友发来信息,说根据她知道的消息,实际感染人数比官方数字还要多。接着高速路也被封掉了,联想起专家管轶那句“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我彻底慌了:我们回不去没关系,女儿怎么办?武汉“封城”会封到什么时候?非典的疫情持续了那么多个月,这一次传染性更强的新冠肺炎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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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药店,开着门,却又锁着门。

躲在厕所里偷偷哭了会,跟闺蜜发泄了下对老公的怨气,我恢复了平静。“封城”至少说明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掐断了向外输出的传染源,至少不会让疫情继续蔓延到全国,这样应该很快就能好转吧?

其实,“封城”之时选择留下,并不只是我们的故事。原本在上海工作的朋友,在春节前回到武汉,陪爸妈一起去采购物资,一起去方舱医院做志愿者;家住北京的同事,带着宝宝和父母,随老公回家过年,一待就待到现在。

不管怎样,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老公在疫情开始散播的时候选择屏蔽理智,在封城的时候选择犹豫。尽管作为一名前官媒记者,他应该比我更清楚“封城”意味着什么。

1月23日

我也成为了“武汉人”

在这场疫情中,作为一个定居在上海,现在却身处武汉的重庆人,我的心情很微妙。

2003年“非典时期”,我还在重庆读高三。那个时候,“非典”的恐慌只存在于新闻里。大街上没几个人戴口罩,火锅店还照常营业。有人开玩笑说,病毒到了重庆都被火锅烫死了。但这一次,紧邻湖北的重庆已经成为了除湖北以外,确诊病例最多的城市。

我反复跟还在重庆的父母强调要注意防护,他们也告诉我,现在大家出门都戴着口罩,药店里排着队买医用消毒液。面对新冠肺炎,连向来大条的重庆人也变得小心翼翼了。而在上海的朋友和同事则说,消毒液和口罩都很难买到,大家每天战战兢兢不敢出门。我们公司计划在2月开展的营收项目全部停掉,部门上半年的业绩几乎等于泡汤。而我自己被“禁足”在武汉。公司发来通知,要等到武汉解封,官方宣布疫情结束,才可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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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采取了限流措施,尽量保证大家的安全。

实际上,我对这座本身没什么感情的城市,也抱有很大的怨气——疫情之所以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不仅是一句“传染性太强”就可以解释的。华南海鲜市场的“脏乱差”是长期管理不到位的后果;根据各个媒体对此次疫情发展过程的还原与梳理,武汉市与湖北省政府应该早已得知疫情情况,只是并未重视并及时公布信息(连周先旺市长自己都承认,信息公布并不及时);甚至到现在,对于患者的收治与转移,对于民间舆论的回应,一次次的“神操作”也让人瞠目结舌。

另外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根据武汉市政府发布的官方消息,在“封城”前,有五百多万人离开了武汉,这五百万的数据是如何统计而来的?里面的人口构成外界无从得知,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这些离开的人等同于传播病毒的武汉人——他们待在武汉不行吗,凭什么来“祸害”我们?

对疫病的恐慌很快变为“遍地开花”的地域歧视。从1月26日开始,这个问题也受到了各方关注。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隔离观察目的是隔离疫情,不是隔离真情;《人民日报》等官媒不断强调“防的是病毒,不是武汉人”;《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等媒体也报道了不少武汉人在外的遭遇。

可是,真的有用吗?我一位上海朋友在看到新闻报道说1月23日至1月27日期间,有1.88万人自湖北进入温州,其中大部分是返乡过年的温州人,但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些都是可能传播病毒的“武汉人”。

武汉人甚至湖北人在外很难找到容身之所,同时也难以获得众人的理解。我的朋友圈里有人说,他们受点委屈怎么了,我买的滑雪季票没用完,还损失了一千多块钱呢。有个别湖北人抱怨集中隔离点的食宿,我有同事评论:看看湖北人干的都是什么事,太矫情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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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一家小卖铺还倔强地开着,老板仍然没有戴口罩。

而身处疫情风暴中心的我,也成为了一名“武汉人”。“角色代入感”让我为武汉人感到委屈与激愤——疫病可能在任何一座城市发生,只是这一次落在了武汉,就应该是武汉人的错吗?逃离疫区不过是求生的本能,换成那些骂武汉人的人,他们就会乖乖留下来吗?

我忍不住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大意是不要把对个体行为的不满上升到地域歧视。有人当晚就很激动地给我留了言,说为什么“非典”的时候没有人骂广东人,现在大家对湖北人群起而攻之,都是因为湖北人自己做得不对。有人说,在生死面前,求生是本能,歧视也是正常。我想,也没错。地域歧视本就存在,在生死面前,同理心或许更不值一提。只是,这种“可以被理解”的情绪,就应该成为政治正确吗?

我不知道,如果“封城”时选择离开武汉,如今我会是怎样的心情。庆幸、惭愧还是觉得理所应当?但是我知道,在“封城”那一刻,我的父母想我走,我的同学催我走,即使到现在,我的朋友还在问我,能不能尽快“逃”出来。无论他们对“武汉人”是否抱有偏见,他们仍然希望我成为一名“出逃者”。

1月30日

无所适从的“封城”生活

刚“封城”的时候,不少朋友问我,武汉东西还好买吗?蔬菜是不是涨价特别厉害?但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至少家门口的超市和“封城”前没多少差别,大米面粉肉类泡面都有,蔬菜种类少了点,水果不那么新鲜,价格倒是没怎么变。连上海紧缺的84消毒液这里都有存货,有一次我们甚至还在超市边的小药店买到了一次性口罩。大家都有秩序地排队,也很自觉,只买有限的数量,毕竟,其他人也需要口罩。1月30日那天,老公正好去了趟超市,还看到了上架的“爱心菜”,大约就是被质疑为何进行公开售卖的寿光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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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里摆上了爱心菜,便宜实惠还很新鲜。

物资即便有点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但让我头疼的是,女儿的这一个超长寒假要怎么安排?

刚“封城”的时候,我想在网上给女儿买点习题集,老公想买块瑜伽垫锻炼身体。他率先在淘宝上下了单,问客服是否可以发货到武汉。客服回道:“兄弟,你开玩笑呢?”然后,老公申请了退款。他不死心,又买了小米盒子,最后对方也告知,快递无法发至武汉。疫情之下,神通广大的淘宝也无法触及武汉这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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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停止营业的菜场门口,有一对夫妻还在兜售蔬菜。问他们好不好卖,他们笑笑,不说话 。

好在同事发给我一个四则运算练习的软件,可以自动生成各种类型的算术题。同事再三交待,千万不要告诉女儿这么“坑人”的东西是他提供的,朋友还给我发来了英语绘本在线阅读链接。这些学习工具引发的亲子矛盾也不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和女儿在家里互相嚎叫。

背唐诗对7岁的女儿来说,算是最简单的任务,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加大每天的任务量,但这肯定又避免不了一场闹心的讨价还价。但无论如何,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和她耗。

有时候,我也觉得小家伙很可怜。武汉家里没什么玩具,女儿只能拿着从上海揣来的各种小橡皮和几个毛绒玩具,或者利用纸盒子、衣夹之类的现有资源,玩过家家。带来的两三本故事书,也已经翻了好几遍了。2月1日那天,我们想带她去附近的公园放放风,那是她到武汉十多天以来第一次下楼。那个时候,我们小区已经出现了好几例疑似病例,爷爷奶奶很担心,不让去,她失望极了,大哭起来。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她才得以出门,但到了公园门口又发现,因为疫情的影响,公园也关门了。于是,我们在公园门口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就悻悻地回家了。

我不知道等女儿长大以后,是否会记得在2020年的春节,她也成为了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者。但我希望,以后她都不要再有这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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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开始自行开发新玩具。她把衣夹按大小进行分类,想象它们是海洋中的各种鱼类。

2月1日

我们都只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武汉是由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合并而来。这次新冠肺炎可能的发源地华南海鲜市场位于汉口,武昌在汉口的东面,与其隔江相望。我们所在的小区则位于武昌的东部,一开始几乎没有受疫情的影响,加上早期对疾控的宣传并不强,所以在我们回到武汉之前,公公没有丝毫的防护意识。他不戴口罩去菜市场,甚至还坚持除夕夜要在外吃团年饭,最后在我们的劝说下,才不得不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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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服+护目镜+口罩,这是我看过最厉害的超市购物装备。

但接下来,每天确诊的人数以成百上千的速度增加,公公和婆婆也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家里的垃圾两天才倒一次,四至五天去一次超市,其他时候概不出门。每次出门回来,婆婆都会用消毒液把我们的外套都擦一遍,裤子拿去洗掉,甚至要我们先去洗澡。家里有刚7岁的女儿和老公年逾九十的爷爷奶奶,都是易感人群。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我们都变得小心翼翼且焦虑。

1月28日,新闻报道了北京首例新冠病毒致死病例,而患者就是此前公司隔壁楼那位确诊的员工。他只有50岁,却仍然因呼吸功能衰竭而去世。他生前在武汉可能也就是搭了一趟火车,走了一段路,开了一次会,究竟是在哪里感染了病毒,谁都不知道。我想到去菜场没有戴口罩的公公,后怕不已。后来又听说婆婆闺蜜的同学在1月底的时候因新冠肺炎去世了,同学的武汉朋友的姑丈也没能扛过去,去世了。

但到此,我都没有真切感受到对疫病的恐惧,直到两天后的晚上。

“封城”之后,因为蔬菜吃得少,加上空气干燥,女儿的嘴角开裂了。我给她抹润唇膏,却不见效,伤口越来越大,甚至开始化脓,嘴唇上还有了新的溃疡。这个时候,也不敢去医院,只能自己当赤脚大夫。我给她上了百多邦,用了两天也没改善。

1月30日晚上,我发现女儿的额头有点烫,测了下体温,37.6°C。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炸了,各种念头碎片般涌了出来:发热是什么原因?是新冠病毒,还是因为嘴角的伤口?现在要去医院吗?不行,现在去医院要么被感染,要么被隔离,更危险。那不去医院,继续发烧怎么办?如果真的是新冠病毒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我强迫自己重新梳理了一下思路,推断是嘴角溃烂导致发炎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和老公商量,第二天去药店买好退烧药和抗生素,他再问问他的医生同事,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整个晚上,我睡不着,每隔一会就起来摸摸女儿的额头,确认热度如何。我想都不敢想,如果她一直发烧会怎么样。那一刻,我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好在第二天,女儿的烧退了。我们悬着的心总算归回原位,老公同事判断应该是口角炎,我们按她的建议护理伤口和服药,不敢大意。

2月13日,武汉的确诊病例已达四万八千余人,即便按武汉原有的1400万人口计算,约每300人中就有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更不谈还有众多的疑似患者与密切接触者。看似波澜不惊的“封城”日常,每一步都暗藏杀机。现在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只不过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2月13日

我们还好,但武汉好不好,我不知道

直到现在,同事和朋友都会不时问我,你们还好吗?我说都好。他们会继续追问,武汉怎么样,情况是不是很严重?我回答不上来。身处漩涡中心的我们,知道的信息并不比其他人多。我们的判断也不过是盲人摸象。

当不少省市纷纷启动一级响应,各地的社区开始进行封闭式管理时,我们所在的小区还处于相当放松的状态。电梯两天消毒一次,几个出入口随便出入。这让我们觉得疫情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但心中又有些忐忑——疫区的管理还不如其他城市,这怎么控制疫情?2月7日,我们终于等来了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的通知,而这距离武汉“封城”已有15天。

2月10日,武汉市政府宣布全市健康普查的排查率已经达到了98.6%。网友们却纷纷表示,自己成为了剩下的1.4%。我在武汉的好几个朋友都说自己根本没有接收到排查的通知。我们的小区是进行了排查的,只是排查方式与我的期待有些出入。我以为会挨家挨户上门进行排查,但社区网格员只安排大家进行体温自查,并在微信群中告知情况。网格员也强调了,如有发热情况,主动上报。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能理解。那么大的片区,那么多户人家,那么点人手,不可能进行仔细的排查。但我也感到疑惑:这样的排查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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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面馆坚持营业,但几乎没有人进入。

但总还是能收获好的消息。可以看到各大媒体的报道逐渐变得乐观:往武汉和湖北输送的医疗支持仍在不断增加,方舱医院的建设缓解了病人收治的压力,武汉周边的城市也获得了不少支援。

老公在他的湖北老乡群里,看到有人直播方舱医院如何从最开始的人力不足、物资不齐,逐渐变得井然有序。从公布的数据来看,疫情蔓延的速度也正在变缓。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认识的还在湖北的亲友一切安好。等等,再等等,总会变好的。

刚“封城”时,我跟同事说,我2月7日左右应该可以回上海。2月1日,湖北省政府决定全省春节假期延长至2月13日,于2月14日复工。2月13日,湖北省发通告继续延迟复工开学,要求省内各类企业不早于2月20日24时前复工......

现在,我们虽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封”,但我希望,那天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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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和女儿给彼此写的信。女儿说,会好好珍藏起来。




撰文高景行

编辑Chryseis

摄影高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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