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汤山往事:“几天的眼泪流得比半辈子都多”

2020年1月29号,庚子年大年初五,距离天安门正北35公里的小汤山医院,没有接财神的鞭炮声,只听到机器的轰鸣声。医院的北门旁被挖开了一处院墙,几辆挖掘机正在平整土地,院外的马路上还停着几十辆等待进场的工程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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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拆除十年的小汤山传染病医院在康复医院的基础上启动了修缮工程。挥动着巨臂的柴油挖掘机,唤醒了隔壁别墅裹着厚厚睡衣的业主,也唤醒了一段关于小汤山医院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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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中旬,北京的SARS疫情似乎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不仅患者数量激增,医护人员也不断被感染。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有93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时任院长吕厚山说:“觉得自己没有活头了,几天里流的眼泪比之前半辈子的还多。”这家1918年就开业的老牌医院在建院80多年后第一次关门封院,彼时北京的其他医院也几乎处于半停业的状况。

千钧一发之际,国务院拍板:要用最高速度建设一所全球最大的野战传染病医院,将北京市各医院的所有SARS患者集中于此地治疗和管理。

这个医院选在了北京昌平县的小汤山镇。今天小汤山医院的四周都是每平方房价超过四万的温泉别墅,曾经的非典成了人们记忆的触点和地产商的卖点,不过那个时候这里只有小汤山疗养院和一片片开阔的芦苇荡。夏季多为东风,风向不往四九城飘,京密引水渠远在几公里之外,不会影响首都老百姓的水源,都让这里的40.3公顷土地成了修建传染病医院的绝佳地点,此外还有一个沉重而现实的原因——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距小汤山医院西北19公里处有一处火葬场,尸体可以不经过任何村庄,直接由高速公路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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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小汤山医院施工期间


建医院,图纸先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元国际工程公司医疗首席总建筑师黄锡璆和他设计团队在2003年4月22日下午接到了小汤山医院的设计任务,这个时候距离施工单位进场不到12个小时。

尽管之前设计过同为传染病医院的北京佑安医院,但要在以小时计数的时间里完成设计图,黄锡璆还是第一次遇到。大繁至简,他采用了最简单的“鱼骨”结构,让中间的那根脊骨把各个病区连接起来,医院整体采用标准模块,基本为一层病房,外墙是轻型建筑材料。这样的设计方案有利于施工与拼接,同时如果发生疫情恶化或火宅等紧急情况,可以彻底封闭部分单元,保全医院其他单元。

之后的几天里,就像编剧在片场边写剧本边拍电影一样,设计团队边画设计图边施工。受到场地和材料限制,每一段的设计图纸都不同,为了尽快出图,30多人的设计团队几乎是24小时接力画图。这套“修修改改”,凝结了建筑、结构、给排水、医用气体、暖通、电气等各领域教授级工程师智慧的图纸,十七年后在武汉的一张办公桌上又一次被打开。

等待图纸的是现场4000多,高峰期达到7000人的施工队伍,中建一局和北京市建工集团、城建集团、住总集团、城乡集团、市政集团这六家建设单位负责施工建设,其中住总、城乡和市政三家负责基础施工,中建一局则负责安装58个板房病房的安装。六家单位提供的建筑材料都不一样,最后居然还都拼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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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小汤山模型

几千人的施工现场,忙乱而艰苦,没有时间盖简易工棚,工人就铺张报纸睡在草地上。进场施工两天后,新任的北京市长给工人们带去了4000条毛毯和5000箱矿泉水,同时带去的还有一个消息:工人们建设的这所医院建成后会由军队接手管理,将容纳1000名SARS患者、1200名医护人员和1800名后勤保障人员——总数4000人,人数就和现场施工的工人一样多。

为了赶进度,保证体力,工人每天吃四顿饭,这些饭菜都是从建设单位总部派货车送来,每天在吃饭上的花费超过了10万。工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由一支临时组建的100多人的保洁队伍来处理,一个医院建下来他们用掉了2万个垃圾袋。

每天干16小时吃睡8小时,几天下来工人们早已从干劲十足变成了大脑迟钝后的机械运动,后面几天和当时北京市区医院的接诊能力一样,早就超出了极限。曾经有工人回忆:“现场感觉就是活很紧,人很疲劳,机器声和人声混杂在一起,很嘈杂,说话都得吼,而且由于太疲劳,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靠抽烟来提神,所以到了第二、第三天,管理人员的嗓子都哑了,从第四天开始,大家就都开始犯困,站着都能睡着了。”

4月29日,一座占地面积122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有1000张的病床、防护等级以低级生化实验室为标准,规划设施完备的传染病医院建成了。这距离4月23日清晨中建一局集团四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春山带领40名工人走进工地,过去了七天七夜,当时在这个星球上建一所拥有500 张以上床位的传染病医院,需要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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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30日上午十点,消瘦的王市长出席了他上任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中外记者面前他介绍了小汤山医院。此时小汤山疗养院大厅里寂静无声,先期到达的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等7支医疗队伍共339名医护人员静静地等候着。

几天前,当王市长第一次走上小汤山热火朝天的工地的同时,中央军委的特急电报已经飞向全军,要求共计1200名医务人员分三批分别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小汤山,首批人员务必于4月27日24点前抵达。电报上除了专业要求之外,只有四个字:精兵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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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医护给家人留了遗书,一位解放军301医院的医生给女儿写了一封信,说女儿, 爸爸去小汤山了,也可能回不来,也可能看不见你,我平时积攒一点钱,留你长大上学、孝敬父母的,我现在放在这儿。我要不在了,整理我遗物的时候这是给你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自告奋勇,有的医生上了火车才知道要去干什么。讲这些故事的是张雁灵,小汤山医院的院长。

4月29日傍晚,小汤山医院即将完工的时候,正在国防大学学习的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张雁灵接到了总后勤部的电话,让他做好一个临时非典医院院长的上任准备,两个小时后他接到了中央军委的正式任命,在和平年代这样的操作程序是不可思议的。接他的专车飞快地驶上了西三环主路,书桌上还铺着他的论文《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初稿。 医护在小汤山医院的工作从医院建设的时候便开始了。安装CT这样的大型仪器时,工人们先打好地基,仪器就在地基上安装,工人同时在旁边盖房子,等用4天时间安装好,房子也盖好了,医生再用一两天的时间配合调试。

2003年4月30日晚11点,警车开道,排成的队120救护车闪着炫目的蓝光从小汤山医院门口开进,车队两边站着身穿隔离服头戴防护面罩医护人员——小汤山医院开始接手第一批病人,北京市156名轻、中度SARS患者及疑似患者被分别从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等15家医院转到这里继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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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汤山传染病医院被分成生活安全区、限制区和隔离区。医务人员居住在限制区里,病人居住在隔离区,隔离区内设22个病区,每个病区又分为医务人员的工作区和病房,每间病房大约15平方米,都有独立的淋浴间、厕所,还有电话、电视、氧气系统、真空泵系统、呼叫系统。

医务人员可以从两条通道进出,从原先的小汤山疗养院进入隔离区,病人由小汤山西侧路到北门进入隔离区,医院配备正压的通风系统,由医务人员通道压向病房,再到外界,这样所有医务人员和病人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医务人员进入隔离区要经过两次消毒和更衣,他们和病人通过有两层门的隔离封闭窗传递物品。走廊里还安排了一位值班护士,如果病房里临时需要什么物品,外面的人会通过护士转送到病房里。

设计考虑得很全面,不过医院第一天运行还是出了小插曲,凌晨两点接诊室和重症监护室的电路掉闸了,照明系统和空调都无法使用了。当时负责保障的住总公司小分队马上找来图纸,用电话指导医院里的人员检查原因,反复调试,就这样操作了半个多小时,空调又开始吹出了凉风。

没有空调可不行,5月的北京最高气温已经飙升到30度,这样的天气只要稍运动一下就会满身大汗,何况是医务人员穿上三层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来回忙碌,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简易材料建造的盒子房,太阳一晒就变成了桑拿房。考虑到高烧病人不能吹空调,医院的原先设计里没有空调,中建一局的总经理季加铭在和医院建设指挥部领导聊天时的一句玩笑话提醒了对方,与医院领导协商后,在一夜之间紧急加装了130台空调。

即使有空调,在不能饮水、连续作战的病房里,两天内还是晕倒了9名护士,不过对于小汤山医院里的医务人员而言,危险系数最高的不是高温而是感染。重症监护科的危重病人需要切开气管,而切开之后的分泌物喷射,会让医务人员笼罩在病毒感染的危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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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汤山医院入口

摄影:孙戉

每天繁琐的消毒程序会提醒着医生和护士,他们行走在死亡边缘。每次下班换衣服消毒都要花上一个小时,生怕哪个部位没有消毒到位,连鼻孔里都要拿着消毒棉球擦上好几遍。每天他们换下来的防护服和病人的污物,就地用三台两吨的焚烧炉焚烧。

对病毒的恐惧和医院狭长走廊带来的压抑席卷着医生,有医生说,没见到病人之前是最恐惧的时候。“这就好比是考试,没发下试卷前,肯定会紧张,但一发下卷子后,就不紧张了。”开始接手病人后,忙碌和专注是赶走恐惧最好的良药。

赶走了恐惧还有焦虑等待着医务人员,他们穿着纸尿布每天6小时一班,夜班12小时,每五到六天值一次。曾经有医生推开张雁灵的办公室大门,直接发问:“咱们还需要坚持多久,难道每天就是6小时、6小时地转下去,未来的路在哪里?”

“熬!”,因为坚持比努力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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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迎接第一批病人的医生们

摄影:孙戉

主抓SARS防疫的时任副总理吴仪也曾经问过张雁灵类似的问题,“这个病还要持续多久?”他回答,按照规律,高温将不再适合病毒传播,估计两个月之后“应该会下去”。

的确如此,SARS病毒不期而至,又匆匆销声匿迹。6月23日清晨,在集结五十多天后,小汤山医院首批900名医疗队员从北京撤离。

最终,1383名医护人员“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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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批医务人员离开前的三天,2003年6月20日上午小汤山医院的最后18名康复患者,在医生和护士的簇拥下,抱着鲜花走出了医院大门,在离开前他们第一次看清了朝夕相处的医护们的面容。每一位康复者在离开这里的时候,都收到一张来自医院的贺卡:走出小汤山,一生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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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时合影

但是五十多天前,他们进入小汤山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SARS患者送到小汤山都是在夜里,他们一下车看到是荒郊野外的“几排平房”,墙上的摄像头和站岗的武警更是增加了他们的恐惧,张雁灵在《回望小汤山》中写道,有的病人下车后死死抓住车把手,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下了车就靠着墙哭:“这是医院吗?是正规治疗吗?你们能治好我的病吗?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荒郊野外?是不是‘死亡集中营’?是不是拿我们做‘731试验’?”

为了安抚充满疑惑和恐惧的患者,院长张雁灵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每一个入院的患者。

尽管患者都受到了个体化的治疗,但SARS病毒对人的伤害不仅在器官上,它还给患者的心理带来了很大的创伤。小汤山医院收治的患者中,有70多人入院之初就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但不配合治疗,还打骂医护人员,甚至揭医护人员的口罩。医生和护士没有生气,因为他们理解患者恐惧与绝望,许多诊治过SARS患者的医生都曾亲眼见到,SARS病毒就像抽水机一样突然、迅速地抽走患者的生命。许多看起来身强体壮、状况良好的患者,突然间会被一个起床动作累得急喘不止,然后在十几分钟内突然死亡。

这种恐惧就像病人身上的疾病一样,需要慢慢散去。医生和护士每天被病人问到最多的问题是:我是不是要死了?为了配合患者的治疗,小汤山医院成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医院甚至安排有硕博学历的医生为患者补习英语,渐渐地才开始消除病人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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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会诊

非典十周年,重回小汤山的患者邱明月回忆说,当时自己住在4病区21床,十多平方的房间里,两张窄床躺下来能相互拉到手,卫生间仅能容得下一个人,尽管有电视,但是没人看得进去。自己与外界唯一能交流的,是一个三层玻璃的小窗——食物和药品都从那个窗口送进来。

“那时候就觉得气不够用,一不吸氧气,感觉就会死,呼吸机维持我的生命,每天挂进去的药,有几大瓶。我不是个坚强的人,那时候我丈夫每天开车到医院附近,隔着高墙给我打电话,说离我很近很近,鼓励我坚强。就这样一天天熬过来了。”

曾经连日高烧,邱明月经历过窒息一样的缺氧,一个月后她才能坐起来,最后死里逃生。6月19日,医院通知她可以出院了。她脱下病号服,洗澡,然后护士帮她全身消毒,最后穿上了一套便装。扶着栅栏走出病房,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虚弱而激动的邱明月双腿发软。

丈夫挥着手来接她,旁边还有单位的同事和自家社区的代表。不过有趣的是,向她送花的人几乎是把鲜花扔过来的,不敢与她有一丝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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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北京市小汤山医院最后一批非典患者出院

丈夫开车带着邱明月驶出了小汤山。这个时候坐在车里的她还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在北京两家医院因SARS不治先后去世。尽管从病毒的魔爪下死里逃生,但邱明月和幸存的亲人都留下了后遗症。 整个SARS疫情期间,小汤山医院创造了多个奇迹:七天七夜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传染病医院;先后收治了从北京60家医院转入的680名患者,占全国非典患者总数的七分之一;患者中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只有13岁,除8例死亡外,其余全部康复。不到1.2%的病死率,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在这所全世界收治非典患者最多的医院里,1383名医务人员无一例感染。

2020年2月16日,为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北京小汤山医院宣布重启的改造工程病房区装修已基本完成。

参考文献:

1、《回望小汤山》,张雁灵,2008年

2、《小汤山奇迹》,李忠效,报告文学,2003年

3、《七昼夜建成小汤山医院》,刘长永,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

4、《非典十年:当年北京一位重症非典患者与记者一起重访小汤山》,王蕊 魏志阳,钱江晚报,2013年

5、《非典十年回顾:患者哭问小汤山“是不是死亡集中营”》,吕天玲,民生周刊,2013

6、《小汤山医院设计师:没想到图纸再用,希望新医院效果更好》,韩沁珂,新京报,2020年

7、《医院消失,“小汤山精神”永存》,李杨,半岛都市报,2012年


撰文:宣玮

编辑: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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